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诗学 读后感》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30 22: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诗学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或感受。这可以是诗学理论对你的启发、对诗歌创作的理解、对诗歌价值的认识等。
2. 结构安排：一篇好的读后感应该有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
- 引言：简要介绍诗学的背景、作者和主要观点，引起读者的兴趣。 - 正文：根据主题，分几个段落阐述你的观点和感受。每个段落应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并举例说明。 - 结尾：总结全文，强调你的观点，并展望诗学在未来的发展。
3. 内容充实：在正文部分，尽量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 诗学理论：分析诗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和代表人物，阐述其对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影响。 - 诗歌创作：结合诗学理论，探讨诗歌创作的技巧、表现手法和审美价值。 - 诗歌欣赏：从诗学角度分析诗歌作品，阐述其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 - 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探讨诗学与文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的联系和区别。
4. 举例说明：在论述过程中，适当引用诗学理论、诗歌作品或相关文献，以增强说服力。注意引用的内容要准确、权威。
5. 语言表达：读后感

探源头活水 悟诗家法门——读《诗学“活法”考索》有感

《诗学“活法”考索》

年终岁末，庚子新春。曾明教授的专著《诗学“活法”考索》（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第1版）付梓刊行与读者见面了。本书联系创作实践，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融为一体，对宋代诗学“活法”说的历史演进、理论内涵及诗学实践进行系统深入的考索，尤其重点阐发胡宿首创“活法”的“珠丸”法，苏轼实践“活法”的“打通”法，吕本中建构“活法”的“苏黄互补”法，厘清三者的前后演进过程。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当下，《诗学“活法”考索》的出版，精准的阐释了中国文化智慧，提升了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价值、时代精神。作者将考证与论述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对诗学“活法”说的产生进行探源溯流，对其内涵进行归纳演绎，对其文本进行钩沉爬梳，对其文献进行考释论证，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图谱，把“活法”说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学“活法”考索》一书，结构宏阔，逻辑严谨，分为上、中、下三编，共十二章。在上编的三个章节中，作者爬剔清理、正本清源，从名称和内涵两个方面，详实地考证了“活法”说的源流。是胡宿用生动恰当的比喻——“珠走盘”阐释了“活法”说丰富的内涵，将“珠走盘”之“体”（名）与“活法”之“用”（实）圆融无碍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活法”说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胡宿在《文恭集》卷五《又和前人》一诗中言：“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其“诗中活法”当是吕本中“活法”说之所出处，比吕本中提出“活法”早几十年。当然，胡宿“活法”说的提出，离不开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发展。从先秦起，再到“永明诗法”注重音律美，“直寻说”、“三易说”、“弹丸说”、“方圆互补”、“丸子走盘”、“珠落玉盘”、“珠走盘”等一系列经典文论，胡宿都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在方法论层面，胡宿继承前人所论而不守旧，努力做到“参古定法，望今制奇。”因此，“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古代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胡宿也成了这个转变时期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在中编的六个章节中，作者通过大篇幅的爬梳剔抉、推陈出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缜密地考证解读了苏轼积善众体、无体不备、无体不活的创作实践。苏轼是“活法”说的集大成者，所论所作都体现出“活”。如苏轼的哲学思想，就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对同一事物，他能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做到“一”与“多”、“恒”与“变”的辩证关系。苏轼彻底打通了诗、词、文、书、画等各种艺术门类的界限，强调“共通”的艺术经验，还进一步把政治、学术、文学融为一体，注重经义与诗赋并重，打破学科界限，为宋诗繁荣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在实践中，苏轼主张学习方法、理解参悟、运用知识材料要“活”；主张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要顺应实际情况而变，文随意动、以辞达意、以辞达理、当行而行，当止而止、都体现一个“活”字；主张“以文为诗”与“以赋为文”的文体互补更是体现“活”；因此，在创作中才能如“兔起鹘落”抓住灵感，做到“天巧”与“人工”、“无意”与“有意”合二为一的境界。可以说，苏轼把“活法”说扩展运用到极致，成为了“活法”说的实践者、完善者。

在下编的三个章节中，作者通过对《江西宗派图》《外弟赵才仲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别后寄舍弟三十韵》《萤雪丛说》《苕溪渔隐丛话》《与曾吉父论诗帖》《远游堂诗集序》《江西宗派图序》《童蒙诗训》等大量文献的梳理解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一步厘清了“活法”说的来龙去脉。“活法”说发展到吕本中时，已日臻完善，因此，吕本中也顺势而为地成了“活法”说的建构者。虽然吕本中不是中国诗论“活法”说的首创者，但他对中国诗论“活法”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某些方面，仍是无可比拟的。第一，他给“活法”下了一个通达的定义；第二，他给“活法”充实了应有的内容；第三，他给“活法”的运用指出可行的道路；第四，他为“活法”探得了准确的来源；第五，他让“活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到了吕本中这里，中国诗学中的“活法”说终于趋于完备。同时，吕本中身体力行，将“活法”说贯穿实施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对宋代诗人文化人格的层次提升起到了引领作用。

曾明教授学术功底深厚，儒雅博学，笔耕不辍。《诗学“活法”考索》一书，凝结了他多年来的学术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廓清了关于“活法”说多年聚讼纷纭的诸多问题，而且领异标新，建立了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该书的出版当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及时“春雨”，相信会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活法”说的影响既大且广，其阐明事物发展的深刻道理，可为复兴传统文化，沟通封闭人心，融合社会治理，指导引领现实等方面提供中国智慧。“随物赋形”、“行云流水”、“弹丸脱手”、“兔起鹘落”等概念，对文学现象的概括特别灵动自然，更具东方特点，更具文化精神，更具中国作风，具有永恒的价值。该书的出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播、弘扬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作者：秦廷斌

以诗歌个体面目呈现百年诗歌史——有感诗选、诗史和经典流传

《百年中国新诗编年》 张清华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读书者说】

张清华教授主编的《百年中国新诗编年》（以下简称《编年》），以1916年至2015年百年历程为时空刻度，以编年体方式，遴选新诗凡十卷，厚可盈尺。或如鲁迅所言，选本所体现的，未必是原作者的水平，倒深深折射出选家的眼光。且不论选家之意图与眼光，从其编选体例和历史意识来看，《编年》既是选家依据心中或隐或显的一定文学史观念遴选的集成式诗歌选本，又是以诗歌个体面目呈现的陈列式百年诗歌史。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于是什么样的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年》一经问世，和其所选诗作一样，自然也要接受坊间的说长论短，尤其是在世诗人们的称赞或腹诽。

世间的选本或文学史著，均以遴选品评杰作为要务，似乎还没有以劣作、疵品为中心者。从时空跨度、遴选数量、编者队伍等诸要素看，编选出一部令大多数人满意的选本实属不易。且不说编选者钩沉辑佚、品评判断之功力是否举案齐眉，就是主编之意图能否较完美实现，也非举手之劳。更不用说入选作品，既要有思想深度，又要有精神高度；既要有心理阔度，又要有审美温度等等高标准严要求的落实了。纵览《编年》，无论是作为学界翘楚的总主编，还是作为分卷主编的学界新秀或新晋博士，在遴选各自心目中的杰作佳篇时，颇多用心尽力。随手细读并核对了第二卷部分诗作的出处，明显看出编选者爬梳、校勘和择取之功力。这既体现出编选者的诗学标准与眼光，也凸显出编选者文学史观层面的有意识的努力，比如以小说名世的沈从文、老舍、吴组缃、蹇先艾等人入选，无论是人头还是篇目，数量还不少。这至少说明是编选者对既有文学史（诗歌）价值体系与意义系统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编选体例、诗学标准、文学史观念等等属于文学内部的技术事务，编选者尚能左右之，那么有一个外部问题则需要穿梭的时光和绵延的人群去检验：如何让新诗持久地活着，同时选本自身也获得某种权威资格？换言之，如果把编选作为一个社会事件、文化事件乃至历史事件，那么编选这么一个大部头诗选的目的何在？要达到什么效果？浏览《编年》，实事求是说，首先引发我兴趣的不是哪位诗人及哪篇作品入选，不是诗歌作品搜集、整理和遴选的水平高下，也不是编选者诗学标准的长短和文学史观念的是非。

事实上，这是一个摆在所有文学研究者面前的关于自身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很空。恩格斯评价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提出过有名的“历史的”与“审美的”两大标准。考诸我国之历史与现状，我想还应该加上“世界的”这个标准。从这个视野看，《编年》的编选意图与预期效果至少是与之不悖的。《编年》总序所谈的六个问题：“一、写作资源与外来影响：‘白话’与‘新月’的两度生长；二、象征主义、现代性与新诗内部动力的再生；三、历史与超历史、限定性与超越性；四、边缘与潜流，现代性的迂回与承续；五、平权与精英，百年的分立与互动；六、经典化、边界实验，以及结语”，是以专业语言从专业表述层面，事实上也是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世界的三个维度，与之不谋而合。由此来看这部《编年》，其意义恰如总序所言，“或许可以部分地彰显了”。

如果说历史的、审美的和世界的是一种外在于作品本体的总体性要求与标准，那么这三个维度凝聚到作品本体作品自身，可以凝结为一个术语：经典。应该说，《编年》的编选意图和预期效果肯定不会局限于经典化，比如还有为研究者提供案头资料、为普通读者提供阅读渠道、为入选者有意无意排座座吃果果之类。我想，这些或许都不重要。对一个选本来说，在立此存照的同时，如何实现经典流传才是第一要务。在业内，有许多研究成果许多选本，被称为不刊之论或绕不过去的案头之作，被称为一时之选、不二人选。但历史注定要大浪淘沙，要说绕不过去的案头之作，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新华字典》更有资格呢？诗歌经典是人类的诗歌经典，体现的是深刻而普遍的人性内涵、时代精神、社会趋向和历史意识，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歌哭吟唱，是人类面对星辰大海时的怅惘与喟叹，更是人这个物种内在宇宙力量的凝练爆发。

这就涉及《编年》怎样更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问题：在让入选诗歌永流传的同时，自身如何获得某种“经典”的资格？遥想中国诗歌鼎盛而璀璨的大唐，诗歌有四万多首，传唱至今者有多少呢？其选本自然也是汗牛充栋，名家选本更是百舸争流，可是有哪个选本能比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更深入人心呢？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百年中国新诗编年》尽管蔚然大观，但所入选诗歌肯定不能等量齐观，甚至也可以说是良莠不齐，还需要历史长河去大浪淘沙，需要星辰大海去遗忘与丢弃。如何在《编年》已有基础上，遴选出一部类似《唐诗三百首》的简明选本，是不是摆在主编面前更有挑战性的一个社会行为、历史行为与文化行为呢？

（作者：贾振勇，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