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东方学的读书笔记》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16 01:14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东方学的读书笔记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读书笔记要围绕东方学的哪个方面展开，如东方哲学、东方文学、东方艺术等。明确主题有助于使文章更有针对性。
2. 阅读理解：在写读书笔记之前，要充分理解东方学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主要观点等。这有助于你在作文中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3. 结构安排：一篇优秀的读书笔记作文应该具备清晰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东方学的基本情况；主体部分详细阐述你的观点，可以结合具体事例进行分析；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4. 观点明确：在作文中，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东方学的某些观点，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要尊重原作者的观点。
5. 论证充分：在阐述观点时，要充分论证，引用相关资料、案例等，增强说服力。注意引用的资料要准确、权威。
6. 语言表达：写作过程中，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使用口语化、模糊不清的词语，尽量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7. 引用规范：在引用他人观点或资料时，要注明出处，遵循学术规范。可以使用脚注、尾注等形式进行标注。
8. 举例说明：在阐述观点时

哲思｜再读《东方学》：我与Ta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于纽约的《东方学》是中东与东方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为美籍阿拉伯裔文学文艺批评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后殖民理论，他也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活跃分子，以及一名戏剧家与钢琴家。赛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成为难民，在英国占领期间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接受英式教育，50年代后在美国先后求学、执教于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

《东方学》对西方人所构建的东方进行了溯源，探究了“总是被表现为一个在欧洲内部扮演着特殊角色的局外人” 的东方人身份处境，即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赛义德揭露了东方学存在的权力话语关系，引发持久的反思、讨论与争议。

一、东方学者眼中的东方

在西方历史上，东方（the Orient）是作为陌生与差异的对象而存在，与西方（the Occident）在本体与认识论上相区别。东方学（Orientalism） 一词在 1769 年由霍斯沃特首次使用,用来指称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诸学科的总称。 赛义德认为，东方是被西方的东方学家建构起来的地理空间和认知对象，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纪沉淀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 东方学首先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出现，经过西方旅行家、文学家、朝圣者、政客陈述，逐渐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发展为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人们赋予东方普遍性，其特异性可以被移译，其意义可以被解码，其敌意可以被驯化。 赛义德通过对东方的认识引出东方的地理概念与西方视角。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方广义上包含西方确立的近东与远东，赛义德在本书中主要关注中东世界，只有少数例子来自印度学家，关于东亚则更少提及。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中东与伊斯兰在西方语境中的问题，延伸到对不同文化认知与交流的讨论。

在第一章，赛义德分别以殖民宗主国英国和法国在东方的经验为代表，阐明东方学所涉及的范围与内涵，分析了东西方之间存在的恒久冲突感，证明了“强行的想象性和地域性区分的存在” 。赛义德批判英国前首相贝尔福和克罗默勋爵对殖民地的“高尚”态度：即英国的职责是输送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管理者，将埃及从社会和经济堕落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一种其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 从一开始，东方就作为被动的对象存在于西方征服者的视野中，成为一种恩典的接受者与需要被改造者。

作为一名比较文学研究学者，赛义德从西方文本（小说、戏剧、新闻和评论等）中去解读和重构东方学家的叙述。他分析了18世纪到20世纪的各类文本，从雨果、福楼拜、马克思、维科、赫南、密尔，到吉本、施莱格尔、孔德、孟德斯鸠、歌德、菲茨杰拉德、罗纳德等，揭示其背后的话语支配关系。“东方”这一观念有自身的历史遗迹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 虽然所引用的众多文本头绪复杂，借助赛义德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观念中存在一种延续性的东方主义认知：东方似乎是停滞的、待发掘的存在，而其自己的声音在东方学者眼中并不重要。赛义德向传统的东方学发起挑战，不仅把它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来解读研究。

二、被构建的东方

（一）历史记忆中的“Ta者”

“东方化东方”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雅典时期，《伊利亚特》，《波斯人》，《酒神的女祭司》就已经开始观察与塑造东方，后者的形象是神秘的异教国度，具有“恐怖得令人奇怪的过度行为” 。在基督教时期，西方完成了对东方内部区域的划分，包括近东和远东，一个是熟悉的旧世界，一个是哥伦布等征服者眼中的新大陆。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伊斯兰教的传播，十字军东征的挫折，使恐惧笼罩在欧洲对伊斯兰的认知上。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伊斯兰对于欧洲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伤性体验” ，代表着一个永久的危险。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学术论争与大众迷信使伊斯兰的僵化形象得以强化，在拿破仑时期成立埃及研究院时，西方已经开始认知现代的东方。然而，关于东方的文本与物品数量增长并没有带来确定性与真实知识的提升，由于西方并非将其他文化作为真实存在而加以接受，而是认为东方与西方的某一方面“相像”，倾向于对其他文化进行彻底的皈化，东方被东方化了。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东方成为欧洲的市场、资源后方与殖民地，东方学完成了从学术话语向帝国主义机制的转变。在第二章，赛义德集中追溯了现代东方学的早期发展阶段的学术、文化和政治背景，指出不同类型作品植根于欧洲的自我中心意识，是对东方学的再阐释与再结构。欧洲的旅行者来到东方，消费东方，不仅滥用它，还代表它并且为它说话。如福楼拜试图在一个“孕育了众多宗教、想想和古典文化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家园’ ”；在资产阶级法律、道德与政治经济确立的令人窒息的网络下，东方可以使人找到在欧洲无法获得的经验，如“自由的性”。在西方人看来，东方是为西方而存在的，赛义德嘲讽并强烈批评了这些朝圣者不过是一种抄写和复制的行为。

赛义德引用了安沃尔·马勒克的评论，指出东方与东方人被深深地打上了他性（otherness），是被研究与建构起来的对象，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定。西方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具有一种本质论的观念，很容易走向种族主义。东方学导致了一种类型学，与历史相分离，并被设想为无形无体的本质。 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东方学家的视野，并且强化了他们的傲慢和偏见：东方不仅是 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性质概念。 东方学受到形象、假设和意图的限制，由此导致客观性的缺失。

（二）美国化的东方学

战后美国成为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大批欧洲学者的到来奠定了美国东方学的根基，区域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然而，东方在西方认知中的“他者”地位并未有所改善，伴随着美国与苏联在中东战场的博弈，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泥潭，其对以色列支持所引发不满，中东与伊斯兰世界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赛义德从媒体、学术、权威、叙述等层面对中东形象构建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当代东方刻板印象来源，以及研究存在的机制问题。

1. 媒体与社会科学的简化

在公共话语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强烈的反伊斯兰情绪仍然被沿袭 ，得到犹太财团支持的媒体对犹太复国运动表示同情，而往往对巴勒斯坦流浪者的遭遇视而不见，忽视了中东阿拉伯世界酝酿的不满与危机。赛义德认为公共媒体是一个伪善的行业：假如一个以色列的批评者表达其观点，如果他不是犹太人，就会面临反闪族（anti-Semitic）的指控；如果他是犹太人，就会被称为犹太自我憎恨的受害者。 这形成了一种自我矛盾、始终对立的悖谬。在学院体制中，得到各种基金会赞助的区域研究兴起，与国家安全相挂钩，而过去的文学研究被排除在外。由于缺少诗人小说家的文学——即对自身的经验、价值、人性的书写，东方“被非人化了” ，成为一个个学科名词堆砌起来的碎片映像。社会科学取代了过去“以语言学为基础、旨在对东方进行模糊的概括表现” ，研究被简化为干巴巴的理论概念，缺少对人本身的关注。

2. 文化政治权威

赛义德引用格雷福斯（Mortimer Graves）的表述，指出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更好地理解中东那些正在与美国的观念相抗衡并且妨碍其传播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与伊斯兰“ 。它赤裸裸地表明了区域研究存在的政治战略意义，以及美国的文化霸权需求。文化权威往往充当了权力的卫道者，即使是权威的历史学家古斯塔夫·格鲁恩鲍姆也无法摆脱东方学家的伊斯兰视角，将伊斯兰视为”与任何其他宗教或文明都不相同的铁板一块的整体，即反人性的，没有发展，没有自我认识或客观性，没有创造，不科学，独裁而专断。“ 赛义德列举了《剑桥伊斯兰史》作为学术权威的纰漏，对伊斯兰本身与阿拉伯地区近现代天翻覆地的变化缺乏关注；在叙述战争、统治、死亡、兴盛和衰落等事件过程中强化了刻板印象，对理解当代穆斯林的复杂性没有什么帮助。

3. 一切归结到伊斯兰的叙述

将伊斯兰作为一切矛盾的焦点可以为理解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捷径，是一种不关注情境的简单概括。由于东方学家书写东方人，后者处于被观察、研究与被书写的地位，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即使是阿拉伯语，也被东方学家渲染为危险的意识形态，表现了阿拉伯世界的思维含混与过度判断。赛义德着重批评了伯纳德·刘易斯的“伊斯兰的革命概念”，其认为伊斯兰往往采取逆来顺受主义，通过一系列语言修辞，如将革命与“骆驼的站起”相关联，认为阿拉伯人不具备革命与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刘易斯把伊斯兰塑造为一个非理性的群体或大众现象，使对伊斯兰的恐惧深入人心。 总而言之，一切在东方学家看来的离经叛道与矛盾现象，都可以归结到种族、宗教等预定的因素之上。

4. 东方学的生产体制

学术体制是现代话语的塑造源泉，并能够持续培养与容纳后任者，通过学术权威影响政治与社会。由于美国在学术、商业和科研的资助制度下具有无上的霸主地位，同时垄断了东方研究的话语权，导致世界各地的学者往往将美国教育奉为圭臬，东方人对东方学家的陈词滥调趋之若鹜，并引入自身的学术话语中。而生活在西方的东方学者而言很难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获得较高权力，只是成为“本地信息提供者” 。大学是一种乌托邦的状态，是一种专业化、断裂、区隔、分离的倾向。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商品与文化产品的输出，使东方成为其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接收者，东方却只能提供少量初级产品。美国的现代化、进步和文化观念为自身提供了合法性与权威，进一步塑造了东方在知识格局中的被动地位。在民族国家对殖民时代霸权否定后，西方以更为复杂与微妙的形态实施权力，“民主和平论”、“历史的终结”、“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等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以强硬或软性手段介入东方提供理由。

三、去东方化的东方

通过构建东方学知识谱系的形成，赛义德对历史上东方主义的种种偏见来源于文化心理进行了偏僻入里的剖析，痛斥了西方文化霸权话语中对东方扭曲的叙述。东方主义的叙事主要有几个信条，一是将自诩的西方式高贵与一个低级的、离经叛道的东方对举；二是依据流传文本的教条式抽象概括，不相信从东方获得的直接经验；三是先验性认定东方的无能，以及铁板一块，永不变化；四是政治敌意，把东方作为威胁或是将要征服的对象。这种叙述的危害在于，通过媒体与学术、政治机构，对决策者乃至大众进行观念的渗透，使地球上的另一部分始终处于非我族类、被任意构建的不平等地位。在此背景下，东方人始终挣扎在由别人所构建的身份下，他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最后还是东方人。 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 。

然而，赛义德并没有提供对东方的替代客观陈述，他更侧重于破论而非立论，不是“以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 。东方学面临的困境也是人类不同文化间沟通的难题，当我们以自身为主体考察其他背景下的文化时，是否会不自觉地带上“他者”的有色眼镜，以我们所处的文化、政治、社会等标准套用于另一个文明？宗教徒前往“世俗的欧洲”面临法律等形式上的排斥，各种“威胁论”使“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成为穆斯林面临的心理高墙。在日益流动的社会中，作为“本土者”的我们该如何认知并坦然接纳“外来者”的文化身份？作为“进入者”的不同身份者该如何在偏见与陈见的痼疾中确立其作为人的身份，并改变这种现状？这些问题的需要反思当下叙述中的建构，还原平等的权力关系，从而为真正解决问题创造理性的、温和的环境。《东方学》对权力话语的挑战，为去东方化的可能提供了启发。

1. 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

在赛义德的层层批判下，我们看到东方学不只是在文化与学术机构中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还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策划 。在阅读文本中，会受到语言描述、心理暗示、认知重构等多方面影响，很容易被文本所控制与操纵，这是学术权力与政治、道德等权力相互结合渗透的结果。政策家对东方的认知来源于几本关于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外交战略的书籍，却很少真正关注真相、反思或真正认知本身。《东方学》提醒读者，身份的建构与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需要甄别知识中的意图与导向。

2. 方法与权威。

权威往往凭借自身的影响力，辐射传播自己的观念，确立趣味与标准。由于东方在文本中作为“间接的在场（representation; re-presence）”，关于东方的书面论述的真实性很少依赖东方自身 ，不可动摇的权威与经典文本成为东方认知的来源。在不同学科方法下，我们看到有语言学的东方，弗洛伊德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等等，东方的形象在创造中延续了一种早期塑造的刻板印象。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权利话语、意识形态虚构——这些人为的枷锁——是多么易于被制造出来、被加以运用并且得到保护。 在大众传媒兴起，信息无孔不入的今天，我们被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与权威所引导，如何甄别背后的意图，这是建构客观知识的要求。

3. 个人的层面

认知是个人化的经验，而人在生活情境中被周围事物与经历所塑造。“认识你自己”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需要理清身上数不清的痕迹的来源（葛兰西《狱中笔记》）。阿拉伯与伊斯兰问题容易被高度政治化，成为一滩搅不清的浑水，其原因既有历史上东方学研究中的反伊斯兰偏见，也有近代阿拉伯与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对公众的渗透影响，大国政治与石油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渗透 ，借助媒体，中东问题被简化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邪恶、解放与战争等二元对立问题。面对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种种新挑战，赛义德认为东方人或西方人心中的“受迫害感”只会使“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加深。对赛义德而言，东方既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又是他在西方所面临的身份问题，他终其一生对抨击鞭挞各种东方主义的论说与迷信，力图还原东方更为本真的形象。跨文化者由于自身所具有的多重身份与语言，往往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化心理差异，承担为群体发言与阐释的责任，如Jiddu Krishnamurti , Tariq Ramadan 等现代哲学家、学者的社会影响。事实上，阿拉伯世界很多精英见闻广泛，掌握多种语言，比美国人具有更深的文化多元认知 ，他们在自我形象塑造中可以有更主动的作为。

在全书的结尾，赛义德提出了探讨人类经验的问题，如怎样表述其他文化，文化差异概念的有效性与重要性，观念权威与规范的来源，知识分子的角色，独立批评意识的重要性等。为了摆脱预定的刻板印象，要重视对眼前材料的直接感受，对自己的方法和实践的不断自我审查，以及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中研究人与社会。

四、余论

通过《东方学》，赛义德揭示了东方学在塑造西方对东方认知中的局限性，伴随着弃除、抽离、剥光其他文化、民族或地区的人性。东方学认为东方为西方而存在，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赛义德的人本与人文观念来自意大利文化史哲学家维科的历史观，不再借助神圣的、单一的起源来决定、评断一切，认为一切都是可以不断被创造、拆解和重新创造 。福柯的知识权力说与葛兰西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学说也启发了赛义德的思想，他投入挑战、扭转主流见解。

赛义德反思了引发一代代西方人对东方产生敌视、冲突和居高临下控制的因素，呼吁对差异和冲突进行重新思考，让读者通过他的作品采取一种宽容的、可行的方式阐明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 他提出，在终结于以色列人的冲突中，所凭借的不是打败他们，而是试图提供和他们及他们的历史，以及和我们及我们的历史的一种和解的模式。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东方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批判性与反思性，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历史视野，即还原被扭曲的形象，通过关注人本身，使东西方回到平等、开放、尊重的对话可能性中。

萨义德研究西方文学出身，能够清晰捕捉东方学者的文化心理。《东方学》并非是一部描述东方的著作，文中所用的材料基本依据西方文本，没有东方人、东方思想、东方社会的直接论述。从该意义上而言，《东方学》所做的工作更接近于为东方的自我形象树立扫清藩篱；东方该如何认知并传达自身身份，仍需要文化主体下的人来接棒。尽管赛义德对媒体、学术与权力的结合进行了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处于学术体制内，并且借助媒体发挥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他自身也是叙述建构者。文中对西方的抨击虽然是对弱者的东方进行辩护，但是对东西方对立的强调，特别是在解构东方学叙述中的偏向性，使西方在其笔下也成为了一种“他者”。这是否会强化东方人的“受害者心态”，阻碍东西方跨越历史文化对立进行对话呢？对萨义德的《东方学》的批评文献在此不具述。

1994年赛义德为本书撰写了一个新的序言，离最初出版已经有17年，在欧美、亚洲（包括中东各国、东亚南亚等国）各地出现了多种译本，引发热烈讨论乃至争议。如作者所言，“《东方学》对我似乎已经成为一本集体的书，我作为其作者已经被取代。” 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批评与非伊斯兰世界的质疑，赛义德再次重申了他的写作意旨，即具有批评意识的学者需要将人类历史中不同方向的努力连接起来，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 2003年，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之际，赛义德再次撰文 ，表达了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伊斯兰世界话语塑造（discourse）的担忧：每个不同阶段与时代产生了对他者的歪曲认知，简单化形象与争议论战。 赛义德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依据人性精神（humanism），即通过在历史的、理性的语境中思考，以获得反思性与真正的理解为目的，并秉持对认知对象、社会与历史的同感（sense of community）。我们并非不能够谈论不公或痛苦等话题，要始终在历史、文化与经济社会现实的语境中展开思考。世俗世界是由人类自身所塑造的，人具有调查与分析能力，即通过认知、批判、影响、判断获得理解。

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认知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展，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公共或私人空间接触加强，如何进行平等的对话，《东方学》提供了一种反思与渠道。

东方是欧洲文明的重要起源——《科学的历程》读书笔记1

吴国盛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99年至201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017年，吴教授受聘清华大学，创建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并出任首任系主任。清华大学深厚的科技底蕴，为科学史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吴教授的带领下，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迅速崛起，成为国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科学的历程》是吴教授的经典科普著作，畅销二十余年，深受读者喜爱。本书共10卷46章，七百余页，系统梳理了自公元前四千年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直至20世纪末的主要科学技术发展脉络和成就。

农业发展拉开了人类科技文明的序幕

根据考古研究发现，大约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肥沃新月地带（备注1）的人类率先掌握了食物生产技术。在这一地区，人们成功驯化了小麦、大麦等谷物，以及豌豆、扁豆等豆类，还驯养了山羊、绵羊等动物。与狩猎-采集方式相比，驯化动植物能够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随着食物产量的增加，人类逐渐掌握了食物存储技术，并驯化了用于运输盈余食物的驮畜。这一系列变化推动人类从游猎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也从狩猎采集社会演变为农耕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密度的增长，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细化（可以养活不事生产的专家和士兵），社会阶层的分化，中央集权的形成以及帝国的崛起。这些变化为复杂的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插图1：肥沃新月地带，红色覆盖地区

美国演化生理学家及作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指出，迄今为止，人类有据可考的独立发展出农业的地区仅有五个，这些地区包括：肥沃新月地带、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南部及临近地区）、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或许还包括临近的亚马逊盆地）及美国东部。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从未驯化过当地的动植物，也未独立发展出农业。肥沃新月地带发展出农业后，农耕技术、畜牧技术和农作物迅速传播至欧洲，从而拉开了欧洲科技文明的序幕。

现代欧洲字母的东方基因

众所周知，拉丁字母是现代欧洲多数语言的文字基础（希腊语直接使用希腊字母）。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殖民地（如那不勒斯附近的库迈城），带来了希腊字母。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与希腊殖民地有密切贸易往来，主动学习并改造了希腊字母。早期的罗马城邦受伊特鲁里亚文化影响，文字直接借用伊特鲁里亚字母，后逐步调整形成拉丁字母。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拉丁字母传遍欧洲。

希腊古典文化是爱琴文明的后代，但希腊字母并非爱琴文明的遗产，而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的。爱琴文明分为两个阶段，克里特文明阶段和迈锡尼文明阶段。前者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450年。在克里特文明时期，爱琴海地区相继出现了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公元前1450年前后，由于自然灾害和阿卡亚人的入侵，克里特文明逐渐衰落，希腊进入了迈锡尼文明时期。迈锡尼人创造了线形文字B。公元前1125年前后，希腊多利亚人南下摧毁了迈锡尼，结束了迈锡尼文明时代，自此线形文字B的发展也随之中断。落后野蛮的多利亚人摧毁了先进文明，在其统治的几百年时间中，希腊地区没有文字，荷马史诗是盲诗人的口头创作。直到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字母随着腓尼基商人一起传入了希腊各地，并逐渐演化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字母。

腓尼基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生活在地中海东岸，大致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自称迦南人。腓尼基字母（公元前1200年左右）是原始迦南字母的标准化和简化版本。原始迦南字母承继原始西奈字母，但符号更抽象。而原始西奈字母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定渊源。原始西奈字母的创造者（可能是迦南劳工或商人）可能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通过借用符号并赋予全新音值等方法创造了原始西奈字母。

追根溯源，欧洲字母文字的演化过程大致可概括为：埃及象形文字 → 原始迦南/西奈字母 → 腓尼基字母 → 希腊字母 → 伊特鲁里亚字母 → 拉丁字母 → 现代欧洲字母。

东方是欧洲文明的重要起源

欧洲的农业和文字均源自东方（比如肥沃新月地带和埃及），这表明古老的东方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头。此外，吴教授在书中提到，近几十年，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对克里特文明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克里特文明在语言、建筑、艺术等方面与埃及文明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有学者推测，作为古希腊古典文化重要源头的克里特文明极有可能是埃及文明的一个分支。这一观点进一步印证了欧洲文明的东方起源。

插图2：文明地图

备注1.肥沃新月地带包括：

1、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现今伊拉克大部分地区）

2、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岸地区，现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

3、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小亚细亚半岛，现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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