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时代之问心得体会》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1 04:4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时代之问心得体会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确定主题：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即时代之问。可以从个人经历、社会现象、国家政策等多个角度来探讨。
2. 结构清晰：一篇优秀的作文，其结构要清晰。一般可以按照引言、主体、结尾三个部分来组织。
3. 引入观点：在引言部分，可以简要介绍时代之问的背景，提出自己的观点，引起读者的兴趣。
4. 丰富内容：在主体部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a. 个人经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对时代之问的理解和感悟。
b. 社会现象：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探讨时代之问的内涵。
c. 国家政策：结合国家政策，阐述时代之问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d. 个人观点：在论述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
5. 论证有力：在论述过程中，要运用事实、数据、案例等有力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6.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错别字等。
7. 举例生动：在论述过程中，可以适当运用生动的事例，使文章更具可读性。
8. 结尾总结：在结尾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给读者留下深刻

曹东勃：年轻人要想走出焦虑和迷茫，请好好考虑这三个问题

编者按：2025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下，“学历贬值”、“继续内卷”成为众多学子的切身感受。与此同时，文科生感叹“专业不敌PPT技能”，理工科面临“实验室与产线脱节”，书本知识与职场需求间的鸿沟让年轻人倍感迷茫，“技能错配”问题日益凸显。而用人单位对“工作经验”的要求，更成为初出茅庐的应届生面前一道看似难以逾越的屏障。

面对多重挑战与冲突的价值选项——是追求稳定体制、高薪大厂，还是投身新兴赛道，选择自由职业？毕业生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突破单一成功标准的桎梏？高校教育又当如何深化改革，破解产教融合难题，回应时代之问？

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了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东勃，深入解析毕业生就业焦虑的成因与高等教育的破局之道。

观察者网：曹老师刚刚送走了一批毕业生，一定很有感触。首先想问问您，今年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曹东勃：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达到历史新高，有1222万人。宏观层面看，最近几年来，国家在促进高校就业工作上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上发力。

一个是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高校校院两级都在有针对性地开展访企拓岗，特别是重点针对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落实去向的毕业生和去向落实率低的学科专业，主动、精准地走访校友企业、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和产业园区企业，开拓有效岗位资源。“走出去”的同时，也在做好“就业促进周”“百城千校万企进校园促就业行动”等“引进来”的工作。

再一个就是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通过“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以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也在不断助力应届生就业工作。

此外，很多地方政府都面向青年高质量就业创业出台不少支持性政策。比如，上海临港新区就对来临港创新创业的人才提供最长免费入住15天的“临港青春驿站”，专享岗位推荐、面试辅导、创业咨询等服务，向首次来临港的青年人才发放500元的交通出行、文旅休闲等专属权益。其实各地在争夺青年、争创青年友好型城市方面，这些年来在落户、保障等方面都出了不少政策。

我们学校今年有5300多名本硕博应届毕业生，今年春季招聘以来，举办了线上线下招聘活动60多场，学校对毕业生开展的“一生一策”的就业辅导也发挥了很好效果，就业落实工作顺利圆满。

招聘会现场

观察者网：我们前几天在招聘会上也询问了几位本科毕业生找工作的情况，有人就反映感觉学历在贬值，本科生找工作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应届生陷入“卷学历→学历贬值→继续内卷”的循环，不知道您在高校里观察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些孩子，您有什么建议？

曹东勃：1998年大学扩招时，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0%。四年后的2002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5%，也就是达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2019年突破了50%，那就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23年，我们突破了60%。

在2024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以及2025年初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写着：“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文件的时限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那个时候——这意味着，优质本科扩容、研究生扩招、博士生占比提高、专硕专博大力发展的政策指向是贯通未来十年的高等教育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两会期间，以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官宣各自扩招150名本科为标志，双一流高校（即“优质本科”）相继宣布扩大本科招生。

这个趋势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在一些学校，本科生直接就业的比例可能会逐渐降低，代之以大比例升学深造，小比例直接就业；另一些学校则相反。

无论是直接就业的，还是继续升学的，可能都会遇到你所说的这种“持续内卷”的焦虑之中。其实，所谓的“学历贬值”背后，是教育的普及，而教育的普及不意味着个人价值的贬值。

我想大家经常会在网络上、短视频平台搜到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教材，也会看到很多人回忆起他们在那个年代读书时数学老师、物理老师逻辑清晰的讲授。作为过来人，我们其实很清楚那个年代不少初高中的老师其实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但为什么今天当我们辅导孩子课业的时候会发出“为什么我们当年那些中专、大专毕业的中学老师讲的很多东西都那么清晰，你们学校那些本科硕士毕业的老师怎么就不教或者教不明白”的感觉呢？真是“防自学”吗？

当学历的光环褪去时，真正的能力才显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内卷的本质是赛道过于拥挤，而破局之道在于开辟自己的路径。教育给予我们的不应只是一张纸，而是自我养成、自我重塑、自我赋能的能力。所以我的建议是，身外之物都是可以带走的，一纸学历也是如此，但扎根进头脑中的思维和能力是带不走的，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有知人之明、自知之明，呵护自己的兴趣。

观察者网：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文科生感慨“专业不敌PPT技能”，理工科面临“实验室与产线脱节”……很多年轻人都发现课本知识、学校绩点与职场竞争力有较大差距，这也加剧了年轻人对于人生、就业的迷茫和焦虑，以及对于教育价值的质疑。您认为，这种“技能错配”的根源是什么？

曹东勃：这种技能错配有年轻人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认知的原因，也有我们教育改革还存在的一些堵点，其根源在于我们还没有处理好很多关系。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讲了正确处理五对关系：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

你上面谈到的一些现象，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特别是前面三对关系中还做得很不够、需要持续完善改进的地方。目前，大国博弈形势逼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更高要求形势催人。如果高等教育闭门造车、老虎屁股摸不得，以一套几十年如一日的模式去应对数智时代的全新挑战和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还要美其名曰“尊重传统”，其结果只能是越发脱离社会需要，经过高校“生产线”“批量生产”的“产品”无法得到企业认可、满足社会需要，那这样的高等教育就是失败的，是没有得到和通过社会检验的。

文理教育都面临着时代变革的巨大挑战。推荐大家读一读东京大学副校长吉见俊哉的《“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一书，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人生三次入大学”。第一次就是十八九岁的年纪，第二次是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再回炉，第三次是退休之后。第一次用年轻的最富创造力的头脑学理工科，第二次是结合工作的经验带着问题回来修习经营管理和社会科学，第三次是随心所欲听从自己内心的兴趣思考哲学大问题。我觉得，吉见俊哉的这个概括是有启发性的，其实也是我们已经看到的某种趋势。

观察者网：也有一部分应届生会抱怨，用人单位对初入社会的应届生有工作经验的要求，似乎企业要求“工作经验”成为了应届生最大拦路虎。您如何看待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从高校的角度讲，如何落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曹东勃：一方面，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数智时代后，按说是更应该利好于年轻人的“后喻文化”当道。即是说，农耕文明为典型特征的前现代状态，在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其农耕文化、生产技艺的传承完全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知识的传承完全仰赖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口传心授。但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就不同了，从经验而论，是年轻人创造着这个次元里的虚拟空间和虚实结合的诸多场景，他们是中老年人的“老师”，经验丰富、贡献卓著。

但总体而言，我们的招聘程式、工作规程还是沿袭着旧的传统，甚至包括一些新质生产力领域的企业在管理和运作上也有不少陈规，似乎在“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从学校角度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意识还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少奇同志曾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所谓半工半读，学校要与生产实际结合，增加劳动教育，学校亦是工厂；工厂工作也要加强学习，通过继续教育提升生产能力，工厂亦是学校。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

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科技教育工作时曾强调：“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根本上要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如何使教育更好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025年2月，为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推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工程实践、科技创新有机结合，教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国税总局联合印发《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各高校相继在原有的研究生层面的业界导师基础上，聘任面向本科生、指导实习实践的专职实践教授。我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近年来相继成立数字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研究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等数字学科领域的新兴学院，并加强与阿里巴巴等头部企业的合作，实职聘任实践导师，对于本科生人才培养发挥了很大助力作用。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实际上真实的市场状况是，“应届生”身份自带的福利效应很大，以至于最近一段时间，山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多地人社部门发文，调整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认定标准，明确在省内事业编等用人单位招聘中，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等作限制，仍可按照应届生身份报考。这是另一个维度了。

观察者网：现在就业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在“稳定体制内”、“高薪大厂”、“新兴赛道创业”、“个人兴趣自由职业”这些多重且相互冲突的价值选项面前，您认为毕业生如何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兴趣、能力、价值观）并进行有效权衡？如何破除社会单一的成功标准（如高薪、体面）造成毕业生更多的迷茫？

曹东勃：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主要焦虑倒未必是“成功的单一标准”。成功焦虑在本世纪初的十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校园传销”活动比较多，一种焦躁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幻象。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我们就经历了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剧烈动荡阶段，一些刻有时代印记的关键词如过江之鲫，佛系、躺平、摆烂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进入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后，随着“大气候”“小气候”的变化，青年对于我们在中长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新征程、新任务更加明确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标准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

当然，AI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加速，从历史经验来说，都会伴随一定的产业结构和劳资关系调整。实际上，国家层面充分认识到稳妥应对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机遇挑战并存带来的重大冲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原来稳定的生产关系、高薪岗位也可能不再那么稳定和高薪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年从高考志愿填报上就充分映射出的社会心态，一些高度市场化导向的专业、行业与一些一眼能够看到尽头的专业、行业形成鲜明对比，一种求稳、保守、旨在最大限度调用家长本地网络资源、面向本地体制内就业的报考导向正渐成气候。

2023年不少短视频平台均大量出现青年学生自行截取创意戏曲《黄粱梦》中的讽刺片段，将其中“摆不完的阔气，弄不完的权；吃不完的珍馐，花不完的钱；听不完的颂歌，收不完的礼；享不尽的富贵，过不完的年”等台词内容作为“宇宙尽头是编制”的“结算画面”，该曲甚至被冠以“考公上岸曲”。当然，这里也有反讽和解构的“鬼畜”含义在，不必全然视为一种严肃之作。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种误导信号是，当社交媒体把每种选择都极端浪漫化（比如“裸辞创业”“考编上岸”），那么年轻人容易产生“选择瘫痪”。体制内也好，自由职业者也罢，都有其隐性竞争压力和特定困境。选择不在于找“最好”的，而要找“最不后悔”的。“高薪体面”标准本身就是流动的，有其时效性，那些深耕细作、穿越经济周期的元素，却容易为人忽视。还是要建立正确健康的自我认知，这不是毕业前才去思考和完成的课题，而是要通过实践不断验证和调整。

根本的问题永远是：我有怎样的兴趣？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过怎样的生活？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提升能力。

观察者网：除了就业困境外，您在大学里接触到的孩子，目前普遍都是“05后”了，您觉得这一代年轻人与“95后、00后”有什么差异？他们对未来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曹东勃：2023年，也就是我们结束三年疫情之后的那年九月，第一批05后在18周岁之际开始成建制地步入大学。乍看起来他们是在一个全新的阶段进入大学的，也理当对自己的成长成才之路有一个全新的规划。但人生是一个连续统，从来不是断裂的。也是从他们步入大学的那一年开始，以ChatGPT的出现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开始加速迭代，这不仅进一步使传统的职业生涯、人生规划显得慢了半拍甚至更多，也让对就业的焦虑进一步前置到整个大学阶段，从职业焦虑前导性地置换为专业焦虑、学科焦虑。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匿名校园墙，你每家看一看，上面讨论的主题大同小异，有一些共性的焦虑。有学生说：“上大学后每一天都在焦虑，要么某书平台上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之间天天‘蛐蛐’唱衰拉踩，要么身边卷得要命看不清出路，上个网时不时还被踹一脚某某学科无用，点了不感兴趣也一直推。”

相比此前的世代，他们的大学生活要繁忙得多；因为大学自身从招生阶段起，就设计了远较“从前慢”“从前闲”时代繁复得多的专业和课程体系。双学位、实验班、拔尖班、创新班、大师班、院士班，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还有诸如“超短裙”招生、大类招生、专业打包招生，这已经不只是为了争夺优质生源，而是内卷式竞争地为了拉抬分数线的最短板，非如此不能“守护”学校的体面。学生进来之后，神经是时刻紧绷的，必须要汲汲于一分两分的成绩，因为那伯仲之间的0.1、0.2的绩点，直接关乎大四上学期保研时进退殊遇。

差不多十五年前钱理群教授发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个名词的时候，可能想象不到今天大学生之间“内卷式竞争”的烈度。学生把太多的精力投放在甚至自己根本没有兴趣的领域，只要有助于在边际的意义上提升绩点，课程就值得选、活动就值得参加。

在学校是忙碌的，假期也一样。不少中年人还以为今天的大学生能够和他们读大学时一样，享受暑期的闲适生活。殊不知，不少大学生要么忙于暑期课程，要么一窝蜂地去实习打卡，你也别问他们为什么实习，问就是别人都去实习，我也必须实习刷个经历。AI时代，很多带教早已没了五年、十年前的耐性，可能也清楚这些大学生“刷实习”的动机，其实也不会真的“带”和“教”多少，“摸鱼”倒可能是首先自学到的内容。

但凡可能，他们都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六边形战士”，直到“算总账”“亮KPI”的大三大四之交。在更加侧重创新能力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评价体系下，奖学金的评定要依据综合测评、保研资格的确认也要依据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人外有人，山外还有山，穿上红舞鞋就要一直跟着指挥棒翩翩起舞。

这些年来，我们也不时看到“本科生发学术论文”的新闻见诸媒体，其中有不少可造之才，也确有经不起推敲的“关系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怎么在坚定教育改革方向的同时，堵住这些漏洞，拣选出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既是国家赋予大学的重任，也是因材施教地让学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应有之义。

观察者网：“有房有车”“结婚生子”等传统目标为何对部分年轻人失去感召力？当这些目标失效时，年轻人会如何重构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人生追求？

曹东勃：他们成长在中国经济接近两位数快速发展的时期，总体上较之前面的世代具有相对更好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这也不难理解，虽然宿舍和食堂是大学生吐槽的永恒主题，但为什么二十年前的大学生很少会把有无空调、是否“上床下桌”、宿舍有无热水、楼宇有无洗衣机等作为自己报考学校的重要因素，因为的确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种对比甚至不仅是高校之间的比较，更是宿舍与家庭的比较。那么就必须承认，今天的大学起居环境与很多学生家庭居住条件两者之间的差距，恐怕比二十年前要大得多。因为很多大学自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那一轮扩招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就很少再有实质性的更新改善。这也是这一轮“两重两新”建设中大学新校区建设的必要性，从硬件条件上不断满足当代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大学生会大量吐槽学校的物质环境，但若论及自身进入社会后对这些物质条件的追逐和要求，其实还是具有相当的弹性的。他们既可以极度压缩预算、做特种兵式的旅行，也可以在疯狂投身谷子经济。一方面的原因是作为70后、75后的他们的父辈一代提供坚实后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与上一代人的传统模式有了不小差异。因此，他们的优先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近的暑假里，我就看到初次体验实习、自嘲“闹钟一响‘哞’的一声就蹦起来去赶地铁”（所谓“牛马”）的学生们在思考和追问，每天起早贪黑挤早晚高峰地铁，平时加班甚至偶尔周末也要加班，留在大城市过这样的生活，还是回到老家去？

从他们互相的交流讨论中，也能明显看到一种声音还是获得不少认同，就是这一代人的个体化倾向明显增强，对生活品质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明显增强，对下一代的需求反而没有那么刚性，因此调整和适应的弹性也更大了。那么在这种逻辑匡算之下，很多传统上的缺省设置、默认配置就都是可以从简从略的了。

当然，我认为年长者倒也大可不必因此“破防”、杞人忧天，而是应当对这一代人保有充分的乐观和信心。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是平视世界的一代人，也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实际上每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被指责“丧”“苟”的时候，但在特定历史时刻的担当奉献，都能带给人“刮目相看”的惊喜。存在先于本质，青年人总是要在直面生活实践和时代挑战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的。

观察者网：您曾提出教育工作者应该“像青年研究我们一样去研究青年”，请问具体该如何操作？

曹东勃：我在此前的访谈中说过，青年人其实在认真研究上一代人，否则何以那些短视频平台上常年被“鬼畜”最多的都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世纪初的那些经典影视作品和春晚小品？何以那些片段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甚至用来理解反映当下国际关系的绝佳素材？

这恰恰说明他们这个次元是开放的，是渴望代际理解和沟通交流的。那么作为年长的人，就应该放下架子，跟着他们一起、带着他们一起，要学在一起、实践在一起，一起围读经典，一起调查研究，一起读懂中国。2023年以来教育部如此强调大学的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一个原因就是要求高校的教育工作者、管理人员要知道学生的所想所念、所愁所盼，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更不要说是急难险重时刻给予及时的思想疏解和雪中送炭。那么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就不应当仅及于45分钟、90分钟的第一课堂，还要延伸到第二课堂、生活园区、网络空间和社会实践。

前不久我们几位老师带着学生到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村寨去调查访谈，这也是我们学校持续了18年的千村调查项目。活动结束后，这些平时看上去比较腼腆、课堂上闷声不响的孩子们，都感到收获满满，思考也十分深刻，学生家长也留言表扬孩子们长大了，让我们颇感欣慰。

一些家长的留言

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对自身专业领域的钻研要“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对于教育规律、对学生成长规律和学情的分析研判同样要做到这一点。今年是我从事高等教育的第十五个年头了，从当年刚入职时面对的“90后”教到了“05后”，与学生的年龄差距也从9岁拉大到24岁。江山代有才人出，如果教师自己放松了学习和研究，怎么对得起这人才辈出的时代，怎么跟得上奋进的青年、敏锐的头脑和有趣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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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之问：人是怎么变坏的？

刘备建立蜀汉后，关于是否北伐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力主北伐的诸葛亮掷地有声：“我不伐人，人必伐我；只求自保，断不可自保！”，一句话让北伐派占据了上风。于是，诸葛亮亲率大军，七出祁山，北伐曹魏，最终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北伐虽败，但其留下的千古名言却引人深思。

通览历史，没有哪一场战争是因为单方面的“好战”，而是交战双方对彼此恶意的过度摧测。对弈的双方本可以各自安好，却因为互不信任而达成了一种悲观的负面共识：与其坐等挨打，不如先发制人；与其温顺如羊，不如淬炼成狼。

推而广之，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普遍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诸多矛盾，归根结底皆源于互不信任。

常闻一种感慨：现代社会“好人”越来越少了。

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没有人天生就是恶人，也没有人从骨子里甘愿变成恶人。是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使“好人”蜕变成“坏人”。当两个“好人”相遇时，彼此都深恐对方是“坏人”，为求自保，不得不率先设好“坏人”的护栏——唯恐稍慢一步，便沦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

善与善的相遇，却结出恶的果实。人，便是这样变坏的。

环顾当下，我们深陷一个“大忽悠”的时代：人人都在忽悠，人人都在被忽悠。在忽悠与被忽悠之间，道德滑坡、诚信丧失、价值扭曲，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日益崩塌。在资本与物欲深度绑架、竞争与内卷愈演愈烈的社会里，这种恶性循环正在不断加剧。

为何人人皆欲扬善却难以为善？为何人人皆欲弃恶却终陷其中？这是时代之问，也是人性终极之问。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中国古代圣贤其实早就为我们开好了药方：从外面去解诀问题，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从内心去解决问题，问题将消失于无形。

当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已经过时，当我们把佛家思想看作封建迷信，当我们将阳明心学纳入唯心主义，也许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来破解这个时代之问。

诚然，社会总有清醒与正义之士。于是，一种新的处世哲学应运而生：菩萨心肠，霹雳手段。翻译一下就是：用做“坏人”的方法去做“好人”。

这种选择，既是人性光辉在困境中的顽强闪烁，亦是特定时代的无奈妥协。在新的哲学尚未出现、在好的时代没有到来之前，这或许是我们能做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