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王大年事迹心得体会》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9 04:28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王大年事迹的心得体会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情感真挚、观点深刻：
"一、 深入了解王大年的事迹："
"全面收集信息：" 仔细阅读关于王大年的相关报道、文章、访谈等资料，了解他的生平、工作、成就以及他的人格魅力。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信息，避免片面理解。 "抓住核心事件：" 分析王大年事迹中的关键事件，提炼出他最突出的品质和精神，例如他的勤奋、创新、奉献、坚持等等。这些核心事件将是你写作的重点。 "理解时代背景：" 将王大年的事迹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解，思考他的行为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以及他身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二、 确定写作主题和中心思想："
"明确主题：" 根据你对王大年事迹的理解，确定文章的主题。例如，你可以以“学习王大年的奋斗精神”、“王大年：新时代的楷模”等作为主题。 "提炼中心思想：" 围绕主题，提炼出文章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要鲜明、集中，能够概括你对王大年事迹的感悟和思考。
"三、 选择合适的写作结构："
"开头：" 可以用简洁的语言引出王大年，并

口述中国｜演员⑦李光复：直奔着钱去，一定挣不到钱

【编者按】

颜值时代，演员能否将提升自身修养当作职业信仰，关乎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未来。

2018年4月，楚尘文化策划出版了演员方子春和丈夫宋苗合写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中信出版集团发行），书中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蓝天野、吕中、朱旭等41位“人艺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更有吴刚、濮存昕、冯远征、杨立新、何冰等人的口述实录。

作者方子春是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方琯德的女儿，从小成长在人艺的大院中，亲眼目睹和见证了北京人艺的人和戏。她在书中为读者展示了这些演员荧屏之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看完41位人艺人的经历，你会对“戏比天大”、“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和“一棵菜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刊发的是演员李光复的口述。

我一直称李光复“二哥”，这一叫就是五十年。为什么叫二哥呢?大家看着李光复晕晕乎乎有点儿“二”，就起了“老二”的绰号。其实了解李光复的人都知道，他的“二”是表象，二哥心里明白着呢。孰轻孰重，权衡得一清二楚。二哥永远面带笑容，匆匆忙忙，当过大夫，做过导游，也卖过复印机......可他不管干什么，从没有离开过北京人艺，没有离开他终身为业的舞台。而以上这些经历，使二哥成了杂家，深厚的生活积淀为以后的角色塑造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李光复幼年住在北京东单，隔着中国儿艺两个门，再往西就是宁郡王府，那里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排练场和宿舍，俗称“青艺大庙”。二哥从小就钻儿艺和青艺的排练场，看刀枪剑戟，猴兔鹿狼，什么都觉得非常好玩儿。

196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招生，举办了第二期话剧表演班，李光复报考了表演班，当年他才十三岁。老师说:“报名的最低年龄十五岁。”李光复老师:“您怎么知道十五岁可以演戏，十三岁就不能演呢?”一犟嘴，老师反倒给他开了绿灯：“这小孩儿逗，给他报上”。当时报名费五毛钱，光复管家里要，并不富裕的妈妈一寻思：得了，参加个班不是坏事，五毛钱玩儿去吧。

报名考试在人艺二楼，内容有两项，朗诵和小品。当时十三岁的光复不懂什么是小品，只知道朗诵，不就是念首诗读篇作文嘛。他瞎翻乱找看到《北京晚报》上有首农民诗，背了下来：“朵朵白云天空飘，朵朵云上红旗摇，是不是天兵开了战，为啥云上红旗飘，仔细看，仔细瞧，嘿!社员垦荒在山腰，头顶蓝天手拿镐，驾着云雾满山跑，要和神仙比高低，喊声冲上九重霄，明天要去闹龙宫，夺取天河浇仙桃。”这首诗他至今不忘张口就来。

可小品怎么办呢?在考试期间做服务的人艺“大班学员”吴桂苓对李光复说：“做小品就是把一件事做得像真的一样。”直到今天李光复还是按照这个方法，戏不用表演，在舞台上或镜头前就跟真的一样，凡是穿帮的都是在演。于是，李光复根据在学校一次露营的生活体验编了个小故事，算是完成了小品。凭此，李光复经三试考取了北京人艺表训班。

录取报名后，老师再找李光复，咦，这孩子哪去了?没影了!心里正想着呢，有人就嚷嚷：“那烟囱上有个孩子!”老师一看，可不得了，那孩子正是李光复。当时剧场所有门都不上锁，李光复报完名就溜进了演出剧场。呵，这么大的台，真好玩儿，于是他顺着铁梯子爬一段走一段，一直爬到顶上，发现有一大铁坨挡住一道门，挪开铁坨一推门，哈，外边阳光灿烂!探头一瞧，哟，爬烟囱上来了。底下大家一个劲儿喊：“小同学快下来......危险!”哈，李光复从此开始，先是“占领”了北京人艺的制高点，后来又用钉子把所有的钢琴全都捅开了。就这样，好奇多动的李光复开始了在北京人艺的学习与生活。

北京人艺“小班学员”合影(摄于1960年)，前排右二为李光复

初进学员班老师总是强调，学演戏学表演，但是将来拼的不是演技，而是文化，鼓励大家多读书。修宗迪叫李光复看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作品，由浅入深。当时他年龄小贪玩儿，不愿坐那儿看书。十三岁的李光复就把拌了糖的油炒面撒在书页之间，翻一篇，吃一点儿，看一会儿书。小孩子虽不想看书，但想吃甜炒面呀，他看书吃甜炒面，很快就把图书馆的书弄成大油包了。管理员让他赔，他没钱呀，学员每月八块钱生活费，花六块，剩两块存起来，家里用钱，得拿回去给妈。

当年李光复这班学员可真学到东西了。英若诚的夫人吴世良教文学，于是之教诗歌，高凤山教数来宝，曹宝禄教单弦，北大历史系教授教历史，历史、音乐、京剧，聘的都是当时最好的老师授课。

北京人艺原有个“大班学员”班，所以称1960年开学的这班为“小班”，开办小班赶上了困难时期，因缩减经费，1962年就解散了。部分学员转入人艺改行做灯光、服、化、道等工作，有的同学去了西藏等外地文工团。只留了李光复、米铁增、王大年三人继续留在演员队跟着演戏。

也许是年龄比较接近，我对这三人比较熟，在我印象中李光复是最不安分的一个，这也许是家庭对他的影响。光复的父亲是山东的农民，十三岁扛上个铺盖卷闯到关东，只身一人，从扛麻包开始干起，后来跨境到了西伯利亚，转到波兰、法国又回到了俄罗斯。后因买卖兴隆且德高望重被推举为商会会长。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要对资本家从肉体上进行消灭，他父亲被苏维埃政权抓了起来，关在一座孤岛上。幸亏俄语棒，人缘好，一天看守他的俄国大兵让他父亲快跑，说天亮就要枪毙你们了。不会游泳的光复父亲寻到一处较窄的水边，奋力一跳，抓住对面的树枝，侥幸活了下来。后经绥远回到了东北，此时一切家财化为乌有，只剩一颗大钻戒随身藏着。

回到东北没几年，光复的父亲在满洲里又开了三个电灯厂(今天的发电厂)，县志上都记录了下来。日本入侵东三省时，将三个厂子抢走了，第二次一文不名的父亲回到关内，开始了第三次创业。1940年，父母中年时回山东老家，想修建发电厂。去了不到一星期，从烟台来了土匪将父母抓了去，关起来好吃好喝好招待，往外面写条赎人，后来家人包了许多金条才救出父母。从此他们再也不回老家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上面没有代言人，没有军队，想靠自身的实力兴办实业却是报国无门，走过的路太艰辛了。后来他父亲又创业办了一个大陆橡胶厂和双合盛啤酒厂，还有一个福罗洋行，后来赶上公私合营，私人财产又都没了。在李光复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64岁的父亲去世了。

李光复儿时家庭富裕，有几处房产。他还记得在北池子北口的一座小楼里，母亲把毯子铺在木地板上，拿出两箱金条让他当积木玩，光复把金积木堆得高高的，推不倒，坐地上用脚踹塌，然后再重新摆。“文化大革命”时，李光复把金条装入一个大箱子，藏到了首都剧场后楼宿舍的床下。母亲害怕，金条没地儿换钱呀，万一被人发现了，担心影响孩子的前程，于是拿走金条，全部上交了。在俄国变卖工厂和大楼换回的那颗大钻戒，“文化大革命”时也不敢留着了。母亲拿到王府井路口的珠宝店，人家收货的懂行，“啪”，往布袋里一扔，母亲说:“你给我打个收条呀!”那收货人特横:“你什么成分?”把老太太吓回来了，收条自然没开，历经千辛万苦带回的大钻戒从此不见踪影。

“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抄家前，母亲对光复讲：“听说红卫兵让孩子打资本家老子，若孩子不下手打父母，就打死孩子。如果真到那时候，你可得下得了手，那样咱娘俩就过去了，下不去手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孩子。”家产没了，金条钻戒没了。光复年轻，能挣，能养活妈。可母亲这些锥心的话让孝子李光复至今不忘，心绪难平。“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东单的院子也被房管局收走了，全家挤在偏房的一间小屋里，大院搬入十户人家，成了大杂院，家中此时已是一贫如洗。

从商会会长的儿子到住在大杂院偏房的城市贫民，李光复的身份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这时光复的妹妹也被强令去山西插队，家中只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但二哥并没有消沉，总是面带微笑，积极生活，也许这是因骨子里有父亲那与世抗争的血脉吧。

李光复以及他家庭的坎坷之路，并没让他怨气冲天，要不是这次采访，我真看不出整天乐呵呵的二哥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在他家受到灭顶之灾的情况下，他还能帮助我和万方(曹禺的女儿)脱离知青身份。当时我在保定地区安新县的白洋淀插队，正好保定地区文工团的赵连军团长来北京人艺学习话剧《云泉战歌》，李光复热情地给他找剧本，帮他录音，忙前忙后，关系处得不错。当时我父亲还没“解放”，我四处考团无人录用。光复想起我父亲方琯德托他如有机会介绍我进文艺团体的事，就把我介绍进了保定地区文工团并饰演《云泉战歌》中的女主角永芳，从此我走进了专业文艺团体。李光复成了我的第一个伯乐，也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剧院里张定华的儿子也是光复利用在医院学习的关系，帮助其检查并开了大病证明，调回北京，得以治病兼照顾母亲。全剧院都知道光复是个有求必应、不求回报的热心人。于是大家在“老二”的绰号前加了个爱称——“傻”。

同样，曹禺也在那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年代为了女儿的出路四处求人。可人们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所谓“出身有问题的人”多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而李光复却伸出了援助的手。他认识沈阳军区文工团的人，他们到北京招生，光复就问人家:“需要创作员吗?曹禺的女儿，写东西没问题。”招生的负责人让万方写篇东西，于是曹禺和李光复一合计，让万方写了篇《我见到了毛主席》，后来就被批准入伍了。万方入伍后，曹禺患着感冒来感谢李光复，挨得特近，谢个不停，结果传给了李光复一个重感冒，发高烧好几天。“傻老二”说，这就是回报，后又调侃道，让大文豪传染个流感，不是谁都有这个机会呢。后来曹禺送来一本书，包着绿纸，上面系个十字扣，打开一看，不是《雷雨》和《日出》(当时不敢送这类书籍)，书名《科学小实验—种子发芽》，后来明白了，曹禺送这本书，一点儿毛病没有，这书与社会科学无关，是自然科学，资本主义的种子也得发芽啊。

说到这儿，光复想到一件现在听起来很可笑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大文豪曹禺被派在首都剧场看传达室，有好多观众听说后都去传达室看他，影响不好。于是就把他调到人艺56号宿舍看传达室，曹先生不管是拿着铁喇叭筒喊电话，还是分报纸都干得十分认真，报纸理得清楚，从不出错。不久，他也下放去了干校。

一天，大家起牛圈，吧唧，一块牛粪溅到曹禺的额头，眼神不好的他也没注意，收工后顶着回来了，吃晚饭时让军代表看见了。饭后讲评时，军代表就说:“曹禺，是旧社会的大作家，现在头上粘着牛屎，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已经见成效了。”这么一说把曹禺吓着了，两天没敢洗脸。曹禺内心很矛盾啊，被表扬了，这牛粪洗还是不洗?洗了吧，怕被批评，于是只好顶着吧。这件事就能解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出不了好的作品了。

干校，真锻炼人。因为李光复会打针，整天背个药箱，里面装些药，谁有个头疼脑热，小擦伤，都能发药治伤。需要打针，就不用去远处了，自己煮煮针头就办了。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逃避劳动，少干体力活儿。你千万别以为李光复是个偷奸耍滑之人，他不惜力，爱动脑子，遇事总能琢磨出招儿来。

在干校，去工厂，下部队，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村鞭耪锄耙灌，去工厂车钳铆焊电，什么都学，什么都干。木城涧煤矿、轧钢厂、掌鞋、汽车上售票、朝阳菜场卖鱼都干过，所以对基层特了解。当年在干校，遇到晚上的紧急集合，还要打背包，李光复遇事好琢磨，他提早打好一个背包塞在床下，夜间一听吹哨集合，他扽出来就跑出去。可是那些老艺术家，曹禺胆小，焦菊隐瞎，方琯德胖，背包带拖出一丈长，忙里忙慌，笑话百出。

正是因为李光复的好学精神和灵活头脑，到了1970年，在干校背小药箱的李光复被送到协和医院学习去了。他和导师吴阶平坐对桌。那个时代看病，要找老大夫好大夫就到厕所找扫地刷厕所的，吴阶平先生刚从扫地队伍中解放出来。进来病人了，吴阶平大专家总是客气地对李光复说:“李大夫，您先看。”有一天，一名患者撩帘进来，第一句话:“臭王八蛋，是你呀!我夜里三点排队挂的号，早知道去家里掏你去。”原来是剧院的同事韩树茂。光复赶紧说:“没事没事，这有大大夫。”从协和医院学习回剧院后，光复在医务室做首任医生，领导着老同志徐洗繁。凡是有人来要药，他就拉出药盒子让他们自己取。

“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触及灵魂的一次革命。对李光复来说也是如此，但他没有消极，而是在各种“任务”中锻炼自己。这其中也有不少笑话。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那年月对老百姓来说，洗澡是件困难的事。工人体育馆能洗澡，于是李光复和田春奎、张剑躲进运动员更衣室猫着，痛快地洗了个澡。舒服!田春奎胖呀，洗完澡，穿上裤子没系带，一掖得了。出来买了个面包，吃下去，肚子鼓起来，裤腰自然撑住了。过后两人上台说天津快板，场内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演出中有一个动作，要蹦几下喊口号，这一蹦不要紧，田春奎的裤子出溜儿就掉了，体育场馆四面都是观众席，藏无处藏，躲没处躲，李光复和张剑赶忙用身体挡住田春奎，让他快把裤子提起来。可是田春奎还是没系好裤带，接着演，又掉了，把全场观众逗得要把屋顶掀翻了。最后田春奎只好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挥拳，喊着口号，三人在万人的哄笑中狼狈不堪地下场。这在当年可是个大事。

李光复会写作。到基层去体验生活，总和王德立打前站，上午先过去做安排，下午大队才到。一到现场，看完材料就开始编写数来宝等小节目，到下午就写好了，晚上就能上台演出，写作技巧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那个时期李光复一直在坚持读原著，托尔斯泰、果戈理的小说，唐诗宋词，古代骈文都看。去房山东方红炼油厂体验生活时，路上坐车要好几小时，李光复不是傻看风景，而是利用这段时间背诵古文，以至于今天依然可以背诵大段的古文诗词。说着二哥流利地背出一段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后来他演《武媚娘传奇》中的魏徵，现找古人的感觉肯定来不及，但凭着日常学习古文的心得，加上在人艺看过老艺术家们演的“大、洋、古”，拿起来就是这人物。

我曾听说二哥结交甚广，包括认识“铁人”王进喜，我要他谈谈。光复笑眯眯地说:“说说就说说。我天生好动，1966年10月4日上午，我十九岁那时在北京话剧团(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班，听说有先进事迹报告会，我就往后台溜达。一抬头，哎哟，这不是王进喜嘛，便高兴地凑过去问这问那给铁人来了个临时小采访，铁人耐心地着问题。于是我从身上掏出《毛主席语录》，请铁人签字留念。王进喜题写了‘五讲’:‘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

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馆藏(拍摄时间不详)

后来剧院宿舍搬家，李光复不在，记录着铁人“五讲”的语录连同其他资料一起遗散，后来流散到潘家园，2007年被痴心收集石油方面、大庆题材历史资料的关彦良先生发现，花八万元购回，现收藏于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后来，纪念馆李光复前往大庆参观并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

回京后，李光复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写信，建议筹拍电影《铁人》，得到了支持。影片公映后，获得了第二十七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扮演铁人的吴刚还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李光复一路走来摸爬滚打，样样不错了，但作为小班学员，在剧院挑大梁还是不太可能，上面有多少艺术家呀！1979年夏淳导演复排《茶馆》时，什么阵容呀，除去观众叫得出名字的人物以外，方琯德演黄胖子、董行佶演学生。光复告诉我，《茶馆》的开幕呀，是世界上最牛的戏剧开幕。焦菊隐有一个总谱，这桌怎么起来，那桌如何下去，灯光的分配，人物的调度，清清楚楚，十分讲究。李光复和平原、任宝贤坐中间桌，虽然一句词没有，可演的就是不对，被导演轰下去好几次。为此他一定要去体验生活，找找老北京老头的感觉，之后写出了4000字的人物自传。

《茶馆》剧照(摄于2005年)，(左起)梁冠华饰演王利发，李光复饰演巡警

1980年，三十多岁的李光复在《左邻右舍》中饰演造反派小杜，这是他在人艺舞台上表演的第一个角色，英若诚对他说:“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只要是生活中的人物就对了。”虽然是一小人物，但光复一下就摸到了人物的感觉，有了突破。有了厚重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所演的人物就鲜活了。现在很多演员停留在第二步，演得对，就是不感动观众，原因就是人物形象不鲜明。再后来，文化底子就起作用了。在《丹心谱》中，李光复饰演一个医生，就一句台词：“庄大夫也有难言之隐啊。”医生是知识分子，有修养，要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这时他当医生的经历又用上了。

二哥是个思想活跃的人，从不甘于现状。很早二哥就开始做小生意，他是人艺最早有私家汽车的演员。李光复是从卖报纸开始挣钱的。20世纪70年代，他跟着李源和一帮演员在首都剧场门前卖报纸，那时演一场戏给两毛钱补助，开演前卖20分钟报纸可以挣一块一。

改革开放初期光复的儿子出生了，需要用钱，他感到收入太少，就帮助香港开旅行社的亲戚接待游客。到北京旅游的旅游团，指定住在华侨大厦，离剧院不远，李光复跑起来也方便。他联系饭店、租车、导游、买火车票，一人全干了。为了提高讲解水平，他学习了许多中国历史和北京景点的知识，从而挣了一笔钱。李光复曾经向学院的老师建议，放假时让学生去当导游。面对一车游客，背解说词效果不好，必须说人话，锻炼与人沟通的技巧，同时也体验了生活。

后来他又代理卖复印机。他见将一张报纸放在复印机上面，一按键，就出溜一张一模一样的纸出来，挺新鲜的，问这一张多少钱，说是一块钱一张。光复想，国内工资一个月38块5，请个人抄写，一天得抄多少，谁买这个呀。可没想到，随着办公现代化，复印机很快就普及应用了。李光复妈妈起了个营业执照，二哥成了北京第一位代理销售复印机的人。那时剧院排练不多，他利用别人侃大山、喝小酒、下棋打牌的工夫，干起了经营。

做生意不能耽误人艺的本职工作。这边拍着戏，王府饭店来电话：“李经理，给我送箱墨粉。”李光复一算，有半个小时空闲，从四楼宿舍取出墨粉，绑在自行车上，“嗖嗖”的骑着，送了上去，拿上支票就往回跑，正好不误上场。

通过酒店的关系，代理复印机的事慢慢地做了起来。当时卖一台复印机可以挣一万块钱，“工人穷，农民富，地痞流氓万元户”，有一万块钱可是牛大了。为了方便运输，他买了人艺的第一台私家车，影响非常“不好”。后来郭冬临跟李光复讲：“你的第一辆车，把我们心里闹得翻江倒海的，我和巍子商量，咱俩也挣点儿钱，合着买辆车，打酱油都开着，气死李光复。”

对于李光复这种行为，领导也说不了什么，他该演戏演戏，从不误场，还能塑造出许多光彩的小角色。能做到一个角色一个样，这既得益于读书，同样重要的是自己有丰富的生活经历。这和做导游，卖复印机有关系，是对改革开放有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光复进一步说：“这和体验生活不同，体验生活是体验，我是真正扎在生活中，感受更加深刻。再学点儿政治经济学，知道了货币是什么，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固有的上层体制的冲突在哪儿。将这些体会用在表演上极其有好处。”

1992年导演张艾嘉拍电影《梦醒时分》，巩俐、钟镇涛主演，想找一个会开车的演员，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当时只有李光复合适。一天通知在故宫午门前集合拍戏，到了现场，导演跟李光复说，你给他们讲讲故宫。一般演员估计一听就傻了，剧本没词儿，怎么讲?

这时摄像拿着机器跟拍，只见李光复一路走一路讲，三大殿、九龙壁、御花园，将做导游时背下的词全用上了，拍了两本带子。张艾嘉高兴地说：“没想到大陆演员有这么好的学问。”

这就叫艺多不压身，学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正是不要有特别强的功利目的，特意为演戏去学什么，而是完全在于积累。1960年刚到人艺，老师讲的“最后拼的是文化”，这会儿光复深有体会。演戏时如果只想“我要成名、成家，好不容易争来一个角色”就直奔着去了，这样绝对演不好戏。做生意也是如此，做买卖不就是为挣钱吗?如果这么想就错了，直奔着钱去，一定挣不到钱。要找到其中的规律，觉得好玩儿，喜欢干而且乐在其中，诚信地交了朋友，大家一帮你，生意自然就做好了。

年，剧院发现了李光复的经营才能，委派他担任了剧院的综艺公司经理，然后二哥引进了北京的第一批三轮车。从天津拉了两辆大卡车的飞鸽牌三轮车，和王大年等人组装起来，卖得挺好。可是组装的手艺不行，车老是坏。一次，李光复正在剧院排练《夜店》，演小斗子，来了一个要修三轮的人一个劲儿地找经理。李光复排戏躺在景片后，那人就隔着景片央求：“李经理，给我换个得了，我那车轱辘掉了。”光复只好小声：“等着，我下场再说。”就这样也不会影响李光复创作人物，因为他获得了人物感觉，只有这样，无论小斗子躺着、站着，怎么都是他。

李光复的表演松弛自然，得益于生活，生活让他成了杂家。他在不断地下基层中摸爬滚打，才有了舞台上的光彩，才有了一个角色一个样儿。就拿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李光复扮演的工会主席来说，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好评，有人问他：“您在人物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吧?”光复：“其实没有，只是将原来的生活经历倒出来就是了。如果接了角色现去体验生活，根本来不及，演员需要平时的积累和仔细地观察。”

李光复的表演得益于北京人艺的艺术理念，他说：“在全国只有北京人艺形成了自己的演艺学派。”人艺独有的艺术学派的形成是由总导演焦菊隐创立，郭沫若、老舍、曹禺剧本做支撑，一大批优秀表演艺术家的实践，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总结起来有三点：一、鲜明的民族风格。焦菊隐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和法国的戏剧理论融入了北京人艺的戏中，从《龙须沟》《虎符》《蔡文姬》，最后在《茶馆》，达到了民族风格的顶峰。二、浓郁的地方特色。现在好多戏没有特色，地方特色不是狭指必须有北京味，指的是排哪儿的戏就要是哪儿的人，就要代表那个地方的文化。《红白喜事》反映河北保定地区的事，北京人艺演得非常好。《带枪的人》《伊索》《哗变》是外国戏，同样精彩。三、和谐的整体创造。具体解释就是“一棵菜精神”，每一个人，每一个岗位都是为戏服务。这次《人民的名义》为什么火?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一帮“老戏骨”的出演，每个角色都对，这些演员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气场，不是靠一两个“小鲜肉”支撑的。戏中李光复扮演的工会主席郑西坡，三度创作中加进了演员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汲取的。

《茶馆》里面全是小市民，但该剧是大作家写的，大导演导的，大演员演的，他们诠释的小市民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见到的小市民了。深入理解社会学和哲学的演员，拿理论反过来关照生活，表现的人物充满深刻的内涵。

李光复2012年参与拍摄了京味儿文化戏《正阳门下》，饰演了收藏家“破烂侯”，那已经不是传统的收破烂儿，而是有品位的京城爷们儿了。播出后得到一片好评，这都得益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对李光复多年的影响。

听了光复的这番话，我知道他把人艺当作了自己的家，嘴上什么都没说，骨子里对人艺有着深厚的情感。不论他干什么，了解的是生活，眼里看的是戏，研究的是人。虽然他下海了，但是没有把脚全迈进去。他说，他从没有想过离开舞台，因为演戏是他的本职工作，他热爱这个工作。2000年与光复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病逝了，当时剧院在云南演出，而作为北京人的光复此时没有按老北方习俗安排母亲的丧事，他没有请假，没有告诉任何人，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出殡、火化、入土。之后强压悲痛从墓地直奔飞机场，他算好时间能赶上当晚的演出。虽然他在剧中不是什么离不了的主角，但开场第一句话是他的，绝不能耽误。“戏比天大”这四个字早已融入李光复的血液中。当他赶到后台就差十五分钟开幕，他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而是抓紧时间一笔一笔地化着装。同事们没有一人和他说话，有人默默地拍拍肩，端杯水，此时无言胜有声。北京人艺倡导的“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你能说此时的李光复不是伟大的演员吗?

最后我让李光复谈谈对财富的认识。李光复这个从家有万贯到一贫如洗，年过七旬却依然浑身朝气的人这样说：“在年轻时都缺钱，但是年轻人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以培养孩子就可以了，应该有明确的生活方向，像宗教一样，在精神上要有追求。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家产足以享受几生，他却散尽家财，成为中国话剧的引进者，在1907年演出的《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是在中国公演的第一部话剧。一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传诵至今。大师圆寂时枕着胳膊，躺在一个木板床上，身下连单子都没有。”

李光复说他最崇尚竹子的精神，竹子用四年时间只长了三厘米，却在第五年开始以每天三十厘米的速度疯狂增长，六周时间就长到十五米。其实，前面四年竹子已默默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米，所以二哥说，我们要耐得住早期的寂寞，惜时如金，在生活积淀与文化素养上下足功夫，迎接机会的垂青。

当我问到他的追求是什么时，二哥这样我:“演不重复的、鲜明的、可以代表自己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角色，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可以在北京人艺博物馆的人物画廊中出现。”这话说得多好啊!

现在的李光复被观众称为“国民老爸”，他自己的目标是在人艺认真演好每个小角色。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舒绣文就演过一个没词的打字员，让许多演员深受教育，佩服之至。李光复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一直学习这种精神，前后演过上百个不重样的角色。从历史上的大臣魏徵、曹刿、寇准，到高级知识分子、医生、乞丐、领袖、警察、公安局长......每个角色都力求有鲜明的形象。他希望大家记住这些形象，这是演员自己的，这是真正的财富。至于名气、钱财、豪车、宅院其实都没有价值，最后什么都不会留下。

这就是我心中的二哥—杂家李光复。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书封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李光复——杂家老戏骨）

知青追忆：1965年插队生活，冬天干活身上脏，只能弄湿毛巾擦身子

知青追忆：1965年插队生活，冬天干活身上脏，只能弄湿毛巾擦身子

那年冬天，北方的风刮得特别猛。

我下乡已经半年了，对农村生活的艰苦有了切身体会，但冬季的到来还是让我措手不及。

那是1965年的冬天，我和同村的知青们住在一间土坯房里，屋顶是茅草铺的，墙壁上贴着报纸，既是装饰也是挡风。

房间里唯一的热源是一个煤球炉，我们轮流负责生火，那是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我叫郝建国，十八岁，刚从北京来到这个河北农村。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李明志和张志远，我们都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学生，带着满腔热血，要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现实很快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让我们的热情迅速降温。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被李明志叫醒了：＂建国，起来了，今天咱们要去帮生产队挖水渠。＂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从被窝里爬出来，冷得直打哆嗦。

屋子里的温度大概只有零度左右，呼出的气在空气中形成一团白雾。

我迅速穿上棉衣棉裤，脚上套着两双棉袜，还是冷得直跺脚。

＂快点，队长说七点准时在村口集合，不能迟到。＂张志远已经穿戴整齐，正在整理他那双破旧的棉鞋。

我们三个人匆匆吃了几个窝头，就赶往村口。

村里的社员们已经陆续到了，手里拿着铁锹和镐头。

队长王大年站在最前面，正在清点人数。

＂今天的任务是把西边那条水渠挖深一尺，大伙儿干完这活就可以回家。知青们也一样，不能偷懒，都是一样的标准。＂王队长声音洪亮地说。

我们跟着社员们走向西边的水渠。

天空是铅灰色的，空气中弥漫着冬天特有的干燥和寒冷。

风从田野上刮过来，钻进衣服的缝隙，像刀子一样割着皮肤。

到了水渠边，我拿起铁锹就开始干活。

虽然我已经来了半年，但体力活仍然干不过村里的壮劳力。

铁锹铲进冻土里，需要很大的力气，我的手很快就磨出了水泡，但不敢停下来。

李明志在我旁边，他干活比我麻利，铲起的土总是比我的多。

他低声对我说：＂建国，别着急，慢慢来，找找窍门，腰要弯得低些，铲子要斜着用力。＂

我点点头，调整了姿势和呼吸的节奏，学着村里人的样子，用脚踩在铁锹上增加力量。

渐渐地，我找到了感觉，挖土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旁边的老社员看我干活的样子变了，笑着说：＂小郝，有点儿门道了啊！＂

这简单的夸奖让我心里暖暖的，干活也更有劲头了。

中午时分，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给寒冷的大地带来一丝暖意。

我们就地休息，拿出带的干粮——几个冷窝头和咸菜。

村里的社员们也都蹲在地上吃饭，有说有笑的，仿佛这严寒和劳累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你们几个娃娃还适应吗？＂坐在我旁边的老杨问道。

他是村里的老农民，对我们知青一直很照顾。

＂还行，就是有点冷。＂我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

＂这算啥，等到真正的冬天来了，河都结冰三尺厚，那才叫冷呢。＂老杨笑着说，＂你们城里来的，皮肉娇嫩，得多穿点。＂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是几块红糖，递给我们每人一块：＂含着，暖身子。＂

那块红糖在嘴里慢慢融化，甜丝丝的，确实让身体感觉暖和了些。

这种朴素的关怀，在寒冷的冬日里显得格外珍贵。

下午继续干活，我的手上已经磨出了血泡，但还是咬牙坚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王队长才宣布今天的工作结束。

回到住处，我的全身都是泥土，汗水和泥浆混在一起，衣服都变硬了。

最难受的是身上的味道，一整天的劳作让我满身汗臭，但村里没有洗澡的地方。

＂今天怎么洗啊？＂我问李明志。

＂还能怎么洗，弄块湿毛巾擦呗。＂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块灰色的毛巾，走到水缸边沾湿，然后回到炉子旁开始擦身子。

我学着他的样子，也拿出自己的毛巾。

屋里很冷，只有煤球炉周围有一点热气。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脱掉了上衣。

寒气立刻袭来，我赶紧靠近炉子。

冰凉的湿毛巾碰到皮肤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但当毛巾擦过脖子和胸口时，那种清凉的感觉又让我感到无比舒适。

泥土和汗水被一点点擦掉，身体渐渐干净起来。

＂这毛巾擦澡的本事，可是我们下乡以来学到的第一课啊。＂张志远一边擦一边说，＂城里人哪知道这些。＂

我们三个围着小炉子，轮流擦洗身体，屋子里充满了我们的笑声。

虽然条件艰苦，但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却让我们感到一种特别的亲近。

擦完身子，我换上干净的衣服，顿时感觉舒服多了。

虽然这种＂擦浴＂远比不上城里的热水澡，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晚上，我们围坐在煤球炉旁，炉子上煮着稀粥。

李明志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红薯，放在炉灰里烤。

不一会儿，红薯的香味就弥漫了整个房间。

＂这可是好东西，＂李明志笑着说，＂今天王大娘给我的，说是犒劳我们。＂

红薯烤熟后，外皮焦黑，内里软糯香甜。

我们小心翼翼地剥开皮，一边吃一边取暖。

这简单的食物在寒冷的冬夜里显得格外美味。

＂你们觉得咱们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张志远突然问道。

我沉默了。

来之前，我们以为这只是短暂的锻炼，但现在看来，这种生活可能会持续很久。

＂别想那么多，既来之则安之。＂李明志拍拍张志远的肩膀，＂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在农村扎根吗？＂

是啊，我们来农村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改变农村，还是被农村改变？

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却找不到答案。

夜深了，村子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的狗吠声打破这份宁静。

我躺在硬板床上，盖着从家里带来的棉被，想着家里的父母。

父亲是工厂的工人，母亲在街道工作，他们一定很担心我。

但信件总是写得很乐观，不想让他们操心。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口袋里那封尚未拆开的家信，是昨天才收到的。

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父亲的字迹工整有力：＂建国，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听说北方冬天冷，你要多穿衣服。家里省下一点钱，给你寄了二十元，你收到回信告诉我们...＂

母亲在信的末尾加了几句：＂孩子，听说你们那儿缺肥皂，我托人买了几块，下次一起寄给你。记得按时吃饭，别饿着...＂

简单的话语里包含着深深的牵挂。

我默默地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塞进枕头下面。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家书带来了一丝温暖。

第二天早上，我比平时起得早。

昨天的劳作让我浑身酸痛，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爬起来。

今天没有集体劳动，我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我走出屋子，看到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下雪了！

整个村庄被雪覆盖，屋顶、田野、树木都披上了银装。

阳光照在雪地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建国，快来看雪！＂李明志在院子里喊道。

他像个孩子一样，在雪地里跑来跑去，留下一串脚印。

我也跑了出去，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雪后的世界如此宁静美丽，让人暂时忘记了生活的艰辛。

村里的孩子们已经在雪地里玩耍，堆雪人、打雪仗，欢笑声回荡在村子上空。

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游戏，一时间忘记了年龄和身份的差别，只是单纯地享受雪天的快乐。

玩累了，我们帮村里的老人们扫雪。

老杨家的门前积了厚厚的一层雪，我和李明志拿着扫帚，把雪扫到一边，清出一条路来。

＂谢谢你们啊，知青小伙子们。＂老杨的老伴儿笑眯眯地站在门口，＂进来喝碗热汤吧。＂

我们婉拒了，继续去其他老人家帮忙。

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融入村庄的方式。

中午时分，我回到屋里，脱下湿漉漉的鞋袜，烤在炉子旁。

早上的劳动和玩雪让我又是一身汗，身上沾满了雪水和泥土。

＂今天又得毛巾擦身子了。＂我自言自语道。

这种简单的清洁方式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条件艰苦的农村，能保持基本的清洁已经是一种奢侈。

城里人习以为常的热水澡，在这里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下午，村里来了供销社的货车，带来了日用品和一些简单的食物。

村民们围在车旁，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东西。

我们也去凑热闹，用仅有的钱买了一些肥皂和火柴。

＂建国，你看这个。＂李明志指着车上的一盆热水，＂一毛钱一盆，要不要买来洗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虽然只是一盆热水，但对于常年用冷水洗漱的我们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

我们买了两盆热水，小心翼翼地端回屋里。

张志远看到热水，眼睛都亮了：＂真是及时雨啊！＂

我们轮流用热水洗脸、洗脚，然后用湿毛巾擦身子。

这次的擦浴比往常舒服多了，热水蒸出的蒸汽让整个屋子都暖和起来。

＂城里人大概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连洗个澡都这么困难吧。＂张志远感叹道。

＂可不是嘛，记得咱们刚来的时候，还嫌弃村里人不讲卫生呢。＂李明志笑着说，＂现在才知道，在这种条件下能保持干净多不容易。＂

我点点头，回想起初来乍到时的情景。

那时的我们，对农村生活一无所知，带着城里人的优越感和傲慢。

半年的时间，我们学会了生火做饭，学会了干农活，也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保持尊严和清洁。

＂其实，咱们比城里人强多了。＂我突然说，＂起码咱们知道怎么在这种条件下生活。＂

李明志和张志远都笑了，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生存技能，是城市生活中永远学不到的。

晚上，我们围坐在炉子旁，听着外面的风声。

李明志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童年》。

他念给我们听，那些关于艰难童年的描述，在当下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真实。

＂听说村东头的知青点要通电了。＂张志远突然说。

＂真的？那太好了，有了电灯，晚上就能看书了。＂我兴奋地说。

＂别高兴太早，咱们这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李明志泼了冷水。

但这个消息还是给了我们希望。

电灯、自来水、洗澡间……这些在城里习以为常的设施，在农村是多么奢侈的梦想。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都会实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北京的家，热水器哗哗地流出热水，我站在热气腾腾的浴室里，享受着久违的热水澡。

醒来时，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只有煤球炉的余温陪伴着我。

我知道，这种艰苦的生活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我也知道，这段经历会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懂得珍惜，更理解生活的本质。

一周后，天气更冷了，连水缸里的水都结了冰。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用铁棍敲破水面的冰层，舀水洗脸。

那冰水刺骨的感觉让人瞬间清醒，也让我们更加怀念城市里的暖气和热水。

这天，我去村里的小学帮忙教课。

自从村里知道我们是高中毕业生后，就安排我们轮流去学校义务教学。

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起，由一位老师教所有科目。

我负责教高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虽然教学条件简陋，但孩子们求知的眼神让我感到欣慰。

课间休息时，我在操场上看着孩子们玩耍，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那时候，我们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从未想过会有一天来到这样的地方生活。

＂郝老师，给您带了个红薯。＂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

我接过来，是一个还带着余温的烤红薯。

＂谢谢你，小刚。＂我摸摸他的头，心里一阵温暖。

这样的小礼物，比城里任何奢侈品都珍贵。

下午放学后，我走在回知青点的小路上，看到前方有一群人围在一起。

走近一看，原来是村里办起了流动浴室。

几个大木桶摆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桶里是热气腾腾的水。

＂洗澡了，一人五分钱！＂一个中年男人吆喝着。

我站在那里，看着村民们排队等候，心里既惊喜又犹豫。

五分钱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半天的工分，但能洗个热水澡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回去叫上李明志和张志远一起来。

＂真的假的？流动浴室？＂听到我的消息，张志远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快走，再晚就排不上了！＂李明志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我们三个匆忙赶到浴室，幸好还有位置。

花五分钱，换来了半桶热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我们三个轮流洗个痛快。

脱掉沉重的棉衣，站在热水前，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热水浇在身上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和寒冷仿佛都被冲走了。

快一个月没有好好洗澡，身上的污垢需要用力搓洗才能去除。

那天，我们三个洗完澡，皮肤都搓红了，但感觉前所未有的舒爽。

＂这五分钱花得值！＂张志远边擦头发边说。

回到住处，我们的心情都特别好，连晚上的窝头和咸菜都觉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是周末，没有集体劳动，我们决定去河边洗衣服。

虽然冬天洗衣服是件苦差事，但脏衣服堆得太多，不得不洗。

河面已经结了薄冰，我们用石头砸开一个洞，露出下面的流水。

河水冰凉刺骨，我的手伸进去没几秒就疼得发麻。

李明志想出了个主意，从家里带了一个小铁锅，在河边生火，把一部分河水烧热，再与冷水混合。

这样一来，洗衣服就没那么难受了。

我们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说起城里的家人，说起未来的打算。

＂我爸前阵子写信说，我叔叔认识供销社的人，说是能托关系弄到一台收音机，问我们要不要。＂李明志说。

＂收音机？那太好了！＂我和张志远异口同声地说。

有了收音机，晚上就能听新闻和音乐，无聊的夜晚就不会那么难熬了。

＂那就说定了，我回信让他寄来。＂李明志笑着说。

就这样，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寻找着各种小确幸，让生活变得有盼头。

衣服洗完后，我们把它们晾在屋子里的绳子上。

冬天的阳光虽然不热，但晒在身上还是暖融融的。

我站在院子里，闭上眼睛，感受着难得的温暖。

这时，村里的广播响起来，播报着今年的粮食丰收和国家的好政策。

虽然听不太清楚，但乐观的语调还是让人心情愉快。

＂建国，村委会找你！＂一个小孩跑过来喊道。

我不知道什么事，赶紧跟着去了村委会。

原来是城里来了信，村委会的同志叫我去取。

我接过那封信，看到是我在北京的同学王小明寄来的。

回到住处，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

王小明在信中详细地描述了北京的变化，新盖的楼房，新铺的马路，还有新开的商店。

最让我惊喜的是，他在信中提到可以帮我们寄一些日用品来，包括肥皂、牙膏和一些书籍。

我把信给李明志和张志远看，他们也很高兴。

城里的朋友没有忘记我们，这让我们感到莫大的安慰。

当晚，我写了回信，详细列出我们需要的东西，也描述了我们在农村的生活。

我没有过多提及艰苦，只是客观地记录了我们的日常和感受。

这样的交流，是我们与城市保持联系的纽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冬天越来越冷，但我们也越来越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节奏。

每天早起干活，晚上围炉而坐，用毛巾擦身子已经成了习惯。

有时候，村里的老人会来我们的屋子，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教我们一些农村的生存技巧。

老杨教我们如何识别天气的变化：＂天上乌云密，不久要落雨；云彩像鱼鳞，天气要转晴。＂

这些看似简单的经验之谈，却蕴含着农民世代相传的智慧。

一个月后，李明志的叔叔托人捎来了收音机。

那是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黑色的外壳，银色的旋钮，看起来朴素但精致。

我们小心翼翼地装上电池，调到北京电台的频率。

当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时，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一刻，仿佛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围着收音机，听新闻、听音乐、听评书。

有时候，村里人也会来我们屋子里，一起听收音机。

屋子虽小，却挤满了人，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收音机为我们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冬天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回暖，我们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收到家里的来信，说春节期间可以回家探亲。

这个消息让我们兴奋不已，开始计划回城的事情。

＂这次回去，我一定要好好洗个澡，洗到皮都泡皱为止！＂张志远笑着说。

＂我要吃顿饺子，吃到撑得走不动路。＂李明志接着说。

我笑而不语，心里想的却是能见到父母的喜悦。

离回城还有一周时间，我们干活更加卖力，想把手头的工作都完成。

这天，村里的老支书找到我，说有件事要我帮忙。

原来村里要办一个简单的春节联欢会，希望我能帮忙写几个节目。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晚上回去就开始构思。

李明志建议排演一个小品，反映我们知青的生活；张志远提议教村里的孩子们唱几首歌。

我则想写一首诗，表达我们对农村的感情。

就这样，我们忙碌地准备着联欢会，也期待着回城的日子。

终于到了回城的前一天，我们打扫房间，整理行李，把用不着的东西都锁进箱子里。

临走前，我特意去了一趟河边，看着结冰的河面，想象春天到来时河水解冻的景象。

我知道，春节假期结束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村子，继续我们的知青生活。

但此时此刻，我的心已经飞到了北京，飞到了那个有暖气、有热水澡的家。

回去的路上，我们坐着拖拉机，颠簸了大半天才到县城，然后转乘长途汽车回到北京。

进入城市的那一刻，熟悉的景象让我百感交集。

街道、楼房、人群，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又那么陌生。

我们穿着农村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泥土的气息，在城市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突然有些不自在。

回到家里，父母热泪盈眶地迎接我。

他们说我瘦了，黑了，但看起来更结实了。

热水器早已烧好了水，母亲催我赶紧去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

站在淋浴下，热水冲刷着身体，几个月来积累的疲惫仿佛一下子被冲走了。

我闭上眼睛，感受着这久违的舒适，却突然想起了那块灰色的毛巾和农村的生活。

那种简单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种在艰苦条件下依然保持尊严的坚持，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春节过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再次踏上了返回农村的路。

这一次，我们带了更多的生活用品，还有父母的叮嚀和关爱。

回到知青点，屋子里冷冰冰的，但我们很快生起了炉子，温暖了整个房间。

看着那块放在箱子里的灰色毛巾，我突然明白，它不仅仅是一块普通的布，更是我们这段特殊经历的见证。

毛巾擦身子的日子还在继续，但我们的心却在这片黄土地上扎下了根。

我们是知青，是城市的孩子，却在农村找到了另一种生活的意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用湿毛巾擦去身上的尘土和汗水，却擦不去心中对未来的渴望。

那块灰色的毛巾，成了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变迁。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艰苦的日子竟然成了最珍贵的记忆。

毛巾擦身子的简单与朴素，是否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