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当代史读后感》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1 21: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当代史读后感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读后感的目的：首先，要明确自己写这篇读后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总结学习心得，还是为了探讨历史现象，或者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2. 确定主题：在写作之前，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论述。可以是当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个重要人物，或者是当代史的发展趋势等。
3. 结构安排：一篇好的读后感应该具备清晰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所读的当代史书籍或文章，主体部分分析、评价和探讨所读内容，结尾部分总结观点，提出建议或展望。
4. 严谨论述：在论述过程中，要严谨、客观地分析所读内容。既要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又要尊重事实，避免主观臆断。对于有争议的观点，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要引用相关资料作为依据。
5. 丰富论证：为了使读后感更具说服力，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证。可以结合历史背景、社会现实、个人经历等方面，展开论述。
6. 语言表达：读后感作文要求语言表达准确、流畅、生动。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词汇，尽量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7. 注意篇幅：读后感作文的篇幅不宜过长，一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智库报告解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

从考古遗址的文明探源，到多彩非遗的活态传承；从千年古厝的焕然一新，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修缮保护；从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实践，到“文化+”新业态纷纷涌现……传统与现代共生、本土与全球对话，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融汇、生长，为新时代新征程厚植精神根基，提供不竭滋养。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讲话，发人深省。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18日在墨西哥向全球发布《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报告，指出文化主体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是维系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集中体现，是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彰显文明特质的精神坐标。

报告指出，文化主体性激活文化的生命力，在发挥引领力、增强凝聚力、提升塑造力、扩大辐射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价值。中国致力于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共识，从“各美其美”迈向“美美与共”，文化主体性在文化激荡中夯实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根基，共同托举起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璀璨明天。

在历史演进中始终体现鲜明的主体性

中华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与波澜壮阔的演进历程。从古老的农耕文明起源，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再到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影响，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升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根基中，可以探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孕育与形成。

报告指出：“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外部压力如何胁迫、现代化浪潮如何冲击，中华文化始终坚守主体性，以守正创新的勇气、开放包容的态度走出一条文化自信自强之路。”

这是2023年5月拍摄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新华社发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演进过程中，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群星璀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基因。如龙的崇拜亘古至今，玉文化积厚流光，今天的汉字与以商代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文字一脉相承……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主体性一度遭到严重冲击。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重塑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使古老文明在新时代既守住精神根脉，又迸发创新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筑牢了文化根基。

为激活文化生命力注入新动能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文化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文化潜移默化塑造人们的思想行为，激发向善向上的内生动力，使文化成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发挥引领力，激发强大的精神力量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者仿佛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英雄们饥寒交迫却依然勇往直前。在时空交错中，一串串精神密码浸润各族儿女心田，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核。

游客进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2023年6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广袤大地上，精神力量已深深融入各族儿女血脉，化为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追求物质富足也追求精神富有。在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苏州，昆曲、古琴、宋锦、缂丝……历史上造就驰名中外的苏工、苏作，如今则催生一大批高精尖产业，造就苏州产业之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的“硬实力”。

绵延千百年的习俗在“日用而不觉”间与时俱进，饱含民族精气神的文化“润物细无声”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在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文化的引领作用日渐突显。

——增强凝聚力，筑牢共同的文化认同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必然会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共同身份认同、爱国主义的共同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推动所有中华儿女凝聚成一个紧密团结、积极向上的强大共同体。

在云南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内，巍然矗立着一块特别的石碑——民族团结誓词碑。1951年元旦，普洱26个民族1000多名群众举行盟誓大会，立下誓词碑：“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70多年来，当地群众牢记誓言紧跟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2024年9月25日，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团结园里，当地群众欢聚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周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静颐 摄

报告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同胞共通的文明认同、共享的历史记忆、共有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奋斗历程和未来憧憬；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不断凝聚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文化主体性产生强大的向心力，让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产生高度的认同，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动能，汇聚于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升塑造力，驱动高水平文化发展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深度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塑造着中华文化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让华夏之美、国宝之美重放华彩。

在贯通南北、恢弘大气的北京中轴线上，有600多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文物“焕新”，《千里江山图》数字艺术展、故宫文创等系列产品，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沿中轴线眺望，燕山脚下坐落着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中华文化种子基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2022年9月29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观众在展览上参观放大两倍的《千里江山图》灯光特效图。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网络文学、网络视听、数字动漫、电子竞技异军突起，“文化+”新业态纷纷涌现，实现文化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文化从艺术、新闻、影视、出版等传统领域迈向创新赛道，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不仅打破传统产业的边界，还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扩大辐射力，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

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推进了东西方交流。当今中国致力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功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能源、税收、环保、减灾、智库、媒体等重点领域建立30多个多边合作机制。文明对话的价值早已超越文化交流本身，成为破解文化隔阂、修复国际信任体系的关键纽带。

这是在北京市北土城路附近拍摄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景观装置（2023年10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中国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书籍在国际上广泛发行；中国媒体不断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多元化、精准化、立体式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文化艺术与科技元素完美结合的影视佳作全球播映，引发观影热潮……

2025年2月16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一家影院，观众在观看4D版《哪吒之魔童闹海》。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从成立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到连续举办25年“欢乐春节”活动、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中国持续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实践体系。

中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视角，旗帜鲜明地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释放坚持相互尊重、力促文明交融的正能量，在全球引发积极回响和持久“共振”，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实现持久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迈向现代化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启示

受文化虚无主义、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转型大潮中，遭遇文明传承断裂、文化认同危机，导致文化主体性不断削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迷思，在立足于自己文化生命体的基础上，把握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报告指出：“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守正创新，既要守住本民族的精神根脉，也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其他先进文化。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以继承发展的态度和立场对待本国本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握文化在全球化演进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本土文化的现代更新。”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2022年7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依附、不照抄、不隔断历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保持文化主体性，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既要迈向现代化又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重要启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陶庆梅指出，后发展国家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是五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自己道路的中国，其文化自信的姿态，在21世纪给寻求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南方国家，展现了新的发展图景。

在白俄罗斯、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茶和天下·雅集”活动以茶会友，传递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帕特农神庙脚下，“古都文明对话”让中国和希腊两大古老文明实现跨越时空的互动。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应该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中国提出的理念契合当今国际社会推动多元共存、包容发展的普遍共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说。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坚守中传承，于交流中创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奏响文明交流互鉴的和谐乐章，让不同文化的光芒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画卷。

文字记者：杨一苗、窦书棋

海报设计：李权

统筹：杜鹃、吴建路、王文源

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龚延明的史学研究

作者：朱钰婷（浙江大学哲学院博士后）

学人小传

龚延明，1940年生，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浙大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顾问。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留校任助教；1962年参军，1974年转业，回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及《诗说秦汉史》《岳飞评传》等，主编或合撰《隋唐五代登科总录》《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主编“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120余篇论文。

“不怕慢，只怕站”是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的座右铭。《〈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他的这些代表作，无不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打磨，才摆上学者的案头，成为文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有学者感慨，龚延明不仅做到了“十年磨一剑”，而且打磨出的是一把把堪百年之用的利剑。

从《宋史·职官志》出发

真正开启学术之路时，龚延明已年近不惑。

龚延明1940年出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跟着哥哥上小学，1960年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他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工程兵。在杭州大学工作时，龚延明一个月的工资是53元，当兵后每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但他无怨无悔。1964年，龚延明在一次训练中意外受伤，右眼失明，后来转到部队机关工作。1974年，他告别军旅生涯，回到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学校教学工作尚未走上正轨，直到1978年，龚延明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才在陈乐素和徐规两位名家的指导下正式踏上了宋史研究的学术旅程。这一年，他38岁。

宋史领域那么广大，一个人不可能都拿得下来，只能挑选一个学术方向。应该选择哪个方向呢？龚延明听取了中华书局赵守俨和傅璇琮的意见。这两位国内知名的学者型出版家认为，国内官制研究相对薄弱，发展空间很大，可以考虑作为学术方向。这正是龚延明的兴趣所在，陈乐素先生、徐规先生都尊重他的选择，支持他研究宋代官制，并同意在系内开一门中国古代官制史课。20世纪80年代初，徐规先生申请浙江省重大课题《〈宋史〉补正》获批，分配龚延明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子课题。这下，龚延明犯难了。

众所周知，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出了名作《〈宋史·职官志〉考正》。有此高山在前，后来者还能有新的突破吗？龚延明惴惴不安。进退两难之际，傅璇琮先生鼓励他：“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开山之作，是名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之不足，《考正》还有不少遗漏。在50年代，他就提出《〈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需要重新进行增补。现在你去挑起这副担子，应该说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你年轻，精力充沛，研究条件又好，只要能刻苦钻研，在邓先生《考正》的基础上，必有新创获。”傅先生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使龚延明“犹如置身在夜间旷野难以辨别前进方向的时候，突然看到前方亮起一盏指路灯”。心头的迷雾驱散了，他鼓起勇气前行，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任务。

龚延明开始反复阅读《宋史·职官志》，逐字逐句解决疑难。《宋史·职官志》没有直接记载“门下省”为何时之制，让龚延明颇感疑惑，他再三体味史料，发现“门下省”在北宋时期分为“宋初”和“元丰新制”两个阶段，宋初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皆有名无实，至宋神宗元丰改制方“官复原职”。除了阅读宋代官制的第一手文献外，龚延明还围绕《宋史·职官志》每段文字搜集、摘抄其他史籍，逐渐解决了其中的疑点、难点。耗费了五个春秋，1992年，龚延明完成了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书稿，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将其送外审专家进行成果鉴定。鉴定小组以邓广铭为组长，组员是宋史名家王曾瑜、陈智超、朱熙瑞、汪圣铎。邓先生把鉴定组成员的意见归纳为两点：第一，龚延明同志对于《宋史·职官志》所作的补正，既极周全详备，也极精审谛当；第二，这一新著的丰富内容，反映出龚延明同志对于宋代职官制度既具备通贯的理解，也具有深厚的基础根底。求之于当今之治宋史者，他的功力之雄厚应是居首选的。接着，邓广铭先生又写了他个人的鉴定意见：“半世纪以前，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我的那篇文章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然而‘大辂’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80年代末，国内学者中，才有杭州大学历史系龚延明同志出而专心致志于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五个春秋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这一巨著，这是只有很深厚的根底、很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的。在这种强力的感染下，又必将使读此书者，愿以龚延明同志为榜样，扎扎实实地从事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例如对史料的鉴别、比勘、考证、分析的技能才行。这本书是一本极具功力的书，是一本必会在许多方面都能起积极作用的书。”

诚如傅璇琮先生所说，邓广铭先生“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他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的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建树为心中的一杆秤”。邓广铭先生奖掖后学龚延明的这段佳话，成为学界的美谈。

如今，那本被翻烂了的《宋史·职官志》仍然放在龚延明的书房。他说：“一个人的学问，必有根基。我治宋代官制，《宋史·职官志》就是我的根基，这是我第一部常学常新的学术经典。”

龚延明（左）与著名学者傅璇琮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搭建官制研究的“高楼”

1984年，龚延明意外收到一封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转来的海外信件。这封信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他读到龚延明不久前发表的论文《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极为感兴趣，建议以“两岸协力、国际合作”的方式编纂一部工具书《宋代官职别称》。其实，龚延明此时已有编纂《宋代官制辞典》的计划。

在研究宋代官制的过程中，龚延明认识到，职官的别称、术语是了解官制的两大“拦路虎”。为此，他写了那篇《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还有意识地搜集了宋代正式职官名、别名、术语以及相关典故，并将这些资料整理成卡片或札记。这些日积月累的资料汇聚成《宋代职官别名汇释》《宋代职官术语汇释》，成为编纂《宋代官制辞典》的重要基础。

龚延明与刘子健建立起联系，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得到刘子健的支持，这更坚定了龚延明迎难而上完成《宋代官制辞典》的决心。13年后的1997年，由邓广铭先生题写书名的《宋代官制辞典》在中华书局出版。这部180万字的工具书一经推出，便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宋史名家王曾瑜、邓小南先后在《历史研究》杂志刊文，赞誉此书为“继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宋史研究又一里程碑式之作”。《宋代官制辞典》至今仍是海内外宋史学者案头必备工具书，一印再印，2017年还出版了增订本。

龚延明认为，研究断代史，不能止于断代，而要承上启下，注意贯通。宋代官制与唐五代官制难以分割，宋代官制又对元明清官制产生了影响。研究断代官制，必须把握每个官名与制度的演变轨迹。他在做《宋代职官别名汇释》时，就注意搜集和研究从先秦到明清的职官别名。细水长流，经过20余年积累，水到渠成，终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编纂。2006年，227万字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大辞典贯通先秦至明清，搜集各王朝国家管理机构正式官名的别称搜集与阐释，词条达到一万条以上，填补了中国官制研究的一个空白。2019年，《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增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字数增至240万。

从《〈宋史·职官志〉补正》到《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龚延明这样总结自己官制研究的经历：做学问，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地搞一些“短、平、快”的成果，只有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先打好基础，才能往上一层层盖起高楼。

“愚龚移山”研究科举

科举考试取士，自隋唐至明清，持续了1300年之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的王安石、苏轼、司马光、文天祥等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皆是进士出身。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没有对宋代登科人物进行系统整理。1991年，龚延明接受傅璇琮先生的建议，与其合作编撰《宋登科记考》。从此，龚延明的研究重心从官制转向科举制度。

编纂《宋登科记考》的工作量极为庞大，尤其是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存绍兴十八年（1148年）和宝祐四年（1256年）两榜登科录，其余116榜登科录，都需从零开始搜集整理。为了能够全身心投入，龚延明在老杭大图书馆6楼租了一个工作间，以便借阅研究所需的大量文献。研究工作极度紧张，他从早到晚在图书馆看书、抄录资料，有时连晚餐都是家人送到图书馆。人手不够，1996年，龚延明青年教师祖慧参与课题。当时计算机技术尚未普及，他们只能将搜集到的进士资料一条条抄写到卡片上，再进行分类整理。2009年，412万字的《宋登科记考》问世。这部学术著作收集了两宋三百年间的科举大事，同时收录了近四万名宋代进士的名录，填补了宋代登科录缺失的空白，为研究宋代科举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宋代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化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被视为宋代科举研究的奠基之作。

如同从《宋代官制辞典》发展出《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一样，在科举研究中，龚延明也注重研究各个朝代制度史的贯通。1993年接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在编写《宋代登科记考》的同时，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提出了集体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申请。在评审专家看来，这个庞大的项目，不是五年十年能完成的，但他们认定课题的重大学术价值，还是同意立项。经费虽然不多，但这笔资助促成了一个跨世纪科举研究工程项目的启动。龚延明带领团队全身心投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编纂工作之中，团队中的祖慧、邱进春、周佳等都是精兵强将。龚延明还将博士生培养计划与课题研究紧密结合，宫云维、蒋金星、李润强、多洛肯、黄明光、陈长文、毛晓阳、方芳等当年的研究生，都是课题前期资料搜集工作的积极参与者。2014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获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滚动资助的重大项目。

为完成《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龚延明带领课题组以“竭泽而渔”的方式，网罗海内外有关科举人物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搜集了从隋至清1300年间科举考试的登科进士（包括诸科），总人数逾11万。进士小传包含姓名、字、号、籍贯、及第年份、初任官职、历任官职、最终官职以及谥号等信息。龚延明要求“字字有来历，条条有出处”，每一条小传下均附有翔实可靠的第一手文献证据。近年来，项目子课题《宋代登科总录》（1000万字）、《明代登科总录》（2000万字）、《隋唐五代登科总录》（220万字）、《辽金元登科总录》（200万字）接连出版，《清代登科总录》（2000余万字）正等待出版。《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终将告竣，为学界进行历代登科人数变化、进士地理分布、科举与地域经济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在2007年举办的第三届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一项目被与会学者誉为“21世纪科举学研究的最大工程”。由于该项目时间跨度大、难度高，整个团队前后付出了30年的心血和精力，龚延明的满头青丝更是熬成了白发。他笑称自己拥有不屈不挠的傻劲，可谓“愚龚移山”。

编纂《〈宋史·职官志〉补正》，因为书稿分量不算太大，龚延明采用手工抄录的方式搜集和整理历史资料，尚能适用。然而，到了做《宋登科记考》《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这类资料庞大的项目时，卡片数量猛增至几十万张、上百万张，如何在海量的卡片中迅速检索到所需信息，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龚延明认识到，随着人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研究方法已难以满足需求，必须与时俱进，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20世纪90年代后期，龚延明团队已经使用计算机录入文献资料，但是检索十分不便，想要区分某一进士的科目、朝代、榜次，只能依靠人工，耗时耗力，还容易出错。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主动寻求与本校计算机专业专家开展跨学科合作，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专门设计了一款软件，资料输入电脑后能够自动分类、分榜归并，检索资料变得极为容易。这一创新举措在当时具有前瞻性，极大提升了研究效率。2018年，龚延明与中华书局合作，将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为基础制作的“历代登科进士数据库”向海内外开放。在数据库上线之际，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如此评价：“投资文科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大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

践行学者的社会责任

龚延明是书斋中的学者，但他并不囿于学院门墙之内，而是积极参与撰写大众历史读物，力求把书斋里的学问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其焕发更鲜活的生命力。

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龚延明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用生动的文字撰写了《岳飞》《岳飞评传》两部通俗读物，细致描绘岳飞的生平事迹及精神风貌，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位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两部作品既吸引了众多历史爱好者的目光，也获得了专业学者的好评，多次再版，展现了持久的魅力。

20世纪90年代，龚延明主编了六卷本《绘画本中国通史》。该书内容覆盖先秦至明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和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由于形式生动、内容充实，《绘画本中国通史》一度成为畅销书，是许多小读者的历史启蒙之作，还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龚延明对文学怀有浓厚兴趣，在部队工作时就曾创作诗歌、散文等作品。近些年，他别具匠心地采用五言诗的形式，将“史”与“诗”结合起来讲述中国历史。他的“诗说”严格遵循历史事实，并详细标注资料来源和原文，便于读者查证或深入研究。这套八卷本的《诗说中国史》，目前已出版了《诗说先秦史》《诗说秦汉史》《诗说三国史》《诗说两晋南北朝史》《诗说宋史》五卷。《诗说中国史》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也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表现手法，有效推动了历史知识的普及。

无论是《岳飞》《岳飞评传》，还是《绘画本中国通史》《诗说中国史》，这些历史普及读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阅读起来轻松，但其背后有着坚实的史学基础与严密的逻辑结构作为支撑，因而不失深厚。通过这些作品，龚延明践行着一个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经过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龚延明早已著作等身，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退休后，他依然对学术怀抱着纯粹的热爱，继续在学术道路上不懈追求。如今已年逾八旬的他，投身于构建浙江大学宋学研究平台，致力于推进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推动创办了“宋学大讲堂”，国内外众多著名学者在这个讲堂主讲宋代史学、文学、哲学与考古艺术等最新研究成果。

生活中的龚延明，温和谦逊，让人感到亲切。前辈学人对自己的无私指导和宽宏气度，深深影响着龚延明。他始终将学生的学术成长视为己任，真诚关心他们的全面发展。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的提升既需要前人的智慧，也离不开后辈学人的持续努力与创新。

龚延明著《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图片由作者提供

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图片由作者提供

龚延明、邱进春编著《明代登科总录》。图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1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