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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张兆和“自夸”：“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

文人有时不好对着他人赞许自己的作品，可对家人，就有些发自深心的自信和表达。沈从文新婚不久，因母亲患病，赶回老家。途中许多时间是乘船。船行之处，是滋养沈从文的山水。他的心，不由地放开，有许多话要对张兆和说。于妻子没什么好隐瞒，对自己作品也不由地称颂起来：“吃饭以前我校过几篇《月下小景》（按，沈的作品），细细地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这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1934.1.15）

过了一天，沈从文再次言及此书：“《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说自己写作“聪明”，却不让人感到可笑。杰作在那摆着的。

沈从文乘坐的船停在河街旁边。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作品：“这种河街我见得太多了，它告我许多知识，我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从河街认识人物的。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真古怪！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做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1934.1.14）从“五四”至此的作品看去，沈从文说得虽然自负，却是事实。甚至至今，把这些人如此精妙、如此美地写入作品者，似乎未见第二。

过了一两天，沈从文又说到自己作品：“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今天读其作品，仍感到沈从文真有资格如此说。他当时以为自己的好作品有哪些呢？“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我预备选的仅照我记忆到的，有下面几篇：《柏子》《丈夫》《夫妇》《会明》。（全是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的，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龙朱》《月下小景》。（全是以异族青年恋爱为主格，写他们生活中的一片，全篇贯串以透明的智慧，交织了诗情与画意的作品）《都市一妇人》《虎雏》。（以一个性格强的人物为主格，有毒的放光的人格描写）《黑夜》。（写革命者的一片段生活）《爱欲》。（写故事，用天方夜谭风格写成的作品）”几乎一句话概括自己一种作品类型。自信满满，且深透、精当。

后来不写小说了，有遗憾。可仍有自信：“我每晚除看《三里湾》（按，赵树理小说）也看看《湘行散记》（按，沈从文名篇），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1956.12.10）一个人内心倘没有这点自信，如何写作？其他个别处，沈从文还在与他人比较中，对自己作品优长有恰切表述。不过已经超出题目限定，姑且不表。

另外一个可说说的是胡适。胡适一生，写下那么多造成影响的文字，可相关自己成绩的，却几乎找不到。那一辈人的谦抑，在骨子里。

胡适的大贡献，在以新思想开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他该有理由领得“头功”，可是，在1935年应出版社之邀编选的《建设理论集》（1917—1927）的“导言”中，却几乎见不到直接谈及自己的言辞，只能隐然感觉。譬如说：“《新文学大系》的主编者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俨然“舍我其谁”之态。对于提倡白话文的重要功绩，胡适仍未直接说，他只是引用了陈独秀的一句话：“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不肯全然领受。在谈到实际功绩时，他这般概括：“这二十年的白话文学运动的进展，把‘国语’变丰富了，变新鲜了，扩大了，加浓了，更深刻了。”虽未直接唱叹，可参与者的愉悦心情，还是藏掩不住的。

胡适直接谈及自己诗文的文字并不多，但却留有一整篇明言为《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

此篇文章虽然不算短，可真正说到自己的，也只有不多的几句。文章中，他引用了自己为侄儿思永的遗诗序里的几句话：“他（胡思永）的诗，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胡适觉得，这也是自己新诗的特点，所以总结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的嫡派。”具体说来：“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说自己作诗原则的第二条：“用材料要有剪裁……积极说，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第三条：“意境要平实。”他引了一首自己的新诗后说：“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慕的平实淡远的意境。”这算是说得最为直白的自夸了。

胡适的新诗（胡适旧体诗作得很不错），优劣与否我们暂且不去说，但出现在那么一个古诗文盛行的时代，的确可以深切体会到胡适自述的那种感受：“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他的虽不够成熟却颇有大效用的诗文，的确可以称为时代之“体”，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作者：杨建民，系作家）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一口气读完凌宇先生撰写的《沈从文传》，百感交集。这本《沈从文传》成书于1989年，也就是沈从文去世的第二年。

2022年适逢沈从文诞辰120周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于同年10月出版发行了《沈从文传》典藏本，极具深意和收藏价值。细读这本传记，行文非常小说化，譬如写到沈从文创作《边城》和《长河》的诸多细节时，索性大段引用小说原文，并结合凌宇本人的小说化叙述，达到浑然天成的契合效果，实为难得。

这本典藏版《沈从文传》，由中国“最美的书”装帧设计奖得主萧睿子设计封面，腰封背面的地图则是沈从文的人生轨迹，是他从湘西家乡走向全国又走向全世界的缩影。沈从文先生也极具艺术天赋，对绘画、音乐、服装、文物等鉴赏，达到了极高的层次。因此，这本典藏版的整体设计，完全配得上向沈从文大师致敬！

沈从文先生于1988年去世，享年86岁。彼时，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挽词，用晋人小楷写道：“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寥寥数语，精炼而深情地概括了沈从文的一生。

凌宇的这本《沈从文传》是关于沈从文的第一本传记，集学术性、历史性、文学性于一身，堪称上乘之作。

全书可归纳为四部分来读。从“写在断墙残碉上的历史”到“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的后裔”，可视为第一部分。该部分详实而客观地介绍剖析湘西的历史与过往，以及沈岳焕（沈从文儿时的姓名）的家族故事和童年经历。这样考据充分地介绍湘西，对于我们其后理解沈从文的大量文学作品，具有基石作用。凌宇这样总结湘西：“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

从“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到“权衡与抉择”，凌宇用12节内容详述沈从文从私塾到小学，又在15岁去当兵的行伍生涯，此12节可当第二部分。从学习《幼学琼林》，而后《孟子》《论语》《诗经》《史记》，再到行伍期间读了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这些阅读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开启着沈从文的文学梦。与此同时，在行伍生涯中，他愈来愈深刻认识到那些杀人或被杀的荒唐和愚蠢。年纪轻轻，沈从文便时常面对生死无常，经历了好友刘云亭的被处决，以及文颐真、沈万林、陆弢等人在灾难中的猝然死亡。这些都深深刺激着沈从文，也使他暗下决心：尽快离开行伍，今生远离政治！书中写道：“沈岳焕刚刚独自走进人生，就置身于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生命全在死亡的铁磨下旋转，生与死全是那样突然。”

第三部分，从“学路茫茫”到“灵魂的迷乱”，凌宇用22节内容叙说沈从文离开湘西远赴北京并开启文学之路的历程。一个来自偏陬之地的“乡巴佬”，从燕京大学的旁听生起步，从“窄而霉小斋”出发，在文学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艰难摸索，直到后来蜚声中国文坛，成为西南联大教授，是何等传奇与不易！其间，沈从文得到过郁达夫的帮助，得到过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赏识。自成大家后，沈从文不仅与老舍、巴金、萧乾、郑振铎、丁玲、金岳霖、闻一多等名家成为挚友，还不遗余力地帮助过他们。从1924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的北漂生涯经历过无数饥饿、艰辛和绝望。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写出了《福生》《在私塾》《船上》《我的小学教育》《老魏的梦》等作品。这些早期作品都颇为写实，有些还显示出一定的社会意义，但真正滋养和成就日后沈从文的是来自湘西的独特民俗以及传奇故事。

1934年返回湘西凤凰探望病危的老母后，沈从文写下小说《边城》，这“意味着他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沈从文精心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和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生命形态。《边城》与沈从文的其他作品如《长河》《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一起成为乡土文学的巅峰。作为一个系列，这些作品大多以苗族或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依据。

诚如这本传记的作者凌宇所说，沈从文“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其王国的“人生世界是以中国西南一个小隅为中心构建的”。沈先生成就着湘西，湘西也成就着沈先生，他与家乡互相成就。

从“生命的复苏”开始，到“在大洋的彼岸”结束，凌宇用11节内容，介绍了沈从文后三十年的博物馆工作经历以及一些文物考证工作的详情。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中断了文学创作，改为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等专著伴随着他沉寂的生命相继问世。尤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一经出版，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沈从文继文学创作之后的又一曲生命之歌。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任务来源于周恩来总理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有感于自己出国参观蜡像馆、服装博物馆的经历，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推举沈从文，周总理欣然应允。此后沈从文用几十年精力，成就了下半生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蜚声文坛，到不再进行文学创作，再到潜心研究、完成考证专著，沈从文大师的不凡一生，都隐匿在他低调沉静的生活里。

“星斗其文，赤子之心。”只有沈从文配得上这句话。凌宇先生亦是倾心成书《沈从文传》，以小说方式呈献给我们一本心血之作，是为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