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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7-25 09:16
写作核心提示：
口哨读书笔记作文是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它将口哨与读书相结合，以口哨声为载体，记录阅读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在撰写口哨读书笔记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确定主题：在开始写作之前，首先要明确作文的主题。可以围绕书籍的内容、作者的思想、阅读过程中的感悟等方面展开。
2. 选择合适的口哨曲目：根据书籍的主题和内容，选择一首合适的口哨曲目。曲目应具有代表性，能够表达出阅读过程中的情感和意境。
3. 撰写开头：开头部分可以简要介绍书籍的作者、书名、出版时间等信息，为读者提供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可以提及自己选择这首口哨曲目的原因。
4. 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作文的核心，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 阅读感悟：结合口哨曲目，阐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感悟。可以谈谈对书中人物、情节、主题等方面的理解。
b. 口哨与读书的结合：描述口哨声如何与读书相融合，如何通过口哨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c. 读书心得：总结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收获，如对人生、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启发。
5. 结尾部分：结尾部分可以回顾全文，强调口哨读书笔记作文的独特之处，以及对阅读的热爱和追求。
6. 注意语言表达：在写作过程中，注意语言的流畅性和准确性
读汪曾祺先生《跑警报》心得
今天一起品读沈从文弟子汪曾祺的《跑警报》。
本文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故事———跑警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象，有纷扰，有紧张，有血肉横飞的惨状，应该是很痛苦的、很恐怖的事，但是，观其全文，却不见恐怖，不见紧张，相反，倒是悠闲之状比比皆是。如果从某种僵化的观念出发，我们可以非难作家，说他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但，至今并没有什么评论家发出这样的批评。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教授讲课讲到跑警报结束的故事，又写了一个学生在跑警报的时候带上一壸水，夹着温庭筠或者李商隐的诗集，从容自在地度过一天。
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吗?写这样的故事，鸡毛蒜皮的，和空袭警报的紧张环境好像不协调，这是抒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文章的谋篇布局不是要善于剪裁吗，作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省略掉呢?拉拉杂杂，在文章中有什么价值呢?
读散文，欣赏散文，遇到现成的理论、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拘泥于理论和概念，而要从阅读的经验出发，从阅读的“实感”，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觉，或者叫做“初感”出发。
我们读这样的文章最初的原始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让人觉得有趣。有趣在哪?空袭、轰炸、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恐惧，相反，挺悠闲，挺自在。整篇文章，这样的事情，写了一件又一件，全文所写的事情，都很有趣。趣味就在遇到这样的空袭，不紧张，不痛苦，不残酷，相反，很好玩。
是不是可以说，文章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种趣味，一种超越战争环境严酷性的趣味?按作家的思路，这种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报的地点上。
在山沟里的古驿道上，有赶马帮的口哨，有他们风土化的装束，有情歌，有马项上的铃声“，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游子的淡淡的乡愁”。
很显然，趣味里，渗透感情———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的欣赏，是情感和趣味的结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较适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几个“点”。古驿道的一侧，“极舒适”，可以买到小吃“，一味俱全，样样都有”。沟壁上，有一座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来的对联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还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作家对这样的对联的感慨是“:对联的嵌缀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这样的“佩服”，当然表现了作家的感情和趣味，但，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这样的情趣，和我们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有些不同。这个“佩服”的妙处，在于其中意思好像不太单纯，不但有赞赏意思，而且有调侃的意味。对此，我们是不是感到这种趣味，不同于一般的情趣，而是有点诙谐，应该是另一种趣味，如果把它叫作“谐趣”，可能更加贴切。
为什么这样的趣味叫做“谐趣”呢?谐，是和谐的意思，和谐，情感和环境一致，高度统一，水乳交融。跑警报，纷扰不休，令人烦厌、苦恼，人的情操通过和谐的表现容易达到美化、诗化的境界，就是情趣。如若情感和环境的残酷不和谐，明明是血肉横飞的战事，却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这就不和谐了，不和谐的趣味，就有点好笑，有点好玩，不把人的情操往诗化、美化的方向去升华，而是恰恰相反，往可笑方面去引申。这就是谐趣，就是幽默感。
不和谐构成幽默感，在西方幽默理论中，是一个基本范畴。英语叫做“incongruity”。
到此为止，我们大概可以假定:这篇散文，基本上可以定性为幽默散文。
从这里，透露出一点信息，本文作者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谐趣，而富有谐趣的散文，就不应该属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这一点，从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跑警报居然成了“谈恋爱的机会”，男士还带上花生米，宝珠梨等等。“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一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接下去，认真检验一番，这个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
警报结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专门为女同学送伞的故事。作家这样评述:侯兄送伞，已经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
这就不但是情感方面的不一致，而且是语词方面的不一致了。本来“，定例”的指称与一定的规章条例习惯有关，是一种规定，一种约束，有一定强制性的，不能不执行的;而这里却是自觉奉献的。至于贵在有恒，本来是指，以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追求一种学业上、道德上的目标，而这里却是为了讨好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和谐、怪异，给人以用词不当之感。但是，就在这种用词不当之中，读者和作家心照不宣，领悟了作家对此人的调侃。文章的幽默感随着类似的怪异，不和谐的程度不断加深。跑警报的人，大都带着贵重的金子。哲学系的某个学生，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巡视路面。他当真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破角的春天》：流亡文学，或“去流亡化”的书写
1948年1月13日，智利诗人聂鲁达做了反对维德拉军政府的演讲，此后不久，为了躲避刺杀被迫流亡，经历“盲鼠的一年”，东躲西藏，落脚墨西哥。
聂鲁达写过一首诗：现在，春天，请告诉我有什么用，对谁有用，幸好我还记得/你有什么用/我觉得是用来拯救落在任何一口深井里的人/那个词本身即是青春的仪式/对谁有用，好吧，依我拙见，你对生活有用/比如，我只需念出“春天”这个词，就会感到生命力、勇气和活力。
这首诗出现在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小说《破角的春天》临近结尾处。被关押五年之后终获释放，圣地亚哥在飞机上祷告，轻轻念出“春天”这个词语，他想：春天就像一面镜子，但我的那一面有一个角破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历了无比充实的五年之后它不可能保持完整/但即便有一个角破了，镜子也依然可以用，春天也依然有用。
撰文 | 林颐
《破角的春天》，（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著，欧阳石晓译，S码书房|作家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经验是想象力的出发点
马里奥·贝内德蒂于1920年9月14日出生，童年起就对文学感兴趣，后来他当了记者，做访谈，撰写旅行笔记和评论文章，担任过著名的《前进》周刊的文学主编，再后来，他创办了哈瓦那美洲之家文学研究中心，曾任教于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人文系。
贝内德蒂关心政治和民生。他于1960年在美期间加入支持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写作描写乌拉圭经济、政治和道德没落的作品——《麦草尾巴的国家》，踊跃地参与政治、军事活动，领导左翼政党“三月二十六日运动”。1973年6月27日，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贝内德蒂离开祖国，长达十二年流亡在外，辗转阿根廷、秘鲁、古巴和西班牙。
《破角的春天》出版于1982年，在乌拉圭公投前一个月。贝内德蒂写作这部小说时的心境，与聂鲁达写下诗歌时的心情，必定产生了共鸣。经验是想象力的出发点，是想象力通过奇妙的思维调和伸向虚构的跳板。回忆的线索经过作家精心的编造，构成具有独创性的文学活动，事件转化为文本的时候也经历了一番深刻的变动，从而获得更普遍的价值。
流亡，在名为“自由”的监狱
《破角的春天》是一部特别的多视角小说。主要人物包括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妻子格蕾西拉、女儿贝阿特丽丝、父亲拉斐尔和圣地亚哥的朋友即格蕾西拉的情人罗朗多。在圣地亚哥坐牢期间，拉斐尔带着格蕾西拉和贝阿特丽丝流亡异国，得到圣地亚哥旧友的照顾。这些人物的活动、对话、占很大分量的内心独白，构成小说的主干。独白是一种容易引起读者共感的方式，有助于理解人物各自的想法和立场。
书中还有一些斜体字的章节，这些章节是贝内德蒂自己真实经历的描述，或其他乌拉圭流亡者的遭遇的讲述，这部作品以虚实相间、相互印证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与叙事、记忆与书写的转化与表达，而真实经历像《破角的春天》这座虚构房屋的坚实地基，让整部作品更有现实感，更有力。不同人物、不同形式之间的自如跳转，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艺和语言的掌控能力。多线并发，组成复杂又清晰的全景图像。
《破角的春天》外文版书封
圣地亚哥服刑的监狱名叫“自由”。这座监狱真的存在。乌拉圭大作家加莱亚诺曾经描述，那里关押着很多政治犯，气氛肃穆，未经允许不准说话、唱歌、吹口哨、打招呼。图书不能有鸟儿、情人、蝴蝶、星星、孕妇等图案，因为它们代表着希望、爱情、自由、光明与生命。监狱是剥夺自由的地方，名之为“自由”，是荒诞的现实，类似虚构的悖谬，不可理喻的证明。据说，有五岁的小女孩去“自由”探望父亲，她带着的图画是一株大树，树叶上画着一些圆圈，女孩悄悄告诉父亲，那是藏在叶间的鸟儿的眼睛。小说里，寄往“自由”的信件都要审查，人们发明一些暗语，小心翼翼地绕过暗礁，偶有消息传递成功，必须抑制喜悦，不可表露于外。
在墙内，独自一人，熬过一个又一个重复的日子。监狱生活的特性，空间的缩小和时间的延长，在圣地亚哥的感官里变得格外鲜明。月光是奢侈的，在最初的两年里，连月亮都看不见，圣地亚哥仔细观察墙上的污迹，在污迹中想象面孔、动物、物体。对家人的思念，是他最深切的实在的拥有，他回忆与妻子的爱情，怀抱对父亲的歉疚，想象他那出生不久就分离的小女孩的成长，担忧父亲的缺席会对她造成的影响。在冬天里，他等待春天。
贝内德蒂小说插图
拉斐尔是一个典型的流亡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圣地亚哥的引领者，与监狱之外的社会观察家，或者说，作为贝内德蒂本人的主要投射对象，拉斐尔有强烈的漂浮感，觉察到原生文化的风化与无法重组，但是，他在因流亡导致的“残疾，遍体鳞伤，身体的一部分被挖空了，并且失眠”的煎熬中依然不肯放弃：“我们这些老人都是灵车，……灵车还依然可以行驶的人，将帮助他们记起他们曾看见的东西，以及他们未曾看见的东西。”
格蕾西拉和罗朗多，代表了脱离家国之后的新一代移民的本地化，他们打算开启新的生活。流亡的原意是“跳到外面去”，跳跃进入新的生活，无可厚非。而且，也许，就像书中所说，融入另一种生活是对流亡最好的反抗。
新的社会，新的希望，更多地被寄予在贝阿特丽丝这一代人身上，尽管她与父亲从未谋面，在蒙昧的状态里，她已经在承袭，在探寻父亲与祖父的理想，什么是“政治犯”“自由”“祖国”“赦免”，为什么一个人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会被投入监狱，她以孩童的方式解释那些难以捉摸的貌似庞大实则空虚的概念，在词与词之间，女孩以自己的文体创造着世界。
去流亡化，不能朝现实关上门
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里写道：问题的实情在于，一个人脱离了专制，则只能流亡至民主。由于他前世的生活，他能远比民主制度下的居民更强烈地体会到民主制度的社会优势和物质优势。然而，恰恰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主要的副产品是语言上的障碍），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在新社会中扮演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色。
拉斐尔想：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适应那个转变后的国家，那个此刻正在禁锢的密室中孕育的国家。是的，也许“去流亡化”会跟“流亡”本身一样艰难。
去流亡化，一直是贝内德蒂写作的核心命题。
流亡，它表现为自由的特质，是向着自由而去的决心的履践。人在躯体上离开故乡，位移进入不同的文化语境，精神上也要经受洗礼和考验。流亡，在情感取向上，又指向怀旧的自我束缚。怀念之情帮助作家驻守在他的故园，在流亡的旅程中领悟往昔的可贵、命运的无常，流亡因此也常常会被浪漫化。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作家还要思考自己的作用意义，反思性的怀旧的立足点是当下和未来，要探索国家和族群的潜在机遇和未完成的许诺。
卡彭铁尔说：“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马尔克斯说：“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贝内德蒂说：“不能朝现实关上门，如果天真地试图把它关在门外，也不过是白费力气，因为现实会从窗户跳进来。”在拉丁美洲，写作与政治，从来无法分开，也不能分开。
在《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等作品里，马尔克斯用一种我们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独裁者，贝内德蒂的写作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路径，注重描摹生活细节场景，在写实的基础上作结构、形式的创新与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刻画。贝内德蒂的另外两部小说《休战》、《感谢火》，都借助主人公的观察和感受呈现碎片化的日常，也都曾经被批评为琐碎与庸碌，贝内德蒂在拉美作家中长期被低估，在近年的文学回归潮流里，他的重要性方才日渐凸显。
1973年政变之后，乌拉圭成为全世界政治犯密度最高的国家。这就是乌拉圭人的现实，现实比小说更魔幻。《破角的春天》所表现的现实，将一个家庭的分离与国家的问题熔为一炉。作品更以文学的形式揭示了，人类总是监禁和流亡在自身之内的困境。虚构小说是拉美民族的私人历史，它比故事走得远，也比历史走得远，它赋予全人类一道分享的崇高与不幸。
它说：“没人能将春天从我的手中夺走。”
撰文｜林颐
编辑｜张进、宫子、李永博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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