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推荐《捐助仪式讲话》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13 00:2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捐助仪式讲话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首先，要明确捐助仪式讲话的主题，即捐助的目的、意义以及受助对象。确保文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捐助活动的背景和目的。
2. 结构清晰：一篇优秀的讲话作文应具备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捐助仪式的背景和意义；主体部分详细阐述捐助的目的、意义以及受助对象；结尾部分总结讲话要点，表达对捐助者、受助者和相关人员的感谢。
3. 语言表达：讲话作文的语言应简洁、流畅、富有感染力。注意以下几点： a. 使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式，避免口语化表达； b. 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等，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c. 注意语气和节奏，使讲话更具吸引力。
4. 体现人文关怀：在讲话中，要充分体现对受助者的关爱和尊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 关注受助者的实际需求，表达对他们困境的理解和同情； b. 鼓励受助者勇敢面对困难，树立信心； c. 表达对捐助者的敬意，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5. 强调社会责任：捐助仪式是一个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平台，讲话中应强调社会责任
在宋庆龄的国际友人 “人民友好使者” 耿丽淑档案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编者按 2025年是与宋庆龄保持终生友谊的国际友人、“人民友好使者”美国人耿丽淑逝世30周年。 耿丽淑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和奖章的首批获得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向外国人颁发的第一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证书”的拥有者。她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1979年9月，耿丽淑在北京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左一）见面。为纪念宋庆龄和耿丽淑两位伟大女性，传承她们的精神风范，从特定视角感受百年党史的艰辛历程、巨大变化和辉煌成就，2025年4月1日上午，中国福利会在上海“宋庆龄文化空间”举办“宋庆龄的国际友人 ‘人民友好使者’耿丽淑档案捐赠仪式”，向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捐赠了耿丽淑的有关档案和遗物。本文作者应邀赴会并讲话，本刊特予转载。作者李天震在捐赠仪式上发言。（图源：作者提供）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纪念耿丽淑。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耿丽淑同志有资格接受这份怀念，有资格接受这份荣誉。上海外事战线的老前辈、老领导，新华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长李储文同志生前曾多次说过：“格拉克（耿丽淑的英文名字）1926年来到上海，她是上海的老人，对上海有功，对中国人民有大功。”1984年，耿丽淑与作者合影。（图源：作者提供）我结识耿丽淑同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她已耄耋高龄。初次见面，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位淑雅娴慈的老者，慈颜善目，温文尔雅；接触多了，便发现在她优雅外表的包裹下更有一种坚毅和真诚。路易·艾黎她的战友路易·艾黎在自传中曾描述过自己心目中的耿丽淑。他以“典雅文静”四个字传神耿丽淑的仪态和丰姿；以“把（人们）给她的掌声视若对别人的欢迎”，称道耿丽淑的谦和与雍容；以“伟大的美国女性”赞誉她的人格与品质。耿丽淑曾对我说过，她平生有“四爱”：一爱“新中国”，二爱“孩子”，三爱“巧克力”，四爱“与人交谈”。她之所以把“热爱新中国”列为自己一生的“首爱”，是有其实践依据和感情基础的。她是从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她亲眼目睹了旧中国地狱般的黑暗，同时又亲身感受了新中国的光明灿烂。她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所以她倍加热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20世纪初，耿丽淑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派遣来中国工作，1926年到了上海。从此，她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来中国之前，她对中国的了解仅仅局限于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所获得的那些关于中国的信息，“新奇”和“神秘”参半。而当她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中国社会”及活生生的各类“中国人”的真情实感后，她才真真切切地懂得了什么叫“百闻不如一见”。她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社会学”，来到真实的中国后，她开始“睁大眼睛，摄取自己从未见过的一切景象”，从妇女“三寸金莲”的扭曲“美”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人生无奈，到军阀混战背景下兵荒马乱的社情、衣衫褴褛的难民和在背上插根草自我出卖的儿童，凡此种种黑暗的社会乱象都对她这样一个社会学者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激发了她对社会不公的强烈反感。1927年，耿丽淑在北平华语学校学习汉语，闲暇玩箜竹。为了便于在中国的工作，耿丽淑来华之初曾到北平华语学校学习中文，在北平结识了当时在中国活动的苏联共产党人鲍罗廷。1927年，当军阀张作霖准备加害于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时，耿丽淑曾冒着危险，以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掩护鲍夫人摆脱险境，返回苏联。基于这样的交情，耿丽淑1930年第一次返美休假途经莫斯科时就住在鲍罗廷家中，并在那里结识了美国进步作家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结束了在北平华语学校的学习后，耿丽淑被调派至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在鲁工作的两年多，她做了大量社会调查，接触了更多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在他们中间，她感受到了从中国社会内部涌动而出的一股势不可挡的对黑暗势力奋勇抗争的力量。在这样一种力量面前，她被感染、被激励。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正是我认识‘革命’，并向中国革命靠近的第一步。”从此以后，她有意识地“向中国革命靠拢”，在她的朋友圈中不断增加了一些与她有同等思想情怀的国际进步人士。1934年，耿丽淑参加了在宋庆龄关心下由在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人发起的“政治学习小组”，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从她的美国同胞史沫特莱那里获悉，在中国江西的红土地上有一群共产党人正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付诸实践，对当时的社会不公正展开了强有力的抗争，这令她深受鼓舞。从此刻起，她凭着一个社会学者的良心和满腔热情，开始以“志愿者”的姿态，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与中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1938年，她响应宋庆龄的提议，与几位中国爱国人士共同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她是保盟上海分会中唯一的外国人和唯一的女性，并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顾问”公开身份的掩护下，勇敢地承担起保盟上海分会的常务工作，直接对香港总部和宋庆龄负责。当时，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肩负了宣传抗战形势、募集军需补给、联络国际支援的重任。遵照宋庆龄关于“香港总部负责支援八路军、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的指示，耿丽淑多方努力开辟渠道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并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与配合下，克服种种困难，把来自国内外的医疗器械、救护车、药品、衣物、食品及钱款等救援物资送往新四军驻地，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将士的对日斗争。1949年，耿丽淑在美逗留期间，与当时也在美国的爱泼斯坦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福利呼吁会并亲任主席，为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募集医疗器械和药品等军需物资。1951年，因为支持中国革命，耿丽淑被美国政府视为“共产党中国的同盟者”，并被列为“颠覆分子”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同时被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解雇。在她面临有生以来最为艰难处境的时候，宋庆龄向她伸出援手，为她作了周密的安排，把她迎回中国。从此，耿丽淑为被宋庆龄视为“中国头号福利团体”的中国福利会的崇高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耿丽淑1952年回华后，与宋庆龄（左二）、沈粹缜（左三）等在宋庆龄上海寓所合影。1957年夏，耿丽淑在中国福利会托儿所视察工作。耿丽淑的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她把自己的智慧和毕生精力全部、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她的一生之所以能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在历史为她设置的时空中，始终处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与解放的进步事业之中，并同中国人民一起投入了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耿丽淑是许许多多以支持中国人民进步事业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光荣的一员。1987年，耿丽淑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荣誉奖章”。1991年3月6日，耿丽淑（坐者左二）95岁寿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坐者左一为爱泼斯坦。耿丽淑平凡而伟大的实践活动，无疑在最精确的意义上注释了“国际主义”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把她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国际友谊纪念碑”上。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她，感谢她！——2025年4月1日于宋庆龄文化空间
- END -作者 | 李天震图片 | 作者提供及网络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
在“张三夕博士学位证书捐赠仪式”上的致辞
在“张三夕博士学位证书捐赠仪式”上的致辞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24年9月10日张三夕教授在捐赠仪式上讲话
尊敬的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的付强馆长及同仁好！
今天是2024年的教师节，对于我这个执教五十余年的老教师来说，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决定把我珍藏38年的博士学位证书捐赠给学校档案馆。我以为，这个博士学位证书放在校档案馆比我自己收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校档案馆近年来在付强馆长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促使我做出捐赠的决定。 张三夕教授与校档案馆老馆长付强
我是华中师大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生，1983级，当年只有两个专业的3位博士生，一是我所在的历史文献学专业，有我和周国林，另外一个是近代史专业的赵军。1986年春，我和周国林按时毕业，赵军因在日本访学，推迟毕业。1986年3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师生合影。前排：左为张三夕、右为周国林，二排：右一李国祥教授、右二章开沅校长、右三张舜徽先生、右四朱祖延教授、左一邓宗琦副校长、左二陶军顾问、左三张振珮教授、左四何兹全教授，三排左三戴绪恭教授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论文题目是《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这里我想再次对精心指导过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的导师表示怀念和感激。我有幸师从两位大师——敬爱的张舜徽先生（我的博导）和程千帆先生（我的硕导），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幸福。两位老师都是《史通》研究专家。舜老的《史通平议》作于1948年，出版则在1983年。千帆师曾无私地借给我过录并参考他在壮年时期所做的《史通》批校本，上面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无一不凝聚了老师在艰难岁月中勤奋治学的精神。（原稿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从两位老师如何治《史通》中，我深切体会到“大师是怎样炼成”的道理。作为张舜徽先生的得力助手，李国祥老师多年来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我对李老师也充满由衷的感谢。令人无比伤感的是，三位导师都先后离开我们了。
我的博士论文写好后，先经过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十几位专家学者的预审，我还清楚记得1986年1月18日召开的预审会的情形，那就相当于预答辩。当时国家并没有预答辩制度，华中师大对自己的博士生培养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我和国林兄是华中师大首届毕业的博士，学校对我们的博士论文把关非常严格，预审会开了整整一天，舜老和章开沅校长都与会听取意见。上午是外校的童恩翼、陈仲安、关文发、吕名中和王陆才等老师发言，下午是本校历史系的王瑞明、吴量恺、邹贤俊和熊铁基等老师发言，每位老师的发言都很认真。这些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对我帮助很大。非常令人惋惜的是这些专家、教授大都已离开人世，我只能在心底永远怀念他们。当下，只有邹贤俊和熊铁基等个别老师健在，他们都已年过九旬，熊老师已是91岁高龄了，邹老师好像比熊老师年龄还大一点，我衷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1986年3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建校以来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当天上午由我打头阵。学校非常重视这次答辩会，章开沅校长、邓宗琦副校长、前校领导陶军教授、研究生处和历史系负责人等出席。场面隆重而热烈，答辩现场挤满了听众。答辩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担任，委员有来自贵州大学的《史通》研究专家张振珮教授，还有我在本科时的老师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程千帆先生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缺席。答辩很顺利，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宣布投票结果后，章校长向我祝贺说：“你很可能是华师的第一个博士”，他握着我的手笑了笑又说：“我的话有法制观念，我说‘很可能’，是因为还要等校学位委员会审批才正式有效。不过，可以说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了”。章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所特有的正直、睿智而儒雅、风趣的大家风度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章校长对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心爱护并大力支持的。在此，我要再次对章校长及答辩委员会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岁月无情，人生无常。令我非常遗憾的是，答辩委员会的老师都已仙逝。我愿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1986年，我顺利地拿到了值得珍视的博士学位，在印有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上赫然标有“001号”。我一直以自己是华中师范大学“001号”博士为骄傲。网上有人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博士学位培养制度以来“开山大师兄”（即每一个专业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录，我有幸被列入“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开山大师兄”。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华中师大百年校史上有历史意义的一页。
我的博士论文1993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我很感谢当年的总编邱镇京先生。那是一个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年代，社会上流行“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邱先生不仅不要任何出版资助，而且还给了几百美元的稿费。邱先生坚持出版了一套“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为当年一批穷博士出版他们含辛茹苦写作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发表出路。同时，我还要感谢王兆鹏教授，是他提供的与邱先生的联系方式。如果没有兆鹏兄的帮助，我的博士论文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延几年。另外，还要感谢高华平教授，他在拙著出版不久，就发表了题为《建设史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的书评（《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给予了理解和鼓励。
2010年我的博士论文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为母校博士研究生培养留下了有价值的历史见证。我很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原社长范军教授，他不仅力促此书的出版，还担任了此书的终审，指出书中的一些文字问题并提供有价值的学术信息。感谢沈继成教授，他在审稿过程中仔细订正了书中不少的排印讹误，同时还核对了部分引文，使拙稿避免了一些错误。我还要感谢冯会平女士，她对本书的排校工作始终很负责。特别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台湾版出版时由于海峡相隔，联系不太便利，作者没有校对清样，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鲁鱼豕亥”，有的则是简繁相互转化出现的问题。我自己曾经在自存本上有过批校，也委托我的研究生做过校勘，我也感谢他们。由于大家的帮助，华中师大出版社简体字版的出版，为我的博士论文在大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我在博士论文台湾版序言的最后，写下一段话，华中师大版仍将这段话重复放在书后，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我的一种学术理想。我现在把这段话朗诵一遍：回想当初写作本书的情景可谓不乏艰辛。在一座美其名曰“幸福楼”（实为筒子楼）的一间潮湿昏暗的斗室里，宛如“火炉”的酷夏，穿上深筒胶鞋以防避讨厌的蚊虫叮咬，奋笔疾书，挥汗如雨。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激励着我呢？是对古人的敬意。刘知幾曾极其沉痛地担忧《史通》不被人理解，难以传世，他不能不“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见《史通·自叙》）。正是这种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严肃而崇高的写作态度，保证了《史通》的不朽。我们对古人保持敬意，也正是为了对自己的言词和写作负责。 借用最后两句话的表达，我想说，我捐赠我的博士学位证书，既是对培养我的导师和母校表示敬意，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博士求学生涯负责。 谢谢大家！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今天是2024年的教师节，对于我这个执教五十余年的老教师来说，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决定把我珍藏38年的博士学位证书捐赠给学校档案馆。我以为，这个博士学位证书放在校档案馆比我自己收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校档案馆近年来在付强馆长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促使我做出捐赠的决定。
张三夕教授与校档案馆老馆长付强
我是华中师大自己培养的首批博士生，1983级，当年只有两个专业的3位博士生，一是我所在的历史文献学专业，有我和周国林，另外一个是近代史专业的赵军。1986年春，我和周国林按时毕业，赵军因在日本访学，推迟毕业。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论文题目是《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这里我想再次对精心指导过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的导师表示怀念和感激。我有幸师从两位大师——敬爱的张舜徽先生（我的博导）和程千帆先生（我的硕导），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幸福。两位老师都是《史通》研究专家。舜老的《史通平议》作于1948年，出版则在1983年。千帆师曾无私地借给我过录并参考他在壮年时期所做的《史通》批校本，上面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无一不凝聚了老师在艰难岁月中勤奋治学的精神。（原稿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从两位老师如何治《史通》中，我深切体会到“大师是怎样炼成”的道理。作为张舜徽先生的得力助手，李国祥老师多年来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我对李老师也充满由衷的感谢。令人无比伤感的是，三位导师都先后离开我们了。
我的博士论文写好后，先经过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十几位专家学者的预审，我还清楚记得1986年1月18日召开的预审会的情形，那就相当于预答辩。当时国家并没有预答辩制度，华中师大对自己的博士生培养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我和国林兄是华中师大首届毕业的博士，学校对我们的博士论文把关非常严格，预审会开了整整一天，舜老和章开沅校长都与会听取意见。上午是外校的童恩翼、陈仲安、关文发、吕名中和王陆才等老师发言，下午是本校历史系的王瑞明、吴量恺、邹贤俊和熊铁基等老师发言，每位老师的发言都很认真。这些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对我帮助很大。非常令人惋惜的是这些专家、教授大都已离开人世，我只能在心底永远怀念他们。当下，只有邹贤俊和熊铁基等个别老师健在，他们都已年过九旬，熊老师已是91岁高龄了，邹老师好像比熊老师年龄还大一点，我衷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1986年3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建校以来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当天上午由我打头阵。学校非常重视这次答辩会，章开沅校长、邓宗琦副校长、前校领导陶军教授、研究生处和历史系负责人等出席。场面隆重而热烈，答辩现场挤满了听众。答辩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担任，委员有来自贵州大学的《史通》研究专家张振珮教授，还有我在本科时的老师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程千帆先生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缺席。答辩很顺利，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宣布投票结果后，章校长向我祝贺说：“你很可能是华师的第一个博士”，他握着我的手笑了笑又说：“我的话有法制观念，我说‘很可能’，是因为还要等校学位委员会审批才正式有效。不过，可以说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了”。章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所特有的正直、睿智而儒雅、风趣的大家风度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章校长对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心爱护并大力支持的。在此，我要再次对章校长及答辩委员会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岁月无情，人生无常。令我非常遗憾的是，答辩委员会的老师都已仙逝。我愿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1986年，我顺利地拿到了值得珍视的博士学位，在印有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上赫然标有“001号”。我一直以自己是华中师范大学“001号”博士为骄傲。网上有人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博士学位培养制度以来“开山大师兄”（即每一个专业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录，我有幸被列入“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开山大师兄”。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华中师大百年校史上有历史意义的一页。
我的博士论文1993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我很感谢当年的总编邱镇京先生。那是一个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年代，社会上流行“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邱先生不仅不要任何出版资助，而且还给了几百美元的稿费。邱先生坚持出版了一套“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为当年一批穷博士出版他们含辛茹苦写作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发表出路。同时，我还要感谢王兆鹏教授，是他提供的与邱先生的联系方式。如果没有兆鹏兄的帮助，我的博士论文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延几年。另外，还要感谢高华平教授，他在拙著出版不久，就发表了题为《建设史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的书评（《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给予了理解和鼓励。
2010年我的博士论文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为母校博士研究生培养留下了有价值的历史见证。我很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原社长范军教授，他不仅力促此书的出版，还担任了此书的终审，指出书中的一些文字问题并提供有价值的学术信息。感谢沈继成教授，他在审稿过程中仔细订正了书中不少的排印讹误，同时还核对了部分引文，使拙稿避免了一些错误。我还要感谢冯会平女士，她对本书的排校工作始终很负责。特别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台湾版出版时由于海峡相隔，联系不太便利，作者没有校对清样，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鲁鱼豕亥”，有的则是简繁相互转化出现的问题。我自己曾经在自存本上有过批校，也委托我的研究生做过校勘，我也感谢他们。由于大家的帮助，华中师大出版社简体字版的出版，为我的博士论文在大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我在博士论文台湾版序言的最后，写下一段话，华中师大版仍将这段话重复放在书后，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我的一种学术理想。我现在把这段话朗诵一遍：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