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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写《《恶之花》读书笔记》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3 04:30

怎么写《《恶之花》读书笔记》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恶之花》读书笔记的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理解作品主题：首先，要充分理解《恶之花》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通过阅读和分析，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为写作奠定基础。
2. 分析人物形象：注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包括主人公、配角等。分析他们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以及他们在故事中的作用，为作文提供具体例证。
3. 关注情节发展：梳理故事情节，分析情节之间的联系，了解作者如何通过情节展开来揭示主题。在作文中，可以结合情节分析人物形象、表现主题。
4. 运用修辞手法：在写作过程中，恰当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排比等，使文章更具文采和感染力。
5. 注意文章结构：一篇好的读书笔记应该具备清晰的结构，包括引言、主体和结尾。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作品背景和主题；主体部分分析作品内容，如人物形象、情节发展、主题思想等；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6. 保持客观公正：在评价作品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看到作品的优点，也要指出其不足之处。
7. 结合个人观点：在作文中，可以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这有助于展示自己的思考能力和个性化见解。
8. 引用经典语句：在作文中，可以引用

讲座｜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恶之花》在中国/法国

安德列·居约（Andre Guyaux）、杨振；顾婧雯（整理）
19世纪时，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作品《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曾在法国文学圈引起巨大争议，波德莱尔本人也受到同时代人的激烈批判，有些评论家指责他的作品道德败坏。但他逐渐被后人所理解，《恶之花》也被视为诗歌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法国当代诗人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曾言：“言语之实从未如此好地展现，我将这本书视为光。”
3月21日下午，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了诗歌活动“诗人的春天：波德莱尔在中国/法国”。该活动背景可追溯至1998年，时任法国教育部长的雅克·朗推出以“诗人的春天”（Printemps des poètes）为名的诗歌文化节，在每年3月春天到来之际，用一个星期庆祝诗歌和诗人。每一年，他们都会选定一个主题作为活动主要议题，今年的主题是Désire（欲望）。
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
本活动的主讲人之一安德列·居约（Andre Guyaux）是巴黎索邦大学的教授，也是比利时皇家学院法语语言文学院的成员，研究领域涉及19世纪的诗歌，尤其专注波德莱尔和兰波（Rimbaud）的研究；另一位主讲人杨振教授，是复旦大学法文系的专家，也研究上海文化史，即将出版专著阐述波德莱尔在中文世界的接受度。以下内容根据两位教授的发言整理。
杨振在活动现场，大屏幕上的是安德列·居约
安德列·居约：波德莱尔一生的不幸和留下的财富
波德莱尔出生于1821年，迄今正好是200周年。在这200年里，他的故事还在不断流传，谈及19世纪的法国诗歌，就会谈到波德莱尔一生的不幸和留下的财富，以及他给巴黎文学圈带来的影响。
波德莱尔出生时，法国正处于复辟时代，波旁王朝恢复王权，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查理十世在1830年丧失了王位，当时的波德莱尔才9岁。同年7月，法国迎来新的皇帝路易·菲利普，他不再是法国的国王，而是成为法国人的国王，他的王朝被称为七月王朝。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波德莱尔接受教育并觉醒了文学意识。
波德莱尔非常厌恶七月王朝政权，在整个政权统治阶段，他内心十分痛苦，以至于拒绝服兵役，甚至为此入狱。1848年，法国再次发生起义，由左派人士主导的共和派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波德莱尔特别高兴，他配备了手枪和武器，上街加入了共和党起义的军团。这份兴高采烈不仅出于对政权的厌恶，也出于私人恩怨——他想借机推倒身为七月王朝联盟军将军的继父。
在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的政体转变为法国第二共和国。在此之前的第一共和国，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只维持了三年时间，在1851年，拿破仑又发动了起义，推翻了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帝国。由此可以看出，在波德莱尔的人生当中，政体变化迅速，青少年时期是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成年后又经历了拿破仑的第二帝国。
波德莱尔从小就发觉自己对诗歌非常敏感，他喜欢拉丁语，常用拉丁语写诗。彼时，波德莱尔是法国一所著名中学的学生，高考后，母亲和继父就把他注册到大学的法律系。但是，波德莱尔向父母宣布他想成为作家，父母觉得这简直是家庭的一场灾难。随后，家里决定把他送出去做一次长途旅行。此时的波德莱尔，年仅20岁，坐上船，沿着非洲的海岸线长期航海出行，来到莫里斯岛和布鲁布姆岛。这趟航行本应当更久，但半途中他放弃旅行，原路折返至法国，成为巴黎的作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德莱尔一直在写自由诗。同时，他还有其他爱好，比如绘画，日常也经常参观博物馆，观看巴黎的很多展，特别是巴黎的沙龙画展。因此，他最早是艺术批评家，以此身份进入巴黎文学圈，继而发展出一种波希米亚式的诗人身份。
波德莱尔最早的诗篇发表在比较小众的文学杂志上。直到1855年，一个较为著名的法国文学杂志《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接收了波德莱尔的18首诗篇。《恶之花》就构成了诗篇总体的名字。同年11月，《费加罗报》杂志发表评论，针对波德莱尔的作品语气严厉，极不欣赏。
波德莱尔可能预计到大的灾难即将到来，这一类的批评可能会持续，作为应对，他开始准备出版诗集。1857年6月，他出版《恶之花》，一共收集了100多首诗。当时，《费加罗报》也关注了波德莱尔的作品。在法国报刊中，现在的《费加罗报》是非常重要的报刊，但在第二帝国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份讽刺性的小报。时任《费加罗报》的记者，也是主编的女婿，在同年7月发表文章批判《恶之花》。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一种揭露。在它发表后，法国的内政部长很快就关注到，并向法国的司法部长专门谈了《恶之花》的问题，于是波德莱尔不得不出现在法庭上，他也非常惊讶自己的作品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初版的《恶之花》，上面有波德莱尔的笔记
对波德莱尔的攻击主要是两条：一是败坏宗教道德，他的几首诗被视为渎神，比如提到撒旦，对神不尊重；二是有伤公序良俗，比如说，他的一些诗歌属于色情诗歌，对性的描写太为露骨。在《费加罗报》上点名批评的几首诗兼具二者的罪名。这是对他的第一波批判。
几周后的1857年8月20日，法庭宣布第一次开庭，宣判的结果就是：第一条罪状未成立，第二条成立。当时的法官是巴黎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律师，他曾发表批判文章，辩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有违道德风尚，但没有获胜。于是，他仿佛怀着某种仇恨，希望通过波德莱尔的案子扳回一局。
在这两条公开的开庭理由之后，其实暗藏着第三条理由，即现实主义。这也是实际上让读者们震惊的一点——波德莱尔描写了世人认为不应当写给读者阅读的内容。其中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诗，以腐败动物为题。这首诗歌在当时的民众中阅读量很大，它描写诗人陪同一位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性散步，这两个人偶遇了动物的尸体。波德莱尔在诗中详细描述了一个动物已经死亡、肉身不断腐烂的场景，同时对陪伴他散步的美女说：“看，将来你也会变成这样。”
就是这首被广泛阅读的诗歌，引起了读者的极大震惊。但这类“现实主义”带来的感官冲击，不足以成为司法条款，更不可能被提上法庭批判。此外，波德莱尔也不认为现实主义是他写诗时的考量标准，他认为诗歌展现的是一种神学的原理。最后的评判结果是，波德莱尔本人及其编辑都被罚款，同时要求编辑把已经发表的《恶之花》当中六首相关诗歌删除。
当我们提及波德莱尔在法国的接受度时，我们最先就会想到这场官司和对他的批判，这些对他而言是一场灾难，但正如福祸总是相依，也给他带来了荣光和声誉，使他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受难者。
波德莱尔自己也非常努力地修复事业和声誉，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步修复工作就是借助这场误会把遭受的谴责理论化。波德莱尔认为我们完全误解了他的作品，这本书是为了揭露恶的存在，书名就叫《恶之花》，应该由能够理解它的人阅读，而不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少女。同时波德莱尔也认为，这个世界上误会和不公正无处不在。第二步修复工作就是出版了第二个版本的《恶之花》。当然第二版中没有把被禁掉的六首诗发表出来，而且增加了很多未曾见过读者的美丽诗篇。再版的《恶之花》于1861年出版，所以他一共做了四年的准备，去调整、发表这一部著作。而且，新的版本中蕴含的内容更为丰富，除了诗歌，还有艺术批评、散文诗和建筑报刊的评论。
第二版《恶之花》
实际上，即使波德莱尔开展了一系列修复工作，也一直备受争议和批判。针对第二版《恶之花》的批判文章不断出现，这类批评一直持续到20世纪，我称之为“反波德莱尔派”。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就是反波德莱尔派的代表，他在二战之后写了一本专著。萨特认为波德莱尔错过了历史的潮流，在一个进步的时代，做了一个反进步的事情。
在反波德莱尔派诞生、发展的同时，波德莱尔的有生之年中又出现另外一个流派，就是他的追随者和欣赏者。第一批欣赏波德莱尔的人，大多数本身就是诗人，他的拥趸中还有一部分人希望成为他的弟子，将来也可以成为波德莱尔式的诗人。例如，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乃至去世后，他的支持者中出现了许多著名诗人，其中马拉美（Mallarmé）、魏尔伦（Verlaine）和兰波构成了法国诗歌的革命。波德莱尔曾言，“只有诗人才能够理解诗人”。
马拉美
杨振：波德莱尔在中国
波德莱尔最初是以挑战常规诗人的面目出现的，所以波德莱尔的作品必然蕴含革新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最初进入中国时所引起的反响中。1921年正好是他百年诞辰，较多文章集中出现，这一年也恰好在“五四”运动的背景之下。“五四”的文学背景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反传统，质疑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因为他身上蕴含着一种革命的力量。
具体到1920年代初，以周作人对波德莱尔的评论为例子。周作人写了一篇文章，简单来讲，他认为波德莱尔虽然在《恶之花》里使用了一些让人不快或不道德的字眼，可这些字眼背后有它的内涵。要解释清楚这个内涵，我需要将周作人的长篇论述总结成两点：
第一，就是代表了诗人从传统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转变。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诗歌往往是一些较为固定的程式——花、月、竹、水、山，被认为具有诗意，从道德层面上是比较善的意象，但是周作人批评传统的中国文学家，认为他们离现实生活太远，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所面临的压力、拘束和对生命力的压抑，这一点实际上觉得传统的中国诗人不具有面对现实的精神。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当中，用恶的意向，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直面人生的态度。
第二，恶的意向也代表着对社会不公的呐喊。当然这要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即国民性批判的背景。此外，周作人是受到日本影响的批评家，所以波德莱尔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来源，它标志着波德莱尔在中国的阅读和接受的世界主义。而世界主义也一直陪伴着波德莱尔在20世纪的接受，包括今天波德莱尔在中国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与英美知识界的转译和介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到了1930年代，波德莱尔仍旧是一个跟生命有关的关键词，但不再涉及社会批判的层面。一个个案是梁宗岱的解读。梁宗岱从波德莱尔的《契合》这首诗当中，读出了象征主义理论的再现。他将波德莱尔视为象征主义的先行者，也认为象征主义理论在《契合》里面得到了完美的表达。他将《契合》解读为创作者与他所创作的对象（主要是大自然）之间完全的契合，也就是情景交融。他认为，只有在情景完全交融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创作出隽永的作品。创作者和他描绘的自然之所以能够有所契合，是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山水，都处于一个大的生命律动当中。也就是说，人是一个生命，他有他的律动，自然界的生命也有它们的律动，有大的生命的一环，当不同的作品描写同样的自然景象时，那些特别美的作品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就是通过一种韵律再现了宇宙的节奏，给我们一种极为宏大和诗意的感受。这是1930年代从生命的角度阐释波德莱尔，是从诗歌创作美学的角度展开的。
不论是梁宗岱还是周作人，实际上都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波德莱尔，周作人更多讲生命力的压抑，梁宗岱则是讲生命之间的融合。虽然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享有一个较为相像的前提，那就是很大程度上承认文学的普遍性、普适性价值。到了后面，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阶级观念变得越来越重，左翼文学影响力也逐步增大，文学的普遍性、普适性价值开始受到质疑，连带着对波德莱尔批评的声音也日益增多。
如果我们用几个大的问题，简单地总结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波德莱尔的接受度，我们也许可以说，20年代讨论的是“波德莱尔是不是一个颓废的诗人”，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也有人说虽然波德莱尔是颓废的诗人，但他的颓废的背后有生命的意志。
到30、40年代，新的讨论是“波德莱尔是不是一个过时的诗人”，时间性出现了，有一批波德莱尔的支持者，从文学普适价值的角度来替波德莱尔辩论，证明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并非过时的诗人。
再后来，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波德莱尔就不再是“一个过时的诗人”，而是“一个不再受欢迎的诗人”。
1980年代以后，波德莱尔的作品逐渐可以被翻译和评论，他又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后，中国的学术体系开始慢慢构建，其中包括对法国文学的研究。现在市面上最全的波德莱尔作品，是郭宏安教授的译作，但郭老师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做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由此才接触到波德莱尔的研究，进一步接触到波德莱尔的作品并翻译。这个过程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波德莱尔在中国接受度的转变。
郭宏安译《恶之花》，漓江出版社，1992年8月版
钱春绮译《恶之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6月版
199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城市化的进程，国家资助了城市文化相关的很多研究，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其中波德莱尔就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象征和符号，又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点话题。
波德莱尔和上海也具有亲缘性。举个例子，关于上海城市文化有一本书叫《上海摩登》，由李欧梵老师所著。在中国的近代史当中，上海的形象曾经历过一再变迁，从正面到负面再到正面，而这个变迁和中国现代史的发展模式相关。上海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边缘化，因为它被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遗泽，是一个颓废的文化符号。如今的上海重新变得正面，成为城市富强进步的象征，在当代话语中重新获得合法性。而《上海摩登》写于1980年代，为了写书，李欧梵老师几次到上海实地考察，彼时的上海刚刚走出冰沉期，他想从报纸和史料中还原先前老上海的文化氛围。但当他发觉1980年代的上海与他的想象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就想起白先勇老师讲的，“上海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一个半老徐娘”。这和波德莱尔的关系就在于，后来李欧梵老师在加州大学和孙悦溪教授合开一门现代主义的课，他提到波德莱尔的《天鹅》，其中有一句“Paris change! ”（巴黎在变），这句话深深地引起他的感慨，让他联想到上海的变化，中国现代史的变化。
在民国时，对《天鹅》这首诗感兴趣的人很少，谈及波德莱尔的诗，很多人会讲声、香、光、色这样的世界，即与感受性有关的内容，《天鹅》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直到当代，它不止一次被解读，成为历史变迁的寓言。由此而言，在不同的时间段，人们对于波德莱尔作品的阅读重点是会发生改变的。
最后补一点，波德莱尔作品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和上海这个城市对创造性的接受度，也是波德莱尔和上海亲缘关系的基础。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亮亮

用你的爱温暖我的时光——《恶之花》剧评

最近在看由李准基主演的电视剧《恶之花》。我没有往常看悬疑剧时惊悚、恐惧的心情，反而从第一集开始就充满深深地悲伤，看得很压抑，剧集结束后，我陷在悲哀里。为剧中的都贤秀和都海秀姐弟悲哀，也为现实中平凡的你我悲哀。

荀子在《性恶》中说：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这句话是说：现在的人，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感化，积累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遵行礼仪的，就是君子；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而违反礼义的，就是小人。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恶之花》把人性的自私和人云亦云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金武镇记者是自私的，南顺吉是自私的，白满优院长是自私的，白院长的夫人孔美慈是自私的。

从都贤秀的遭遇上看到了原生家庭有问题的自己。匮乏的童年+狼狈的成长，让我们成长为一个用自卑做灵魂底色，充满不安全感，不自信的人。

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伤痛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平复。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内在有自卑，有不配得感，或者是有被欺辱的一种害怕和恐惧。

我们不能说别人是瞧不起我的，但是又总是能从蛛丝马迹当中觉察到自己是被嫌弃的，是不被喜欢的。人性如果是善良的，世间一切美好。

都贤秀活着没有一个内在的支持力，没有安全感。他的原生家庭环境很糟糕，都贤秀的命运从出生就决定了，他的母亲突然失踪，父亲是连续杀人犯。他作为杀人犯的儿子，被村里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是恶魔。里长的死让他成为一名通辑犯，命运颠簸，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在生死边缘挣扎，直至妻子车志元的出现成为他生命里一道光。

在村里，觊觎都家财产的里长在村里散播都贤秀是被父亲的恶魔附身的邪魔。十六岁的他一次次地被村民们用驱魔的仪式绑在耻辱柱上，导致他患上了精神疾病，总是说他能看见死亡的父亲。在学校受到记者金武镇和同学的霸~凌，在餐馆打工，因为存款，被一起送外卖的同事南顺吉起了谋财害命的心思，差点死在对方的刀下……这些遭遇让他的社会支持力不足，令他自卑。

这是一个在环境剥夺，被环境忽视的情况下生活的人。在都贤秀的心里始终有着不配得感，没有人会喜欢他，他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得遭遇这种事。他没有内在的支持力，没有人保护他。

这类人遭受了很多的羞辱感，让他们的内在会有一些不好的人格基础。内核里就是我是不够好的，是不值得被爱的。会有很多的认知偏差。比如，刚开始他的妻子车志远追求他时，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的。这个也是他发展出来的一个认知偏差的一种表现。母亲早亡，父亲常常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罚他抄写《明心宝鉴》，再由于年幼的他被不负责任的心理辅导师判定为患有情感障碍类的疾病，使得他认为他经历的这些都是告诉他，他是好欺负的。没有人告诉他，他是值得被爱的，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出租车司机固执地认为他和他的父亲都闵锡合伙杀了自己的妻子。用尽手段威逼他，让他说出妻子郑美淑的下落。上学时霸~凌过他的记者金武镇只想利用他，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up。曾经一起在餐馆打工的南顺吉在得不到他的存款后，也整日想着要把他曝光。他们不会想到，如果都贤秀真的是连环杀人案的共犯，为何他们还会好好地生活，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记者工作？能够拥有自己的餐馆，还有贤惠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最让我觉得三观碎裂的是，记者金武镇一边在学校和同学一起欺负他，一边又和他的姐姐都海秀谈恋爱。记者得到清洁大姐的录音爆料后，直观地认同都贤秀就是他的父亲都闵锡的共犯，他拒绝了都贤秀合作查出共犯的提议，随时准备踩着都贤秀上位，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上一个高峰。

都贤秀为了更好地生活，以白熙成的身份活着，他是女儿的暖心奶爸，是爱妻子的好丈夫，他跟着视频学习如何微笑，如何悲伤，努力让自己活的和普通人一样幸福。可是，事与愿违，无论他如何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争不抢与人为善，他仍然得不到认同，每个人都怀疑他并不如他说的那样没有参与过犯罪，没有人相信。人们只相信耳朵里听到的，他们不会用眼睛看他做的事，不会用心倾听他说的话，认为他表现出来的言行只是蛊惑人的假象，他的话只是粉饰自己罪行的说辞。“三人言虎，众口铄金”，这一幕何曾熟悉啊，现实从来不缺这样的舞台。

正如剧中崔警官所说，“人人都说都贤秀杀人，却没有人看见他杀人。”没有人会在意真相到底是什么，人们只会主观地从连续杀人犯的儿子这个标签恶意伤害他。证明他杀了里长的证据是一枚校服纽扣，故意遗落在河边显眼处的装在都贤秀书包里的刀，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都贤秀查无踪迹。没有人探究和关心失去父母双亲的十几岁孩子的心里和生活。记者要利用他成名立业，南顺吉觊觎他的钱财。人贩子为了钱轻易地可以了解他的性命，他活得如履薄冰，始终在窒息的淤泥里挣扎，幸好他的妻子拉了他一把，一次次在他命悬一线时救他，幸好崔警官体谅他的不幸遭遇。

不要去欺负凌辱一个为了生活而努力的人，你可能会让他失去活着的唯一信念。

马雅可夫斯基说过：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还有最后一条路走，记得那就是犯罪，这并不可耻！

这句话相信很多人不会赞同和理解觉得这句话是害人又害己！可当你遇到这事时你会怎么做？任由别人夺取你的生命，拿走你的存款？任由同学对你进行言语和身体上的侮辱？当事情的真相没有得到法律（正义）的伸张时，身为普通人的我们该怎么办？

我在知乎上看到对马雅可夫斯基这句话最好的两个注解：

一是：You see, madness, is like a gravity.

All you need is just a little push.

中文翻译是：疯狂，就和重力一样。你只需轻轻一推。

如果当法律都无法帮助你时，法律并没有充当一根稻草，而成为了使人陷入疯狂的最后轻轻一推。

二是：Do you know what's the good thing of chaos?

It's fair.

你知道混乱的好处吗？

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