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汪曾祺的受戒读后感》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5 05: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汪曾祺的《受戒》读后感，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理解作品内容"： - 首先要通读全文，了解《受戒》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发展等。 - 深入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深层含义。
2. "明确读后感结构"： - "开头"：简要介绍《受戒》的基本情况，如作者、出版时间、故事梗概等。 - "主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 "情节分析"：对故事情节进行梳理，分析情节安排的巧妙之处。 - "人物形象"：描述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分析作者如何塑造人物形象。 - "主题思想"：阐述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人性、价值观等。 - "艺术特色"：分析作品的语言风格、表现手法、象征意义等。 - "结尾"：总结自己的读后感，对作品进行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
3. "注意以下几点"： - "客观公正"：在评价作品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个人喜好影响评价。 - "深入浅出"：在分析作品时，要深入挖掘作品内涵，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 "联系实际"：将作品与自己的生活、社会现象相结合，增强读后感的现实意义。

《受戒》写“一个和尚恋爱结婚”的故事，汪曾祺想告诉我们什么？

《受戒》算是汪曾祺真正的成名作。

在发表完《受戒》后，汪曾祺声名大噪，之后又陆续发表《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一系列故乡怀旧作品，形成自然和谐的田园写意风格，清新自然，并开始备受瞩目。

而那部《受戒》就成了了解汪曾祺必不可少的一本书。

其实《受戒》的内容非常大胆新颖。

开篇第一句便是“明海已经出家四年了”，然而接下来往下看，却发现这本小说并不是在写佛门戒律、和尚趣事，而是在写小和尚明海谈恋爱的故事。

这本书被翻译到国外，书名还被改为《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

哪家正经和尚可以谈恋爱？汪曾祺又为何要这样写呢？

创作背景

《受戒》创作于1980年，那时汪曾祺已经60岁了。

汪曾祺是高邮人，据说汪曾祺写这个故事是阔别十年的大姐来见他，促膝长谈高邮往事，让汪曾祺一下子陷入回忆中，仅花了两天的功夫，就完成了《受戒》的创作。

而《受戒》结尾落款处写着：“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可见，《受戒》确实是汪曾祺忆起往事而写。

而这个结尾的落款处，还隐藏着很多含义。

1980年8月12日的四十三年前正是七七事变后的一个月，这个时间点，中国是风雨飘扬的，无人独善其身，那是否有一片“桃花源地”供人栖息，躲避战乱？

《受戒》的时代背景就是一片乱世，明海家里人口太多无法养活才出家做和尚，而明海出家的荸荠庵就像一片净土一样，没有战乱，没有灾害，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长。

而汪曾祺昔年确实曾为了躲避战火，在乡间庙宇住了半年多。

《受戒》中的几个和尚确有其人，就连大英子和小英子，也是有的，只有那小和尚明海是编造出来的，那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恋爱自然也是编造出来的。

躲避战火时，汪曾祺也差不多如明海一般大，那个四十三年前的旧梦是否就有着汪曾祺对美好的向往，对懵懂爱情的幻想呢?

并且，汪曾祺后来又经历八年抗战，十年浩劫，人生诸多坎坷，他曾对同事直言：

“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而承受汪曾祺这么多感情的《受戒》却写得很美很自然，一切水到渠成，宛如林间小院，进出自由，诗意唯美。

这一点跟沈从文美丽自然的湘西世界很像。

汪曾祺关于《受戒》的创作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受了沈从文的《边城》的影响。

沈从文是汪曾祺的恩师，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边城》赞誉颇高，有段时间，还曾比较系统集中地反复读沈从文的《边城》。

那个灵动的农村少女翠翠，寄托了沈从文对真善美的所有想象，这也推动着汪曾祺去创作一个自己笔下的“翠翠”。

而《受戒》中活泼可爱的小英子，跟“翠翠”的性格又是何其相像，那种健康自然的美，也跃然纸上。

汪曾祺的那份旧梦自然是美的，充满希望的，所以他才将一个小和尚明海和生活在水畔的农家姑娘小英子的恋爱写得那么纯真，那么自然。

但是仍然有不解之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尚奉行的是枯燥的修行，吃肉喝酒是破坏佛教规矩，必然是会受到惩罚的，偏偏汪曾祺创造了一个相反的世界，让和尚违反佛门律法的行为合理化。

那在汪曾祺眼里，佛门戒律到底是什么?

汪曾祺佛教文化意识

其实不独汪曾祺的《受戒》里的和尚是喝酒吃肉的，《水浒传》中的“花和尚”鲁智深也是不管佛门戒律的。

但是不同的是，鲁智深生活在一群和尚恪守佛门戒律的世界里，他的喝酒吃肉行为都是于礼不合的。

最后更是因为在五台山上耐不住佛家清苦，醉酒打人，被寺院的智真长老打发走了。

“花和尚”的绰号也无形中反映鲁智深不是个“好和尚”。

但是在《受戒》中，同样地当和尚，却有不同的待遇。

荸荠庵的和尚喝酒吃肉，娶妻生子，就跟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佛门戒律，人们也接受他们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在《受戒》中提到，人们把“当和尚”看作是一个正当的职业，就像是有人去劁猪、织席子、弹棉花一样，这与我们理解的“当和尚”相去甚远。

我们受传统思维影响，总认为当和尚是因为看破红尘，不理世俗，要漠然人间烟火了。

而汪曾祺把“当和尚”看做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职业，看做是谋生的手段，那么这“当和尚”就跟信仰的关系就不大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和尚这个群体和世俗的关系。

将高高在上的佛拉下神坛，与世俗无异，那么佛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就不存在对立关系了。

鲁智深最终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一直打打杀杀，实在不是一个出家人该干的事，但是在鲁智深眼里，大概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他做这些事，也就无碍了。

讲道理，佛门清修本就以受苦为主，但是众生皆苦，何必以外在的新式来定论修行呢？

若把荸荠庵看作是一个修行的场所，那荸荠庵上的和尚进行的就是生活化的修养。

仁山是大师兄，是这庵上当家的，管着账簿，调度着开支，仁海有老婆，爱干净，仁渡精明能干，唱山歌，做法事样样在行，还有一个老和尚，整日缩在房间里念经。

而明海当小和尚的日子非常清闲，扫地，挑水，喂猪，最后给佛像磕头烧香就算完了。

这荸荠庵上的和尚有老有小，有干活的，有掌家的，简直就像他们聚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新家，跟普通人一样生活一样。

或许，在汪曾祺眼里，一切宗教的东西在自由人性面前都是没有存在价值的。

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不受戒律之苦，不受清贫之累，才是最重要的。

纯真初恋

在这样世界里，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是懵懂的，是人性自然发展的结果。

关于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是在河边，在容易发生情愫和故事的河边，只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天真的少男少女。

小英子坐在船上剥莲蓬，明海搭上船后，小英子就将吃剩的半个莲蓬送给明海吃。

青山绿水，水流潺潺，小和尚和农村少女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没有任何的曲折和波澜，《受戒》中只用一笔“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带过明海与小英子的青梅竹马生活。

一个“跑”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感情的亲厚。

后来，在收获的田野里，小英子总拉着明海，用自己的脚去踩明海的脚。

那柔软的田埂上小英子一连串的脚印，都在展示少女的青春活力，展示懵懂青涩的欢喜。

后来，明海要去“受戒”了。

在《受戒》中，每一个和尚都要“受戒”，“受戒”就相当于拥有一个当和尚的准许证书，是此证书，就可以办法事，正式赚钱了。

而就是在“受戒”之后，明海与小英子说开隐秘的心事。

他们之间青涩的喜欢是掺不得一点虚伪的和不认真的，所以两人的对话也那么自然直白。

在藕花深处，小英子问明海要不要自己给他当老婆，明海就大声“要”。

于是“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关于这段芦花荡的描写，很多人猜测是关于明海与小英子的性爱描写。

“芦花才吐新穗······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那芦花荡象征着两个人隐秘的情愫，是心事，也是秘密，而芦花开放也意味着两个人敞开心扉，吐露心声，结出了爱情的果实，给人恰到好处的闲适和自然之美。

自然人性

毫无疑问，汪曾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了理想和诗意的世界。

没有所谓的禁忌爱情，只有两个少男少女懵懵懂懂又坦坦荡汤的爱情，这其中，也是在描述汪曾祺自己的一份憧憬，一份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当时在写这部小说之初，汪曾祺就受到一些同志的质疑，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

汪曾祺反而坚决地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

他果然做到了。

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之所以令人感动，更多的就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种人性美和人情美。

山水入画，很容易激荡出人最本真的单纯。

汪曾祺又是山水画作的大师，很容易地用简单的散文化笔调营造出山美水美的氛围，但山水再美，也比不过人性之美。

《受戒》之中没有一个坏人，每个人都努力地活出自己的色彩。

荸荠庵的几个和尚各有所长，就不再论。

小英子的父亲赵大伯算是个田园干活能手，身体结实，田里，水上，地里，就没有赵大伯不能处理的农活。

赵大妈也不惶恐多让，腌咸菜，编蓑衣，织芦篚，剪花样子，样样拿手，又能说会道，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

明海也是多才多艺，不仅经书念得好，又能画一手好画，小英子对于农活也是精通不已，为家里分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和活着的乐趣，读《受戒》，好似能走进书里，和这些“自得其乐”的普通人一样咧嘴欢笑。

这样的人性之美，才最动人。

汪曾祺写《受戒》这部小说的时候，十年动荡才结束四年，文学界呈现一片伤痛、反思，而汪曾祺却另辟蹊径，于山水田园中描写乡村爱情。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顺其自然，淳朴真挚，而人与人的矛盾被淡化，被和解。

可能汪曾祺就是想呈现这样的一个自然宁静、没有争斗的生活状态，比之哀伤过去十年的悲苦，呼唤纯朴自然的人性似乎更加易被人接受。

毕竟，沉湎过去伤痛的，哪里有人本真的善和美更容易打动人心？

汪曾祺《受戒》：“文革”创伤犹在，小说中却只有平平淡淡的滋味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标题《无为的抒情：读<受戒>》，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汪曾祺小说里乐观温和的底色，也许没有足够的尖锐力量，却为劫难之后在贫瘠的心灵沙漠和荒原流浪的人，提供了驻足栖息之地。

主笔/蒲实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飘摇不安中，读汪曾祺的小说，外面世界下坠所留下的痛苦的情感褶皱，渐渐被他柔软的文字流淌过，轻轻熨平，于喧嚣中获得方寸间的平静。与他的其他小说一样，《受戒》读起来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淡雅水墨风物画，移步换景，徜徉其间，行云流水，文字光滑得可以在其间溜冰，其下则有一股快乐的内在情绪流淌。

《受戒》写于1980年，发表时汪曾祺60岁，已是耳顺之年。未知短暂或持久的乱世中，身处他与世无争的文字里，不免有些疑惑。这篇文章写于“文革”结束4年之后，是他跌宕人生中断断续续写作生涯的一次重启。创伤犹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在京剧团创作室的办公室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会说，又挨整了。他那时正接受审查，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审查的结果不了了之，但他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创作样板戏的副产品。他没有离开京剧团，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苦闷的日子中，他开始打小说的腹稿，《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开始成形的。小说中现实的苦闷情绪则了无痕迹，只觉得有平平淡淡的滋味。情窦初开的明海和小英子都是十来岁的年纪。明海去庵里当和尚，过了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到了一个河边，和渡船上的小英子相遇。他们在眉清目秀的乡间风景里一起做农活，伏在水车的车杠上踩车轴上的拐子，轻唱着有音无字的山歌，靠在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萤火虫和流星。情就在这山水田间与劳作中无声孕育和滋长，寺庙的清规戒律、受戒的仪式束缚不了，前途也阻碍不了。这抒情的声音似与沈从文的《边城》呼应，中间却横亘着一个长达近半世纪的史诗和革命年代。想通过追忆逝水流年的方式，来获得从历史劫难中幸存下来的慰藉？抑或，想以某种方式来表达一种终结的感觉，与伤痛作别？又或，是桃花源般的隐逸之所？之前那个浓烈时代留下的创伤，为何要融解在不着痕迹的柔和平淡中——是一种忘却，还是开拓一种可能性？

在汪曾祺年轻时所参与的20世纪中期的历史跌宕中，抒情提供的想象力曾驱动了知识启蒙，也曾感召千万人在革命中生死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就是以“抽象的抒情”来书写历史的。抒情的书写随着语言变形，在新时代发生了扭曲。汪曾祺在他的《自述》一书中回忆，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时，审问他时所使用的语言，“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虚空的对象”，人或语言成了异化的躯壳。他被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他写的鸣放小报《惶惑》。他在文章结尾写：“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情感上真实的话，在政治上出了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读《受戒》，领悟到一些静水流深的意味。明海与小英子的动情彼此无所求，有纯真的诗意。为这情，明海愿舍弃受戒时被选为沙弥尾在寺庙可期待的职业生涯。不要说寺庙的清规戒律，哪怕是禅的境界，也不及这小儿女的情。汪曾祺对荸荠庵的生活描写得极细致，来源于他年轻时曾在一所寺庙中短暂居住的观察和经历。他并不描写佛门之地的清净和禅机，倒是把和尚细小琐碎生活的世俗平常写得鲜活。念经吃斋之外，收租放债，打牌杂耍，还俗娶妻。最终，皈依的还是个“情”字。汪曾祺说，《受戒》的产生是他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快乐从哪儿来？汪先生和沈从文一样，写的是美与善，是引人向上的、健康的人性，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混沌无规则，亦无目的的真情。被政治渗透扭曲的语言文字，不再能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文字如何回归它的真实？这是抒情的追求。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写道，抒情是触摸现代中国历史危机和情感结构的脉络。纵然有“奥斯维辛大屠杀后，写诗是残酷的”，实则早在17世纪，黄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后诗作”。“抒情”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它提供了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还是实意，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汪曾祺选择让抒情退出政治和理念，不再作为试图改造历史的工具，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找回它原本的灵动，美与真实，并因这种美使日常不至跌入庸常。

在《晚饭花集》里，汪曾祺在序言中写，他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他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他的感怀寄托是与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他的感怀寄托是什么？孙郁论及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认为他所说的政治，不只是题材、主题等显在的东西。他的价值判断不在一般意义上的曲直忠邪里，而是暗含于人性深处不可名状的存在，“对于风气、人心、世道的感悟，非以观念为之，而存在于叙事的语态里”。他将这些深隐的东西与复杂体味，结晶于文字里，以有情有趣的语言展现人性，实际是以拯救语言恢复民族的智性。

汪曾祺受儒家影响很深，他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人，也是个诗人，可以发脾气，可以赌咒发誓。他曾在《自述》里写，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里，曾皙言志那一段。孔子让四位学生谈理想，问到曾皙时，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越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理想，也是汪曾祺所认同的理想。他认为这是生活境界美的极致。正是在超越功利之中，语言回到无欲求的状态，找回诗意的真实。那段狂热的历史说明，理念并非一种实在的事实，生活才是可以抓住的实在。这种生活是由无数个细小的当下瞬间所构成的，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平平淡淡。

最初我不太能理解汪曾祺小说里语言与意境的柔软，不批判，亦不反思，对于可能轮回的历史悲剧没有抗争的意志。后来读到他曾解释自己所谓的“随遇而安”，“遇”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何况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清楚，“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心态，对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会产生消极作用”。但他说，他自己本人的气质就不具有抗争性格，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更重要的则是“遇”，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遇”。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二是对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热情，恐怕很难。“看透了世事，看淡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有裂痕，而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又读到他说，喜欢“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句诗。“意满”原来是知晓了苦难之多的领悟。因这世上苦人之多，苦难也随时可能降临于己，这眼前所能享有的一切，才如此珍贵，成为不幸之中的一点儿幸，值得感怀命运。这柔软，是对历史和苦难皆无常的领悟之后，所作的一种生命选择。

汪曾祺很小就受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以轻淡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他自认为自己的小说里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他也喜欢宋词中离别的抒情，有隐约的哀愁，这和他的气质接近。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在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中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把自我的生命视为圆满自足的存在。他说，他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平和的人”，“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这种乐观温和的底色，也许并没有足够的尖锐力量去抵抗历史之恶，却为劫难之后在贫瘠的语言沙漠和荒原流浪的人，提供了心灵的驻足栖息之地——坚韧的也许正是亘古不变的心灵，即使人生辗转和历史的万千倾覆也无法改变。他的小说若汇入一支20世纪80年代宏大的多声部交响曲中，我想应是轻盈的竖琴声，有流水的晶莹剔透，是生命力希望的那一部分。

但希望终究只是个梦。他在《受戒》的结尾注明：“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把这个纯真的梦想故事，留在了实在的彼岸，让也许再也回不去的、逝去不复来的过去蒙上了一层忧伤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