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秦本纪 读后感》,（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01 21:12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秦本纪》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读后感要围绕什么主题展开。是关于秦朝历史的评价、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思考，还是对书中人物性格的剖析等。
2. 结构清晰：一篇优秀的读后感需要有明确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
- 引言：简要介绍《秦本纪》的作者、成书背景、主要内容等，引出你的读后感主题。 - 正文：围绕主题展开论述，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a. 对书中内容的概括和评价：总结书中的主要观点、事件、人物等，并表达自己的看法。 b. 分析书中人物性格特点：对秦始皇、吕不韦、李斯等关键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其形成原因和影响。 c. 探讨历史事件：分析书中描述的历史事件，如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六国等，阐述其历史意义和影响。 d. 联系现实：将书中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探讨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 结尾：总结全文，重申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对未来的展望。
3.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 语言简练：避免冗长、啰嗦的句子，尽量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史记》学第四次“结集”《史记研究集成》首批成果问世

本报讯（记者 红娟）“《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是汇集中外学者从古至今研究《史记》的精华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这是《史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必定开创《史记》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首发式暨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平秋先生在视频发言中，这样评价《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意义。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首发式暨研讨会由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陕西省韩城市委市政府主办，西北大学出版社、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等单位协办，于10月26日在司马迁故里韩城市召开。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出席会议并致词，中国诗词学会会长、原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以书面发言，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以视频发言的方式，对《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表示祝贺。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史记研究集成》的阶段性成果，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担任主编，共12册，560余万字，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史记》为底本，参考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迄21世纪初，均为历代有代表性的《史记》研究观点，涵盖中国历代《史记》研究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海外汉学研究，并吸收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以汇校、汇注、汇评的编纂方式为纲，全面展现了近两千年《史记》研究成果，并插入“编者按”，表达编者的个人见解。每册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总结《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

“《集成》可说是《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说。他回顾了《史记》学“结集”的历史：北宋时，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为“《史记》三家注”，是《史记》学的第一次“结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是乾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史记》学的第二次“结集”；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934年出版《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水泽利忠1957年推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可视为《史记》学的第三次“结集”。他认为，作为《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集成》体例上颇多创新，内容上颇多开拓，令人称道。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就资料性、学术性而言，已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赵生群高度评价该书。他尤其赞赏《集成》对当代考古成果的大量采用，“如《周本纪集成》结合出土文献和相关研究说明周族名称之由来，《秦本纪集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介绍了韩城梁带村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芮国墓地和故武城遗址情况，《秦始皇本纪集成》引用湖北睡虎地秦简有关秦王政二十年整顿风俗的资料，等等，都弥补了依托传世文献开展研究之不足”。

作者代表徐卫民、张新科、田大宪、吕新峰等出席研讨会，从不同角度回顾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编纂历程。“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史记会注考证》后，被公认为是《史记》研究的里程碑，从而将《史记》研究的制高点放到了日本，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莫大讽刺。正是有感于此，中国特别是陕西省的一批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工作，期盼藉此把《史记》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把《史记》研究的中心争取到中国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说。二十多年来，《集成》编纂者备尝艰辛，经历了多位主编、编者谢世，以及更换出版单位，终于得见第一批成果的面世。

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告诉记者，他们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让《集成》的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部分尽早定稿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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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为“经”的《诗经》

《毛诗正义》

《诗经名物图解》中的芍药 资料图片

《诗经》

《诗经》

学生常问：儒家何以兴盛？我：“有经学教材，是儒家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所谓经学，即儒家学派在经典的诠释中，注入了自己的学说、思想，为己所用的学问。

我以《毛诗传笺》中的《郑风·风雨》为例来说明之：“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今人多视此诗为恋人相会之诗，而《小序》云：“《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里运用了《诗经》学常见的比附方法，讲到此诗对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发作用，喻君子虽生于乱世而呐喊不已。毛诗的讲解，自有其积极意义在焉，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世文人学者援引《风雨》一诗多用《毛传》《郑笺》之意，例如，《南史·袁粲传》载，“愍孙峻于仪范，废帝倮之迫使走，愍孙雅步如常，顾而言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袁粲，初名愍孙，后改名。）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梁书·简文帝本纪》）吕光遗杨轨书曰：“陵霜不凋者松柏也，临难不移者君子也。何图松柏凋于微霜，而鸡鸣已于风雨。”（《晋书·吕光传》）

与这一诠释脉络遥相呼应，毛诗所释读《风雨》中的“乱世君子”形象，在近现代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亦成为其时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力量与文化支撑，“风雨鸡鸣”寄寓着他们的民族情绪、家国之思。如李叔同“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之二），柳亚子“盲风晦雨凄凄夜，起读先生正气歌”（《题张苍水集》）。著名画家徐悲鸿的《风雨鸡鸣图》，画中的那只雄鸡，站在峭立的石头上仰天长鸣，画左上题：“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丁丑始春，悲鸿怀人之作，桂林。”题诗取自毛诗《风雨》篇，1937年（丁丑），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画家借“风雨鸡鸣”的诗意，来抒发自己的“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的思想感情。陈子展认为《郑风·风雨》一诗的积极意义在于鼓励人之为善不息，不改常度，造次不移， 临难不夺。（《诗经直解》）由此可见，毛诗学对古今文人在为人处世、精神气象上的重要影响。

《毛诗传笺》对某些诗篇加以比附，这也是汉代的《诗经》教学内容及动机所决定的。朱自清认为：“‘诗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当时义本易明。到了他们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言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诗言志辨》）例如《邶风·简兮》，毛、郑就用儒家学说对此作了必要的引申：“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小序》云：“《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毛传》：“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乱；御众有文章，言能治众。动于近，成于远也。”毛诗以为贤者虽然仕于伶官，但都可以承担王事，并认为能御乱、能治众，有动于近、成于远之德才。《郑笺》：“硕人有御乱御众之德，可任为王臣。”《郑笺》也认为，硕人既有御乱和御众之德能，完全可举荐为王臣。这本是一首赞美表演“万舞”的舞师的诗，而《毛诗传笺》把儒家的举贤授能之学，移置到这篇诗歌中了。

与《诗经》学的比附一样，赋法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诗传笺》所记史事，其上起自周族始祖后稷事迹（《大雅·生民》），其下至于陈灵公之事（《陈风·株林》《陈风·泽陂》），总体时间跨度相当长。《毛诗传笺》中有很多内容是可信的，有其历史真实性，作者毕竟离《诗经》产生的时代较近，一些史实或传说尚有流传。《毛诗传笺》所记部分史事，可与《左传》《史记》等记载相互印证。如《毛诗传笺》释读《郑风》之《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遵大路》四篇，即反映了《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之事。又如《秦风·黄鸟》，《小序》云“《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郑笺》云，“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也。”《史记·秦本纪》载：“缪（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再如《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小序》：“《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小序》虽然语焉不详，但提到了诗的作者为宋襄公母，思念不止而作此诗。陈奂说：“当时卫有狄人之难，宋襄公母归在卫，见其宗国颠覆，君灭国破，忧思不已；故篇内皆叙其望宋渡河救卫，辞甚急也。未几，而宋桓公逆诸河，立戴公以处曹，则此诗之作，自在逆河以前。《河广》作而宋立戴公矣，《载驰》赋而齐立文公矣。《载驰》许诗，《河广》宋诗，而系列于《鄘》《卫》之风，以二夫人于其宗国皆有存亡继绝之思，故录之。”（《诗毛氏传疏》）陈奂认为《河广》是宋桓夫人希望宋桓公渡河救卫的诗，故言辞甚为急切。《左传》闵公二年记有许穆夫人赋《载驰》一事，曾予以彰显其爱国精神，依《毛诗传笺》的诠释，此诗也可视为《载驰》的姊妹篇，宋桓夫人也无疑是爱国女诗人。若不是毛诗记录，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朱熹《诗序辨说》云：“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可为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毛诗传笺》所言史事，不少记载有证可考，而不可确定者尚有甚多，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毛诗虽然属于经学，但是也注重感情的抒发，具有文学性。《诗大序》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国史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等，都将或美或刺的感情抒发置于诗篇的重要地位。就我们所熟悉的篇子而言，毛诗《小序》及《郑笺》的解释如下：“《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溱洧》，《郑笺》说：“仲春之时，冰以释，水则涣涣然。”“士与女往观，因相与戏谑，行夫妇之事。其别，则送女以芍药，结恩情也。”就《雅》诗而言，诸如：“《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辟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这些作品在读者看来，无不是“情动于衷”的，也正是读者的阅读，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从而让一部作品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不止；读者的“期待视野”不仅源于已有的文学阅读，包括已有的文学主题与文学形式的记忆，这种期待视野还隐含着全部历史文化的记忆。

不能不指出的是，毛诗的作者出于教学动机等需要，而将《周南·关雎》说成是什么“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显然不顾诗篇的本义，比附得太过，让人心生反感。而且，此诗还排在《诗经》的首位，学生最先接触到的就是这首诗，给人的印象特别不好。一般说来，毛诗在开头《国风》部分讲比附的较多，而后面的《雅》《颂》部分则明显较少，只是在内容上《郑笺》仍有不少比附，如《小雅·十月之交》之“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郑笺》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处上之谓也。”这也是有些坚持读完的人能够比较认同毛传的原因。

《诗经》是“诗”，是原始先民的古老歌谣集；而作为“经”，《诗经》更有着建构、传承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主流文化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意义。钱穆说：“故向来经学家言《诗》，往往忽略其文学性，而以文学家眼光治《诗》者，又多忽略其政治性。遂使《诗》学分道扬镳，各得其半，亦各失其半。”（《读〈诗经〉》）郑振铎把《诗经》注疏比作“重重叠叠的瓦砾”，而《毛诗序》“是一堆最沉重、最难以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读毛诗序》）不可否认，《毛序》《郑笺》以经学论《诗》，过于强调诗篇的政治性，的确压抑了诗歌的文学特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这样的解读方法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毛序》《郑笺》自觉担负起了传播儒家伦理、和谐人际关系、重建社会秩序的历史责任，将先秦儒家所崇尚、所宣传的礼乐教化贯穿于诗解之中，伴随着《诗》的传播而行使“化下”“刺上”的双重职能。《毛诗传笺》偏重美刺、多有附会的解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偏离了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表现内涵，如今看来也未免迂腐牵强；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毛诗传笺》对《诗经》文本的这种“误读”“曲解”恰有其必然成因与重大意义，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特质、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从经学立场来说，《毛诗传笺》等著作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解说，呈现出历史意识、理性色彩、哲学涵摄力，形成了独特的诠释传统。中国古代文学史是立体的，是由作家作品的历史与诠释史、接受史等诸多因素积淀而成的，两千多年中，《诗经》作为“经”的意义与价值，实际上远远超出其纯粹作为“诗”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边家珍 徐瑛子，分别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