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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7-27 12: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战马》(War Horse)的读后感作文,可以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让你的文章更深入、更感人、更有见地:
1. "明确核心主题与感受:" "思考你想表达什么?" 《战马》的核心主题是战争的无情、人与动物之间深厚的情感、命运的无常、希望与坚韧。你的读后感应该围绕这些主题展开,明确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为主角的遭遇感到悲伤?为人类战争的残酷感到震惊?还是被约翰和杰普之间的羁绊所打动? "提炼关键信息:" 书中哪些情节、哪些描写、哪些对话让你印象最深刻?它们是如何引发你的情感的?抓住这些关键点作为你文章的支撑。
2. "结构清晰,逻辑流畅:" "标准结构:" "引言 (Introduction):" 简要介绍《战马》这本书(作者、背景等,如果需要)。 引出你读这本书的契机或整体印象。 "点明主旨:" 清晰地表达你读后的核心感受或最想探讨的主题(例如:“《战马》不仅是一部关于战争的故事,更是一曲人与动物之间深情厚谊的悲壮赞歌”)。 "主体段落 (Body Paragraphs):" "
生平简介
李林(1915.11.15—1940.4.26),原名李秀若,女,福建龙溪人。幼年遭弃被侨眷收养,侨居印尼。1929年底回国,1933年参加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亡青年团”。1936年后半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奔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盟会在国民师范举办的军政训练班。
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坚决要求上前线,先被派大同,后在今朔州市参与创建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方组织。1937年底,李林被任命为她亲手创建的晋绥第八抗日游击队队长。1938年春,担任八路军120师雁北独立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屡建战功。贺龙称她是“我们的女英雄”。1940年4月,日伪军1.2万兵力对晋绥边区疯狂“围剿”,她为掩护我抗日队伍突围而不顾身孕率骑兵排勇猛冲杀,壮烈殉国,时年不满25岁。
2009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李林说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
——写于1935年,李林的读书时代。
●“木兰替父赴战场,红妆挥戈胜儿郎。卫国何须分男女,誓以我血荐炎黄。”
——1935年,在上海爱国女中时,在一篇题为《读<木兰辞>有感》的作文中,李林表达了自己效法花木兰杀敌报国的决心。
●“如果我倒下了,你们要接过去,红旗绝不能倒!”
——1936年12月在北平为“七君子”事件游行时,作为队伍的总旗手的她说出此言。
●“当黄色的风沙吹起在沙滩上,我的战马快如飞,飞过山岳,飞过平川。风啊,我和你比一比;敌寇的血,染红了我的马蹄;敌寇的头,滚在我的脚底。”
——1937年,在训练游击队过程中,李林驯服了烈马菊花青后,写下即兴短诗《心爱的战马》。
可能很多人都无法理解,81年前,她所做出的那个抉择。
那是1940年春,本是最美人间四月天,她腹中五个月的小生命,和这个季节孕育着的一切生命一样,勃勃萌动。这时,她未满25岁,第一次成为准妈妈,欣喜、期盼可想而知……
可现实的“春天”却并未到来,在当时她所在的晋绥边区,甚至更广阔的中华大地,都“春风刺骨”!
随着日伪军一次次的“大围剿”,4月26日,晋绥边区特委、第11行政专员公署机关和群众团体等700余人被包围。为了掩护队伍突围,作为第11行政专员公署秘书主任的她,不顾怀有数月的身孕,率骑兵排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在多处负伤后,仍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6人。被日伪军包围后,她宁死不屈,用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颔下而壮烈牺牲,也决绝带走了她未出生的孩子。
她,就是烈士李林!她,就是“我们的女英雄”!
81年后,当我们回顾那个春天的往事时,仍心有戚戚。为一个年将25岁如花生命的凋零悲恸,为一个蕴含希望胎儿的早夭遗憾,为一个遗孤永远无法成为母亲的梦碎心悸,更为祖国失去这样一位好女儿痛惜!
但,一切选择,皆不偶然,正如李林。她的故事,还要从1915年11月那个冬天讲起,李林的生父母在她出生40多天后,就将其遗弃于福建漳州塔口庵,幸被侨眷领养,3岁后侨居印尼(荷属爪哇)10年,身受殖民统治压迫。
1929年底,经济危机袭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侨民遭遇疯狂排华,养父的商业也遭严重打击。14岁的李林,怀着对于帝国主义的愤恨和对祖国的憧憬,随养母回到故乡,进入厦门集美学校读书,并加入集美抗日救国会义勇队。
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全国,这时李林抗日救国的热情迅速增长。到了1935年春,李林在就读上海爱国女中时,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亡青年团”,当时才20岁的她就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
1936年7月,李林为寻找职业革命家之路,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北平,入读北平民国学院政治系。这一时期,她一面从马列主义著作中吸吮营养,一面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同年12月12日,北平学联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李林被选任总旗手。当她的总红旗遭遇警察抢夺时,李林舍命护旗,头部被警棒打伤,鲜血洒在红旗上,最终保住了红旗。这时,她已经初具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气魄。
一个星期后,21岁的李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这一信仰的终生实践者。
年底,她奔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国民师范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她和同道的女学员们,也成为抗战前夕在国统区公开武装起来的第一批女战士。
1937年,震惊华夏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李林的热血沸腾了,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工作。遂被派到大同,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宣传部部长。后二出雁门关,随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到今朔州市平鲁区参与创建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方组织。到前线后,组织开办训练班,编写军事、政治教材,亲自授课,教育和武装青年……李林还利用工作余暇时间走村串户,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并被组织上任命为游击队的队长兼政治主任。
1938年春,当各个地方游击队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雁北独立六支队时,李林随队担任了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屡建战功,威震晋绥。对于这位骁勇善战的女英雄,敌人又恨又怕,悬赏5000大洋捉拿李林,但老百姓用心掩护着她。两年后在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称赞她是“我们的女英雄”。
同年9月,晋绥边牺盟工作委员会成立,李林便被调任到边委工作,任宣传部部长,兼管地方武装,她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当时,敌人对晋绥边根据地进行第7次“围剿”,调集4000多名日伪军,把几十个村子团团包围,妄想困死和根除抗日武装。面对严峻形势,李林带领游击队发起了围魏救赵的奇袭岱岳之战,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李林威名再震,也越来越成为敌人的心头刺。尤其是日益巩固的洪涛山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敌人战略地区的腹心地带。因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前来进攻。果真,更疯狂的“围剿”在第二年春天到来。
1940年4月,日伪军又调集1.2万兵力,分兵6路猛扑,对我根据地腹地发动第9次“围剿”,来势空前。
而这个时候的李林已经结婚并且怀孕,军队其他人让她在后方准备撤离,她坚决不肯,誓死要在战场上杀敌。
本文最前的那一幕出现了——4月26日,晋绥边区特委、第11行政专员公署机关和群众团体等700余人被包围,情况十分紧急。李林不顾数月的身孕,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率骑兵排勇猛冲杀。
在后来的一些史料里,详细记录了那天发生的一切:为了掩护机关与群众团体突围,李林故意在马上站立,左右开弓向敌人射击,敌人的主力被她吸引过来,开始围追李林和她的战士们。机关和干训班的同志们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沿着右沟南岔疾走,翻过南山突围而去。
李林催马正往前赶,打到西短川村口,本来已经完成掩护任务并身处安全位置,但她担心我队伍突围状况,掉转马头,二次攻击,冲上郭家村背后的荫凉山。
这个时候,她的战马不幸中弹倒地,身边剩下的两个战士都已负伤多处,而她的腿部和胸部也多处负伤。日军从四面扑上来,围住她们嚎叫着要“抓活的”。李林和受伤的战士奋力拼战,冲向山顶的一座小庙。
最后,她把驳壳枪的子弹打光了,小手枪里也只剩下一发子弹。眼看日军越来越近,她见突围已不可能,坚决不当俘虏。于是,她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颔下……
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而她腹中的孩子终未能看一眼这个世界、喊一声妈妈!
5月26日,中共中央妇委从延安发出哀悼李林烈士的唁电。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重庆《新华日报》,全国解放区和大后方的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李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悼念这位抗日女英烈。
其中,中共中央晋西北党委机关报《新西北报》在《悼李林同志》的社论中高度评价说:“有不少民族女英雄……但能指挥武装部队,领导工农群众与敌人冲锋陷阵、血肉相拼,一直坚持三年之久,创造了辉煌永远不可磨灭战绩的,恐怕只有李林同志了!”
……
而今,她去世的荫凉山早竖起了“民族女英雄李林同志于1940年4月26日光荣牺牲之地”的石碑;朔州市平鲁区烈士陵园,也矗立起她跃马提枪、飒爽英姿的塑像;在上海爱国中学、厦门集美中学也都有李林烈士塑像和纪念碑。
历史不会忘记,即使时光已经走过了81载。而面对她当初抉择的不解,时间也终于给了我们答案!
相信此时,她一定在天堂里微笑注视着华夏大地,繁花似锦、江山秀丽,再没有倭寇战乱、再不需血染征衣,这盛世如你所愿,请君安息!
山西晚报记者 范璐
(本文鸣谢:李林英雄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宝国)
记者手记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句话:“死亡不是真正的逝去,遗忘才是永恒的消亡。”这些天,当我一遍遍温习李林的故事、书写李林的事迹、感受李林的人生时,这句话总会不自然地跳出来。
她是如此不幸,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遭遇过那样的经历、人生并未展开就匆匆凋谢;但她又是如此幸运,她真的从不曾被后世人忘记。她离开81年了,除了那些石碑、雕塑,还有影视剧、书籍中,总是有人不断在传颂着她的故事。
去年,我就曾两次与李林“相遇”,一次是审读一个名为《红色晋绥》的剧本,其中为她着墨不少;另一次是在单位组织的党员活动,参观当年山西牺盟会所在的国民师范学校旧址,观看她当年的事迹。在她去世后的这么多年,她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留存于后世间。
我想,没有比这样的“活着”更长久!
(责编:candy)
1947年3月,胡宗南集结25万人马,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猛烈进攻,兵锋所指,正是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
3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与胡宗南打起了游击战。
临行前,毛泽东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的风险,执意走上宝塔山,在一座没有墓碑的低矮坟墓前驻足良久,又捧起一掬黄土,轻柔地覆盖在坟墓上。
让毛泽东如此依依不舍的,是一位不会说话的战友——一匹大黄马。
这匹毛泽东珍视不已的大黄马,却曾经是一个桀骜不羁的“问题少年”——
大黄马的第一个主人,是驻扎在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中将旅长郭凤鸣。
红四军时期的毛泽东、朱德、陈毅
1929年3月12日,正在长汀城里逍遥自在的郭凤鸣,突然收到一份急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已经翻过武夷山,攻克了长汀县南部的四都镇!
这个消息把郭凤鸣吓了一大跳,他连忙蹦起身来,忙不迭地命令马弁:“备马!整队!出城布防!快快快!”
见郭凤鸣这般模样,马弁哪敢怠慢,一溜烟地跑到马棚里,将郭凤鸣的座驾大黄马牵了出来。
郭凤鸣的这匹战马,身高腿长、耳似削竹,四个蹄子犹如酒碗般大,一身油亮的栗子色皮毛,没有半点杂色,煞是漂亮。
可能就是因为大黄马过于神骏,自打它进了郭府,一直顽劣不堪、不服管教,弄得郭凤鸣也是头痛不已,等闲不敢招惹它。
果然,当郭凤鸣跨上马背,刚刚跑到长汀县城西门口的时候,大黄马又犯了邪劲,打虎跳、尥蹶子,不仅不往前走,还差点把郭凤鸣掀了下来。
长汀古城
若换在平日,大黄马如此不给面子,郭凤鸣定然是大发雷霆,但眼下火烧屁股,郭凤鸣也顾不得和一头畜生较劲,爬下马背,换乘轿子,带着部队赶到长汀城南的长岭寨布防去了。
然而,郭凤鸣的部队还没在长岭寨站稳脚跟,红军便如同神兵天降一般,将长岭寨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仗下来,郭凤鸣的部队折损过半,剩下的人一见形势不好,也纷纷逃散了。郭凤鸣腿上中了一枪,躲进了附近村子的茅厕里,结果被打扫战场的红军战士找到,一枪了账。
郭凤鸣一死,长汀门户洞开,红军顺利进入了县城,而郭凤鸣的大黄马,也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像这样的高头大马,许多红军战士都是第一次见,稀罕地不得了。把大黄马牵到军部后,几个自恃身手矫健的红军战士便跃跃欲试,想要骑上去威风一把。
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大黄马的剽悍程度——面对围在身边的红军战士,大黄马毫不服软,又踢又咬,几个回合下来,好几个红军战士都被它甩了下来,闹得灰头土脸。
大黄马如此“难搞”,不少红军战士不禁动了火气,纷纷叫道:“没见过这么凶的畜生,还不如杀了吃肉!”,抽出刺刀,就要上来动手。
红军警卫战士旧照
战士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把正在屋里读书的毛泽东引了出来。他见战士们要杀马,连忙上前阻止:“这么好的马,杀了可惜咯,先别动手!”
说完,毛泽东走上前去,伸手抚摸着大黄马光滑的皮毛,细细端详着它,爱不释手。
与此同时,聪明的大黄马也明白了,正是眼前这个人救下了自己的性命,于是,当毛泽东走上前时,大黄马不仅没有躲闪,反而低下头来,和毛泽东挨挨擦擦,很是亲热。
见大黄马如此通人性,毛泽东更是来了兴致,当场翻身上马,一抖缰绳,大黄马居然乖乖地迈开步子,在军部院子里溜起圈来。
俗话说,良驹配英雄。自从这一天起,大黄马就和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由于红四军内部对于未来方向和领导问题的认识没有达成一致,闹出了不小的矛盾。在选举结束后,毛泽东没有当选前委书记,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这时,由于身患疟疾,毛泽东便提出,转到闽西地区的上杭县蛟洋镇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开展地方工作。
临行前,考虑到在地方工作不需要骑马,部队战马又极为稀缺的情况,毛泽东忍痛将大黄马留在了红四军,与它短暂地离别了。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红四军战事不利,在福建、广东等地连连吃了败仗。
在艰难的情况下,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主动赴上海向党中央“负荆请罪”,并要求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继续领导红四军进行战斗。
得到党中央批准后,陈毅连忙派人到蛟洋镇向毛泽东传达中央决定,并特别叮嘱:“带大黄马一起去!”
就这样,在1929年11月,毛泽东再次骑上大黄马,担负起了领导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任,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旅程。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行军中,大黄马一直跟随着毛泽东,然而,它的任务却变成了驮文件、背伤员,毛泽东亲自骑上它的机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然而,毛泽东却用一种更加浪漫的方式,记录下了他与大黄马之间那极为难得的相处时光——诗词。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长征的艰辛历程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给了他以诗言志的强烈欲望,而在他这段时间的创作中,战马便是其中最突出的意象之一。
若诸君不信,请看——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多年之后,在谈起长征中创作的诗词时,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些诗词,“都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可见,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大黄马坚实的脊背,不仅给了他难得的休憩时间,更成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吴起镇会师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吴起镇,给震惊世界的长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就在毛泽东到达延安之后不久,由于长期大负荷跋涉,大黄马病倒了,没过多长时间,它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当得知大黄马病死的消息后,毛泽东罕见地流了泪,并吩咐警卫员:“一不准剥皮,二不准吃肉,三不准拔毛尾,要完整地埋掉。”
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延安,毛泽东会做出这样“奢侈”的决定,无疑表示着,大黄马早已不单单是一匹“坐骑”,而是与他万里相随的亲密战友。
大黄马病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延安开会、调查都是靠两条腿步行,有时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为了方便毛泽东出行,党中央派人在山西定边一带的马市上,采购了两匹良种马,一匹马配给了毛泽东,另一匹则配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骑马照
然而,当这匹马送到延安时,虽然毛泽东很是喜欢,但不少警卫人员都有点犯嘀咕——不是说买了匹良种马吗?就这?
单看模样,这匹马一身淡青色皮毛,油亮光滑,煞是惹人喜爱,但个头与之前的大黄马相比,简直就是个弟弟。
根据资料显示,这匹小青马身长1.87米,肩高只有1.32米,站在身材高大的毛泽东旁边,与其说是一匹马,倒更像头小驴。
不仅警卫人员瞧不上它,就连亲眼见过小青马的贺龙也颇为不满:“这么小的马,不像个样子嘛!”,非要将自己的大黑马换给毛泽东,只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换,才就此作罢。
经过解释之后,警卫人员们才打消了疑惑——原来,小青马属于川马,虽然个头不大,但是性情温驯、力气大,奔跑起来也比较平稳,非常适合在沟壑众多的黄土高原上骑行。
川马
自此之后,骑马就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可以说,延安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留下过小青马的蹄印。
到了抗战时期,陈嘉庚等爱国人士给延安捐献了两辆福特轿车,有关部门经过讨论,本打算为毛泽东配一辆专车,可毛泽东坚决回绝了:“你那个汽车呜呜一开,群众还敢跟你说话么?”,坚持将汽车配给朱德总司令和“延安五老”们办公使用,自己仍然骑着小青马,奔跑在延安的土地上。
毛泽东在延安
虽然在延安时期出力不少,但小青马真正立下奇功,还是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
自从1947年3月离开延安之后,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先后转移到了陕北的青阳岔、枣林沟、王家湾等地,1947年6月,又来到了位于靖边县西南的小河村,由于这里群山环拱、位置隐蔽,加之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拖住了敌人的主力,党中央在这个小村子里驻扎了45天,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毛泽东在小河村
然而,到了7月底,风云突变,胡宗南电令刘戡、董钊等人,集结7个旅的兵力,向靖边地区恶狠狠地扑来。
为了牵制敌人,1947年8月1日,当敌人的部队距离小河村已不足两天的路程时,毛泽东才带领仅有600余人的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开始转移,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
在如今的历史课本上,转战陕北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段落,但实际上,这段经历是极为紧张而危险的。根据警卫人员事后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骑着小青马,率领中央机关多次在敌军的缝隙间纵横穿插,最接近的时候,敌人在山脚,而中央机关就在山梁上,相互之间的距离不到10公里。
这也许是毛泽东与小青马的唯一一张“合影”
8月18日,中央机关来到了位于陕西榆林佳县境内的五女河畔,就在他们身后,刘戡的部队追了上来,已经与断后的警卫部队交了火,情况万分危急。
而此时,正逢山洪爆发季节,一股山洪顺河谷而下,五女河水位大涨,无法涉水过河,战士们从老乡家里借来门板,搭起一座简易浮桥,这才使得中央机关顺利渡过了五女河。
为了甩开敌人,过河之后,毛泽东带领队伍顺着河岸向西前进,走了一段路后,便准备再次渡过五女河,留下敌人在河对岸转圈圈——这一招,当年毛泽东在赤水河畔就使过一次,如今旧调重弹,自然是得心应手。
五女河
当中央机关开始再次渡河时,洪峰已经过去,水势平缓了不少,工作人员和战士们便纷纷挽裤腿、脱鞋袜,开始涉水过河。
然而,当毛泽东骑着小青马,正走到五女河中央时,上流突然水声大作,一股洪峰夹杂着土石、浮木,飞一般地直冲下来,轰轰作响,宛若雷鸣。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换了一般的马,不是呆若木鸡,就是惊得乱跳,无论哪种情况,都是极为危险的。
令人称奇的是,面对快速逼近的洪峰,小青马毫不慌乱,驮着毛泽东,一步一步,稳稳地渡过了五女河。
就这样,小青马陪伴着毛泽东,在陕北整整转战了370余天,将胡宗南的大军牢牢地钉在了陕北,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事业。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小青马也极为爱惜,但凡遇到较为崎岖的道路时,毛泽东都坚持步行,不愿给它增添一丝一毫额外的负担。
然而,就在解放战争形势逐渐明朗,毛泽东结束陕北转战,开始东渡黄河之时,他与小青马却险些经历一场“生离死别”——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来到山西吴堡县的园则塔渡口,开始东渡黄河,准备前往华北,指挥更加波澜壮阔的全国解放战争。
此时,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黄河虽然解冻,但大块大块的浮冰仍然不时流过,蹭着船帮,发出一连串地“吱吱声”,令人牙酸。
园则塔渡口的毛泽东东渡黄河纪念雕塑
在渡河过程中,小青马与中央机关其他领导人的坐骑一起,站在一条专门的渡船上过河。
可就在船刚刚离开渡口不久,一块浮冰便撞上了船舷,渡船上的一匹马受了惊,猛地蹦跳起来,竟然将一旁的小青马挤进了黄河里!
一见小青马落水,已经渡过黄河的毛泽东猛地站起,紧紧盯着河面,身边的警卫人员更是急得跳脚,连声呼喊,让黄河对面的同志想办法营救。
就在大家紧张万分之时,一片水花泛起,小青马又从河中露出了头,只见它身体一耸一耸,奋力地游了起来,竟然又重新游回了渡口。
见到小青马平安脱险,毛泽东才长长地出了口气,终于放下心来。
渡过黄河之后,小青马跟随着毛泽东,从西柏坡直到北京,一路见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亲历了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后,小青马被评为军功战马,住进了北京动物园中。
随着时间流逝,小青马年齿渐长,身上的青色皮毛也渐渐褪色,变成了灰白色,变成了一匹“老白马”。
1962年,小青马老死在了北京,它的身体随后被制成了标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静静地向人们展示着那段峥嵘岁月。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小青马标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兼中央委员会主席、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又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能够安坐书斋的人,在北京城里待得越久,他便越怀念那些策马逐风,肆意驰骋的日子。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考察,从徐州沿着黄河古道一直走到了开封,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在向他汇报时提到,水利考察队已经到了青海南部的通天河,正在考察长江和黄河的起源地,河水流量等问题。
毛主席在开封视察黄河
对这个话题,毛泽东很感兴趣,笑道:“那可是唐僧、猪八戒到印度取经走过的地方,你们去干什么呢?”
当听到王化云说由于黄河水少,未来可能引长江水入黄河的规划时,毛泽东点头赞同:“长远打算好......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然而,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这段简短的对话,却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中。
1958年12月,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终于通过了他不再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在为新中国的建设殚精竭虑了10年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要出去走一走了。
随后,在1959年的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参加会议的代表说起了他的计划:
“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很想学徐霞客。”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1959年的毛泽东,已经66岁了,马上就要进入古稀之年,哪里还经得起这番折腾?
然而,毛泽东却是认真的——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坐火车路过济南,在列车上,他对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说:
“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长江,一条黄河......你们是不是赞成?你们如赞成,给我搞一匹马。”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
“我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不要多长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最多五年计划。”
毛泽东在黄河岸边
毛泽东如此执着地要骑马考察黄河和长江,当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心里装着的,始终是国家和人民——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深深地明白,要保证中国的农业生产,不搞好水利是绝对不行的。
因此,早在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便组织集中讨论了水利建设问题,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不仅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规划,还对南水北调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虽然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这些工程还显得遥遥无期,但毛泽东始终认为,未雨绸缪,总胜于临渴掘井,他如此执着地提出要“走遍两条江”,就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想一想。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在1964年,中央警卫局特意组建了一支护卫他进行考察的骑兵队,并专门挑选了一匹灰白色的小马,作为毛泽东坐骑。这一年,在北戴河疗养期间,已经71岁的毛泽东开始频繁地游泳、骑马,为即将开始的考察做起了准备,也是在这里,工作人员为毛泽东拍下了建国之后他唯一一张骑坐在马背上的照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毛泽东正在意气风发地准备他的考察时,1964年8月5日,美国大批军舰云集越南北方沿海,美军轰炸机也开始对越南北部进行密集轰炸,“北部湾事件”就此爆发。作为中国的南部邻国,越南一旦被美国侵占,中国南部的安全便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抗美援越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现实。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毛泽东自然要在中央主持大局,外出考察之行也就随之搁浅了——据毛主席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毛泽东曾经不无遗憾地对他说:“黄河这次去不成了,要打仗了。”而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毛泽东取消黄河之行后不久,那匹为他准备好的战马居然也无疾而终了,这匹和毛泽东相处时间最短的战马,留下的只有壮志难酬的遗憾。在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他的考察计划——
1972年2月,在刚刚从肺心病导致的休克中恢复过来后,毛泽东便对护士长吴旭君说道:
“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走了一趟,他俩说,你们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看来,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国内外的形势上,都不可能允许他长期外出考察,更不用说栉风沐雨的骑马出行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而这场终未成行的考察,也就成了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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