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上课讲话的检讨200》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4 05:47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上课讲话的检讨200字，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项：
1. 诚恳态度：首先，要保持诚恳的态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表达出对老师的尊重和对同学的歉意。
2. 明确错误：简要描述自己在上课讲话的具体情况，包括讲话的时间、地点、原因等。
3. 分析原因：分析自己为何会犯这样的错误，可以从自身习惯、心理因素、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
4. 承诺改正：针对自己的错误，提出具体的改正措施，如加强自律、提高课堂注意力、积极参与课堂互动等。
5. 感谢老师：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感谢老师对自己的教导和关心。
以下是一个示例：
尊敬的老师：
我深感愧疚，因为我在课堂上多次讲话，严重影响了课堂秩序和同学们的学习。回顾自己的行为，我认识到这是自身习惯和自律意识不足的表现。
我深知自己的错误，讲话时没有考虑到课堂纪律和同学们的感受。为了改正这一错误，我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加强自律，提高课堂注意力，尽量做到不讲话、不打扰他人。
2.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高自己的学习效果。
3. 向同学们道歉，表示自己的歉意，争取大家的谅解。
再次感谢老师的关心和教导，我会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改正错误。
此致 敬礼！
学生：（姓名） （日期）

什么是武校生？当教育遇上武术

上个月，2025年的全国高考和中考相继结束，又一批中国孩子迎来了人生的分岔路口。从小学读到大学，在“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的文化教育中逐渐成人，走向社会，用人类学家任柯安（Andrew Kipnis）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社会普遍的一种“教育欲望”。普通初高中、大学生的生活，也更加受到公众的关切。近年来，不论是“小镇做题家”，还是“困在绩点里”，故事的主角，都是这样一批相对“主流”的学生。

2010年，当时刚刚完成硕士学业、在香港研究学习的董轩第一次来到“少林寺之乡”河南登封。在这里，他看到了“教育欲望”的另一种版本：进山沿途，一家紧挨着一家的武术学校中，挤满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子。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武校是一种职业学校，但和很多职校不同的是，武术学校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职业指向，“有些学校会在招生简介上写上可以考虑当兵、高考单招等，但总体上来说，其实学生和家长们对出路是比较模糊的”。

这些学生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选择一条相对“偏离主流”的路？他们正在经历怎样的成长状态？在短暂的登封之行后，这些问题一下子击中了董轩。

采写｜刘亚光

《打拼未来：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

作者：董轩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2011年，任柯安的《治理教育欲望》（暂译，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出版，董轩随即给任柯安发去邮件，表示希望研究中国的武术。随后，他顺利地来到澳大利亚，在任柯安的指导下开启博士生涯。

2020年，自称“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的马保国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成为“顶流”：他与搏击教练王庆民约战擂台，30秒内被击倒3次，随后在直播中以狼狈的状态，说出了“不讲武德”，“耗子尾汁（好自为之）”等网络热梗。在网友后续的调侃与狂欢中，对曾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传统武术，大众的质疑一时达到顶点。

董轩认为，其实公众对武术学校的认知一直存在刻板印象和误解，或是过分浪漫化武术教学，或是过于嘲笑或贬低，学术界更是鲜有人会将其当作严肃的研究对象。即便在他开展田野调查的十几年前，情况也是如此。在“重文轻体”的主流教育理念之外，武校的环境确实有其特殊性。“好学生”和“坏学生”的评价，在这里变得微妙。在普通学校里被认知为绝对“差生”行为的打架，在这里却可能是一个学生“优秀”的副产品：他可能在武学训练课堂上表现极为优异。武校对身体训练的强调，也让“开棍”这种在外人视为体罚的做法，在这里成为一种特殊的严厉惩罚。

《少林寺》（1982）剧照。

不过，在武校的特别之外，董轩从朝夕相处的学生们身上，看到了更多的“普遍性”：许多因为父母务工留守的孩子，因为被认为“难以管教”，被家里无奈送到这里，他们讨厌武力，却对文学、艺术情有独钟；大多数学生平日里沉默寡言，承受枯燥繁重的身体规训，却在周末放风的网吧、KTV中互诉衷肠，痛哭流涕；被送来武校的女生只为了给弟弟“陪读”，或是为了圆父亲一个“功夫梦”……

2024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者徐平利出版了《寻找裴斯泰洛齐》（书评周刊曾推出专题《重寻职业教育》对话徐平利，《因为偏见与傲慢，人们认为“职校”输送的就是产品》）。在书中，他在历史中打捞起被忽视已久的现代“职业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齐。在职业教育的肇始，裴斯泰洛齐提倡的是一种与生命高度联结的、审美的职业教育观念。工业革命后，随着人类社会对经济效率比拼的重视，这种观念日渐消退。职校生遭遇的冷落，几乎同步发生。

今年1月，经过漫长的修改，董轩有关登封武校的研究以《打拼未来：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的书名出版。这本书封面朴素，用董轩开玩笑的话说，“很惊讶会有人发掘到它”。对于书中研究的武校生群体，时至今日，他们也同样很少被“看见”。近日，我们和董轩聊了聊他的研究。董轩说，高中时，他是不折不扣的差生，这段经历驱动了他的很多研究。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学校里的差生群体。“他们都不是现在舆论热点里‘困在绩点里’的985大学生，但需要我们更多的重视”。

董轩，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获吉林大学新闻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人类学，出版有《重构常识：教育民族志的方法与文本》（2021）《打拼未来：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2025）等。

“来武校，把身体练好就行”

新京报：在中国普遍“重文轻武”的背景下，武校常常是作为家庭“没有选择的选择”，很多家里人觉得管不好孩子，就把孩子放到武校寄存。武校的学生来源，从你研究以来，这些年有变化吗？公众对武校的认知，和你的研究发现有哪些偏差？

董轩：我当年的观察是，很多家长没有在练武的出路上对孩子抱有太多期待，而是会把孩子视作“寄存”在这里，锻炼几年，往后再去做别的事，走别的路。我当年访谈过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期待往往不是像标准城市中产家庭那样，有很明确或者特别高的要求，更多就是“不犯法”“把身体锻炼好”，因为“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我访谈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话。

《武术之少年行》（2008）剧照。

当然还有一些家长有别的期待，比如寻根式的，有东南亚的华裔家长，特地把孩子带到登封来，让他们体验“最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学武也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传统文化的根。

这几年，我们的教育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我做田野的时候，常规的学校好像还没有特别明显地重视体育，但这几年，从国家的教育政策到各校自己制定的制度，很多都对学生体育运动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希望达到“以体树人”，通过身体的锻炼，能让学生在观念、精神、道德上有一个提升。这和我当时在登封武校里看到的对学生身体的重视，有一些相似之处。也许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注意到了过去那种重视考试——“文”的学习——需要有一个重新的看待。不仅是对待狭义的竞技体育和体能训练，还有对我们身心健康、以体树人的重新理解，现在也需要被足够重视。

新京报：在武校，“道德”或者说“素质”是一个很关键的话语，它不仅被学生用于定位自身，也是学校“改造新人”的重要目标。前两年因为马保国遭遇的争议，“不讲武德”成了一个网络热梗。现在的武校师生怎么看待“武德”？

董轩：就我的观察来看，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武术学校，师徒关系更传统一些，或者可以说小武校更希望复刻传统的师徒模式。一般在这样的学校里，无论是师父还是武校老板，多少都和少林寺的脉络有些渊源。他们特别强调师徒传承，对他们来说，“武德”的修行是放在师徒关系的框架下来考虑的，比如弟子可能需要给师父做一些家务，干一些杂活。他们都住在师父家附近，像传统的入室弟子或“家徒”一样。在手把手“教”与“学”的模式中，“武德”的内涵浸润在日常训练、劳作的各个环节。

还有一种情况是规模较大的武术学校，一般致力于建立更严格系统的现代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学校，教练更像一个班主任，区别仅仅在于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状态下，他要跟着几十个学生同吃同住，一起生活，出学校一样困难。这种语境下再提“武德”，往往带着现代学校管理的目的，比如不能随意打架，这是违背“武德”的，更重要的是违背校规的，和学生职业发展的评价也是挂钩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当教练跟学生讲，以及教练在理解“武德”的时候，他往往带着一种现代学校管理方式和目的。例如，他在谈论什么是有道德的时候，会说你不能打架。这不仅仅是在谈论“打架”是作为一个违反道德的事情本身，还有一个暗含的逻辑：“打架”，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是跟个人的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当然还有一群人，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武德”的，比如去质疑有关对弟子的惩罚，哪些在今天看来合理，哪些不合理。所以在武校内部，“武德”的话语还是很复杂的。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新京报：武校训练的内容中，扎马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符号——它留给人的印象几乎是纯粹的“吃苦”。但“吃苦”本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包括很多家长会被各种武校开设的“矫治营”吸引也是这个原因。学生怎么看待这种“吃苦”文化？你在书中还提到，武校的环境让体罚这种被常规学校视之为违规的做法合理化，“吃苦就是要挨打”，这种观念在中国有怎样的渊源？

董轩：从少林武术本身的修炼的角度来讲，扎马步、千层纸这些训练本身首先是一种身体技术。比如打千层纸，是很有讲究的，把很多层纸钉在一起用于练习出拳，纸的厚薄是相间的，很考验学生出拳的力道，是对身体技术的控制。其次，在身体训练的过程中，“吃苦”实际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叙事中被赋予了道德意义，这和中国文化强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内核逻辑是相通的。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里，在培养某种技术的职业学校，技术本身都会被赋予一些道德色彩。比如外界经常认为武术学校的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们经过了某种“道德品质上的淬炼”。比如学过围棋的人，会被认为更有耐心。勤不勤奋、能不能吃苦，这些道德层面的评价现在也用作价值排序，以此区分好学生、差学生。

在武术学校里面，有时候情况会更复杂一些。武艺是否高强是一种评价标准。与此同时，教练们会把大多数学校的这套价值体系——学生听话或者不听话，能吃苦或者不能吃苦，勤奋或者不勤奋——引入进来区分学生。这是另外一套话语。不同评价话语，在武校是交织在一起的。练武的特别之处在于，“吃苦”是能被肉眼观察到的，你流出来的汗、痛苦的表情，都是“吃苦”的具象化。如果是学文化课，要怎么表现一个人学数学的“苦”？似乎没有身体训练直观。

《武术班》（2009）剧照。

新京报：通过你的研究，我感觉武校这个空间存在一些悖论，比如，它本身高度封闭，学生和社会的联系可以说被切断了。这其实导致武校里的教育方法形成了一些“特例”。送孩子去武校的家长，很多其实也怀着一种矛盾的期望，希望孩子受锻炼，又怕他们被虐待。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有关武校体罚学生的争议频发，作为研究者，你会怎么看待武校的很多教育方法？

董轩：武术学校确实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怎么能够让一个擅长打架的学生，只在有规则的擂台情境下使用武力？我能观察到的就是使用“武德”这个话语，认定武校里的优等生除了是武艺高强的，更是懂得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的。他们会跟学生说，一个真正职业的武者不是懂得怎么“用劲”，而是懂得“收劲”，也就是点到为止的艺术。但现实情况还是有复杂性。我曾经看过判决文书网上关于武术学校的民事赔偿的判例，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很多都涉及受伤事故。

在我十几年前做田野的时候，从学校的管理层的角度，他们已经明确要求教练们不能体罚。但是对一线教练来说，体罚确实是最简单的一种管理方式，所以这中间是有张力的。不同教练体罚的“水平”也不同。比较资深的教练，相对会更好地掌握分寸。

我在书里也提到，体罚在武校叫“开棍”。有经验的教练“开棍”不会把学生打坏，但也能把惩罚的效果达到。需要用这种惩罚处理的，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打群架。

这些年因为有了新媒体，各地的武校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体罚的争议爆出来。我有一个个人的观察，如果是在最传统的师徒关系里，师父惩罚弟子往往很讲分寸，因为主要是为了点拨、教化。但在一些舆情事件里，我们经常看到的不是“师父－弟子”关系里发生的惩罚，而可能仅仅是体罚者的情绪发泄，怒火指向学生的身体。这和武校的组织形态的转型是有关系的。比如我调研的时间点，一些武校为了吸引潜在生源，会把自己包装成“戒网瘾学校”等等，向家长们宣传的是能进行孩子行为的“矫正”。这时候，曾经的师父就变成了“管理者”一样的存在。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和武校生们一起唱KTV的经历，在这里你看到了他们更丰富的另一面，他们表达了与学校里完全不同的、更强烈而真挚的情感。这是不是反过来说明，武校在情感教育上有很明显的缺位？这种缺位是一种不只存在于武校里的普遍现象吗？

董轩：当年我碰到的武校学生们有一个共性，话都非常少。这首先给我带来的一个麻烦就是访谈的难度陡增，基本上很难做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两个小时的长对话。但如果跟他们相处久了，你会了解到他们并不是来武术学校才变成这个样子的。他们中很多人是留守儿童，被隔代抚养，或者是父母即便和他们住在一起，平时也不是非常关心他们，慢慢他们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书里提到，他们特别喜欢去上网，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着被全校通报批评、挨体罚的风险也要翻墙去上网。上网并不单纯只是玩游戏，而是能在虚拟空间里寻找到一些亲密关系的联结。所以，武校里孩子的集体沉默，其实起源于校外。

当然，从武校本身来讲，在我和他们的师生打交道的那些年里，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提到孩子们的“感受”，好像情感在这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很多教练会说，他们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换句话说，在这些教练看来，武者在习武过程中可能本就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比如，受伤了不能哭，哭会被认为是软弱、脆弱的表现。在普通学校里，一个班主任批评了一个同学，会考虑是否刺激了他，伤了他自尊，在这方面更敏感了。但在我调研时期的武校里，这种考量是不大会出现的。

这是不是对武校孩子的一种情感压抑呢？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不好下武断的结论。我想可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是一种压抑，对于不想练武的人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压抑。武校里确实也有很多不快乐的孩子，比如我在武校里的一个室友，他就是一个不情愿被送来武校的孩子，练武不是他的兴趣，他对文艺更感兴趣。他跟我说他坚持不摘眼镜，因为戴眼镜的人是“有文化的”，和那些“武夫”不同，他就是过得很不开心。

职业教育提供的环境可能比较单一，但学生们是很复杂的。情感上的压力，会导致这些少年需要寻找各种突破口。家境好的大手大脚地花钱，不断换手机。

我没有研究过别的职业学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类学校存在的共性问题。对于武校来说，可能学校的高层也会想，这些孩子本身是带着一些“问题”来到学校的，所以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改造”问题学生，让他们能“重回社会”。在这种视野下，那些学生在这里感受到的“痛苦”，可能正是“改造过程”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受苦”便是一个指向重回主流社会的重构过程。

武校里的女孩子们

新京报：不论是在公众印象还是学术研究中，武校似乎都是充满尚武的“男性气质”的。在这种环境下，去学武的女生群体的处境变得微妙。你的研究发现，武校的女生一方面希望自己适应学校男性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抵抗，比如不认为自己是“女汉子”。她们是如何安放自己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张力的？

董轩：在校时间的长短，以及年龄，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武校里的女生的状态。我当时看到的很多太小的女生，并没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受到这种困扰少一些。但是青春期的女生，很多都会有这种困扰。因为武校的评价体系里，练得好、打得好很重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存在甚至“追捧”这样的榜样，女孩子也会想效仿，至少能得到老师们的赞赏，她们会去尝试着让自己显得更像武校里的男生。但是有一些细节还是能透露出张力，例如，每到周日的时候，下午放假，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女生穿着用现在的话来说特别“萌”的拖鞋或者睡衣出现在操场上，和平时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一样。

我书里也提到了一些研究，比如，Ezzell研究了美国高中女橄榄球队队员，发现她们通过构建“独特的身份”，例如强调自己是异性恋、有“传统”的女性吸引力等来区分“女生”与需要“男性气质”的橄榄球运动员这两个身份。受到尚武文化的影响，武术学校的女生必须发展出一套表演坚韧的策略，以在这种男多女少、崇尚狼性的文化的环境里保护自己。但她们也无意识地重构了所谓“女性气质”，比如我访谈过的小薇，本身练武练得很好，男生给她起“男人婆”的外号，她对此表示拒绝，在她眼里，这是练武的女生特有的“独立”。

纪录片《龙之女》（2013）画面。

之前有一个纪录片叫《龙之女》，就专门拍摄了少林武术学校的女生群体，这里面就呈现出了复杂性。此外，之前一个记者拍过一张照片，也给过我很大的震撼，同时，我也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隐喻。那是一个武校里拿了全国冠军的女生，接受采访的时候，手里抱着一只特别大的泰迪熊，在她身后的墙上，是一个李小龙露着腹肌的照片。

李小龙经典电影《猛龙过江》（1972）剧照。

不过，因为我是一个男性研究者，诚恳地来说，我不一定能完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真相，我只能讲我观察到的事情，很多事情我并不能直接去猜测。不过，有一点非常确切的感受，这些武校里的女生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经历着无奈。比如我书里提到的小芳，家里把弟弟送来武校学武，担心他学坏、受欺负，就把小芳也送过来“陪读”。还有“女承父业”的小龙，爸爸是一个武术迷，把她送来学武是为了圆自己的武术梦，但她并不喜欢学武。尽管这些女生都是十几岁的未成年人，但似乎都在“照护”别人的梦想。这可能是武校里的学生能折射出的更大的社会问题。

“在武校里等待成年”

新京报：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出路常常和“做功夫明星”相连。但学生想象中武校出路越是浪漫化，在残酷现实面前经受的落差就越大。这种“功夫梦”在武校学生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今它还有感召力吗？

董轩：在我做田野研究的那个时间点上，如果问武校的教练，他一般会说，他当年学武（更早一些时候），就是想要“成为李连杰、成龙”。但到了他们当教练的时候——尤其是电脑技术已经很发达——本身武术片的拍摄语境就在变，影视剧里对武术的身体要求在变低。那时候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卧虎藏龙》，那是一个功夫片转型很成功的案例，他们意识到，原来不那么会打，也是可能出名的。

《卧虎藏龙》（2000）剧照。

所以那时候，武校里的孩子们即便真的是想学武，也对“打成名”不太乐观，但他们会有自己对于梦想的“重构”。我当时就碰到一些孩子跟我说，他们希望在登封这儿接受武术训练之后，再去山东学跑酷。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完全不知道跑酷是什么，但他们已经很兴奋地在跟我谈论了，向我科普跑酷运动有哪些“大神”、需要怎样的身体技术等等。

有些孩子的成熟让我惊讶，学武其实只是一个铺垫。比如有个孩子跟我说他未来想开一个拳馆，这放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也是一个那个年纪的小孩很罕见的梦想。但是他说得很认真，他说他爸爸跟他一起分析，觉得要对这个行业先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所以还是应该先来学一下武。

他们会很细致地分析他未来有什么规划，准备怎么落实。在田野里和他们朝夕相处，其实从我个人情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外人刻板印象里的那种“功夫梦”。但梦想依然是重要的，比如跑酷，梦想或者希望是生活的支撑，是用一种对未来的想象、规划来编织当下、个体感受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其实都是一样的。

纪录片《中华武术》（1984）画面。

新京报：你全书的结尾叫“在武校里等待成年”。我觉得“等待”在此的内涵特别丰富，可否展开谈谈？

董轩：学者Woronov（暂译，沃伦诺夫）之前研究了南京两所职业学校的学生，他用“消磨时间”（doing time）来描述职校学生的在校状态，认为这种貌似没有“生产性”的“消磨时间”实际上是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劳动形态。对职校的学生来说，职业教育的学历可能并不代表知识或者技能的提升，但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学生的韧劲。所以，尽管职校学生每天在课堂上睡觉、打发时间，做一些看起来浪费时间的事儿，没有“学习知识”，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付出“劳动”，没有收获。职校的“无聊”反倒磨炼了这些学生抵抗生活不确定性的耐心，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面对毕业后服务业的高度流动性。

这个研究的启发是，西方现代性对时间的理解，让我们追求人生的每一秒都要有效率，都要创造价值，一旦我们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是不对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但问题是，何谓价值，何谓浪费？在南京职校的这个研究里，学生们做的事情被界定为消磨时间。在武校，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学生们学的东西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这些真的是浪费时间吗？从人生的角度来说，悖论也许是，有时候这种“等待”的状态也是必要的，而有很多时间利用率拉满的努力，却往往是“消磨时间”，消耗掉的不仅仅是时间、对世界的好奇心，还可能同时磨掉了优雅的失败和“漫不经心”生活的能力。

我不能简单判断武校学生的状态是不是同样是一种“消磨时间”。说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阈限”状态可能更恰当——它是一个人生的“中间态”，连接着人生的两个阶段。学生们在武校，可能并没有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但这段人生，对于他们来说，也各有意义。

新京报：在前人研究几乎空白的情况下，研究武校学生这样一个“非主流”的学生群体，给你的学术与思考带来了哪些影响？

董轩：这个十几年前做的研究带给我的影响可能是多个维度的。首先是我会不断反思师生关系，我现在也是研究生导师，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中国语境里常在“师门”这个概念之下被讨论，既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意思，也可能还有“内”“外”的符号边界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武校看到的所谓好的或者不好的师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演化发展，都会不断提醒我怎么去做一个我认为合格的导师。

第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会参与一些学校教育实践的讨论。我经常会在讨论的时候提醒：一个政策或制度在一线实践中会有怎样的非预期效果？当年我研究的武校学生群体，其实也映射着这样的非预期效果。例如，一个学生可能因为大的环境的变动，在老家和父母的打工地之间来来回回折腾，最后偏离了大多数同龄人的人生轨迹，走上了一条比较“非主流”的路。

第三，我自己现在主要做基础教育研究，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各种学校听课、参与学校改进的研讨。我可能会更多关注那些学校生活中“被忽略的学生”，比如，老师设计教学的时候，要把可能反应慢一点、跟不上的学生考虑进来。做公开课展示教案的时候，要把比较内向的孩子考虑进来。我现在指导学生的选题，其实也有这个趋向，他们做过口才学校学生、艺考生、高考复读生等群体的研究，他们都不是现在舆论热点里“困在绩点里”的985大学生，但需要我们更多的重视。

采写/刘亚光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全文丨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历程

一、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升华

第二章 文化主体性激活文化生命力

一、发挥引领力，激发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增强凝聚力，筑牢共同的文化认同

三、提升塑造力，驱动高水平文化发展

四、扩大辐射力，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三章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

一、树立文明传承和创新的文化品格

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的文化底气

三、注入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量

四、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文化态度

五、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共识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前 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主体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是维系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基础前提，是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彰显文明特质的精神坐标。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与波澜壮阔的演进历程。从古老的农耕文明起源，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再到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影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沉淀、升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列强侵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遭受重创。但中华文化的根脉从未断绝，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探寻复兴之路。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培育壮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并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步入新时代，文化主体性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与使命。它激活了文化的生命力，在发挥引领力、增强凝聚力、提升塑造力、扩大辐射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价值。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特性。中华文化展现出日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让我们树立对文明传承的文化自信，警惕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守正创新中赓续民族文脉。

——让我们增强反对霸权主义的文化底气，挺直文化脊梁，寻求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让我们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现代化的道路。

——让我们形成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文化态度，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让我们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共识，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各美其美”迈向“美美与共”，文化主体性在文化激荡中夯实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根基，共同托举起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璀璨明天。

第一章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历程

文化主体性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外部压力如何胁迫、现代化浪潮如何冲击，中华文化始终坚守主体性，以守正创新的勇气、开放包容的态度走出一条文化自信自强之路。

一、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

主体性是人作为处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的本质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能动、自主、创造等特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继承、创新、发展中所展现出的独特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且具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

文化主体性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文化主体性唤醒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来历、形成过程、发展趋向的自知、自觉。在现代化的演进中，没有文化自觉，一个民族将成为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流浪者。根源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如同文明长河的灯塔，指引着现代化驶向有温度、有灵魂的光辉彼岸。

文化主体性塑造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依托。文化主体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基因，构筑起文明绵延的深层密码。只有建立起对自身文化清醒的认知，从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与精神内核中找到自信的力量，才能摆脱文化盲从、文化焦虑、文化自卑，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从容之姿、磅礴之力推动文明赓续与时代创新。

文化主体性锻造文化自立。亦步亦趋无法实现民族振兴，随波逐流亦不能赢得世界尊重。只有坚守文化主体性，才能在全球文化激荡中，保持坚实的内在定力，不被同化、异化、矮化，实现文化发展方向的自行把控、文化内容的自主生产、文化价值的自我表达，夯实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根基，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

文化主体性铸就文化自强。文化自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振兴的应有之义。只有坚守文化主体性，才能让独特的文化品格成为穿透时代迷雾的精神航标，照亮文化发展的前进之路；才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供社会前进不竭的精神动力；才能在全球文明碰撞交锋中，实现平等交流、包容互鉴，推动人类共同进步。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升华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和塑造了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主体性遭到严重冲击。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重塑和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使古老文明在新时代既守住精神根脉，又迸发创新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筑牢了文化根基。

（一）五千多年文明史孕育和塑造中华文化主体性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单元当中独自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中华文明走过了距今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阶段、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演进过程中，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群星璀璨，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逐渐形成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如龙的崇拜亘古至今，玉文化积厚流光，今天的汉字与以商代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文字一脉相承等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商周时期，中国先民“就开始了人文道德觉醒，出现了内在超越意识，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不断自我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珍贵遗产。其中蕴含着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人文精神，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

（二）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的冲击和守护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文化主体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西方列强以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伴随武力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西方文化日益渗透侵入中华大地。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传播西方文化，进行思想灌输，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华文化主体性被不断侵蚀。

中国对落后挨打的反思逐步从器物、制度深入到文化层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魏源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知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甲午战争失败，证明只学习西方器物的道路走不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倡导维新变法，推进君主立宪制改革，但以失败告终。1915年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全面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沉重打击了禁锢思想和人性的封建礼教，推动了民主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然而，面对严峻而深刻的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课题，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全盘西化论”，理论上都存在严重缺陷，实践上都失败了，因为它们都没有很好把握文化生命的规律。

近代中国虽然传统文化遭到质疑，文化主体性面临危机，但中华文化的根脉并未中断。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承认西方文明在器物、制度上具有明显优势的同时，并未完全丧失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始终守护中华文化主体性。如李大钊反对将西洋文明全盘搬到中国，认为“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受到的压制是暂时的，它不仅会在中国复兴，更会走向世界。只是这一时期，中国还没有找到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引领，因而还没有找到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道路。

（三）“第二个结合”重塑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塑和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重塑和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和巩固，破解了旷日持久的“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了多种思想倾向，包括辜鸿铭、梁启超等提倡的“东方文化论”，胡适、陈序经等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杜亚泉等提倡的“文明调和论”，但这些思想主张都未能引领中华文化振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加剧，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西化思潮甚嚣尘上，妄图否定中华文化主体性、消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同时，固守传统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也暗流涌动。“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中国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和巩固，使得中国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中国人民迎来了从自卑焦虑到自觉自信的文化心态根本转变，重新挺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脊梁，正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奋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

第二章 文化主体性激活文化生命力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文化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文化潜移默化塑造人们的思想行为，激发人们向善向上的内生动力，使文化成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一、发挥引领力，激发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可以潜移默化塑造人们的思想行为，激发人们向善向上的内生动力，可以成为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根铸魂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能够引导塑造人们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念，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力量。

培育、传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才会使全体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更加磅礴。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走过“红军洞”、望向八角楼的灯光，沉浸式参观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参观者仿佛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英雄们饥寒交迫却依然勇往直前。在时空交错中，一串串精神密码浸润各族儿女心田，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核。

中国各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教育；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华大地落地开花，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贯通文脉、彰显自信。中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全面、深刻、根本性变化，人民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中国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贵州，大学生们以情景剧的方式，感悟各民族共同价值追求；在云南迪庆，“格桑花小小讲解员”社会实践活动，激发了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厚植爱国情怀、培育时代新人，共同理想信念潜移默化嵌入心中、融入血液、铸入灵魂。广袤大地上，精神力量已深深融入各族儿女血脉，化为共有精神家园。当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巍然耸立。

（二）以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总括和结晶。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中国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追求物质富足也追求精神富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方面，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高质量文化供给也能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中国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要“充分发挥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

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城门排列、街巷纵横、水道交错，历经岁月沧桑，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却得以保存延续：昆曲、古琴、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苏州端午习俗、碧螺春······垒筑起“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鼎盛人文景象，苏州已成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生动样本。文化赋予城市新的发展空间，创造经济新的发展可能。这座城市厚文之“道”与精工之“技”融为一体，历史上造就驰名中外的苏工、苏作，如今则催生一大批高精尖产业，造就苏州产业之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的“硬实力”。

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内蒙古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目前，中国已拥有多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稻鱼共生、旱作梯田的耕作实践，到村落民宅、古树深巷的乡村景观；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到耕读为本、邻里守望的村规民约，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孕育出“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农耕文化，用以指导农业生产，这是中华农耕文明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也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如今，绵延千百年的习俗在“日用而不觉”间与时俱进，饱含民族精气神的文化“润物细无声”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在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文化的引领作用日渐突显。

二、增强凝聚力，筑牢共同的文化认同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必然会凸显出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共同身份认同、爱国主义的共同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推动所有中华儿女凝聚成一个紧密团结、积极向上的强大共同体。

（一）共同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同胞共通的文明认同、共享的历史记忆、共有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奋斗历程和未来憧憬。在几千年各民族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最终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走向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根本利益、民族尊严、国家安全、繁荣发展上的一体性与一致性，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标识。

在云南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内，巍然矗立着一块特别的石碑——民族团结誓词碑。1951年元旦，普洱26个民族1000多名群众举行盟誓大会，立下誓词碑：“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70多年来，当地群众牢记誓言紧跟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因为长年只有桑杰曲巴和女儿卓嘎、央宗三人，这里曾经被称为“三人乡”。在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们牢牢地守在祖国的边境线上。曾经的“三人乡”现在已经发展到67户200多人，当地群众都过上了小康生活，家家户户房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中国国旗。

如今，在中国各地，街头广场上处处可见居民们欢快地歌舞、娱乐：京剧与秦腔同台竞艺，二胡与手鼓和谐成趣，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藏族的锅庄舞、塔吉克族的鹰舞、动感时尚的街舞······不同民族、不同习俗的人们在中国共同生活、相互学习，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二）共同的精神纽带：爱国主义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多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1949年10月1日，时任澳门濠江中学校长的杜岚顶着重重压力，让一面自己缝制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学校上空。76年来，濠江中学坚持每日升国旗，让爱国的薪火在国旗下代代相传。2019年，澳门小学生在给习近平主席的信中深情地写道，“祖国就像妈妈一样，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她会张开温暖的怀抱关爱呵护我们，祖国母亲就是我们的坚强依靠。”

新时代以来，随着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爱国主义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根基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汲取思想精华，在各行各业中焕发新的生机。

科研工作者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攀登科学高峰；教师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文艺工作者以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爱国主义故事有机融入课堂教学，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孩子们的心灵深处。

中国还充分利用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积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正不断凝聚起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三）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目标。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的大家庭，民族组成众多、人口规模庞大，文化主体性产生强大的向心力，让人民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产生高度的认同，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动能，汇聚于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中国的巨变日新月异：“神舟”“天宫”“北斗”“嫦娥”“祝融”“羲和”翱翔于浩瀚宇宙；世界上最快的铁路、最长的桥梁、最繁忙的港口在神州大地不断刷新记录；“新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Z世代”在创业路上跑出“加速度”，大国工匠在世界赛场登上冠军榜······在共同奋斗目标的激发下，新时代的中国展现出一幅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奋斗图景。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宣布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已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航向。

三、提升塑造力，驱动高水平文化发展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深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塑造着中华文化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与历史对话，与人民共享，与时代共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文化+”新业态不断涌现，正是中国巩固文化主体性、实现文明跃升的生动见证。

（一）推动传统文化时代化呈现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凝聚着历史记忆与集体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依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通了传统与未来的连接桥梁，找寻着与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唤起深植于14亿多中国人心中的共同情愫，激发强烈的心灵共鸣。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浓缩传统文化精华的国家文化殿堂相继落成，成为展现大国风采的崭新标识。北京中轴线恢弘大气，贯通南北，三座北京文化新地标比邻左右、呈鼎足之势——“工”字形建筑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外观如“凌空藏宝阁”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篆书“史”字悬于其上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一路向北，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坐落于此，中华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根植传统又超越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相通，在回应时代命题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故宫博物院以文物活化利用为特色，推出《千里江山图》数字艺术展、故宫文创等系列产品，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凭借精湛的编排与舞美设计，《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舞蹈，将唐代宫廷乐舞、宋代山水画作生动呈现，全国巡演场场爆满，引发现象级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各地积极探索传承创新路径，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将非遗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让游客赏景的同时体验剪纸、刺绣等非遗项目。一些古镇古村打造非遗文化街区，汇聚了众多非遗传承人工作室、非遗展示馆和非遗体验店，掀起“中国美”“东方韵”热潮。

从考古遗址的文明探源，到多彩非遗的活态传承；从千年古厝的焕然一新，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修缮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创新转化，让华夏之美、国宝之美大放异彩，在国内外频频“出圈”，得到各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喜爱与追捧。

（二）造就文化共创共享新形态

文化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任何一次文艺浪潮的兴起都是时代精神气象的映照。当前，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超大规模人口文化素质提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涌现，由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新大众文艺迎来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人参与到文化的创造和分享中，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发展的文化格局。

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得到了生动实践。人民不仅是文艺的“剧中人”，也是文艺的“剧作者”，不仅是文艺的接受主体，也是文艺的创造主体。外卖员写下《赶时间的人》；打工者开起“诗歌商店”；无数素人创作者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展示才艺和日常生活；“村晚”“村超”等文体盛会，展现着扎根泥土、充满活力的群众文体生活······文艺作品正由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欣赏变为多人共创、多人共赏。

新大众文艺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庞大的文化产业，网络文学、网络视听、数字动漫、电子竞技等异军突起。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腾讯、字节跳动等企业通过“内容+科技”双轮驱动，形成覆盖创作、分发、消费的完整产业链。非遗传承人直播带货、知识科普媒体等成为大众传播的数字新业态。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达12226亿元，网络视听行业从业企业总量达75万家，创历史新高。

新大众文艺的时代价值，本质是技术革命与文化自觉的共振。当5G、AI、元宇宙等技术重塑文艺生产范式，新大众文艺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拓展了传统大众文艺的边界，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播了中国文化，探索出一条传统与现代共生、本土与全球对话的文化发展新路径。

（三）创造“文化+”新业态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随着文化产业爆发式增长，“文化+”新业态纷纷涌现，实现了文化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边界，也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文化+”释放叠加效应提供了有力支撑。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物流、金融、教育等众多产业转型升级，为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载体。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从技术平台运营商和服务商，转变为综合性文化科技型企业。

推动经济跨业态融合发展已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中国陆续出台政策文件为“文化+”提供良好政策环境。2025年初《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发布，旨在发挥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提升产品供给能力，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

在产业融合背景下，文化从艺术、新闻、影视、出版等传统领域迈向创新赛道，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例如，西安大唐不夜城将唐风建筑、民俗表演、特色美食等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的夜游场景；以数字艺术展览、云演艺等为代表的“文化+科技”，让更多人欣赏到艺术瑰宝，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途径；“文化+金融”通过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开展文化金融服务等方式，解决了文化企业融资难题，促进了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从单一化的传统业态到多元化的跨业态发展，“文化+”揭示了文化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指向，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释放消费潜力。随着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中国将继续在文化创新发展上迸发更多新火花。

四、扩大辐射力，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搭建文明对话平台，推动文化交流和传播，积极扩大文化辐射力，不仅在国际上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让世界更加理解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一）搭建文明对话平台

在全球化深度交融与文明冲突风险交织的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持续发酵，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始终致力于搭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对话平台，打破文化交往壁垒，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推进了东西方交流。当今中国致力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功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能源、税收、环保、减灾、智库、媒体等重点领域建立30多个多边合作机制，实现沿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大交流、文明大融合。

近年来，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出支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声音；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吸引15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参加，明确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在孔子故乡连续举办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外嘉宾齐聚尼山脚下，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和合共生之道。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把每年6月10日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文明对话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文化交流本身，成为破解文化隔阂、修复国际信任的关键纽带。中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立场，旗帜鲜明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释放坚持相互尊重、力促文明交融的正能量，在全球引发积极回响和持久共振，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实现持久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战略谋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既是彰显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也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聚焦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交流探讨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的现代化之路······2024年12月，“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广州举办，600多位中外嘉宾通过60余场活动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传承等议题，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出版机构加大对外出版力度，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书籍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广泛发行；中国媒体不断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多元化、精准化、立体式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文化艺术与科技元素完美结合的影视佳作全球播映，引发观影热潮。

情感互通，才能打动人心；价值共鸣，才能传播深远。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国文化、研究中华文明。中国正改变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传播格局，以平台为载体主动设置议题，推动中华文化从“被解读”转向“自我表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让有温度、有深度的中国故事实现与世界的“共情共振”。

（三）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是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也是扩大文化辐射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持续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实践体系。

截至2024年，全球161个国家（地区）设立499所孔子学院和764个孔子课堂，累计学员近2000万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书法、太极、武术、中医等活动，广受欢迎。参与其中的外国朋友不仅学习了汉语，还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使者。

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欢乐春节”活动，自2001年起已连续举办25年。2025年迎来首个“非遗版春节”，“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近500场展演项目。2025年1月19日，“欢乐春节·共庆中国年”文艺快闪演出和文化体验活动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中国民乐、歌舞、舞狮、武术等精彩演出，让中外民众沉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共享欢乐春节喜庆祥和氛围。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降低离境退税起退点、增设退税商店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从“China Travel”（中国游）到“China Shopping”（中国购）持续火爆。从北京秀水街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从海南免税店到深圳华强北，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专程到中国购物。数据显示，2025年“五一”假期中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2%，外国人出入境111.5万人次，同比涨幅高达43.1%，入境游销售额增长约九成。“带空箱子去中国”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实用小贴士，制度型开放举措正在转化为对外国游客实实在在的吸引力。

中国通过数十年实践证明，以文化为底色、以民心为纽带的交流模式，不仅能提升国家形象，更能为全球治理注入“文明共生”的智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携手各国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第三章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

巩固文化主体性正在重塑21世纪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逻辑。它既树立对文明传承的文化自信、守护人类文明基因库的多样性，又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的样本；既破除文化霸权的话语垄断，又推动构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观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树立文明传承和创新的文化品格

在现代化转型大潮中，一些国家传统文化受到文化虚无主义、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遭遇文明传承断裂、文化认同危机、文化创新乏力‌，导致文化主体性不断削弱。

文化虚无主义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蔑视、虚无的态度，否定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往往始于对强势文化的盲目崇拜或功利性利用，表现为在地缘政治或经济压力下的文化妥协，用外来标准来衡量本土文化价值，自我异化为取悦他人的小丑。一国若失去文化定力，终将在文明交往的世界舞台上沦为滑稽演员。

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则是极端固守传统，阻滞文化主体性创新发展。文化主体性的固步自封，拒绝与时代同频共振，既阻断了文化自身迭代更新的生机活力，也消解了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的可能，最终会导致文化生命力在封闭中萎缩。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中国面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为世界各国处理各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提供参考借鉴。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守正创新，既要守住本民族的精神根脉，也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其他先进文化。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以继承发展的态度和立场对待本国本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握文化在全球化演进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本土文化的现代更新。

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的文化底气

一些国家长期热衷于文化霸权，以自身的文化价值为标准，对他国文化进行贬低甚至干涉，试图通过文化渗透等手段影响改变他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借此实现文化支配与政治控制。

文化霸权的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文明冲突论”“文明等级论”“普世价值论”“西方文明中心论”背后隐含的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思维陷阱。文化帝国主义叙事逻辑，将其他民族历史发展与命运走向的叙事结构进行瓦解和粉碎，进行编造和篡改，动摇其他国家民族的认同基础。

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往往和文化霸权沆瀣一气，共同危害世界的公平正义。某些霸权国家迷信实力至上、本国优先、强权即公理，到处挥舞制裁大棒、关税大棒，动辄对别国极限施压、恃强凌弱，破坏国际秩序，让人类文明面临倒退回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风险。向霸权低头如同饮鸩止渴、“割肉饲虎”，不会带来安宁，只会滋养贪欲、助长霸权主义行径。

面对“关税讹诈”，中国凭借制度优势、经济韧性和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现了维护正义的决心和抵抗霸权的担当，弘扬了国际道义正气。各国应团结一致，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增强志气、骨气、底气，反对霸权霸道霸凌，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三、注入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量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对内剥削、对外殖民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通过工业革命率先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由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主要是欧美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等于现代文明”是被精心打造的历史错觉，“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程式历史观”是被精心营造的话语陷阱。一些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将“现代化=西方化”，落入“走向现代化=与传统割裂=失去文化主体性”的深坑，从而在自身发展问题上丧失了话语权和文化自信心，最终成为别国的附庸。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也向西方学习，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但在这过程中不依附、不照抄、不隔断历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保持文化主体性，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探索出了符合自身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既要迈向现代化又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重要启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

四、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文化态度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机活力。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还延展至文化领域，多元、多向度的分歧和冲突叠压，导致文化竞争、文化冲突愈加激烈。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出不同文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承认并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中谋求“大同”；才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才能真正消弭国际冲突根源，走出结伴共赢的新路。

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

文明交流互鉴，连接着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每一次文明对话，都是对文明多样性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文化的交融，都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诠释。巩固文化主体性，维护文明多样性，应该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百花园才能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五、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共识

当今时代，虽然人类社会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各种新的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变化交织，人类文明陷入了经济发展乏力、政治动荡加剧、文化纷争频现的现实困境。人类文明又一次走到何去何从的关键路口。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有利于把全人类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实现全人类整体利益。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文化主体性唤醒各国人民普遍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地域、民族、肤色差别，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需要，为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引，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了方案策略，为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文化共识。

结 语

在人类文明浩瀚的星穹下，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华文化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恒星，穿过历史长河，照亮当下征程，指引未来方向。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智慧与梦想，历经风霜雪雨，愈显坚韧挺拔，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自信的源泉。从中华文明的孕育起源发展壮大，到近代以来在风雨如晦文明蒙尘境遇下砥砺前行，再到新时代的辉光日新空前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始终如一条坚韧的纽带，将中华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昂首挺立的根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更是激活了文化生命力，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今时代风云变幻，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色。展望未来，让我们在坚守中传承，于交流中创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奏响文明交流互鉴的和谐乐章，让不同文化的光芒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画卷。

编写说明与致谢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傅琰、伍晓阳、杨一苗、郭洪海、杨思琪、窦书棋、李爱生、陈刚、张亮、范世辉、熊聪茹、程征、王会、罗婷、秦彦洋等。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翁贺凯，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孔新峰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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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丨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