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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挑选《《三寄小读者》读后感》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29 13:41

精心挑选《《三寄小读者》读后感》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三寄小读者》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情感真挚：
1. "明确核心主旨，把握文章灵魂：" "《三寄小读者》的核心是什么？" 这部作品是冰心奶奶在特殊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给孩子们的信件集合。其核心主旨通常围绕着："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命运、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继承优良传统、对未来充满希望"等。 "你的读后感要围绕这个核心展开。" 不要只停留在罗列故事情节或描述冰心奶奶的生平，要深入挖掘她想要传达的精神和情感，以及这些内容对你的触动和启发。
2. "选择恰当切入点，避免泛泛而谈：" 《三寄小读者》内容丰富，不可能面面俱到。你需要选择一个或几个你感受最深、最有话可说的点作为重点。 "可以聚焦于：" 某一封信或几个相关信件的内容。冰心奶奶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热爱，以及她如何表达这种情感。她对青少年成长的期望和谆谆教诲（如勤奋学习、培养品德、勇于担当）。书中

品读冰心《寄小读者》

冰心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诗人，她的《寄小读者》是一系列写给小读者的信件形式的文章，充满了温情和智慧。这些作品通常以亲切、真挚的语言，向读者传达生活的真谛、道德的教诲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冰心的文笔清新、细腻，能够触动人心，给予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以正面的引导和启迪。

如果你想要深入品读《寄小读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语言风格**：注意冰心的语言特点，她的文字通常简洁而富有韵律，充满了诗意。

2. **主题思想**：思考每篇文章想要传达的核心思想，比如对自然的热爱、对友情的珍视、对知识的渴望等。

3. **情感表达**：体会作者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情感，如对小读者的关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等。

4. **文化背景**：了解冰心生活的时代背景，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她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和情感。

5. **文学价值**：分析《寄小读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它对后世的启示。

6. **个人感悟**：在阅读的过程中，思考这些文章对你个人生活和成长的影响，以及你可以如何将这些教诲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给人启迪的精神生活总结

日前，在一次谈天中，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徐挹江同志近作《活到老，学到老》这篇文章（《贵州日报》1999年12月9日第六版），都认为这是一位老革命一生精神生活的总结，是一篇人生教材。文章写的是读书、学习、生活，反映的则是人的精神世界，一个革命者毕生不渝的高尚情操以及与时代共进的求知精神。于是我们共同商议写一读后感，一来表达我们对徐老的钦慕之情；二来也想引来更多同志注意徐老这篇文章。

挹江同志是我省一位有威望的老领导，是卢沟桥事变后投身革命、具有60年党龄的老同志。我们认识他较早，但交往主要是在近20年。从我们个人情况看，一个是在省委工作，与徐老朝夕相处，工作中常得到他的支持、指点和合作；一个是在省报工作，在徐老直接领导下，更得到他的多方关怀、支持与帮助。我们从不同岗位、不同角度共同感到，徐老是一位品格高尚、足以信赖的革命长者。他的显著特点是原则的坚定性与对人的坦诚仁厚，临事实事求是、入情入理，并常使这两方面比较和谐的统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他所说，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工作关系，同我省知识界的交往比较多，结识了许多理论、新闻、出版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据我们所知与亲身体会，他确实总是在政治思想上满腔热情地关心和爱护他们，总是以朋友而不是以领导的身份与他们交往。在原则问题上，他要求很严，不含糊迁就；对人则很慎重，充满赤诚之心，饱含深情善意，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真正关怀。因此他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赖与尊敬，许多人把他看作良师益友。尽管他早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但省里不少知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至今还与他保持着个人之间的友谊。徐老的经验说明，作为高级干部，做好本职工作不是最难，最难的是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能够赢得人们由衷的信任和友谊。这一点并非所有领导者都能做到的。这里除了领导水平、领导艺术等因素外，需要有宽阔的胸襟，尊重人、相信人、爱护人的基本品质，不怕承担责任的无私精神，当然更要自身作风正派。而这一切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职高位重就能自然带来。读了徐老的文章，我们悟到，这正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密切结合革命实践，坚持读书学习的结果；是他注重从人类知识宝库中吸取多方面养料、不断开阔精神境界的结果。

徐老的读书学习经历，可说是一个生动的个案，从一定程度上说，可以折射出近百年中国革命史与老一代革命者的成长史。徐老年轻的时候，环境异常艰难。民族的苦难与时代的激荡风云将无数困惑、矛盾与召唤一齐涌向当年像他这样的青年面前。为了解惑，为了探问人生道路，有志青年不得不以急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从读书学习中寻求答案。那是对真理上下苦苦求索的年代。他们学习条件极端困难，而学习目的却非常明确。于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从中外进步文学作品中，从介绍世界情势的书刊中，寻求知识，汲取养料，一步一步使自己思想上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革命队伍，得到了更好的学习机会，结合革命斗争实践，不断深入学习马列理论，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习多方面的知识。数十年的读书习惯，使他获得智慧，增进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读书与实践密切结合，使他形成了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徐老的文章没有多少名词概念和豪言壮语，而是通过事实本身，生动具体地娓娓道来，让人感动，让人看到读书学习对他一生产生的不可估量影响。有句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从徐老的经验中，庶几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这里使我们不禁作出这样的联想：如果拒绝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这样的人能够侈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吗？我们想，作此反思与自我拷问，也许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吧。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句老话，今天应该赋予它以新的时代涵义。人类历史正进入21世纪，我们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重视学习。对我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人来说，学习当然不是为了做“官”，也不主要是为了做事，而是为了做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新困惑，新矛盾，新课题。人活着总是要想问题。任何时候都需要吸收新的思想养料，用科学理论去解答自己的困惑与疑问，去继续寻求真理，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对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学习是一种生命意义，一种人生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主要是为了做人。至于正处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要做事，又要做人，学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不用我们饶舌了。

徐挹江（1916—2001），山东东平人。1938年5月参加革命，194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鲁西区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冀鲁豫第二军分区朝城大队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一纵一旅宣传科副科长、科长。建国后，历任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副政委，贵州军区政治部教导科科长、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军十二速成中学副政委、政委兼校长，安顺军分区政委，贵州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铜仁地委第二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兴义地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黔东南州委第一书记、州革委会主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徐挹江|活到老学到老——我的读书学习生活

一

作为“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我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个贫民家庭。今天的济南，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山东省省会而蜚声于海内外。然而当年的济南，却是一个因其战略位置重要而成为南北军阀混战、争夺的一个灾难深重的城市，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已久的城市。济南曾先后三次被日本占领，这在我国大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早在1914年10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出兵攻打当时被德国占据的青岛的同时，屯兵济南，并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28年5月，日本军队进攻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屠杀我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当时9岁的我亲眼看见我家房东老太太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死。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下，于12月24日渡过黄河，直逼济南。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队一枪未放便仓皇南逃，几十万济南人民随即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的。可想而知，家境的窘迫，特别是国运的不昌，对于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由于无法从大人那里找到种种令人不解的问题的明确答案，便只有从能够接触到的各种书籍报刊里去寻找了。

我5岁进私塾，一年以后进入正规的小学。可是只读了两年，父亲认为洋学堂不如私塾识的字多，又把我送进了另一家私塾。私塾老师上的课，不外乎《论语》、《孟子》、《三字经》之类。我觉得枯燥无味，唯独对唐诗感兴趣。私塾老先生是一个嗜赌的人，他讲完课后总爱跑到隔壁人家去打牌。趁他不在，我从他的案头上抽一本书来看。有一次抽出了一本木刻印制的《聊斋》，立即产生了兴趣。虽然有许多字句、段落还不太懂，但那里面一个个人、鬼、狐的故事却令我感动。从此，我看闲书的兴趣便被激发了起来。我经常到房东一位老小姐那里借书看，记得有《薛仁贵征东》、《杨家将》、《封神榜》、《济公传》等等。1929年，我进了济南市第三实验小学五年级。在校读书期间，我的数学很糟，考试总不及格，但是其他各科却都不错，特别是作文常名列全班之首。语文老师讲课时，常向我们介绍一些课外的读物，如宋代词人周美成的《玉楼春》、清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集《浮生文记》等。这就使我逐渐从读民间通俗文学的局限中走出来，开始欣赏较为高雅的文学作品了。学校的王校长还专门给高年级学生宣讲冰心的《寄小读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新派文学作品。到了六年级，我读到了更多的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等。

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加上数学太差，我没有考上中学。当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兴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父亲在他那里做了一名大师傅。于是我也跟着去了邹平。在这期间，我经常跑到县图书馆去借书看。那里以新书为主，我读得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从中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还读了120回本的《水浒传》，看到宋江受招安、打方腊、最后队伍分崩离析的结局后，曾难受了好几天。后来还看了诬蔑、丑化梁山好汉的小说《荡寇志》，更生气了。我还第一次读到了进步作家丁玲的小说《水》，以及其他新派作家的作品。那个时候真是太爱读书了，我居然把关于怎么种花、怎么采煤这样的书都找来读。虽然觉得没什么意思，却多少满足了一点求知的渴望。

二

1934年，我回到济南。经人介绍，我到美国人办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做了一名化验员。对我来说，这份工作有好几层重要性：一来使我从此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二来使我能够从每月十几元钱的工资中省下一点来买书，三来使我能够以医学院职员的身份到图书馆自由地借阅各种书籍。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通过读书，逐渐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像当时其他许多渴望新知识的青年一样，我也是从各种文学作品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的。三十年代十分流行的《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向我展现了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曹禺、臧克家、欧阳山、张天翼、蹇先艾等许多作家刻画的现实世界。我对他们的作品从知晓到了解，从了解到喜爱，从喜爱到向往。他们的作品通过揭露旧中国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使人激愤；通过鞭挞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使人思索。在读了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后，我虽然对书中主人公的结局感到不甚满意，但是却也促使我在想：在那造成了种种人间悲剧的直接原因背后，显然有着更为深刻也更为顽固的社会基础。我是茅盾的小说《子夜》、曹禺的剧本《日出》、《原野》等最早的读者。我对鲁迅先生有一种由衷的崇拜感。三十年代是鲁迅文学生涯的晚期（以写杂文为主），但也是他作为革命进步文学的旗手的鼎盛期。对他的杂文的文风和寓意，我当时虽还不完全能够理解，却已经体会到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深层次的忧患。因此，当我读到1936年第11期《文季月刊》为鲁迅先生逝世而出的特刊时，我确实为失去了这样一位青年人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痛惜。

三十年代中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正如后来毛主席指出的，蒋介石搞了两种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军事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而得逞了，其结果便是长征；但是文化围剿却失败了，其结果便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通过这个运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宣传。苏联这个名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但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我却是通过读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了解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毁灭》、《铁流》和《夏伯阳》。它们描写了十月革命后不久苏联红军英勇卓绝的斗争历程和斗争精神，我读过之后除了感到振奋之外，也在遐想：要是我自己能够成为那样一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该有多好！我那时候虽然还远谈不上形成了自己坚定的世界观和革命志向，但是我已经比较明确地认定：苏联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国度。毫无疑问，这种认识的确定，与我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有最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文学作品引导我发生了思想上潜移默化的转变的话，那么，以《世界知识》为代表的有关国际、国内时事问题的书刊则开阔了我的眼界，并最终促使我下决心走上了革命道路。我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世界知识》创刊号的一些内容。可以说，这本刊物是我一生的朋友，从1934年创刊到1937年被迫停刊，我几乎每期必读；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除了“文革”期间关牛棚那几年，我也是每期必读的。三十年代中期，正是国际风云多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酿成的时期。从《世界知识》中，我第一次了解到了当时世界的基本格局：苏联的壮大，纳粹德国的崛起，罗斯福的“新政”、日本的军国主义和西班牙的内战。这本刊物还使我了解到“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这一阶段的中国局势，以及当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经常被这些国际关系问题所深深吸引。在读到一些惊人的事件和有关这些事件的透辟分析文章时，每每有身临其境之感。可以这样讲：如果我后来逐渐形成了某种“全球眼光”的话，那么，这种眼光肯定是《世界知识》最初赋予我的。

那时，我从各种读物的隐讳描述中已经了解到：在中国西部的某个地方，有一支代表广大贫苦民众利益、正在艰苦斗争的政治力量及其军队，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我在天津《大公报》上读到了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才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已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我不禁想起了自己读过的苏联小说《铁流》，该书的内容是一支红军部队在白匪军围追堵截下，经过极其艰苦的战斗最终冲出库班大草原，与大部队会师。中国的红军不也是这样一支伟大的铁流吗？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汇入到那股铁流当中去！

三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济南即被日寇占领。第二次国共合作迅速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高潮。我与其他许多青年一道，在济南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冀南、鲁西与日寇作战。我闻讯后便离开了故乡济南去投奔八路军。几经辗转，在临清县城看到了一则“陕北肤施（即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告示。延安！这不正是中国西北角的那个圣地吗？在当地部队的组织下，我们二百多青年经考试合格后，被录取为“抗大”第五期学员。11月初，我来到了延安。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同时又是丰富多彩和受益多多的。我们要参加各种劳动，如砍柴、开荒、扛粮、烧炭等等。这些劳动既是为了锻炼革命意志，同时也是为了生存。还要参加军事训练。但是在延安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学习。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这些普通学员是没有办法读到很多书的。于是，不断的上课听讲和经常的课后讨论，便成为我们如饥似渴般地学习革命理论的唯一方式。正是在抗大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初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解了我党我军的历史，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和策略。特别使我受益的，是多次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当时一些著名学者的授课。1941年初的一天，我们班的学员搞完劳动后匆匆赶去听毛主席讲课，结果迟到了，已经没了位子。主持人只好叫我们席地挤在讲桌跟前。主席那次给我们讲的是关于抗日持久战的问题。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并且一再用“两分法”对中国和世界的战局进行分析、说明，讲后即席了许多学员提出的问题。由于我就坐在主席跟前，所以我简直就是近在咫尺地仰望着他老人家了。主席那雄辩而风趣的演讲，他那富于穿透力的湖南口音，以及他那斩钉截铁般的手势，使我终生难忘。

我于1940年春从抗大毕业，便立即奔赴抗日前线的鲁西地区，直接分配到了战斗连队。在与日为军频繁的战斗中，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有一次，我们部队突然遭遇汉奸武装“黄纱会”，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在刀光剑影下，敌人尸横遍野，我们很多年轻的战士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自己在战斗中脚部负伤，拼死得以生还。由于作战勇敢，我在火线上入了党。

1941年初，我被调至鲁西军区直属机关宣传部门工作，开始了我的部队宣传工作生涯。1941至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作为宣传干事兼战地记者，主要在基层部队从事思想动员、编发战报、宣传英雄事迹等工作。有时也做一些战勤工作。1942年初，正是莫斯科保卫战的最后关头，全世界都被这场大血战吸引了。当时党中央从延安不定期地向八路军各根据地播发明码电报，通报苏德战场形势。我的工作是把译出的电文编辑好，送给部队。当同志们从我这里得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消息时，我心中那种自豪感简直无法形容。在那些战斗的年月，我一直十分忙碌，同时感到十分充实，手里的笔不断耕耘，写出的报导、文章一篇接一篇。1943年，我们部队来了一位名叫富井和夫的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他是来帮助我们做敌工工作的。在与这位内向、善良的日本朋友的交往中，我们既了解了日本的许多情况，也让他更好地认识了中国。为此，我写了一篇小说《富井和夫》登在《冀鲁豫日报》上，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在反击日寇“铁璧合围”的战斗中，我从前线干部、战士那里掌握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长途奔袭打羊山》、《甘草崮堆突围记》等纪实性报导；我还根据以前读《世界知识》时积累的国际政治、历史和地理知识，写过好多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评论文章，其中时事评论《中东欧向何处去》在冀鲁豫《文化生活》杂志登载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我所在的“杨苏纵队”处在经常的行军打仗中，直到全国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我尽量挤时间读书学习，不断地丰富自己。1946年秋，保卫张家口的战斗持续一个多月后，我军主动放弃该城，转为外线作战。撤出张家口时，正路过一家被丢弃的书店，里面各种书籍甩得到处都是。我尽情地挑选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有关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刊，装了整整一马袋子驮在马背上。在随后的行军中，我读完一本扔一本，直到部队返回冀鲁豫。鲁西南战役结束后，我军挺进大别山。部队行至河南鲁山县城，我用节省下来的津贴匆匆跑到书店买了两本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和《杜勃罗夫斯基》。还有一次，部队路过上蔡县的一所学校，发现里面丢弃了大量书籍，我从中又选取了不少来读。记得其中有两本美国小说，一本是斯坦佩克的《愤怒的葡萄》，另一本是法斯特的《最后的边疆》。

就这样，我作为刘邓大军的一员，从冀鲁豫到大别山，从大别山到淮海战场，从淮海到江南，从江南一直到贵州，双脚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我从事部队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得到了领导和师友们的教诲。我曾先后在姜思毅、康健、赵凤歧等人的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从名牌大学里“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的，在当时部队中是少见的大知识分子。在他们手下工作，既学到知识、增长才干，又学到了人品、提高了思想境界。我与他们的革命情谊保持了一生。

四

我的大半生（整整50年）是在贵州度过的。先是在部队，后来在地方，我在贵州工作过的地区、部门很多，差不多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几十年来，无论是担任军区报社社长，还是做部队政治工作，无论是干工交工作，还是做农村工作，我都不曾放弃读书和学习。哪怕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住“五七干校”那种特殊时期，也认真读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和世界名著。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同我省知识界的交往比较多，结识了许多理论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也许是我早年渴望文学的潜在影响，以及自己多年来读书、写作的爱好，使我对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抱有一种特殊的敬意，想尽量为他们创造比较适宜的创作环境。八十年代初，贵州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占有显要位置，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士光、叶辛、李宽定、顾汶光、孙飞虎等，他们现在还与我保持着个人之间的友谊。现在回想起来,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切切实实地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排忧解难、解决具体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之外，还要在政治思想上满腔热情地关心和爱护他们；要以朋友而不是领导的身份来与他们交往，这样才能做到彼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几十年来，我除了一直保持读书的习惯外，还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自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便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了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是特别能够体会毛主席讲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真理性的。因为调查研究既是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具体体现，也是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水平和能力的有效途径。多年来，特别是在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以后，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或者说我的一个主要兴趣，就是搞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有的是组织上委托的，有的则是我自己主动进行的。我认为，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工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因此就更应当多学习、勤调查，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这么多年来，我究竟在多少地区、部门、企业、学校蹲过点、搞过调查，或听取意见、解决矛盾，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能说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我可以说，在最大限度地做到全面、深入、具体地了解情况，以便为上级组织提供决策依据方面，在尽可能客观、公正、合理地处理矛盾，特别是处理人的问题方面，我是时时告诫着自己的，并且尽力而为地去做了。

我们党正在广泛地开展“三讲”教育。“三讲”的第一讲，就是讲学习。在我们马上就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加强学习，以便提高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的水平，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今天人们的读书、学习条件比起我的青年时代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同志却陷于会议和应酬之中，反而不重视学习，也不重视调查研究了。我想，“三讲”教育的一个目的，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之所以要把自己这么多年来读书学习的经历在这里作一番回顾，除了怀旧以外，也是希望我们的年轻同志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自觉地充实和提高自己，把我们国家、我们省的改革和发展事业推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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