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论语后五章读后感》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18 03: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论语》后五章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读后感要围绕《论语》后五章的哪些内容展开，是整体感悟，还是针对某一章节或某一观点的深入思考。
2. 结构安排：一篇好的读后感通常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论语》后五章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正文部分结合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对相关内容进行阐述；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感悟。
3. 突出重点：在正文部分，要突出重点，对《论语》后五章中的关键观点、人物、事件等进行详细阐述。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或社会现象，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剖析。
4. 举例论证：在阐述观点时，可以适当引用《论语》中的原文，并结合实际事例进行论证。这样可以使文章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5. 保持客观：在分析《论语》后五章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也要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
6.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表达，力求使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和学术性。
7. 观点独特：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力求独特，避免与他人雷同。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兴趣爱好等，提出

「月好书榜」从乡村少年到数学皇帝，丘成桐亲述自传《我的几何人生》

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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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丘成桐 史蒂夫·纳迪斯 著 夏木清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年春，清华大学发布“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宣布即将面向全球招收初高中的数学天才少年，培养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无需高考，直接入学清华”的培养计划，曾引发广泛热议。

在数学领域，丘成桐是传奇人物。

《纽约时报》曾将丘成桐盛誉为“数学皇帝”。丘成桐的导师、世界数学泰斗陈省身曾这样评价丘成桐：“21岁（从伯克利）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

丘成桐的一生也堪称传奇，1949年，他出生于广东汕头的一个书香世家，同年随父母移居香港。父亲丘镇英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后在香港崇基书院担任哲学教授。母亲梁若琳是梅城最后一位秀才梁伯聪之女，是一位温婉而坚毅的传统中国女性。

8岁的时候，他成绩平平，到了14岁，父亲遽然辞世，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立志支撑家庭、投身学术；

20岁，远渡重洋求学，短短两年后即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27岁，经过数年的艰辛研究、屡败屡进，他最终破解顶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巨大轰动；

30岁，他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

33岁，他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数学家；

38岁，他成为哈佛大学教授，这已是他第三次收到哈佛的。

2018年，丘成桐荣获马塞尔·格罗斯曼奖，这是该物理大奖首次颁给华人数学家。自此，丘成桐也成为世界唯一一位包揽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四项大奖的科学家。

丘成桐写这部自传时也差不多七十岁了。

他在书中说：“有人说我在解决数学难题时会展示出惊人的坚毅，我相信这部分应继承自母亲。就算在最艰难的岁月之中，她仍然激励我努力读书。”

丘成桐在书中深情回顾了家庭给予自己的支持，并谈到对“天才”的看法：“我其实并不喜欢‘天才’这一说法。我所相信的，乃是坚持的力量；人生最大的荣耀，乃是屡败屡战。”

从中国乡村的贫穷少年，到举世瞩目的“数学皇帝”，他如何克服万难、不断挑战人类智慧极限？为了发展中国基础科学教育，关注和支持青年学子的成长成才，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我的几何人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最强大脑”，一位顶尖科学家复杂而迷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不愿被称作“天才”的天才人生，以及他所面对的荣誉与挑战。

书摘

第一章 童年颠沛

人生于世，将会何往，将做何事，成就会如何，无人能够预知。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人终其一生，皆局限于其出生地不远；有的人足迹却覆盖广袤，本人即属后者。我在数学和物理的世界中走过了既宽且远的路，在现实世界中亦然。

我是客家人。也许漂泊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家族的传统。客家这族群来自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因多次战乱而被迫南迁，从此向各地流播。

今天，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顾名思义，作客别家，和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迁徙是为势所迫，为了逃避战争或饥荒，有的也纯为讨生活。客家人在这过程中筚路蓝缕，打造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们当中不少人，初时还梦想回到家乡，但当时机来了，他们也会留在各地，即如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于蕉岭，已超过八百年了。

不过，客家人无论在哪里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只能分得山上最贫瘠的农地。地面河谷那些肥沃的土地，早已有人开垦耕耘。在比较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农夫没法大量种植主要的作物如稻米和小麦，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薯，有时连这些作物也种不好。土地的种植条件差，好处是离开时不会依依不舍。由于战乱或其他紧急情况，客家人往往被迫再次流离。

我的一生亦是如此，也曾几度迁徙。小时候为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家，长大后因工作的改变而迁居，那是学术界常见的情况。我出生于中国南方的城市汕头，时维1949年4月4日，上面有三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瑶，和一位兄长成煜。六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五人来到香港。

在成长期间，父亲跟母亲梁若琳多以客家话交谈，这种方言今天已很少听到了。父亲和学生沟通时，则以普通话为主。离开了家的范围，我在学校则讲粤语。父亲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为抱负。大家都认为必须努力读书，学习出色，才会有机会出人头地。从学问而非财富上说，他自身便是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书立说，并教授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和其他科目。

直至今天，父亲在我心中还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深深地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也曾试图将这种文化传给儿子明诚和正熙。同时，我也喜欢旅行，旅行除了是工作上所必需外，它亦能让我接触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内，还是在“象牙塔”外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都是极有裨益的。

父亲严格要求孩子努力读书，他自己小时候即是如此。他生于广东省的蕉岭县，那时读书可不容易。因为家贫，没钱买书写用的纸张，只好到寺庙捡拾拜神用的纸张。他努力学习，成绩出众。

五岁时，他已能默记《论语》中的章节，也能默记《孟子》中的篇章。七岁时，他进了西式学校，整个中学阶段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十八岁时，他考进了军校，但不久因健康问题退了学。后来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二十二岁时拿到硕士学位。

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幸运，中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念下去了，只得在图书馆当职员。（她父亲梁伯聪，即我的外祖父，是受人钦敬的学者，以书画诗词著名，20世纪中国画坛的巨匠林风眠便是他的学生。）必须指出，母亲本应升读大学的时代是1930年的后期，那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女大学生寥寥可数。我不能肯定母亲对于上不到大学是感到失望，还是根本没想过。当时社会传统的想法是，不管对或不对，为了光耀门楣，女性都要为丈夫和儿子的成功做出牺牲。

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和男女平等的概念相左。但那是不同的年代，母亲勇敢地完成了她的任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一生都奉献给丈夫和儿女，为此我永远铭记于心，虽然我希望她能和我们一样，拥有学习的机会。

父亲的学术生涯开始得不错，1944年三十出头，即在厦门大学出任讲师，教授历史和哲学。父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介书生，他不懂做生意，缺乏生意头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替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由于办事清廉，得到政府颁发的不少养廉奖金。母亲用这些奖金买了土地、渔船及其他生财工具。我们全家去了香港后，这些东西就都放弃了。父亲以为我们很快便可以返回汕头，但是最终这些财产都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1949年我家到香港时，父亲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一职难求。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家七人需要生存（还有三名子女将要来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妹妮的收养的姐姐负责家事。母亲那边还有八位成员，她母亲、三位兄弟、三位姊妹和一位妹夫，要养活的人可真不少。一家之主必须负责全家的生活，这在传统上是无法逃避的责任，所以父亲要照顾的人很多，钱却很少。在困难面前无法回避，在中国，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而所谓年幼的可能是一大伙人。

这便是父亲刚到香港，落脚在元朗西面农村时所面对的景况。他把带来的大部分钱办了个农场，以为这样便可以养活大伙儿。虽然这个想法很好，奈何他是学者而非农夫，农场只办了两年便倒闭了，这意味着他从汕头带来的一生积蓄，差不多都付诸流水了。我们不得不把家当都拿到当铺押了，但仅仅得以应付生活。

现在父亲可说是一文不名了，已无法支撑整个大家庭。一个舅舅回到内地，另外两个在香港找工作，外祖母及姨母都要搬走，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经营农场失败后，我们家搬到元朗一处叫作李屋的地方。这个居所是和许多家庭合住的，没有电力供应，我们用油灯照明。家里也无自来水，我们只得到附近的山溪担水及洗澡。山溪的水位时高时低，寒冷时洗澡很不舒服，但没有法子。高或低，暖或冻，卫生总要先行，澡总是要洗的。

父亲在九龙和港岛找到一些教书的差事。那儿离家甚远，他每天很早便起来，先坐别人的脚踏车后座到巴士站，然后乘巴士再转渡轮，行程超过两小时。工作和通勤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父亲难以抽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时甚至整天都看不见他。

很不幸，这便是父亲在香港的生活，虽是为人敬重的学者，但从未得到匹配的高薪职位。他不会说英语，因此不可能在和英国有关的学校找到教席，那里的薪水相对较高。他只能身兼数职，常常多至三份，可惜酬金是论钟点计的，都不算高。因此之故，他频频为工作奔波，留在家中陪伴母亲和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母亲也是由朝到晚地忙个不停，她早上五六点便开始工作。当供应足够时，准备馒头或粥，给我们做早饭。她照顾我们，保证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催促我们准时上学，生病时安慰我们，并看着我们做作业。除此之外，她还要打扫庭院，缝纫衣服，时常忙到午夜才上床。有时更会熬通宵，以完成平时没空做的琐事。

除此之外，她还靠替人缝补、刺绣或做其他针线活来帮补家计。她编织毛衣及其他东西，在枕头或床单上绣上花朵，然后拿到市场去兜售。她也制作塑料花，穿上珠子，再拿去卖。生活如此艰辛，可她从不叫苦，有尊严地熬过来了。然而，她的收入和父亲的加起来，钱还是不够用，全家依然过着饔飧不继的日子。

母亲也养了些鸡，但并不足以成为营养的稳定来源。有时我们从附近教会拿到些食物，那里常常派送米、面粉和其他美国救济品。当教会没东西供应时，我们便找其他救济机构和慈善团体，但这些物资也不是常常有的，住在附近的穷人不少，人人都有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兄弟姐妹却努力生活，苦中作乐。客观来说，我们在贫穷中成长，但因没有更好的生活做比较，便不觉其中之苦。生活充满趣味，足以抗衡金钱上的匮乏。我们整天欢笑，一如其他小孩，到处寻乐子。除了穿上平价的鞋子和衣服，贫穷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乃是没有东西吃，隐约的饥肠辘辘的感觉，有时或会成真。

因此，我们常往屋外跑，往往是在附近的田地中寻寻觅觅。我家四周都是农地，收割后能吃的东西，如番薯之类会遗留下，我们便把它们捡起来。我们也翻找附近的稻田，有时会看见荸荠，那是美味的零食。我们也捉田鸡，那很好玩，煮得好时还很美味，尤其是大只的，田鸡也可以用来喂鸡。在稻田出没的水蛭最危险，有时会吸附在手脚上。蛇也是很可怕的，要尽量避开，因为不一定知道它有没有毒性。

我的正规教育是从五岁开始的。首先，每个打算上学的孩子要先通过测验。测验的一部分是数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场数学考试。题目中有一道要求从1数到50，然后把数字按顺序写在纸上。我从父亲那儿看过，以为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到左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书写数字乃是按西方的习惯，是由左向右的。因此，当我用自创的方法书写13时，它就成了31，其他两位数除11、22、33、44外，通通都倒过来了，结果考试不及格。

（节选，有删节）

本文来自【嘉兴日报-嘉兴在线】，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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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评译林版《陈寅恪合集》

【读书者说】

作者：武黎嵩（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中心研究员）

编者按

陈寅恪（1890年7月—1969年10月），近代史学界集大成者，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的著作是研读中国史的必读书籍。陈集多年来一直以竖排繁体形式出版，值陈寅恪逝世50周年纪念之际，译林出版社诚邀专业古籍编校团队悉心勘对，在不改变陈集原貌的前提下，更正早先版本中的舛误，推出了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本陈寅恪集，把陈氏博大精深的思想传递给更多读者。

在21世纪初，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走进了公共视域，形成了一股热潮，谈他的家世、学术、诗文，成为能够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种基本素养，陈寅恪研究显然也超越了学术和学术史的范畴。

阅读陈寅恪的三道门槛

陈寅恪先生1969年10月7日逝世，唐夫人旋即随先生谢世。彼时正是十年浩劫之中，先生著述未遑整理付梓，颇有散佚。1980年经先生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苦心保护搜罗整理，《陈寅恪文集》七种十册（附编年事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柳如是别传》均为首次面世。1993年《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诗歌首次集中面世。200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又增加《书信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与杂稿》等，至此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大体完整的呈现出来。以上各个时期的著作出版，排版时均尊重陈先生一贯之要求，繁体字竖排右度版式。可以说经历了近20年的接力式整理出版，这些著作的面世，奠定了陈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学术地位，也全面地展示了陈先生的学术思想。为21世纪初以来的“陈寅恪热”做好了文献准备。

陈寅恪书法资料图片

然而阅读陈寅恪，其实是有着门槛的，这门槛大概有三重：首先，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陈先生游学欧洲，习得东方语言文字之学，并希冀以之从事比较研究，断言“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又欲收购蒙古、满洲、回文书，从事宗教学之研究。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所谓“预流”，如当时东西方共同研究的热点——敦煌文书。然，这一学问乃是所谓专家专门之学，一般大众乃至学者，如非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则不易置喙。此一项内容，也是讨论陈寅恪先生最爆冷门的。其次，第二道门槛，乃陈先生旁征博引的地毯式考据，此固然为乾嘉以来中国学术的旧传统，同时也是历史学如“老吏断狱”般必须形成论证闭环的家法使然。但不厌其烦、详细列举史料，疏通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则远非读一般文艺作品那样，可以有审美般的享受，而需聚精会神，随陈先生的逻辑线索思考，多半还需要边阅读边圈点、同时做笔记。再次，陈先生的行文方式，也常能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若《柳如是别传》皇皇巨著80余万字，篇幅约同于班孟坚之《汉书》，然仅分五章七个大段落，以浅近的文言体行文，考据之外夹叙夹议，实不易读。陈先生出身世家，父兄皆擅诗文，本人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谙熟《文选》、唐宋以来名家诗文，故其所撰之序跋，除义理精湛外，多能得古来骈散文之要诀，诗歌被誉为“合双山于一手”（白香山、李义山），要能完全读懂陈先生之论著诗文，恐怕也需要极好的古典功底。

此番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陈寅恪合集》分《史集》（含《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讲义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别集》（含《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诗存》），大体以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为底本，堪对文字，改用简体及标准标点符号。这是陈先生逝世50年后，著作权公版之后第一种简体横排本的陈先生著作集，今后可能还会有其他出版社或出版团队跟进。以笔者研究统计，同为民国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有“北陈南柳”之称的柳诒徵先生逝世（1956年2月3日）50年后，柳先生的名著《中国文化史》已经有六十余个版本出现，恰可作为参照。

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

陈寅恪先生著作公版之后，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便是是否按照通行的简体横排版式，出版新的适合（迎合）大众阅读的版本。据今天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陈寅恪先生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书信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夫人亲笔代陈先生特别写道：“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从对作者尊重的角度出发，似乎无论是公版，都应当按照作者的基本要求出版，于是“擅自”出版简体横排本很不应该。这也是简体横排本出版的消息刚一出来，便引发争论的缘由。陈先生长女陈流求女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父亲曾经说过，繁体字和简体字解释的意义不完全一样。……父亲看的书、学习的知识都是用繁体字呈现，他觉得有些简体字不能代表那个意思。”然而，我倒是想谈一谈，陈先生坚持使用繁体字背后的另一层精神。

《陈寅恪合集》

陈寅恪著

译林出版社

陈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而这种“托命”并非只有陈先生一人，先生自谓议论近乎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与民国时期南方学派的柳诒徵、吴宓等主张的一则“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一则“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并无二致。而对于“昌明中国之真文化”，我们似乎在陈先生身上看到两种精神的结合，一则是近乎信仰的热爱与忠贞，另一则是清醒的理性辨析与阐述，陈先生可以说是近代学人群体中熟悉掌握西方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能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的学者。而无论方法如何，在价值指向和学术立场上，陈寅恪无疑是“中国的”且是“华夏的”。笔者翻检译林新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试举一例。

近十余年来，在我国学术界有一股“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学术热潮，也有学者在著作中刻意，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中所谓的“内亚性”和“内亚传统”。也有学者指出，“大元史”和“新清史”都不新鲜，其在日本近代“民族学”和“东洋史”的脉络中，已经萌生并发展，其中暗含了去“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思潮。（参考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贞利《从支那首都计画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提出重实践的“北方胡人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这种都市计划构想。”北魏首都平城、东魏首都邺城、隋首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营建，都是这种北魏胡族实践性的体现。陈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都城建筑》一节，专门着笔驳斥。陈先生举出史料，营建北魏平城京的蒋少游，曾报使江南，摹写南朝都城建康宫殿建筑，又曾专门前往洛阳量准魏晋宫殿基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新京建设者之一李冲乃河西汉人世家大族，凉州姑臧城（今武威）本模仿汉魏洛阳城而建，李冲取凉州城之建设经验，施用于北魏洛阳新京。东魏新京邺南城，全袭孝文帝洛阳之旧规，又是一汉化之成果。此邺城之建设经验，又随东魏灭亡后而输入隋朝。实则唐长安城，取法“中国之经典”“华夏之旧制”，而非由鲜卑人所创设。文末，陈先生专门论及“……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时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

曾记2004年秋，在南京汉口路22号卞孝萱先生宅中，卞先生指陈寅恪先生诗，为我一一释疑，并语重心长地说，“陈老先生诗文中，但凡是论及胡、汉的，都大有深意存焉，有古典、有今典，不可泛泛观之。”假如我们把陈先生驳斥那波利贞的都城建设渊源说，放在三十年代中日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学界纷纷开启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再看陈寅恪先生文中“东方胡族”与“西方胡族”之议论，则知先生著述旨趣，实关国运。陈先生以其博闻强识的学养、严密的论证——这一高超的学术技术手段，完成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主张表达，我想这正是陈先生的可敬之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读陈先生的书，所最应当下功夫的地方。

普及学术思想，知我中华文化

我曾亲聆陈先生女儿、弟子说，先生乐谈国内外政治形势，抗战时与张遵骝等谈话，常是通宵达旦。坊间传闻，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陈先生拊掌而叹：“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读先生书，能知先生热爱此“禹贡九州自古相传之土”，能知我“中华文化”中有亘古相传之义理：用鼎簋时如是，用盘碟时亦如是；用籀篆时如是，用隶楷时亦如是。

柳诒徵先生曾感叹近代学术云：“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中国文化史·最近之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推行简化汉字，虽然有不少缺陷，然而确实也起到了文化普及和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作用。《论语》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述六经，自不能辨楷草。今天，顺应大众阅读的需要，出版简体横排本的《陈寅恪合集》，如若销售得好，阅读者多，于普及陈先生学术思想，提升一般读者历史文化知识不失为一好事。然繁体行文与简体行文习惯不同，且标点符号使用也有差异，倘或有学者担心简体横排本《陈集》存在质量问题，不妨细读纠错，责成出版方改订。古有千家注《杜诗》，今若有万人校读《陈集》，亦为今日学林之一佳话也。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0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