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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7-09 00:27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哈佛大学读后感的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确定主题：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你的读后感要围绕什么主题展开。是哈佛大学的学术氛围、教育理念，还是校园文化、历史背景等。明确主题有助于使文章更有针对性。
2. 逻辑清晰：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文章的逻辑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a. 引言：简要介绍哈佛大学的基本情况，如历史、地理位置、学术地位等。
b. 主体：围绕主题，从多个角度阐述你的观点。可以结合哈佛大学的实际情况，如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校园文化等。
c. 结论：总结全文，强调哈佛大学在你心中的地位，以及对你个人成长的影响。
3. 内容丰富：在论述过程中，要尽量运用丰富的材料来支撑你的观点。可以引用哈佛大学的经典案例、名人名言、统计数据等，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4. 观点独特：在众多关于哈佛大学的读后感中，要力求让你的文章具有独特的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 关注哈佛大学的特色：如创新精神、人文关怀等。
b. 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感悟，以及哈佛大学对你个人成长的影响。
c. 反思与批判：对哈佛大学的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教育体制、学术压力等。
5.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

经济学不止关乎心智，还有心灵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学常伴左右。

当下，各国都或多或少面临移民、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经济学该如何回应？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作者、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学者埃斯特·迪弗洛，在合著的《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好的经济学》）一书中，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他以明晰优雅的笔触阐述了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富有创新和启发性的建议，以令人信服的理由阐释了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明智之举，以应对经济增长、移民、贫困等迫切挑战。

为什么对经济学家失去信任

2019年10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夫妻档”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与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月后，班纳吉和迪弗洛出版了《好的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他们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普通民众大多已失去了对经济学家们的信任。2017年初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护士排在第一位，获得84%的民众信任度；政客的民众信任度垫底，得票率只有5%；而经济学家排名倒数第二。两位作者2018年对1万名美国人做了同样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客的得票率比英国更低，而相信经济学家的人只有25%。

造成信任危机的一个原因，是那些顶着“经济学家”名头经常在媒体公开发表言论的人，“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真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很少花时间来解释自己结论背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论证过程。

普通民众大多以经济学家能否做出准确的估计和预测，作为自己能否信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主要根据。但问题恰恰是“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计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团队”在2000年至2014年间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发现“基本上他们的预测从来没有成功过”，其平均预测误差为2.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比每年随便从-2%到10%之间挑出一个数字只稍微准确一点”。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与结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曾有一项研究经济学家和1000名普通美国人20个相同的问题，如应否加税，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2008年危机之后采取的经济救助政策，如何看待大公司首席执行官高薪资水平，结果发现对某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的比例和持同样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比例相差35个百分点之多，这无疑反映出“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也最终导致“很大一部分公众已经彻底拒绝听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的观点”。

更有尊严的增长和发展

在9年前出版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两位作者采用了细致的实地调查与随机对照的实验方法，集中分析和讨论了穷人面对的环境、约束、困境、动机、激励及选择，包括他们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脆弱与疑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与笃信，在获取信息渠道、学习知识文化、参与银行存贷款活动及购买保险防灾防祸等利用正式制度与正式市场方面和中产阶级相比所承受的无法逾越、难以负担的“交易成本”，以及他们在自发秩序下发展出来的非正式制度和生存智慧，等等。

而在《好的经济学》中，两位作者将议题进一步扩展到移民问题、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方面，试图引入更为精致、精心、精密的政府干预，以外部激励结合说服引导，来推进扶贫、卫生、教育、金融等事业的发展。

作者们在书中反复强调，不能让经济学成为纯粹书斋式的学问，不能过于理想化地假设市场自己能创造公正的、可接受的、高效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赢者通吃的世界里，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正在产生巨大差异，如果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甩给市场，这种差异将无法逆转”。

更微妙的是，两位作者发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和他们研究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人民无法享受发展成果，社会不平等极速加剧，对政府缺乏信心，碎片化的社会和政体”，而这无疑会导致“我们所熟知的、建立在民主和对话基础上的文明正受到威胁”“受干旱影响的印度农民、芝加哥南区的年轻人和刚被解雇的50多岁白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可能面临问题，但他们本身不是问题”。

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多次指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政治经济学，并且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人学”的一个方面，经济学不应只研究人的心智（mind），还应当研究人的心灵（heart）。这种定义与已经过度专业化、零碎化、细密化、局部化了的当代经济学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我认为，它与两位作者在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可以说，要理解经济议题，就要理解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各自的生命历程、生活世界、生活场景，同时又要采用田野调查、随机试验等科学手段来寻找制定和改善政策建议的科学依据，借以在金钱和物质之外，“将人的尊严重新放在中心位置”，并在这个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带来分裂与对立的时代，帮助我们消弭分歧、重建互信、打造共识。

构建更人道的经济学

凡在谈及经济学改变世界的力量时，论者大多会引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的经典之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深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

本书两位作者也未能免俗。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引用凯恩斯在《通论》中最后的话：“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或许正如两位作者一再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但不同经济学家间不同思想和理论的碰撞，在所难免。

例如，作者在致谢中提到的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艾玛·罗斯柴尔德教授曾指出，亚当·斯密相信大多数人会希望其他人同样不受压迫或剥削，“这是经济自由体系的基础”。可惜的是，两位作者只看到了古典经济思想不能完全切合现实的重大缺陷，却未能看到其最为虔诚的愿望。作者们致谢的另一位学界同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新书《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也提出，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可能通过“参与式的社会主义”以及递进税率解决。但两位作者认为对超级富豪课征重税，也不能募集到超过美国国民收入1%的资金。那么在面对书中提出的移民、贸易战、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时，社会政策的创新所需资金从何而来？两位作者对此并未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

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接受过10年经济学科班训练的普通读者，我曾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认识或许过于诗意、缺少地气。因为真实世界的经济绝不像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稳定的、理性的、有效率的，甚至不应该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但我也曾思考，接受过最基本经济学教育的人之间，是否存在一系列接纳、信守、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关注选择，重视合作，支持交换。

欣慰的是，我们总能发现，无论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问题假说、实证模型、推演路径、学理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何大相径庭，有坚守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无非是希望能得出符合科学精神、令人信服且有助于“经邦济世”的结论，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其目标和理想其实都是让市场更有效率、更显公平、更具道德，也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经济学家们条件反射式的基本观点”：“我们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保障。”

正因如此，两位作者才指出，“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的世界。”或许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更美好、更理智”的经济学，即：一种认识到人类的最终目标不是GDP数字，而是福祉提升的经济学；一种认识到马歇尔所提出的“人的研究”意义上的经济学；一种愿意保持谦虚和诚实、实事求是地接受检验并不断保持发展活力的经济学。

最重要的是，用罗纳德·科斯的话来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任何思想与知识都不可能完美、终极、单一到足以一统天下地描绘多维度、多面向的现实。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如果不能真正信奉知识的自由竞争，任何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无疑都是不可持续的。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这点。（庞溟）

「月好书榜」从乡村少年到数学皇帝，丘成桐亲述自传《我的几何人生》

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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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丘成桐 史蒂夫·纳迪斯 著 夏木清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年春，清华大学发布“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宣布即将面向全球招收初高中的数学天才少年，培养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无需高考，直接入学清华”的培养计划，曾引发广泛热议。

在数学领域，丘成桐是传奇人物。

《纽约时报》曾将丘成桐盛誉为“数学皇帝”。丘成桐的导师、世界数学泰斗陈省身曾这样评价丘成桐：“21岁（从伯克利）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

丘成桐的一生也堪称传奇，1949年，他出生于广东汕头的一个书香世家，同年随父母移居香港。父亲丘镇英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后在香港崇基书院担任哲学教授。母亲梁若琳是梅城最后一位秀才梁伯聪之女，是一位温婉而坚毅的传统中国女性。

8岁的时候，他成绩平平，到了14岁，父亲遽然辞世，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立志支撑家庭、投身学术；

20岁，远渡重洋求学，短短两年后即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27岁，经过数年的艰辛研究、屡败屡进，他最终破解顶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巨大轰动；

30岁，他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

33岁，他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数学家；

38岁，他成为哈佛大学教授，这已是他第三次收到哈佛的。

2018年，丘成桐荣获马塞尔·格罗斯曼奖，这是该物理大奖首次颁给华人数学家。自此，丘成桐也成为世界唯一一位包揽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四项大奖的科学家。

丘成桐写这部自传时也差不多七十岁了。

他在书中说：“有人说我在解决数学难题时会展示出惊人的坚毅，我相信这部分应继承自母亲。就算在最艰难的岁月之中，她仍然激励我努力读书。”

丘成桐在书中深情回顾了家庭给予自己的支持，并谈到对“天才”的看法：“我其实并不喜欢‘天才’这一说法。我所相信的，乃是坚持的力量；人生最大的荣耀，乃是屡败屡战。”

从中国乡村的贫穷少年，到举世瞩目的“数学皇帝”，他如何克服万难、不断挑战人类智慧极限？为了发展中国基础科学教育，关注和支持青年学子的成长成才，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我的几何人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最强大脑”，一位顶尖科学家复杂而迷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不愿被称作“天才”的天才人生，以及他所面对的荣誉与挑战。

书摘

第一章 童年颠沛

人生于世，将会何往，将做何事，成就会如何，无人能够预知。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人终其一生，皆局限于其出生地不远；有的人足迹却覆盖广袤，本人即属后者。我在数学和物理的世界中走过了既宽且远的路，在现实世界中亦然。

我是客家人。也许漂泊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家族的传统。客家这族群来自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因多次战乱而被迫南迁，从此向各地流播。

今天，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顾名思义，作客别家，和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迁徙是为势所迫，为了逃避战争或饥荒，有的也纯为讨生活。客家人在这过程中筚路蓝缕，打造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们当中不少人，初时还梦想回到家乡，但当时机来了，他们也会留在各地，即如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于蕉岭，已超过八百年了。

不过，客家人无论在哪里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只能分得山上最贫瘠的农地。地面河谷那些肥沃的土地，早已有人开垦耕耘。在比较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农夫没法大量种植主要的作物如稻米和小麦，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薯，有时连这些作物也种不好。土地的种植条件差，好处是离开时不会依依不舍。由于战乱或其他紧急情况，客家人往往被迫再次流离。

我的一生亦是如此，也曾几度迁徙。小时候为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家，长大后因工作的改变而迁居，那是学术界常见的情况。我出生于中国南方的城市汕头，时维1949年4月4日，上面有三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瑶，和一位兄长成煜。六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五人来到香港。

在成长期间，父亲跟母亲梁若琳多以客家话交谈，这种方言今天已很少听到了。父亲和学生沟通时，则以普通话为主。离开了家的范围，我在学校则讲粤语。父亲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为抱负。大家都认为必须努力读书，学习出色，才会有机会出人头地。从学问而非财富上说，他自身便是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书立说，并教授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和其他科目。

直至今天，父亲在我心中还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深深地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也曾试图将这种文化传给儿子明诚和正熙。同时，我也喜欢旅行，旅行除了是工作上所必需外，它亦能让我接触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内，还是在“象牙塔”外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都是极有裨益的。

父亲严格要求孩子努力读书，他自己小时候即是如此。他生于广东省的蕉岭县，那时读书可不容易。因为家贫，没钱买书写用的纸张，只好到寺庙捡拾拜神用的纸张。他努力学习，成绩出众。

五岁时，他已能默记《论语》中的章节，也能默记《孟子》中的篇章。七岁时，他进了西式学校，整个中学阶段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十八岁时，他考进了军校，但不久因健康问题退了学。后来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二十二岁时拿到硕士学位。

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幸运，中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念下去了，只得在图书馆当职员。（她父亲梁伯聪，即我的外祖父，是受人钦敬的学者，以书画诗词著名，20世纪中国画坛的巨匠林风眠便是他的学生。）必须指出，母亲本应升读大学的时代是1930年的后期，那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女大学生寥寥可数。我不能肯定母亲对于上不到大学是感到失望，还是根本没想过。当时社会传统的想法是，不管对或不对，为了光耀门楣，女性都要为丈夫和儿子的成功做出牺牲。

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和男女平等的概念相左。但那是不同的年代，母亲勇敢地完成了她的任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一生都奉献给丈夫和儿女，为此我永远铭记于心，虽然我希望她能和我们一样，拥有学习的机会。

父亲的学术生涯开始得不错，1944年三十出头，即在厦门大学出任讲师，教授历史和哲学。父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介书生，他不懂做生意，缺乏生意头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替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由于办事清廉，得到政府颁发的不少养廉奖金。母亲用这些奖金买了土地、渔船及其他生财工具。我们全家去了香港后，这些东西就都放弃了。父亲以为我们很快便可以返回汕头，但是最终这些财产都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1949年我家到香港时，父亲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一职难求。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家七人需要生存（还有三名子女将要来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妹妮的收养的姐姐负责家事。母亲那边还有八位成员，她母亲、三位兄弟、三位姊妹和一位妹夫，要养活的人可真不少。一家之主必须负责全家的生活，这在传统上是无法逃避的责任，所以父亲要照顾的人很多，钱却很少。在困难面前无法回避，在中国，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而所谓年幼的可能是一大伙人。

这便是父亲刚到香港，落脚在元朗西面农村时所面对的景况。他把带来的大部分钱办了个农场，以为这样便可以养活大伙儿。虽然这个想法很好，奈何他是学者而非农夫，农场只办了两年便倒闭了，这意味着他从汕头带来的一生积蓄，差不多都付诸流水了。我们不得不把家当都拿到当铺押了，但仅仅得以应付生活。

现在父亲可说是一文不名了，已无法支撑整个大家庭。一个舅舅回到内地，另外两个在香港找工作，外祖母及姨母都要搬走，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经营农场失败后，我们家搬到元朗一处叫作李屋的地方。这个居所是和许多家庭合住的，没有电力供应，我们用油灯照明。家里也无自来水，我们只得到附近的山溪担水及洗澡。山溪的水位时高时低，寒冷时洗澡很不舒服，但没有法子。高或低，暖或冻，卫生总要先行，澡总是要洗的。

父亲在九龙和港岛找到一些教书的差事。那儿离家甚远，他每天很早便起来，先坐别人的脚踏车后座到巴士站，然后乘巴士再转渡轮，行程超过两小时。工作和通勤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父亲难以抽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时甚至整天都看不见他。

很不幸，这便是父亲在香港的生活，虽是为人敬重的学者，但从未得到匹配的高薪职位。他不会说英语，因此不可能在和英国有关的学校找到教席，那里的薪水相对较高。他只能身兼数职，常常多至三份，可惜酬金是论钟点计的，都不算高。因此之故，他频频为工作奔波，留在家中陪伴母亲和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母亲也是由朝到晚地忙个不停，她早上五六点便开始工作。当供应足够时，准备馒头或粥，给我们做早饭。她照顾我们，保证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催促我们准时上学，生病时安慰我们，并看着我们做作业。除此之外，她还要打扫庭院，缝纫衣服，时常忙到午夜才上床。有时更会熬通宵，以完成平时没空做的琐事。

除此之外，她还靠替人缝补、刺绣或做其他针线活来帮补家计。她编织毛衣及其他东西，在枕头或床单上绣上花朵，然后拿到市场去兜售。她也制作塑料花，穿上珠子，再拿去卖。生活如此艰辛，可她从不叫苦，有尊严地熬过来了。然而，她的收入和父亲的加起来，钱还是不够用，全家依然过着饔飧不继的日子。

母亲也养了些鸡，但并不足以成为营养的稳定来源。有时我们从附近教会拿到些食物，那里常常派送米、面粉和其他美国救济品。当教会没东西供应时，我们便找其他救济机构和慈善团体，但这些物资也不是常常有的，住在附近的穷人不少，人人都有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兄弟姐妹却努力生活，苦中作乐。客观来说，我们在贫穷中成长，但因没有更好的生活做比较，便不觉其中之苦。生活充满趣味，足以抗衡金钱上的匮乏。我们整天欢笑，一如其他小孩，到处寻乐子。除了穿上平价的鞋子和衣服，贫穷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乃是没有东西吃，隐约的饥肠辘辘的感觉，有时或会成真。

因此，我们常往屋外跑，往往是在附近的田地中寻寻觅觅。我家四周都是农地，收割后能吃的东西，如番薯之类会遗留下，我们便把它们捡起来。我们也翻找附近的稻田，有时会看见荸荠，那是美味的零食。我们也捉田鸡，那很好玩，煮得好时还很美味，尤其是大只的，田鸡也可以用来喂鸡。在稻田出没的水蛭最危险，有时会吸附在手脚上。蛇也是很可怕的，要尽量避开，因为不一定知道它有没有毒性。

我的正规教育是从五岁开始的。首先，每个打算上学的孩子要先通过测验。测验的一部分是数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场数学考试。题目中有一道要求从1数到50，然后把数字按顺序写在纸上。我从父亲那儿看过，以为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到左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书写数字乃是按西方的习惯，是由左向右的。因此，当我用自创的方法书写13时，它就成了31，其他两位数除11、22、33、44外，通通都倒过来了，结果考试不及格。

（节选，有删节）

本文来自【嘉兴日报-嘉兴在线】，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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