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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才溪调查精神厚植为民造福情怀——学习《才溪乡调查》有感

福建上杭是一方红色热土。才溪乡位于上杭县城东北部，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获“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的光荣称号。近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第6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全体学员沿着毛泽东主席、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学习调查研究的精髓，感悟乡村振兴的力量。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三下才溪，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这一经典著作以解决当时苏维埃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红色政权——红色军事——红色经济——红色教育”为核心思路，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亲力亲为、问计于民的伟大精神，至今仍然有着穿透时空的理论深度和实践伟力。

深入群众，实事求是——才溪乡调查的核心价值

才溪乡调查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精神。在当时艰苦的革命环境下，他们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而是亲自深入到基层地区，与广大农民、工人、红军家属等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们挨家挨户走访，坐在田间地头与群众谈心，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困难和需求。这种深入群众的做法，让他们能够获取最真实、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才溪乡调查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更是令人钦佩。调查者们不回避问题，不夸大成绩，如实记录和反映才溪乡在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扩红支前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农业生产的收成、劳动力的分配，还是群众对革命的态度和意见，都被客观地呈现出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革命形势，发现问题的本质，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在当今社会，深入群众、实事求是依然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政府制定政策、企业进行市场调研，还是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都需要我们真正走进群众，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客观、真实的态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切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事业的发展。

根植基层，为民服务——党的根本宗旨的生动体现

才溪乡调查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等不仅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而且积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们了解到才溪乡在土地分配、劳动力利用、水利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解决。通过合理调整土地政策，组织互助合作，兴修水利设施等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条件。同时，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为保卫红色政权贡献力量。这种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溪乡在扩红支前等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绩，就是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的最好证明。在新时代，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时刻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切实解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不断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重视调查，科学决策——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方法

才溪乡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视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的成功范例。在革命战争时期，正确的决策对于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等对才溪乡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等有了全面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分析，制定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在土地革命中，根据才溪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合理的土地分配方案，既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又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在扩红支前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宣传动员和组织措施，使得才溪乡成为中央苏区著名的 “扩红模范乡”。这些正确的决策和措施，为才溪乡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了解情况，深入分析问题，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分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决策，我们才能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才溪乡调查所展现出的艰苦奋斗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也是我们需要传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在才溪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群众生活贫困，物资匮乏，面临着敌人的封锁和围剿。但是，才溪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他们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创办手工业和商业，努力增加收入，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保障。才溪人民还勇于创新，在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等方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例如，在政权建设中，建立了乡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政权管理中来，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军事斗争中，组织了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力量，配合红军作战，创造了许多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这种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才溪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备品质。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努力拼搏，又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思维和模式的束缚，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方法、新途径，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才溪乡调查对当代的启示与借鉴

才溪乡调查虽然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它所蕴含的思想和方法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工作作风方面：我们要学习才溪乡调查中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一线，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在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务实的工作态度，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在群众工作方面：才溪乡调查告诉我们，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当代社会，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要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加大民生投入，努力改善民生福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在决策制定方面：才溪乡调查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科学决策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制定政策和决策时，要充分借鉴才溪乡调查的经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论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要建立健全决策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水平。

在精神传承方面：才溪乡调查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坚定信心，勇往直前，积极探索，在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毛主席才溪乡调查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是一部独特的教科书，是中国革命史的不朽丰碑。我们要深入学习和领会才溪乡调查的精神实质，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第6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员黄翀）

来源：新福建

熊怡：开展乡村社会调查的关键审思——《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有感

《黄河边的中国》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证考察著作，书的扉页是这样界定该书性质的。在笔者看来，更细化的表述或许为，该书是学者曹锦清以传统和现代为主线去观察、分析和发现中国农村在转型期间带有的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即广义上的农业、农民与农村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也最为繁重，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影响深化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该书采用“逐日访谈记要”的形式来呈现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作者把每日调查研究之观、之闻、之谈、之思、之虑用短篇日记的方式加以整理记录，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读者递进式地读完每篇小日记都能有所收获，即对乡村社会的了解与认识更多一分、更深一层。

观察转型中国社会的立场

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两种观点或立场：一是“从外到内”、“从上至下”，即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从中央审视地方；二是“从内向外”、“从上往下”，即从内地看沿海、从乡村看城市、从传统看现代的实际过程，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艰难迟缓的内地与乡村来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现代化的所做的努力。作者自述，在考察中原（河南）乡村社会前后，伴随着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知转移。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在“内、外、上、下”的立场背后，“传统与现代化的对比分析”作为一条隐形主线是始终贯穿全书的。作者在书中指出，如果说“从外向内”、“从上往下”看更多是讲“中国应该如何”的话，那么，“从内向外”、“从下向上”则侧重于强调“中国是如何”的；前者是应然视角，后者是实然视角。作者以摆出乡村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中原农村在转型过程中显现的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为考察调研的核心任务，很明显，作者更多是站在实然层面上来考虑问题。至于如何破除这些现实难题，涉及到怎么做的问题，才是应然层面该有的考量。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作者调研前后，审视与思索乡村社会的立场会逐渐发生转变。

作者深入中原乡村考察调研，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三农、收支、农负、计划生育等诸方面；涉及日趋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等等。从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中抽离出来，该书最大的价值或许还在于作者就如何开展乡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几个关键要点所作的一般化讨论带给我们如何做真调查，如何做好研究的指导与启发。进行一项有意义的社会调查研究，如何进入调查现场？如何挖掘隐含在常识背后真正的社会事实？从哪些方面对调查者自身状态展开自查自省？获取到调查资料后怎样抽丝剥茧，选取关键信息辅助研究发现？这些问题是我们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绕不了、避不开的，必须审慎思考，理性作答。

“入场”与保存“现场”

作者在全书的前沿部分就开门见山地点出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是乡村社会调查的两大关键。换句话说，恰如其分地“入场”和保存“现场”是顺利开展调查研究的第一步。倘若第一步走不顺畅，奠定在第一步基础上的整个调研链条都会受到波动，往深里说甚至会阻断整个调查研究的推进。作者将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比作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各异的“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外人莫入”的界碑。调查者意欲深入乡村社会开展调研，如果单枪匹马“闯”入，官吏的防范和村民的疑虑足以让面生的调研者裹足难行。那么，如何扣好调查研究的“第一粒扣子”呢？作者给出了两条进路：一条是正式的“入场”，即获得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逐级打通“关节”进入农村。诉诸行政策略进入乡村，表面上虽然直截了当扫除了旁枝末节的干扰顺利地通达下方，但实际上，层层行政审批必然会耗费不少宝贵时间，加上有官员的陪同很容易让基层部门提前获知讯息做好“万全”准备，破坏“现场”的真实度，导致调查失实。另一条是非正式的“入场”，即激活亲友关系网络，依靠传统人情进入乡村。作者在中原乡村的调查研究中即运用的此法。他多次强调沿着私人的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入调查现场，私人关系网按照中国人传统“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的交往方式，私人交往的关系网是可以无限向外延展的。理论上看，凭借亲友关系既可以顺利“入场”，又能“保存现场”，但现实情况远远比理论状态更为复杂多变。比如作者在利用亲友关系直击基层调查现场，尽管克服了以往程序繁琐、调查失实等弊端，但也招致了一些麻烦，遇上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作者采取“由户而组，由组而村，由村而乡，自下而上逐级调查”的方法开展调研，不曾想，却引来乡镇官员的质疑，直指外面的人来此调查，上头不知情，引发村里人纷纷猜测议论，搞得人心惶惶，有说是中央派来的，有说是省里派来的，有说是外来记者等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说法各异，五花八门。作者的这番遭遇，有过调查经验的人多少会产生些共鸣。诚然，事先不与官方打招呼，而借助乡村亲友关系网直入村落与农户，不出问题则已；可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无限放大，必然会招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使调查者卷入干群的冲突旋涡中去。在村民的认知世界里，他们往往会将突如其来的外来到访者视为中央派来“微服私访”的官员或记者，意欲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反映乡、村干部的各种劣迹。而这种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恰恰折射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国农民，他们“怕事、怕官、怕管”；换句话说，他们既需要别人来管理他们却又最怕被人来管理。“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古代是现代似乎依然是要求一个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来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在悉知乡村社会开展调查研究的两条可采取进路的利弊之后，能有助于我们进入调查现场开展调研时少走些弯路和错路。

社会事实的挖掘与理论框架的运用

当顺利进入调查现场后，下一步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挖掘隐藏在常识背后的为大多数人所忽略的社会事实。洞察社会事实需要辅以理论框架的搭建，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源于西方“译语”，有了理论框架，研究者很可能用条条框框去套裁“事实”，进而歪曲事实真相。怎样破解这一两难问题？作者给出的建议是将预设的理论框架暂时“悬置”起来，笔者认为，这一策略是富有参考价值和可操作性的。采用此种方法，一来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与概念处于“待命”状态；二来能让调查者处于一种“无知”和“好奇”的状态，以开放的心灵直击社会生活本身。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相互补充的过程，调查过程中捕捉到的任何社会事实，作者认为都应该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维度。这一区分是必要且有益的。当采用民间的、田野式的访谈进入乡村社会，远离了官方背景，村民无须设防。不设防的闲谈最易收获社会事实，没有任何外在的加工处理，用的都是最接地气的乡间“民语”，真实可信；但也正是在这种“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被访”而谈到许多社会事件（社会现象），这其中值得我们深思的，便是受访者谈论某一社会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即思考他们为何谈、怎样谈这些社会事件，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在作者看来，社会心理远比社会事件重要。的确，造就某一社会事件的背后靠的是人为的推动，事件发生后即为客观存在，催生事件出现的人为心态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当然，在明晰社会事实所蕴含两个维度的基础上，能否抓住并释读出某一社会事实的深层意义，这就涉及到调查者的理论知识储备和生活感悟能力。不过，抛开研究者知识的多寡与能力的高低，我们至少应该具备把社会事实放在“中国历史和现代意识”的双重透视内来认知的思维。

调查者的反躬自省与资料选取分析

至于调查者自我状态的自查自省，则是贯穿整个调查研究过程的另一核心要素。有关调查者的主观状态，作者在书中也进行了较为深刻细致的讨论。首先，要厘清自我认知的重要性。我们要尽力把握对自我的清醒认知，深刻体会“倘若失去了自我，则会使我们向前慌乱地跑了一阵之后，突然彷徨回顾，既找不到来路，又看不清去路，内心积压着焦虑与困惑。不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今又处在何时何地”的道理。其次，体悟调查者主观状态涉及的两个层面。一是调查者自身的知识储备。社会生活本身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知识，进行社会综合调查的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但理应多懂一点；二是调查者的“无知”状态。调查研究中，“熟悉”与“习以为常”往往是理性追问的大敌，理性在“熟悉”与“习以为常”面前常常停止了分析与追问，原因恰恰在于以为“我已经知道了”。为揭开被常识所掩蔽的社会事实，调查者需要通过内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无知”状态，将一切熟悉的现象当作不熟悉的东西加以观察、提问与思考，往往会收获意外的惊喜。最后，调查者需要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汲取“思的动力”，肩负“思者的责任”，探求学问中自有的清净和乐趣，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立志为天下家国而思考者，“安身立命之地，绝不在他处、远处，就在你脚下”。

兼具使命感和主体性的调查研究者进入乡村社会获取一定的社会事实之后，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怎样从众多纷繁复杂的经验材料中选取助于推进研究的关键素材？又如何将所取材料串联整合起来加以分析？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这样的拷问，以往多用“实事求是”之说来破题，但显然，以此来这两个问题未免过于单薄和抽象。我们需要意识到，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信息资料本身就是一个从理论假设到调查提纲，再到经验材料，以及经验材料到调查提纲，再到理论假设的双向运动过程。这个过程贯穿调查研究始末，不断循环往复，相互修正，以达到认识现实的目的。简单来说，关键素材的选取需要回归到调查研究过程最本真的中心当中去，弄清楚调查前预设的理论框架、调查提纲，将实地调查中获取的经验资料和理论框架、调查提纲整合起来，剥离出我们需要的材料，忽视那些不必要的材料。

作为新时代的研究者，应当积极关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要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当前所处的位置及所愿、所能达到的目标。不过，要想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与方向，掌握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以切身的调查研究发现为支撑，或许能为我们直接身处于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真切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

熊怡，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峨山县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