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汉字的历史读后感》,（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5 07: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汉字的历史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主题：首先，要确定你的读后感作文的主题，即你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可以是汉字的历史演变、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的文化内涵等。
2. 确定结构：一篇好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有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你所阅读的书籍或文章，正文部分阐述你的观点和感受，结尾部分总结全文，并给出自己的思考。
3. 深入分析：在正文部分，要对汉字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介绍汉字的起源，如甲骨文、金文等，以及汉字的发展历程，如篆书、隶书、楷书等。
b. 汉字的文化内涵：探讨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以及汉字在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应用。
c. 汉字的书写艺术：分析汉字的书写艺术，如书法、篆刻等，以及这些艺术形式在历史中的演变。
d. 汉字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探讨汉字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如汉字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汉字在计算机输入法中的应用等。
4. 结合个人感受：在作文中，要结合自己的阅读

汉语中的“历史”与英语中的history的对比

汉语中的“历史”与英语中的history的对比

汉语中的“历史”与英语中的 history，这两个词都指向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认知、记录与解释，但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传统中，它们所承载的语义内涵、哲学预设、文化精神却有着深刻差异。

下面，我将从多个层面来系统地对比“历史”（汉语）与 history（英语），包括：

1. 词源与语义对比
2. 哲学与文化内涵对比
3. 对“过去”的理解方式
4. 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联
5. 总结与反思

一、词源与基本语义对比

1. 汉语：“历史”

（1）词源：

“历史”由两个汉字组成：

• “史”：最初指古代掌管文书、记事的官员，即“史官”。如《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后来引申为“记载”“记述”的活动。
• “历”：本义为“经过”“经历”，也与“历法”“时间”有关，强调时间的延续与变迁。

合起来，“历史”字面含义可以理解为：“经过的记录”或“时间的记事”。它强调的是对人类过往经验、事件的记录与传承。

（2）基本语义：

• 指过去发生的事件及其发展过程；
• 也指人们对这些过往事件的记载、研究、解释与叙述；
• 常与“史书”“史实”“史学”“史官”等概念相关联；
• 强调的是时间性、事实性、经验性、传承性。

在中文语境中，“历史”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方式，承载着民族认同、道德教训与文化价值。

2. 英语：History

（1）词源：

• 来自于古希腊语 ἱστορία (historia)；
• 最初的意思是“探究、调查、询问”（inquiry, investigation），由动词 ἱστορέω (historeō) 派生而来，意为“去了解、去探询”；
• 古希腊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被称为“历史之父”）将其用作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探究与记录；
• 后来演变为指“关于过去的记载”或“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history 最初强调的是一种探询的过程，而不只是对事实的静态记录。

（2）基本语义：

• 指过去发生的事件及其发展过程；
• 也指对这些事件的记录、研究、叙述与解释；
• 在学术语境中，history 是一个研究领域，即“历史学”；
• 在日常使用中，也常带有“过去发生的一切”的广义含义。

但与汉语“历史”相比，history 更强调探究的过程、叙事的结构、以及对因果与变迁的分析。

二、哲学与文化内涵对比

1. 汉语“历史”：传承、道德与集体记忆

• 在中华文明传统中，“历史”不只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道德教化、政治借鉴与文化认同的载体。
• 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史为鉴”“知兴替”“资治通鉴”等观念深入人心，历史被看作是治理国家、修身齐家的重要参考。
• “历史”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判断与文化连续性，有很强的道德评价功能（如忠奸、善恶、兴衰）。
• 史官传统（秉笔直书、君举必书）也体现了对历史真实与责任的重视。

总结：汉语的“历史”具有更强的伦理色彩、教化功能与文化传承意义。

2. 英语History：探究、理性与叙事建构

• 源自古希腊的 history（ἱστορία），强调的是一种探究行为（inquiry），即通过观察、访问、分析和理性思考去了解过去。
•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历史不仅仅是事实的堆砌，而是一种叙述、解释与意义赋予的过程。
• 受启蒙思想、实证主义等影响，history 逐渐发展为一门注重证据、因果、发展规律的学科（如兰克史学：“如实直书”）。
• 20世纪以后，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西方学术界也日益认识到 history 是一种叙事建构，受史学家视角、语言、文化背景的影响（如海登·怀特的理论）。

总结：英语中的 history 更强调理性探究、叙事结构、解释多样性与学术方法论。

三、对“过去”的理解方式对比

维度	汉语“历史”	英语 History
本质	过去的记录与传承，偏重于事实与经验	对过去的探究与解释，偏重于过程与意义
目的	道德教化、资治通鉴、文化认同	理解变迁、寻找规律、建构意义
方法	编年、纪传、史评，强调连续性与权威性	叙事、分析、考证，强调证据与逻辑
时间观	循环或线性，但常以治乱兴衰为核心	线性为主，强调发展、进步或断裂
真实性	强调史实的“如实记录”，有道德责任	强调解释与视角，承认主观性与建构性

四、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联

1. 汉语思维与“历史”：

• 汉语是一种高度语境化、意象化、整体性的语言。
• “历史”作为整体概念，常被看作一个连续的、有意义的整体，与“文化”“传统”“天命”等概念紧密相连。
• 中文的“历史”更倾向于道德评价与集体记忆的表达，语言中常用“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历史的教训”等表达方式。

2. 英语思维与History：

• 英语语言更注重逻辑分析、个体性与概念清晰性。
• History 在西方传统中常与理性（logos）、探究（inquiry）、批判性思维相关联。
• 英语语境中的 history 更容易被视为一个分析对象、研究领域或叙事文本，而非单一的道德载体。

五、总结与反思

对比维度	汉语“历史”	英语 History
词源本义	记录过去之事（史官 + 时间）	探究、调查过去（inquiry）
核心含义	过去的记录与传承，强调道德与文化意义	对过去的探究与解释，强调理性与方法
文化功能	道德教化、资治通鉴、民族认同	理解变迁、学术研究、意义建构
哲学倾向	人文性、整体性、伦理性	理性主义、分析性、建构性
时间观	治乱循环或线性历史观，强调连续性	线性为主，强调发展、进步或断裂
真实观	强调“如实记录”的责任	承认解释的多样性与主观性

六、更深层的文化哲学启示

• 汉语中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文明对时间、记忆与道德的高度重视，它不只是过去的“事实”，更是当下行动的“镜鉴”和未来的“指引”。
• 英语中的 history 则体现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对理性、探究与语言建构的关注，它把过去当作一个可以分析、解释甚至质疑的对象。

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

• 汉语提醒我们历史的意义与责任；
• 英语则教会我们历史的方法与批判。

结语：
“历史”与 history，表面看都是关于“过去”的学问，但背后却承载着两种文明对时间、记忆、真理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理解。通过对比这两个词，我们不仅是在比较语言，更是在触摸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精神与哲学传统。

如若进一步深入，我们还可以结合“史观”（如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历史哲学”（如黑格尔、马克思、海登·怀特）等更广阔的视角来探讨它们的差异与交融。

孟昭连：质疑！汉语史是语言史，还是文言史？

上篇 对古代汉语“言文一致”及“口语性”的质疑

最早出现于日本的“言文一致”说法，自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先是为白话文运动所利用，作为“废文话，兴白话”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也为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但当这个问题进入古汉语研究领域之后，它的学术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渐变成汉语史研究一个带有前提性质的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左右着古代汉语研究中一系列课题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自然也反映着汉语史发展完全不同的面貌。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从民国年间的所谓学术“大师”，到五十年代以至今日的语言学权威们，他们都以相当轻率的态度，以想象代替考证，把假设当作结论，堂而皇之地写进自己的专著乃至国家的教材中，以致成为全民教育中的“常识”，造成严重后果。表现在：对于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一部分，中国古人说什么话，是满口之乎者也，出口成章即成文言呢，还是像现在一样满口大白话？这么简单的问题在社会认知上却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颇为诡异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多数人群认为古代人说话与现在一样，也是大白话，之乎者也只是古人写文章时才用；但上过大学尤其是上过古代汉语课的人，却说古人说的话就是文言，一般还要着重说明，先秦的人说的是文言，后来言文就分离了。

至于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是如何产生的？又是为何在口语中使用了三四百年之后突然消失的？老百姓抛弃的之乎者也为何文人一直当宝贝用了两千多年？汉语的口语由文言变白话进化了还是退化了？这一系列“先秦汉语言文一致说”产生的疑问，语言学者似乎集体保持了沉默，是认为不必，还是无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任学良《先秦言文并不一致论》

但是，矛盾毕竟是掩盖不住的，对先秦古人说文言这个未经证明的假命题，还是有学者不畏权威，勇敢站出来提出挑战。《杭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1期发表任学良先生的《先秦言文并不一致论》，举出先秦口语与书面语并存的大量例证，向传统观点发起冲击。他说：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先秦时期言文是一致的，即口头语和书面语完全相同。一般人承认两汉以后言文不一致，而认为先秦的语言却没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上述观点从理论上剥夺了口语存在的权利，用文言的历史代替口语和文言同时并存的历史，是错误的，给汉语史的研究和古书的训释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论文从词汇、语法的角度，列举了先秦经典中大量口语与书面语共存的现象，来证明先秦的“文”与“言”并不是一致的。他认为研究汉语史，分清口语与书面语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把书面语当成口语来研究，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汉语的历史面貌和正确地理解许多语言现象”，“不去区分口语和文言的差别，因此得出的不少结论都是错误的”。应该说，任学良提出了古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论文是有说服力的，但在先秦汉语“言文一致”说为共识的语言学界，他的观点理所当然地不被认可，因此几乎没造成什么影响。

可喜的是，任文发表三十多年后，有语言学者对古汉语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开始重新思考，其中涉及到研究的核心问题，比如分期问题、研究对象与内容问题，其中也包括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问题，对长期以来汉语史研究将书面语研究当成口语研究的现象提出质疑。刁晏斌《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一文认为：

在我们看来，所谓口语和口语性就是一个假设，而实际上看到的，更多的人对此只是“认定”而不是“证明”。可以设想，汉语史上的所谓口语，毕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古代人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的，无论说者还是记录者的情况都可能很复杂，所以，二者究竟有多高的一致性？这一点首先就是很难证明的。即使抛开这一层，在实际的言语使用中，“我手写我口”既非理想状态，也非实际状态，现代如此，古代亦当如此。所以，所谓口语或口语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不同时期真实的口语相一致，实在包含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里所说的口语、书面语，虽然是泛指整个汉语史，但显然也包括先秦时期。这说明，在现代语言学产生百余年，先秦汉语“言文一致”说成为语言学“共识”的六十余年之后，有良知有见识的语言研究者，还是对这个“研究汉语史的前提条件”发生了怀疑，为之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刁晏斌《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

对这个“反主流”的观点，语言学界很快作出了反应。《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学术争鸣与批评”栏发表汪维辉《汉语史研究的对象与材料问题》，批评上述“口语和口语性就是一个假设”的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把迄今为止所做的大部分汉语史研究的口语史性质全盘否定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上古文献的语言性质如何认定，也就是上古文献反映的究竟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这是汉语史学科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此文认识到了口语与书面语问题在汉语史学科中的重要性，这是不错的；但如何证明百年来汉语史的研究是“口语史的性质”，维护“迄今为止所做的大部分汉语史研究”成果呢？汪文是这样证明的：

前贤对此有大体一致的看法，比如吕叔湘先生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第一章第四节“汉语史的根据”中说:“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品。就先秦来说《诗经》的《国风》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载;《论语》也可能是孔门弟子所记录下来的当时的口语。当然，其他还有许多接近口语的作品，例如《易经》的《彖辞》和《象辞》就有许多俗谚在内。直到汉代，许多作品还是接近口语的。《史记》《汉书》里面有很生动的描写，也大多数用的是活生生的口语。刘知几《史通》所批评的“年老口中无齿”，也正是忠实地反映口语的地方。魏晋的文章也和口语距离不远(如《抱朴子》)。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

考证问题引用“前贤”的论述不是不可以，但要先保证这种论述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这样才能增加结论的说服力；如果只是重复前人旧说，而且是本来就存在争议的旧说，那就起不到增加说服力的作用，甚至只能起到反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引用吕、王两位先生的观点，应该说就是如此。

首先，王力先生原文在“但是，特别值得注意……”前面还有几句话：“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因此古代一切用汉字写下来的文字记载，对汉语史来说，都有作为语料的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品。……”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这段话应该这样理解：即“古代一切用汉字写下来的文字记载”与“接近口语的作品”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体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古代汉语书面语既然有“接近口语的作品”，当然还有“不接近口语”甚或“远离口语”的作品；二者对汉语史研究都有价值，但接近口语的作品价值更高，故“特别值得注意”。

若此，王力先生不正是在说先秦汉语书面语里，有口语与非口语的区别吗？虽然王力先生没说哪个多哪个少，但从所举例句来推论，显然是“接近口语”者少，“不接近口语”者多。无论孰多孰少，部分都不可能替代整体，把部分“接近口语”作品的口语性当成整个汉语书面语的特征，不是犯了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吗？

其次，王力先生这段作为“汉语史的根据”的论述，充满似是而非的不确定用语。如“接近口语”三处，“许多”三处，“可能是……口语”一处，“大多数用的是……口语”一处，“和口语距离不远”一处；而持肯定语气的只有《国风》和《汉书》里的“年老口中无齿”一句。那么试问：

（1）“接近口语”“和口语距离不远”说的是言文“一致”还是“不一致”？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也就是先秦书面语与口语有距离，只是“距离不远”而已。

（2）历来的语言学者都把《论语》作为口语化的代表作品，把连篇累牍的“之乎者也矣焉哉”视为当时新出现的语气词，如果只是“可能……是当时的口语”，那么，这不正意味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即《论语》“不是当时的口语”吗？

（3）王力先生说《易经》中的“许多俗谚”接近口语，“俗谚”在《易经》中毕竟份量较少，而更多的非“俗谚”的文字是否也“接近口语”？

（4）《诗经》有风雅颂三部分，共约38000字，其中《国风》约为14000字。王力先生说《国风》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载”，“口头文学”是纯粹的口语吗？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国风》中的全部诗歌都视为当时口语，那么与《国风》语体迥异的《雅》《颂》105篇24000余字，不就是非口语的吗？

（5）《汉书•张苍传》“年老口中无齿”一语确实有口语化的色彩，但刘知几批评此句用字烦赘，不符合“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以简要为主”的要求，主张删掉“年”及“口中”三字，这样就能做到“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可见，刘知几认为口语化不符合史书叙事的“简要”“文约”的要求，这正说明史书的文字与口语是有区别的，史书不是口语的记录。事实上，即便同一史书的语体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论史书写作的“十弊”，论及这个问题：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文，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章学诚所论，虽然是针对的史学叙事，却揭示了一切叙事文体的一个共同规律，即叙述语言的“作者之言”与作品人物的“记言之文”是不同的，只有后者口语化较强，而“作者之言”是文是质则根据作者的叙事的需要而定。所以，举《汉书》“年老口中无齿”一例来证明《史记》《汉书》全文都是“口语的记录”，更是没有丝毫说服力的。

同样，用吕叔湘先生“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一语，来证明先秦书面语与口语是一致的，也是缘木求鱼。吕先生这里明明是说二者有“距离”，只是“不至于太大”，“距离”到底有多大？他也不知道，所以他用了个“估计”一词，承认这些是没有根据的想像。虽然吕先生在五十年代与罗常培共同署名的文章中，提出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说法，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完全相反的观点。除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就在《文言和白话》中说过“文言也不大像曾经是某一时代的口语的如实的记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所作的序中又说：

追溯汉语发展的历史，大概自古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就不一致。秦汉以前的情况，文献不足，难以详究，魏晋以后言文分歧的痕迹才逐渐明显起来。

在这里，他更明确地说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从来就没一致过。当然，这种新说法也只是一种推想，所以他又用了“大概”一词。也就是说，对吕先生而言，先秦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无论是有“距离”也好，“自古就不一致”也好，都只是一种假设。可见，吕叔湘、王力这两位语言学界的权威，对先秦书面语与口语关系的认识，本来就是基于猜测的、模棱两可的，大量“可能”“大概”一类的用词可以看出他们也承认这一点，那么，再重复他们的这些观点作为先秦汉语“言文一致”的论据，还有意义吗？

下篇 “先秦言文一致”说的来源

事实上，孔子以来至晚清的两千多年里，没有任何一位古代文人说过汉语与文言是一致的，相反，历代文人都将汉语的言与文分得很清楚。孔子教学生，分为四科，并因材施教：“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既将“言语”与“文学”分为两类，可见当时“言”与“文”并不一致。孔子还有言文关系的明确论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将语言与文字的不同传播效果说得明明白白。直到民国年间，大多数文人对汉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也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傅斯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泛论》中说：

古来人尚知文语两件事的分别，譬如说，“老子著作五千言”，这是和五千文不同的，五千言是指读起来有五千个音，五千文是指写下来有五千个字。……把文字语言混为一谈，实在是一个大误谬。

钱基博《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云：

孔子作《易》乾、坤两卦文言，明明题曰“文言”而不称做话，然而句法字法，与今之所谓文言无异，更可见古人的话，自另有一种，而非即今之所谓文言也。……然则文言非古人之话，明也。

梁启超

当然，也有一批从东西洋留学回来的文人，受西语语言观念的影响，混淆汉语的言文关系，以迎合“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的语言观，其中梁启超、胡适可为代表。一八九六年，梁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提出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和文化等制度，但他在“论幼学”部分，竟无厘头地提出中国古代早就有过“言文一致”，还臆想出一幅古人说文言的美好图景：

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后世语言文字分，始有离言而以文称者。……意者古人语言与文字合，如《仪礼》《左传》所载辞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学诗，无以言。”而传记亦屡言将命应对之事，盖学言即学文也。后世两事既分，而斯义不讲。

他又在《沈氏音书》序中发挥说：

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乌在其相离也。……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

其实他的这种认识既无文献根据，又不符合语言发展进化的基本规律，纯属异想天开，所以他毫不隐讳地用了个“意者”，其实就是承认自己是瞎想出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与梁启超异曲同工的还有胡适。他著的《国语文学史》开篇第一章的题目叫作“古文是何时死的？”他说：

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战国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孟轲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书中又提及“南蛮舌之人”，也是指楚人。又《韩非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可见当时的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

按照胡适的说法，战国时汉语的书面语与口语已不一致，所以他“推知”这时的文章已经“死”了；言下之意是说春秋以及之前二者是一致的，所以那时的文章才是“活”的。依此，则用当代口语写的就是“活文学”，用口语中已不存在的古代语言写的则是“死文学”。既然“死文学”发生在战国时，就意味着战国之前的是“活文学”，文言体是活在战国之前的口语中的。

那么，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闻名的胡适，说战国前书面语与口语一致又有什么根据呢？他倒是引了《孟子》与《韩非子》的两则资料，说明战国时“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但怪的是，战国的言文不一又怎么能说明战国之前是一致的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实在令人不解！

胡适《国语文学史》

胡适请来为《国语文学史》作序的黎锦熙倒是看出了胡适的逻辑漏洞，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战国、秦、汉之际，语文分歧，古文死了;那么战国以前，语文果然合一，古文果然是活着的吗？鄙见以为不然。战国以前，语文不但够不上说合一，而且够不上说分歧;后之所谓古文，在当时当然不以为“古”，但也说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并不曾“活”。

黎说得很干脆，古文不是何时“死”了的问题，而是从来就不曾“活”过，也就是文言文从来都没在口语中出现过，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胡适用战国时言文不一的事实，来“推知”战国前言文一致的逻辑推理和研究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成为建国后古代汉语研究权威的王力先生，其语言学观念和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颇受梁、胡两位先生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几十年来的古汉语研究的方向和结论。

首先看王力与梁的关系。王力二十六岁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赵元任和梁启超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学习。1927年撰写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虽因时间仓促只写了两章，但得到了导师梁启超的高度赞许，有“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等语。在此论文中，王力对先秦言文关系的认识，还不是太明确。首先，他认同当时文人流行的一种说法，即文言虚字的性质类似标点符号：

疑问句与感叹句,在西洋非但用标点以表示,有时候也从词的次序表示。在中国 ,词的次序另有作用 ,不为表示疑问或感叹之用 ;标点又非中国所固有 。因此 ,古人只能利用助词以表示疑问或感叹 了 。无论名词或动词,皆可加上疑问助词以表示疑问,或加上感叹助词以表示感叹。

也就是说，因为汉字没有标点，加上文言语气词是为了表达疑问或感叹的语气。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也与历代经注中所说的“语已辞”“语终辞”“绝语辞”“助语辞”相符。比如清末文人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中说:“中国字不用余音,不传语中衬字,其语气之顺逆,词意之轻重,以十数虚字代之而灼然可知,即最简易之法。”黎锦熙也说：“词品之中,中国语文多一类助词,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标点符号。”“这种词本身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代替一种符号的作用罢了。”连胡适也有这样的看法：“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哉,欤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

可惜过了若干年，形势逆转，之乎者也的“标点符号”说成了被批判的错误观念。先是何容的《中国文法论》首当其冲，批评黎锦熙有关文言虚字产生原因及其本质的论述:

还有人常常把写助词的字比作西文里表疑问、感叹等语气的符号,这种比拟是不恰当的。助词是语言里的东西,是听得见的声音,写助词的字是代表这个声音的;“?”“!”等符号是文字里的东西,是看得见而听不见的形体。

紧接着王力也在1946年4月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写道:

从前有人把中国的语气词(助词)认为和西洋的标点符号相当(原注:我在上海某大学读书时,听见某教授这样说),或把中国标点符号的缺乏,认为语气词产生的原因,这都是不对的。一种语言形式的产生,只是习惯所形成;说是适应某种需要,已经不很说得通;若说文章的格式上有某种缺陷,却在口语里制造些虚词来补救,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于此可见，王力先生抛弃了他在《中国古文法》中汉语没有标点，只好以文言助词表达疑问与感叹的观点，转而认为之乎者也是古人的口语。在这里，王力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即文言虚字的产生，正是为了弥补“文章格式上的缺陷”而产生的，没有哪个古代文人说过是为了补救口语的不足。从《墨子》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荀子》的“正其名，当其实”，一直到与王力同时的“标点符号”说者，都认为之乎者也只是用在文章中，是为弥补汉字没有标点无法表现语气的缺陷而出现的，与口语无关，这也正是许慎《说文》定义“词，意内而言外”的原因。令人十分困惑的是，被王力讥讽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口语里制造此虚词来补救”的念头，不知是如何冒出来的？例如比王力大几岁的朱宇苍1939年出版的《虚字用法》论之乎者也的用法：

我国文字构造 ,不容许如欧洲文字之有尾音变化 ;又未发明标点符号 ;(句点 “。”逗点 “、”及区别读音之 “○ ”,出于宋以后 。)故其语言之神情 ,不能完全表出 ;特有此 “语助词 ”一类字 ,为表示语言之神情之用 ;而完足发言者之意思 。

很显然，朱的论述与黎锦熙的“因为中国文字，向来只有简单的句读标点，没有表疑、叹等语气的符号，只得假借（或制造）几个字来表示这些语气。”完全一致，他们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之乎者也的出现，是因为“中国文字”的问题，而且具体地指明是汉字没有标点符号，无法表达断句及语气，这才假借了一批实字作为标志语气及断句的符号。文字、标点这都是书面语中才有，与口语并无关系，所以自孔子以迄于晚清，古代文人都很清楚之乎者也是文章中才有的，并没有谁将之与口语联系起来。可见王力所言“文章的格式上有某种缺陷,却在口语里制造些虚词来补救”，纯属自己的臆想，被他讥讽的“风马牛不相及”之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不管怎么说，王力先生在四十年代已经认可了文言虚字是古人口语的观念，而且这种认识在解放后撰写的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等著作中继续发展，这才形成了他对汉语发展史的基本思路，并明确反映在他的汉语史分期中。

王力《汉语史稿》

稍加对照就能发现，最重要的两个时期就是套用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沈氏音书》序中的论述，基本上原封不动。所谓上古期的言文一致就是梁启超的“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而中古期就是梁的“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

我们注意到，王力的语言观在继承梁启超衣钵的同时，还吸收了胡适的一些观点。如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初，正在撰写并到处讲课的《国语文学史》中提出“死文学”和“活文学”的说法，把先秦的文学称为“活文学”，其实表达的与梁启超的“言即文，文既言”并无二致；而“死文学”则指后来所谓言文分离后的文言作品。王力在撰写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时，主张先秦汉语是个所谓“无法”的时期，也就是汉人的思维还不“缜密”，说话还没有规律，所以研究文法应该抛弃这个时期：“治中国文法者,不以数千年常用之文法为依据,乃以数千年前人所偶留已死之文法为争端,徒见其惑而已矣!”这里说的“死文法”，显然就是由“死文学”而来。

另外，胡适提出“兴白话，废文言”的口号之后，不意学界引来汉语退化的议论，既然古人生来就说文言，而民国百姓却是一口大白话，两相比较，人们自然认为古人高雅，今人粗俗，世上万物皆优胜劣汰，何以汉语竟是退化的？其中孙中山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他竟然认为“顾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中国语言变成了“世界中之粗劣者”。为了驳斥孙中山此说，胡适写了《国语的进化》一文，力主文言变白话不是退化，而是进化。他列举了“进化”的若干种表现，虽然不乏牵强附会的内容，但也有一些合理的东西，被王力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

如在汉语分期中，王力将胡适文中的疑问句的代词宾语前置问题，拿来作为上古期的一个重要标准。“单音词变多音词”在胡文中本是证明“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师”变“师傅”，“狮”变“狮子”，“尸”变“尸首”等；字后加“子”“儿”等后缀，“桌子”“椅子”“盆儿”“瓶儿”皆是。这些内容也为王力著作吸收，并将“单音词到复音词”提升为“汉语构词法发展”的一般规律。另外胡适关于“吾我”“尔汝”的论述，也成为王力《汉语史稿》中的重要议题。

终 篇

汉语史的研究已愈百年，但在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上，居然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更可怕的是，研究界似乎集体无意识地没有感觉，甚至感觉良好。语言学界要保卫近百年来的汉语史研究的“成果”，这可以理解，毕竟，几代人为此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也好不容易建立起汉语自己的语言学“大厦”，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重复前人的东西，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毕竟没有更好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找不到什么新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问题。

但语言学者也必须拿出勇气来，正视被作为“汉语史根据”和“前提”的先秦汉语“言文一致”说，是一个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假命题，它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在汉语发展史上是不存在的。这个假命题导致汉语研究从一开始就步入迷途，而以此为前提进行各种研究的结论，很多是错误的，诸如百年前梁启超氏说的“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百年后今人还在重复的“在先秦时期，人们口头上说的就是文言”之类，以及“迄今为止所做的大部分汉语史研究是口语史性质”，实际上都是自欺欺人的假说，以之为基础虚构出来的汉语发展史，不过是一个矛盾百出的空中楼阁。

当代的语言学者要勇于承认这个事实，痛下决心，毅然决然地抛弃前人从西方贩卖来的错误语言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寻找一条更切近中国古代汉语发展实际的道路，透过文言书面语揭示出汉语史的真相来，这才是对学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孟昭连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