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张金龙事件心得体会》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1 16:4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张金龙事件心得体会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确定立意：首先，要明确作文的立意，即通过这篇作文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和感受。在张金龙事件中，可以从正义、勇气、责任、法治等多个角度进行思考。
2. 收集素材：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张金龙事件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收集与事件相关的新闻、评论、法律条文等素材，为作文提供有力的论据。
3. 结构安排：一篇心得体会作文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在写作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a. 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张金龙事件，点明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引起读者的兴趣。
b. 主体部分：根据立意，从多个角度分析事件，结合实际案例和理论观点，论述自己的看法。以下是一些可参考的论点：
- 事件的背景和原因； - 事件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 - 事件对社会的影响； - 事件对个人成长的启示； - 如何从事件中汲取教训，提高自身素质。
c. 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并展望未来。
4. 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a. 逻辑清晰，条理分明，避免前后矛盾； b. 用词准确，避免使用模糊不清的词语；

30年前就一个晚上赚一亿，如今谁还记得他？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

　　文丨华商韬略

　　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人均存款上百万，这个村子的农民，曾经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穷则思变】

　　1928年11月，吴仁宝在江苏江阴吴家基（今华西村）一户农家出生。他的儿时记忆中，只有一个“穷”字。他11岁给财主放牛；14岁家里断粮，只好去摸鱼捉虾换大米；16岁想着贩布赚一笔，没想到一年赔光老本，只好回乡当长工。解放后，吴仁宝穷人翻身入了党，一门心思要摘掉穷帽子，让村民富起来。

　　当年，华西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草房破烂，垛墙歪倒，泥路曲拐，下雨就一片汪洋。全村就800亩土地，还被分割成1300多块，高低错落不成片。由于实在太穷，外村没姑娘愿意嫁过来，所以有“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的民谣。

　　吴仁宝却憋着一股改天换地的劲。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吴仁宝当上村支书，上任就搞耕作革新，产粮大增，成了饥荒年月的大能人。1965年他又发动村民搞了个15年“大规划”，靠肩挑手扛，将河流改道、削峰填谷，平整了全村地貌。结果提前8年完成规划，还成了全国农业先进典型。

　　华西村人为之振奋，精明的吴仁宝却早早算清了一笔账：全村就600多个劳力，把田“种出花”来也就混个温饱。人口比粮食涨得快，土地就那么点。靠着种地刨食，肯定没出路。

　　思来想去，吴仁宝认准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个理。1969年，他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吴仁宝干这事可有“掉头”之险。为保密，吴仁宝在工厂周围筑墙围布，搞得像“地下工厂”。

　　工厂白天关门熄声，有领导和外人来参观检查也不知情；人走后，村民又返回来加班加点……偷偷摸摸10年干下来，小五金厂大赚200多万，悄无声息成了“暴发户”。

　　邻村忙着背语录、跳忠字舞，穷得揭不开锅，华西村却拼命搞生产、闷声大发财，吴仁宝也偷着乐，难道跳忠字舞就能多打粮食？

　　1972年，全体村民搬进了新盖大瓦房，家家有存款，外村姑娘排着队要嫁进村，连小伙子都“倒插门”……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华西村发啦！

　　【起落人生】

　　“文革”年代，出名暴富可是大麻烦。有人拿“用生产压革命”的“帽子”来压吴仁宝，他却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话给怼回去；有人死咬不放，说华西村是“假典型”，把吴仁宝告上中央。结果中央派人一看，反倒很欣赏吴仁宝，又把华西树成一面红旗。

　　这不是吴仁宝第一次遭排挤打击。60年代，华西就被讽为“吹牛大队”；文革时，吴仁宝被“造反派”挂黑板批斗，幸亏被群众保护下来；70年代又成了“假典型”……人生沉浮中，吴仁宝想透了一件事：一定要实事求是。

　　1958年，全国猛刮“浮夸风”，吴仁宝在公社村干部“报产量、放卫星”的大会上，咬牙报出亩产3700斤，还被人说成“保守”。

　　多年后，吴仁宝反思这段往事，想清楚了亩产万斤和3700斤都是假话，而对付“假大空”，不能“明顶”要“暗顶”：不管领导说什么，全部先答应，可不符合华西实际的，坚决不执行。靠着搞“形式主义”，吴仁宝一次次抵御了“官僚主义”，保住了“实事求是”的底线。

　　搞来搞去，吴仁宝终于靠“地下工厂”起了家。一个小村官，老百姓全拥护，撤又撤不掉，抓住他小辫子的人也无可奈何。1973年，吴仁宝竟官运亨通当上了江阴县委书记，最高官至省委委员，却始终没放弃华西大队书记的职务。

　　吴仁宝当县官也不一般，他把三分之二的干部轰下乡，去基层同甘共苦。短短5年间，江阴工农业生产总值就翻一番。可干出业绩得罪了人，1980年，身为县委书记、省委委员的吴仁宝竟落选县党代会代表。他干脆又回到华西村，继续当他的村官。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吴仁宝的人生低谷，他却毫无失落感。官越做越小的他又兴奋起来，从此可以专心致志建设华西村了。

　　【奔腾年代】

　　1978年，华西村盘点家底，固定资产100万，银行存款100万，另有3年口粮。这在一包烟2毛钱的年代简直富得流油。吴仁宝一回来，打算继续盖厂兴业，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下来，全国农村要搞“包产到户”，给吴仁宝又出了个大难题。

　　中央精神一下，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如火如荼。吴仁宝却不忙，带人先在河北、河南考察一圈，最后决定不分地，还交代一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

　　这简直是和中央精神“对着干”，吴仁宝却有一番精打细算：华西人均半亩地，分了种地就得穷死；咱集体经济最发达，正是集中用地办工业的好机会。结果华西村没分地，吴仁宝出门考察还有了意外收获，他要建个做农药喷雾器的药械厂。

　　想法一出，马上有人反对。当时有句话：“包产到人，农机关门。”农具、农机行业都不景气，还上药械厂？吴仁宝的看法则不同，以前农民种地，打药治虫都大队承担，有十几个喷雾器够用了。如今包产到户，家家户户要买农具喷药，市场无比巨大啊！

　　可大家仍然不理解，那为什么农具农机遇冷呢？吴仁宝在考察中发现，农民土地刚分到手，手头钱还不多，大都靠暂借农具维持着。等过两年农民富起来，加上原有农机具损耗更新，整个行业就要爆发啦！一席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

　　1983年1月，华西药械厂诞生。由于市场时机抓得准，仅1984年就大赚200多万。

　　赚来的钱积累起来扩大再生产，华西的塑纺厂、板网厂、织布厂接连拔地而起。1985年，吴仁宝带着100多村民跑南京雨花台宣誓，决心苦战三年干成“亿元村”，否则全部家产充公！

　　很快，吴仁宝碰到了一块硬骨头。

　　1985年夏天，吴仁宝密切观察市场，感觉新一轮建设高潮在即，铜铝材必火，想赶紧建成一家铜铝材厂。但这种厂技术工艺复杂，吴仁宝本想去苏南一家铜铝材厂参观考察谈合作，没想到吃了闭门羹，人家连车间门都不让进。

　　吴仁宝气愤不已，你不让搞，我偏要搞得大获成功不可。

　　很快，吴仁宝打听到上海铜厂党委副书记张金龙是江阴同乡。这家厂技术先进、设备富余，吴仁宝便下定决心要攀“高亲”。

　　当时，拉着上海铜厂搞联营的好几家，甚至包括张金龙的本村老家。吴仁宝赶紧定厂址、修厂房，真心诚意求合作。结果张金龙考察一圈发现，其他地方啥也没有，华西村只等进设备开工了，最终将这笔大投资敲定。

　　厂子一建成，华西出产的铜铝材板质量上乘，却因为没知名度，加上人们对乡镇企业产品不放心，市场意外地不买账。吴仁宝看准难点，挨个攻克。

　　他先是拿到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的质量认证，给客户吃下“定心丸”；接着，又带销售人员四处推销，与客户“约法三章”：保证交货时间，质量不满意包退，价格比同类产品低2%～3%。

　　好东西禁得起比，大客户们发现华西铜铝材板价格便宜量又足，数百吨的供货合同接踵而至，很快闯出了名堂。

　　办了这么多厂，吴仁宝深知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但他坚信，市场不相信眼泪，但相信质量和诚意。

　　以前华西村民笨嘴拙舌搞推销，人家一听就觉得，要么是伪劣产品，要么是江湖骗子。在吴仁宝看来，农民要想赢市场，只有用质量开道、用诚信叩门，才能杀出条血路。

　　80年代初，跑推销的村民意外说起东北只用麻袋、不用编织袋的习惯，引起了吴仁宝的兴趣。东北是中国的大粮仓，袋装需求极大，但东北老百姓却认定编织袋没麻袋结实。

　　找到原因后，吴仁宝要求工厂做出比麻袋更便宜、结实的编织袋，100斤的沙子装进去，3楼扔下都不破。就这么个质量上的单点突破，一举打开东北市场，把个小小的编织袋都做得供不应求。

　　整个80年代，吴仁宝创造了波澜壮阔的“造厂时代”，华西由此成为产值超亿的富裕村。华西经济常年以20%的速度稳步递增，这里面，吴仁宝又有诀窍。

　　多年来，吴仁宝始终坚持“少分配多积累”。村办企业工人每月只能领一半工资，其他作为企业流动资金，年底才兑付；奖金则是工资三倍，作为股份投入企业，第二年按股分红。

　　外人看来，这简直是没有财产支配权的表现，但华西村民都支持这种“股份制”。吴仁宝则认定，企业要发展，不能靠贷款，只能自我造血、自我积累，才能走上良性轨道。

　　然而“人无横财不富”，吴仁宝精准研判趋势的“神迹”，很快令华西村迈进“暴富时代”。

　　【暴富时代】

　　吴仁宝有个习惯，每天必看《新闻联播》，看完后雷打不动地开村党委会。1992年2月，当邓小平南巡讲话被连续报道后，吴仁宝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

　　他反复揣摩，突然在3月1日凌晨2点恍然大悟，赶紧在凌晨3点召开紧急会议。村干部们还睡眼惺忪，吴仁宝却喊出石破天惊的四个字：“借-钱-吃-足！”

　　原来吴仁宝分析，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很快会掀起一轮发展大潮。经济一起，原材料价格必涨。以前华西搞实业求“稳”，要求内外无债。可这波经济大潮将起，吴仁宝决定拼命借钱，猛吃原材料，狠狠“赌”一把。

　　村干部们都被吓醒了，这还是那个谨慎的“老书记”吗？“疯子”才干这事啊！

　　当天开始，华西村狂借2400多万，疯买上万吨钢坯、上千吨铝锭，把仓库全堆满。大多数人还不明所以，全国迅速掀起建设热潮，一切不出吴仁宝所料，原材料很快狂涨数倍。

　　有人说，吴仁宝开个会，赚了一个亿。华西经济从此跃上新台阶，奔着十亿村、百亿村的目标一往无前。

　　对于投资，吴仁宝既果敢，又有一份警醒。

　　80年代中期，苏南有过一轮“毛纺热”。当地政府鼓励华西建毛纺厂，甚至协调银行解决了2500万贷款。吴仁宝最初感觉靠谱，渐渐发觉不对，最终决定项目下马。没多久，遍地开花的毛纺厂纷纷亏损倒闭，华西躲过一劫。

　　多年后谈及这些，吴仁宝的心得是：既要研究中央精神，又要研究自我实际，“又怕又要不怕，这样才能成功”。

　　2003年，吴仁宝再次“小宇宙”爆发，提前告诉村党委：宏观调控快来了。他的依据是：中国已加入WTO，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原材料价格高到离谱。吴仁宝列出“三车妙计”：现有企业开稳车，新投项目开快车，未上项目急刹车。

　　数月后，国家宏观调控果真启动，人们对吴仁宝在大趋势上的预见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大批企业前期盲目扩张，结果遭遇全面衰退。华西企业却未雨绸缪，该撤的项目撤掉，该加足马力的火力全开，结果华西村逆流而上，当年全村总产值突破百亿。

　　【华西大管家】

　　吴仁宝知天下、明大势。企业管理上，照样是一把好手。

　　华西村产业多，钢铁、纺织、旅游是三大支柱。

　　90年代，吴仁宝瞅准机会，把建杨浦大桥拆迁后的上钢五厂线材车间拉进了华西，揭开了华西钢铁时代的序幕。2002年，他又将华西钢铁、华西北钢（与唐钢合资）、华西高速线材厂建成投产，赶上了钢铁行业的“黄金年代”。

　　吴仁宝搞产业，首重质量。钢铁板块中，“华西法兰”是亚洲最大法兰基地，出口日本的不锈钢法兰占到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华西扁钢”，则是中国唯一通过CE认证（欧洲统一标准认证）进入欧洲的产品，出口量占到全英国总量的五分之一。钢铁业正是华西村百亿级的“印钞机”。

　　华西纺织业也风生水起，毛纺厂、棉纺厂、织布厂、服装厂等全产业链贯通。其中，“华西村”西服曾被评为“十佳品牌”，“华西村”商标被认定为“国家驰名商标”。

　　1999年8月，“华西村”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农村第一股”。后来更发展到上百家企业、数百亿产值，这么一大摊子怎么管？

　　吴仁宝给归纳了“八统一”（资金、人员、项目、原料、费用、设备、大修、食宿全统一）、“四要诀”（薄利多销现钞，厚利欠款不要，勤进多跑快销，库存积压减少）。其中，“四要诀”尤其值得称道。

　　搞企业没有不产生“应收账款”的，但吴仁宝定了死规矩：谁产生应收款就撤谁的职。

　　这个账吴仁宝这么算，比如这批货有30%的毛利率，但资金一年多才能收回，这样毛利率大打折扣，销售人员还要整天催款，厚利实际上是薄利或无利。因此，只要有欠款，利润再高的生意，华西也不做。

　　吴仁宝做生意，讲求“宁可人骗我，不可我骗人”和“三守三真”（守法、守约、守信，说真话、售真货、定真价）。因为产品质量好，又讲诚信，老客户都是给华西企业先打款、再收货，从不误事。这成为华西敢于不赊欠的底气。

　　不过，依然有人来挑战“底线”。有家内蒙古客商曾要求华西派车送一批铜嵌条，答应货到付款。结果货到后，对方又说没现金。一般生意人也就认了，大不了派人来催款。

　　但耿直的华西人坚持把货拉回来，损失运费也在所不惜。这家客商最终认准了华西的脾气，从此进货带现款，甚至还帮着介绍新客户。

　　华西搞旅游则更神奇。早年由于是农业典型，来华西参观考察的人就络绎不绝，于是几十年前开始收10块钱门票（如今150元），还被炮轰“华西村人掉进了钱眼里”。

　　此后，华西村又推出“工业观光游”、“三农基地游”，数百万游客蜂拥而至，“躺着”年赚过亿，人们不由得佩服吴仁宝的眼光精明又深邃。

　　到华西，人们看的自然是令人惊叹的“天下第一村”：家家住别墅（最小450平，最大600平），户户有汽车，人均存款上百万，根本就是“中国首富村”。

　　另外，村民吃饭不花钱，服装有自产名牌，教育全免费，老人“被包养”。吴仁宝还规定，老人过100岁，子孙统统奖1万，弄得村中敬老成风……这样富足的好日子，惹得有人不惜10万买户口，只为成为华西村民。所有人羡慕嫉妒恨：华西村农民才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华西村的建筑建得“土洋结合”。98米高的金塔，耗费3.5公斤黄金镀成，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顶上供着菩萨、寿星、天官、老子；仿颐和园长廊的“万米长廊”，号称世界之最，但修它的原因，却是吴仁宝想让村民出门下雨可以不打伞，长廊就连到了每一家。

　　而华西公园更像“世界之窗”，到处是“洋”景：美国“白宫”、英国“古堡”、巴黎“凯旋门”、德国“天文台”……以前农民出国不敢想，吴仁宝却要让村民天天能“出国”。

　　但华西村最值得看的是“华西398号”，吴仁宝的家。

　　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村民都住上了豪华别墅，吴仁宝却住在70年代旧楼里不走。屋里三样东西：一是满墙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外国友人的合影，二是14英寸老电视，三是一张旧木床。与村民生活相比，这里隔着好几个时代。

　　吴仁宝这么做，源自他上世纪70年代给自己定下的“三不”规矩：一不拿最高工资，二不住最好房子，三不拿最高奖金。后来，华西镇政府奖他5000万，他也分文不要，全部捐给了集体。

　　总有人觉得吴仁宝是作秀，但他就这样“作”了一辈子。40多年来，吴仁宝全家26口坚守在华西最贫困的时代，无一离开，他连让子女农转非进城的机会都没给，这在城乡差别极大的70年代难能可贵。

　　退一万步讲，吴仁宝真想发财，单干才是最佳选择，成为亿万富豪毋庸置疑，但他显然不想这么做。

　　吴仁宝曾发自肺腑地说：“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他确实用一生践行了这点。

　　【交班风波】

　　2003年7月，76岁的吴仁宝决定交班，并直接推荐四儿子吴协恩。吴仁宝极崇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四个儿子则分别叫协东、协德、协平、协恩。其中协东知识面广，协德处理复杂事务能力强，但吴仁宝考虑到协恩最年轻，还是推荐吴协恩。

　　“老书记”一言九鼎，最后接班人投票，吴协恩以175票全票当选。但“接班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华西村治理模式的质疑，有人认为吴仁宝在搞“家天下”，已走上了大邱庄禹作敏的老路。

　　多年前，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红极一时，号称“华夏第一村”。吴仁宝见他带保镖、养狼狗，一副“庄主”做派，就预言禹作敏“出事就可能是大事”，后来果不其然。

　　反观吴仁宝，从来一个人在村里跑，华西村人甚至排戏颂扬他“高尚立寰宇，人间此人少”，对他的爱戴不可同日而语。

　　吴仁宝能长盛不衰，自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夸不倒、难不倒、吓不倒：夸华西的越多，自己越要知道差距，要夸不倒；遇到困难，一靠艰苦奋斗，二靠联系群众，这样什么问题也难不倒；而有人为了自己的名利，挑毛病、找麻烦、恐吓你，面对这样的人要挺得住，哪怕被冤枉也算社会监督。

　　华西31个正副书记，5个是吴仁宝子女；华西90.7%的可支配资金，掌握在吴仁宝4个儿子手上。即便如此，吴仁宝依然认为这不是家族制：华西村6任会计，吴家没人当过；华西从1961年至今的账，全部可以翻查；村党委委员56人，吴家仅有8人。根本上，依然是集体领导。

　　在吴仁宝看来，吴家都是为了老百姓，从不牟私利，“如果都像我吴仁宝一家，这样的家庭还是多点好”。而华西村百姓对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他们甚至希望吴仁宝能活1000岁。

　　2013年3月18日，吴仁宝的传奇人生落幕，享年85岁。敬献花圈悼念的，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村民，皆给予吴仁宝极高评价。花圈堆满长廊、万人含泪送别的景象，更令人唏嘘。

　　遗憾的是，华西村体检中心拥有国内最先进CT，有村民曾查出早期癌症并成功康复，而患肺癌辞世的吴仁宝忙于工作，一次都没去过。

　　近年来，随着华西村从传统的钢铁、纺织、商贸产业，向金融、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它同样迎来了转型的阵痛……时不时就有华西集团高负债的新闻传出，曾经傲立全国的“华西村时代”已经过去。

　　不过，尽管吴仁宝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却依然照耀着“天下第一村”，那就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永不服输、决不放弃。

　　吴仁宝曾说，“小发展大困难，大发展小困难，不发展最困难”。比起资产上的数字，这才是真正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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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博士警察讲述法医之道 其经手的两件惊天大案背后有玄机

“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就是这个地方，他老人家笔下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刚刚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空中惨案。”此前的“法医书谈”讲了不少法医学的基本知识和中外法医的工作内容，这次写几个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从空难鉴定遗体到大官之死的疑云。

作者:陈梦溪

作者左芷津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长期从事刑侦工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警察，有着权威的专业背景以及大量刑侦实战经验。2000到2003年，他被公安部派往法国，有着国际视野以及与国际刑警合作的经验。

左芷津是清代名将左宝贵五世孙，中山医科大学法医学博士，1983年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从事法医检验鉴定工作。23年间，他曾多次参与国内外重大案件侦破和空难事故调 查，1997年当选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2005年 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出版《当法医遇上警察：中国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时，左芷津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分管刑事技术工作，三级警监警衔。

1978年，左芷津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学了医。除了一次在图书馆中看到《实用法医学》的书，觉得很是新鲜以外，他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跟法医产生关系。直到毕业时国家分配工作单位，大多数同学要么去医院做了医生，要么去高校或其它科研单位，他忽然看到分配方案中写着“北京市公安局”，觉得很好奇，一问，是在招法医，他就报了名。那时他对公安完全不了解，家里祖祖辈辈没一个当过警察的。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前辈庄明洁带着法医任嘉诚对他进行了仔仔细细的面试，面试完一出门任嘉诚就说：这个人我要定了。于是，左芷津顺利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技术科，加入了法医队伍，他们这一批人也成了“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当法医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后，他第一次解剖尸体就是任嘉诚带着的，时间长了，左芷津渐渐爱上了法医这个职业。

《当法医遇上警察：中国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一书记录了左芷津当法医、当警察的经历和感悟，其中既有刚刚入行时的好奇和窘迫，又有破获大案的种种心路历程，既有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中的“国际行动”，也有本土侦破遇到的离奇案例。左芷津用案例和细节，以及穿插其中的知识和思考，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常人难以进入的世界——警察的世界。

遇难人数最多的空难

1994年6月6日这一天是个周一，左芷津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他去公安部上班的第一天。5月底，他各个率领一支技术专家组去西安市兴平县调查一起特大爆炸案，这天正在跟领导汇报侦破进展，突然来了一个紧急通知：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西安市长安县失事坠毁，命令刑事侦查局迅速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前往出事现场，参与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事故原因的调查工作。左芷津与同事立即冒着大雨赶往出事现场（后经核实，机上146名乘客、14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下称为“6·6空难”）。

空难现场需要法医等公安技术人员率先到达的原因，是首先需要弄清楚机上和地面的遇难人数、受伤人数、幸存人数。不仅如此，还要逐一找到每一位遇难人员的遗体，绝不能有遗漏。左芷津召集法医、痕迹、照相、录像等技术人员寻找遇难者尸体。陕西的同事告诉他，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就是这个地方，他老人家笔下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刚刚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空中惨案。有惊无险的是，飞机残骸全部坠落在已经收割过的麦子地上，没有污染任何庄稼，机头离地面的民居只有60、70米远，不知是巧合还是飞行员最后一刻的努力，因为再稍微偏一点，落在居住区，就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好在飞机失事坠落后没有着火，但飞机是在空中解体，所以飞机残骸和遇难者分布的范围很大，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3公里。据左芷津所写，当时公安机关还没有配备GPS地面卫星定位系统，只能用测绘大队的定位仪，但仪器精读不高，相差百米也有可能。他本人就亲眼看到残骸在河这边，但定位出来标在地图上就跑到河的另一边了。

据书中描述，遇难者的遗体散落在稻田、麦田、果园、荒地、河滩各处，现场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许多遗体都血肉模糊，支离破碎。坐在飞机前部的乘客遗体多困于残骸中，当飞机前部残骸撞击地面时，产生巨大的类似刹车的惯性，座椅都从地面上拔起，向前撞去，多数乘客是被叠压的座椅压在里面。还有一部分乘客是在坠落地面时被甩出客舱的，这类遗体损毁不算严重。损毁最严重的是在飞机空中解体后便抛出机舱，直接从万米高空坠落，摔在地面上，粉身碎骨。

在法医工作中接触的最多的一类死亡就是高空坠亡，不过这里的“高空”大多是从楼房3层以上的坠落，同样是坠落，从楼上坠落与从万米高空坠落完全不同。左芷津发现，从几千米高空坠落的尸体反而没有从十几层楼上坠落的尸体损毁严重。这是因为从千米高空坠落时，会有上升气流的托顶，人在空中会随着气流漂浮一段时间，上升气流大时，甚至还会向上漂浮。而从几十米的高楼掉下时，没有气流托着，人就会按照重力加速度直接朝地面砸去，造成很大的损伤。不过空难中在空中被抛出的乘客，大都因为空气稀薄缺氧失去了知觉，或是在被抛出的一瞬间就已经死亡了。

法医进行空难、爆炸等多人死亡的案件要做两件事，一是判断死亡原因，二是确定死者身份。对于这样规模的空难，前者并不难，但后者却有相当难度：除了许多尸骸并不完整等原因，160具尸体在炎炎夏日，缺乏足够的制冷设备，需要尽快进行鉴定的时间紧迫性。

在检验中法医们发现，这160名遇难者中头部损伤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并且大部分罹难者的损伤分布广泛，也就是说尸体的头部、胸部、腹部和四肢都有损伤。这表明死者生前遭受了巨大的外力作用，冲撞部位多。在检验时，法医们并没有在任何一具遗体上发现有爆炸、火药等伤害或痕迹，也没有任何子弹、刀斧等凶器造成的损伤，这说明飞机上没有发生过爆炸、搏斗等人为伤害事件。

最终的事故原因在这里也交代一句：这架飞机是前苏联制造的TU154B飞机，在俄罗斯专家来华与国内航空专家的联合调查中发现，飞机起飞前的维修时，维修人员将减震交换平台的插头差错，飞机也没有查错设置，故而飞机带着故障起飞，最终坠毁。一个小小的插头的错插带走了160条生命，这背后是飞机设计的缺陷、维修管理的漏洞和机组培训的不足等问题。据说俄罗斯专家在调查清楚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这说明他们知道了飞机设计上存在的严重缺陷。同时检查、监察等部门也对涉案的维修人员进行了连夜抓捕。

查不出死因怎么办

工作两三年后，左芷津第一次“单飞”（指单独解剖）出现场，就碰上了个不同寻常的案子。新街口附近某小区，一位29岁女子死亡，身份明确，死因不明。西城区公安分局向市局请求支援，市局便派了左芷津去积水潭医院的太平间进行法医解剖。谁料出师不利，从下午一直到天黑，左芷津认认真真地从头到脚解剖完了，什么也没发现，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死因，他心里一下子就“毛”了。用法医的术语讲，这属于“阴性解剖”，是解剖中的大忌，法医最“窘”的就是碰上这类情况。左芷津很郁闷，只好把死者所有脏器一丁点不落地带回了局里。

第二天，他向局里几位老法医请教。主任与他再次去太平间查看尸体，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便等待毒物检验和病理检验。毒物检验没有发现常见毒物，病理性检验中除了胰腺有少量红细胞外，没有发现任何病变。让左芷津感到温暖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部门有个好风气，一旦遇到困难，大家一起上，谁都不会袖手旁观，法医们都明白，今天你碰到的情况说不定明天我就碰到了，有忙大家帮。每个法医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独特的心得，总有高手能指点迷津。但全员上阵，仍然对这个案子百思不得其解——谁都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

于是，案子惊动了我国著名法医病理学家赵经隆先生。赵经隆先生1924年出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医。赵经隆先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好几天，看完了所有的病理切片，然后把他们都叫过去说，死者死于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胰腺中的红细胞就是证据。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是一种发病迅猛、经常引发猝死的疾病，死亡率颇高。而且此病病因迄今仍不十分明确，更给法医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事后，赵老亲自写了法医病理学的诊断，其中的一句描述给左芷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细胞像大海洋，坏死的胰岛组织似岛屿样分布。”左芷津第一次感觉到，权威的病理诊断也能写得如此清晰明了，科学也能如此通俗易懂。

惊天大案背后玄机

在首都工作的法医，难免不会碰上几个起震惊全国的大案子。左芷津就遇到过不止一次，他在书中详细写了两个惊天大案，他都参与了全程的法医解剖和侦破工作。这两个案子死亡人数倒不多，但死者身份特殊，都是大官。左芷津对于这样的案子的经验是，重中之重是弄清自杀还是他杀，一定要把证据找得无比扎实，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第一个案子发生在1995年4月5日清明节下午6时，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市委的电话，称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已经失联超过24小时，公安干警与法医、痕迹等专业技术人员带上警犬，立即随王宝森的司机到怀柔山里寻找。当时左芷津正在秦城监狱参加干部培训，接到消息后火速回到局里，与同事们赶往怀柔。凌晨五点多，他们在半山腰的一个小沟里发现了王宝森的尸体。

在其后的检验和解剖中，左芷津得出结论：王宝森是因用制式手枪接触射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而死亡，枪伤符合自己右手开枪形成。也就是说，法医这边的结论是王宝森是用右手持手枪射太阳穴自杀的。在王宝森的手臂皮肤上的附着物进行的残留火药微粒检查，其中的成分是锑、锡和铅，与他手中手枪里子弹的火药对比后证明是同一种火药。在其它痕迹检验如弹道检验等也都支持了这个结论。尸检后，市局法医中心还专门买了一个单人冰柜，把王宝森的尸体放进去，贴上封条。直到三年后，才最终处理了王宝森的尸体。

关于案子其他与法医无关的侦破细节，如枪和子弹是从何而来，和事后还原的整个案发过程的部分，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书中的完整叙述。

第二个案件发生在1996年初春2月，。一天刚上班，左芷津便接到消息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李沛瑶遇害被杀，还是在有着严密武警保卫的自己家中被杀。此事非同小可，李沛瑶1933年出生于香港，是著名爱国将领、民主革命家李济深先生的儿子。他的逝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因为以李沛瑶的身份和地位，对香港顺利回归等重大事件都会造成影响。

现场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院子里住着许多高级干部，还驻有武警27名官兵，院中设置六个固定执勤哨位和一个流动哨，日夜守卫着。按说这样严密的守卫，发生杀害国家领导人的事件时间可能性微乎其微。左芷津等人对遗体进行了尸体外表检查，因为刀伤十分明显，面部、颈部、躯干砍伤数十刀，是被人用菜刀砍伤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些检查已经可以出具法医鉴定书，被害时间也通过调查得到了证实，最终办案人员及家属一致同意不对尸体进行解剖。

这个案子很快就破了：凶手在逃跑往过程中被武警发现，当场抓获，但谁也没有想到，犯下凶残案件的竟是执勤的哨兵。1995年3月25日起，这位名叫张金龙的19岁年轻人便被派到李佩瑶等领导同志的住所执勤。谁曾想，这个张金龙在这次犯案前曾多次到入室进行偷盗，但均未被发现，这次不巧被李沛瑶撞了正着。事后左芷津感慨万分：虽然这个案件及其重大，性质及其恶劣，但侦破过程并不复杂。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案件的发生是由无数个巧合推动的。在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案件中，任何一个可以阻止案件的因素都没能有起作用，反而促成案件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最终酿成了惨祸。

(原标题:首位博士警察的法医故事)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