怎么写《饮食与文化读后感》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28 15:12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饮食与文化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作文的主题，即饮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从饮食的历史、文化内涵、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等方面入手。
2. 阅读理解：仔细阅读《饮食与文化》这本书，理解书中的主要观点、论证方法和论述结构。对书中提到的饮食文化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
3. 提炼观点：在阅读过程中，提炼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观点，如饮食与民族精神、饮食与经济发展、饮食与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关系。
4. 逻辑结构：在作文中，要注意逻辑结构的清晰。首先，引出主题；其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总结全文。
5. 论证充分：在论述过程中，要充分运用书中的例子和论据，以及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避免空泛的论述，使文章具有说服力。
6.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生动性。运用恰当的词汇、句式和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7. 结合实际：在论述饮食与文化的关系时，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见所闻，使文章更具真实感和亲切感。
8. 引用规范：在引用书中的观点和例子时，要注明出处，遵循学术规范。
9. 避免抄袭：在写作过程中，要避免抄袭书中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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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也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读李继强的《食见生活》有感

我是个吃货，喜欢各种美食，然而我也如绝大多数人一样，很少将美食与文化联系到一起。

第一个让我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考量中国美食的人，还就是李继强老师了。

2019年3月，李继强老师以江汉区社区宣传教育学院院长、烹饪高级技师的身份，登上由长江日报与市民之家联合主办的市民大讲堂。讲堂上，他结合自己30年烹饪实践、教学与管理的经历，从文化甚至美学的角度，与现场300多名听众分享了“吃”的文化与“吃”的美学。他说，“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在吃的方面，饮食的意义已不再只是饱腹，而具有了文化和审美的内涵”。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美食，学会品鉴美食，领悟美食中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人生感悟和生活智慧。一句话，在他看来，吃不仅仅是“吃”，“吃”有文化。

李继强老师的这次讲堂，让我第一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甚至思考和考量美食。中国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诗有《诗经》，茶有《茶经》，可谈论“吃”的又有几部呢？更不要说研究它了。当然，谈论饮食的撰著，中国古代也还是有那么几部，比如南北朝虞宗的《食珍录》、隋朝谢讽的《食经》、唐朝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和杨晔的《膳夫经》、明末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中的“饮馔部”等，但大多不为人知。

然而这种窘况，早已翻篇不再。有关美食文化的总结推广、演示研究方兴未艾，遍地开花。打开电视或手机，翻开纸媒或书刊，有关美食的讲座展演、图文视频乃至长篇大论等等等等，就会时不时地蹦入你的眼帘耳鼓，其内容之丰、流量之巨，恐怕是几千年饮馔论述的千万倍都不止。然若浏览其中，你就会发现这些论述，基本都聚焦或局限于“技”的层面，即重在演示、研究美食制作的工艺，也有少数兼及了“术”的，即进一步探讨美食的历史、渊源以及与生命、养生等的关系关联等等。将美食不仅作为一种文化还上升到美学甚至哲学高度来研究论述的，极少，至少我还没怎么看到。

然而李继强老师的这本《食见生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版），就是一本既系统研究论述美食文化更探讨总结美食美学、美食哲学的著作。诚如他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所题示的两句话所言：该书是“舌尖滋味的真切感受，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是“吃事的密码破解，食中的诗和远方”。“生活智慧”“诗和远方”，在李继强老师看来，吃不仅仅是“吃”，也不仅仅有文化，而且还包含着美学、蕴藏了哲学，它是感性的，更是诗性的，既体现了人生智慧，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不俗追求。

这里我就不去引用《食见生活》中的那些段落和句子了，单看书中章节的那些标题，你就可以管窥其中的美学韵味、哲学况味。比如第一章《洞见食物》中的《吃是认识美的开始》《绽放生命的滋味》，第二章《美味心经》中的《燕鲍翅的生活观》《人生总得“酱”一回》，第三章《食中修行》中的《生活不过一饭一蔬》《慢慢吃饭也是一种浪漫》，第四章《食无止境》中的《食趣》《香和臭的畅想曲》，等等。

截至2022年10月底，如果按平均一日三餐计算，1963年8月出生的我，至今累计已经吃了差不多65000顿饭了。但说句实话，这65000顿饭，我只是把它们都当成纯粹的“饭”给吃下去了，很少从文化的角度，更别说从美学、哲学的角度，去品味、去领略和去体悟它们了。只是这两天读了李继强老师的《食见生活》，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从文化上甚至是从美学上、哲学上来咀嚼我的一日三餐。哈哈，这是何等的快意啊！又是一种怎样的况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中学时学过的白居易一篇短文《荔枝图序》。文中写道，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记得当时老师说这就是食品要有“色香味”说法的渊源，也就是说是白居易第一次提出了食品“色香味”的食用与美学概念。在此我不能断定中学老师的这种说法是否就准确，但我却宁愿相信李继强老师正是受了白居易的这个启发或引导，而有意沿着白居易“首创”的这个“美”食概念，并进一步挖掘之、阐释之、提炼之、升华之，并使之蔚然而成体系。相信如果抽空阅读了此书，我想你不会说我这是溢美之词和吹捧之语。

你想想，能把五谷杂粮、百果菜蔬、鸡鸭鱼肉烹制成世界上品类最为繁多、花样最为丰盛、色系最为美艳、味道最为鲜美的“中国菜”，不是需要辛勤的劳动、多方的钻研、科学的精神、精湛的手艺、高超的智慧吗？试想世界上又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能够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把一日三餐做得如此赏心悦目如此丰富多彩呢？以前，我虽然少有在文化的层面思考美食问题，但多年来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老说中国人有这个发明那个创造，其实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就是中国美食。它不仅养活了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得以享用更多的美食，也让世界美食之苑因为“中国菜”而更加丰富多彩。美食是足令我们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件“美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食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孟子有曰：“食色，性也。”李继强老师的《食见生活》似乎将“食”从“性”中超拔了出来，而至于“美”与“哲”的高度。借用李继强老师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会吃才会生活，相信生活因美食而美好。”

（长江日报记者余坦坦）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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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来、惊艳世界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尚食》，站在明清这座“食文化”高峰的起点上，试图展现中华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人们对电视剧的评价并不高，但其引出的话题却颇有价值，即中华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来，最终绽放出绚烂的华章？

——编者

时至今日，中国食客们早已习惯了“中华美食甲天下”的尊荣，街边商厦林林总总的小吃店，墙上往往喜欢挂一段上逾千年的传说——虽然食客大多也不会把这些动辄与乾隆、诸葛亮、秦始皇甚至是黄帝、女娲的故事当真，但换个视角将华夏五千年历史视为五千年美食史，似乎也不算太夸张。

然而，历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中国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中华美食文化其实异常晚熟：“南食”“北食”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分野，土豆、玉米、番茄、辣椒等食材直到明代才传入，“四大菜系”直到清初才成型，而当“八大菜系”隆重登场时，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走向了尾声。不少如大盘鸡、螺蛳粉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小吃、菜肴菜式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诞生，而“菜系”作为一个专有词条，直到1992年才被收录到《中国烹饪辞典》中。

没错，中华美食的确博大精深，但它的成长之路却也曲折萦纡，历经磨难。

了解到中华美食荣光背后的漫漫长路，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岁月里，食客们或许会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句古训有更深的感悟。中华美食是美好的，华丽的，精致的，同时也是坚韧的，顽强的，隐忍的。中华美食文化是古老悠远的，同时也是大器晚成的。三代以降，五千年时光仿佛是一场漫长的蛰伏，为的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爆发出最绚烂的华章。

更值得回味的是，这一个爆发的时段，正是中国人面对大变局积极吸收先进思想和制度，重塑华夏荣光的时代。其实，饮食之道、为人之道、谋国之道，在某种层面上也是相通的：食客们觥筹交错之中、在推杯换盏之时其实不难发现，中国美食自古以来最不缺的，就是兼容并蓄的气度和能力。倘若孔子泉下有知，见到这一幕大约也不会再坚持“君子谋道不谋食”了吧——谋食之道里，自有一个民族最坚韧的初心。

“民以食为天”逼出的想像力

司马迁所引的“民以食为天”，指的不是百姓对食物的盲目热情，而是传统农耕社会生存压力的写照。作为农业古国，中国较之其他文明更早出现了人口生态压力，这一压力在缔造了灵渠、都江堰、大运河等奇迹的同时，也极大激发了中国人对食材的想象力。

中国人的美食追求并非天然通向“味道至上”。先秦以降，中国饮食与养生、医疗结合得更为紧密，两汉时期谶纬之学与仙道之风盛行，饮食养生的风气远较宴席间的觥筹交错更吸引士大夫阶层。历史悠久的辟谷习俗，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是反美食主义。

后人言及“盛世”，大多会将目光指向汉唐两代。这两个朝代，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直到几千年后，“汉字”和“唐人街”依然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即便是这两个朝代，中国人的粮食危机也不绝于史。《汉书》中动辄出现“大饥，人相食”“饥，或人相食”的记载，而唐代皇帝曾十余次因缺粮暂时迁都洛阳，留下了“逐粮天子”“就食东都”这个历史名词。帝尤如此，民何以堪。

穷则思变，在巨大的粮食危机面前，也不由得古时的中国人对食物不具备足够的想像力。三国时期，中原动荡不安，天下四分五裂，曹操一边感叹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一边编著了中国第一部独立饮食著作《四时食制》。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自然灾害频发，集北方民间减灾思想和经验之大成的著作《齐民要术》应运而生。金朝入主中原，宋室及北方士大夫阶层大举南迁后，以水稻栽培为主要内容的《陈敷农书》问世。元朝借助强大的骑兵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但也让无数肥沃富饶的田地变得满目疮痍，司农司受命编著官书《农桑辑要》，之后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撮要》几乎同时出现，这一系列农学方面的成熟绝非偶然的巧合。

掩卷，又不得不联想到中华美食的烹饪技法和食材范围，相较于其他国家的菜系简直到丰富到令人咋舌的程度，这是不是因为生存状况倒逼而形成的想像力呢？

“五谷杂粮”隐藏的包容性

如果说尽可能提高食材的利用率是“节流”，那积极引入外来物种为己所用就是“开源”；如果说“节流”表现了中华美食背后的地大物博，那“开源”则揭示了中华美食文化的兼容并蓄。

俗语有云：“人食五谷杂粮，孰能无疾。”“五谷”，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代表。“五谷”有两种说法，一是郑玄认为的“麻、黍、稷、麦、豆”，二是赵歧认为的：“稻、黍、稷、麦、菽”。无论哪一种说法，麦——这里主要指小麦，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最重要、最普遍的主食之一。

然而，小麦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农作物。换句话说，支撑起中国几千年文明、给中华美食带来无限荣光的小麦，其实是个货真价实的舶来品。小麦起源于新月沃地，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等西北地区分别发现了公元前两三千年的小麦遗存，这让后世的考古学家大致能勾勒出小麦传入中国的路线。小麦古称“麳”，在甲骨文中，“来”为小麦植株形象，“来”的“行来”之义正渊源于小麦的舶来品身份。当然，小麦的本土化也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直到北宋时期，中国农人才在土壤耕作、种子处理、栽培管理等技术层面积累到了足够的经验知识，让小麦在北方种植制度中取得了核心地位。

中国的主食，有“北面南米”之称，这背后是农作物上的“北麦南稻”。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这毋庸置疑，但在古代中国“华夷秩序”的视野下，水稻来源于百越族先民的驯化，其实也并非纯粹的中原物产。大禹曾在黄河流域尝试推广稻作，对于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夏王朝来说，大禹的作法无疑是一次物种引进的尝试，只是因为这一引进史过于久远，而长江文明最终与黄河文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被淡忘了。

但即便如此，关于水稻的引进史也并没有停止，《宋史·食货志》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这里提到的占城稻，即源于古代越南南部的小国占城。占城稻适应性强、生长期短，因而在大中祥符被引入长江流域，以应对灾荒之困。

20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东北地区流传了一首悲愤激昂的《松花江上》，起首一句便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高粱”二字，很东北，也很中国，但不要意外——高粱的原产地不是中国，甚至不是东亚，而是遥远的非洲。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更难考证，因其早期有“蜀林”“巴禾”之称，可能是由西南地区渐次传入中原，直到宋元两代成为北方人的重要主食。

除了主食，中国人对蔬菜瓜果更是海纳百川。中国人的菜谱上，有三类食材从名称就能看出其“海外血统”：第一类名称中带“胡”，基本于汉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主要有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蒜（大蒜）等。胡萝卜也源于西亚，但传入中国的时间稍晚。第二类名称中带“番”，主要于南宋、元明及清初由番舶引入，如番茄、番薯（红薯）、番椒（辣椒）等。第三类名称中带“洋”，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洋葱、洋芋（马铃薯）、洋白菜（甘蓝）等。如今，这些外来物种早已融入中华美食，甚至成为某些食物的灵魂所在——没有了蒜泥，火锅会黯然失色；没有了辣椒，整个川菜都会“哑火”；没有了番茄，多少人学会的第一个炒菜（番茄炒蛋）恐怕也要变个名称了……

《随园食单》背后的钻研心

中国食客说起中华美食之道，往往喜欢引用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八个字。其实，孔子所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侧重于祭祀时饮食的态度而非对味道的追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烹饪、碓舂、切肉工艺均相对原始，将“食”做“精”、“脍”做“细”，体现了厨人与食者严肃真诚的态度。与此相对，孔子针对口腹之欲多有“君子食无求饱”的论断，追求食物的奢华精细，本身便与孔子的理念背道而驰。

孔子的饮食观背后，是其心怀的礼制。其实中国人与食物最早的联结不是味道，而是礼仪。《礼记》所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大意即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礼”；而据《周礼》所载，周王室四千多名治官中一半以上的职责与饮食相关，细品之余不难发现上古食物与生俱来的森严与拘谨。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厨师——同时也是后世厨师的“祖师”易牙，其精致的厨艺与其说是职人的素养，更不如说是史书为勾画其残忍而加的脚注，从中也不难口味到美食与美德之间隐隐的矛盾。

古代中国对食物的“淡漠”不仅出于食材的缓慢积累、交融，更在于儒家文化对口腹之欲的“打压”。一方面，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教诲让士大夫阶层往往远离庖厨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另一方面，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大夫阶层仕途通畅，“学而优则仕”也有着丰富的现实回报。至晚在唐代之前，文人对于饮食之事是少有重视的。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风虽有较大发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的追求依然在“提笔安天下、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牛”式的盛筵并没有孕育出与之相当的饮食文化。唐代盛极一时的烧尾宴，也只是公卿士大夫的盛宴，远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转折来自于两宋：从个体角度来看，两宋文化昌盛导致读书人与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门槛抬高，同时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难酬。从朝廷角度来看，宋室有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之痛，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始便鼓励朝臣“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用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们不将视线转向饮食了。北宋苏轼以嗜美食闻名，而其半生谪居的仕途，多多少少也体现了当时的饮食与儒家传统追求此消彼长的关系。

元朝统一后，汉族士人愈加边缘化。明清易代，朝廷中枢又多为满族垄断，“学而优则仕”的路途不再畅通无阻，文人的兴趣自然而然愈加转向犬马声色。如以“小品圣手”名世的张岱，便在《陶庵梦忆》中洋洋自得地夸口“越中清馋，无过余者”，从北京的苹婆果到台州的江瑶柱，从山西的天花菜到临海的枕头瓜，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被他尝了个遍。又如戏曲大家李渔，一边醉心于梨园之乐，一边也不忘鲜衣美食这一类“家居有事”，并在理论巨著《闲情偶寄部》中加入“饮馔”一部，系统阐述其“存原味、求真趣”的饮食美学思想与“宗自然、尊鲜味”饮食文化观念。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饮食之人”不再被轻贱，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叶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食圣”袁枚登场了。

袁枚在《与薛寿鱼书》公然提出“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而他自己则将饮食之道视为堪与周公孔子之为相媲美的事业，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

袁枚作诗以“性灵说”为主张，认为诗直抒心灵，表达真意，这一主张也融合到了饮食中：他认为在烹饪之前要了解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间的搭配和时间把握；他反对铺张浪费，提出“肴佳原不在钱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尽其用；他将人文主义引入饮食，宣扬“物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他强调烹饪理论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烹法完全依厨人经验不利于传承，为了给后世食客厨人树立典范，又煞费苦心撰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南北美食集大成之作，再一次为中华美食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纪元。

《随园食单》之前，中国历代亦不乏饮食著作，但关于制法的记述往往过于简略，如《食经》《烧尾宴食单》之类甚至流于“报菜名”。宋元以降，饮食著作的烹饪方法逐渐明晰，但亦停留在“形而下”的层次。而《随园食单》则完成了饮食文化从经验向理论的最终蜕变。如“须知单”“戒单”中梳理了物性、作料、洗刷、调剂、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上菜须知”中的“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等，都是对中国千年烹饪经验一次开创性的总结与编排。

在袁枚和他的《随园食单》之后，中国饮食文化从“形而上”的思想层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帮口菜渐渐发达，“四大菜系”“八大菜系”逐渐成形，直到清朝国门被坚船利炮强行打开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依然能够自信地写下：“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