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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7-29 15:28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饭堂人员自我鉴定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作文内容真实、具体、有深度，并能展现你的工作态度和成长：
1. "明确目的和读者对象：" "目的：" 是为了总结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找出优点和不足，明确未来努力方向？还是为了申请晋升、评优，展示自己的能力和贡献？ "读者：" 是直属领导、HR，还是更广泛的同事或上级？这会影响你写作的语气、侧重点和措辞。对领导或HR，可能需要更侧重工作表现和职业素养；对同事，可以更侧重团队合作和互助。
2. "内容要真实具体，避免空泛：" "用事实说话：" 不要只说“我工作努力”、“我态度认真”，而是要结合具体事例来证明。例如，“在高峰时段，我能准确、快速地完成XX份餐食的打菜工作，并始终保持耐心，从未出现重大差错。”“我主动学习了新的清洁消毒流程，并将其应用到日常工作中，有效提升了餐具清洁效率。” "细节支撑：" 描述工作内容、遇到的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时，加入细节能让内容更生动可信。比如，描述如何处理顾客的抱怨，可以写明抱怨的内容、你的应对步骤、最终结果以及从中吸取的教训。 "量化成果（如果

寂寞的先生——追记语言文字学家李人鉴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指出：“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自觉守护与传承文化的“燃灯者”。已故语言文字学家李人鉴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一生埋首典籍勘误辨伪，坚守讲台传道授业，呵护、珍惜中华文脉，堪称后人可学可鉴的楷模。

1994年，李人鉴在瘦西湖。（受访者供图）

上下两卷，厚如砖块，洋洋130万字、1600余页的《太史公书校读记》静静摊开，纸页间星点密布的，是对《史记》逐字逐句的梳爬校勘，每一页都浸透着一位学者的毕生心血，凝结着其校勘功力与独到识见：原书十个字的记载，常牵出数百字的考辨，从字词训诂到文献互证，从语法规律到史例比勘，既有对字词本源的穷究，又有对文献体系的贯通，更有对语法规律与历史语境的勾连……旁征博引、精彩纷呈的校语，织就一张密网，将千年传抄中的疏漏讹误逐一打捞，也为后来者对《史记》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津梁。

这是语言文字学家李人鉴先生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是他最厚重珍贵的身后之物，却也只是其学术生涯的冰山一角。

更多未能付梓的手稿堆叠于柜中——《左传辨伪》《史记十表考证》《史记语法概要》《〈商君书〉校读记》《关于汉墓帛书及汉墓竹简中的假借通用字》《现代汉语语法浅见》……

2004年初，李人鉴在病床上叮嘱女儿女婿，“把这些都献给国家吧”。

那是他去世的前一天。

21年后，我在人鉴先生女儿李玲家中看到这摞手稿，不同年份的16开纸张以棉线分册装订，摞起来高过手掌。每一册都按图书的体例编排，目录清晰，有的还附有前言后记。边角微卷，泛黄，甚至霉斑点点的纸页上，挤满整齐而小如蚁群的字迹，其中部分书写在旧试卷、旧讲义背面，有几册手稿拿使用过的牛皮纸信封作了封皮。

“他最后留下的基本就这些东西，手稿和几柜藏书。”先生的女婿刁九国算过，这些遗稿有上百万字，大都是古籍校勘专著及部分语法研究著作，李人鉴几乎没写过多少关于自己的文字。

对很多人来说，这位不为世人熟知的学者是一个谜。

他倾注毕生心力的研究艰深生僻，且需要旷日持久的苦功。为专心治学，他选择过一种孤静的生活。在原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前身院校之一）执教的31年里，李人鉴离开家人，在学校宿舍独居了30年。留给旁人的印象，是一个除了教书，便从早到晚埋首书案读书、著书的身影。

他“活跃”的样子只出现在讲台上，被一届届学生共同定格在记忆里。做学者，他全力以赴治学；当教师，他倾尽全力授课。有学生形容台下沉默寡言的他，一站上讲台就“判若两人”。

李人鉴的语法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多次受到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关注和赞赏；他的古籍校勘成果也获得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古典文献学家徐复的肯定。

但因主题冷僻、出版难度高，他的书稿始终难以付梓。

李人鉴何尝不清楚自己的研究难有“市场”，但他笃信这些工作的价值。于是，他一如既往地，坐在书桌前，一本一本写，一写写一生。

少有人真正了解他。李人鉴不善言辞，不喜热闹，不涉娱乐，与人相交“淡如水”。但直到他离世2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不时念起：瘦西湖畔有过一位埋首古籍、皓首穷经的学者，一位倾心讲台、桃李芬芳的老师。

他活得安静，却留下长长的回声。

师范

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但72岁的于广元忆及李人鉴给他上的第一节古代汉语课，一连说了三遍“印象非常深刻”。

彼时，他们1978级160多名学生上大班课。课前几分钟，一位个子不高、不苟言笑的老先生走进教室。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头两批学生，求知若渴，对老师上课的水平还有些挑剔。一开始，对这位老先生不了解，觉得他其貌不扬。”于广元回忆，“可是上课铃一响，李老师一上讲台，那种精神抖擞！那种抑扬顿挫！60多岁的人，不用话筒，不喝一口水，一直站着讲，可以说是把全身气力都投入到上课中。”

后来，于广元从同为李人鉴学生的一位师长处得知，这是“我们李老师上课一贯的风格”。几十年如一日，他站上讲台，就“以十倍精神”竭力授课，毫不惜力。他的课，因此被一届届中文系学子念念不忘。

有1960级学生记得，李人鉴给他们讲现代汉语语法课，生怕坐在大教室后排的学生听不清，上课时，仰起头，拼命提高嗓门，像“小喇叭”似地高声讲。他又不停走动，书写板书，炎炎夏日，身上的白汗衫湿透了，甚至脚边都洇着汗水，可“老师还在很努力地提高嗓门讲课”。

因为这水淋淋的汗衫，哪怕想开小差的学生也都安静地听讲。

1958级学生回忆，当年，学生们下乡劳动，李人鉴提着块小黑板跟着一起下乡，学生走到哪他跟到哪，见缝插针，在田间地头坚持教学，“敬业执著，实为罕见”！

除了尽心尽力、极致认真，学生们还常常提到李人鉴授课的另一特点——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无论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都能讲出自己的研究所得和独家见解。

“尤其是选修课，讲的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一句空话。”最令于广元难忘的，是李人鉴尊重但从不迷信名家，对权威观点也敢于提出异议、直言批评，且言之有理。“学生一听不得了！我们那时很崇拜一些名家，听李老师这么讲课，真是振聋发聩，很启发思考。”

私下里，学生们议论老师的学问。有人发现，李人鉴从1957年起就在语言学权威期刊《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论文；还有人在学校学报上，翻出不少他写的语法研究、古籍校勘和考证类文章。大家陡生敬意。

再往后，他们又得知，李人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第一篇论文后，就收到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信，称赞他的文章是“久未遇到的好文章”。此后，吕先生数次邀他参与学术界对汉语语法的大讨论。上世纪70年代末，吕叔湘写作《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时，还特地将初稿打印本寄给李人鉴征求意见。

大学毕业后，于广元留校任教。按照系里“老带新”规矩，李人鉴成了他的指导老师。他说，那段时光让自己受用终身。他刚开始备课时，李人鉴为他的讲稿把关；他登台试讲，李人鉴端坐台下凝神细听。

“像李老师这样认真严谨的人，做指导老师是绝不会敷衍的。”于广元说，“他话不多，但找他请教，他一定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地你。”

如今，于广元已记不起李人鉴具体传授过什么“为师之道”。“他不用说什么，跟着他，看到他的为人为学，你就知道当老师该有的样子——他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无须多言，身影自成标尺。或许，所谓的“师”与“范”就是这个样子。

苦乐

1974年，中文系大一学生班吉庆带着自己写的古汉语语法论文，寻至李人鉴的居所请教，“实在想不到这就是大学教师的住处”。

时年60岁的李人鉴住在学校宿舍楼的一间阁楼里，只有七八平方米，低矮狭窄。屋内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衣箱，和四处堆叠的一摞摞书。

班吉庆后来与李人鉴成为同事，逐渐了解到那间陋室背后的坚持——学校多次劝李人鉴把泰兴老家的家人接到身边，这样可以分套大些的住房，家人也好照料年事渐高的他，李人鉴总也不肯。从42岁调入，到72岁临近退休，他在学校宿舍独居了整整30年。

“他怕师母来了，家里琐事多，浪费时间。”班吉庆太清楚李人鉴的执拗，“李老师最怕的就是浪费时间。他治学特别刻苦，你去找他，总能看见他坐在桌前看书写字。我接触过不少高校里的老先生，没见过谁像他这样刻苦，过得像个苦行僧。”

“寒暑假他才回家，回来也不休息，除去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写东西。”李玲的记忆中，父亲的时间表里从没有“松弛”二字。

“他是个有坚强毅力，甚至有些固执的人。”刁九国说，“对学术研究，他长期坚韧不拔地走下去，丝毫没考虑过如何让个人生活更愉快、更轻松些。”

课堂上全情投入地讲授，书桌前不动如山地钻研——李人鉴的世界里，似乎只有这两件“正事”。除此之外，一切能省则省、能简则简。

他后来搬到学校南宿舍的一处平房，走路去食堂不到5分钟。但为节省这几步路和排队打饭的时间，每天中午，李人鉴都会早早去食堂买回6两饭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中午吃一半，晚上用热水烫烫或者用小煤油炉热热，吃另一半。

班吉庆曾问李人鉴为什么不在食堂吃饭，“浪费时间”，他。为多看几页书、多写几行字，他宁愿吃几十年“残羹冷炙”。

令同事、学生们印象深刻的还有李人鉴的作息：每一天，他都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表，准时准点到可以媲美哲学家康德。

据传，康德作息规律有如机械，邻居们甚至能根据他出门散步的时间校准自己的表。李人鉴每天早上5点起床工作，晚上9点熄灯睡觉，不止一个邻居向李玲和刁九国感叹，看见李老师在做什么，就知道现在几点。

当年，还是高中生的赵非住在李人鉴南宿舍的房子对面。因为冬日赖床，父亲以“朝五晚九”的李老先生为榜样教育儿子。“我心里有些不信，便有心一探究竟。”30多年后，赵非在文章中回忆，自己为此特意起了大早，对着手表观察李人鉴几点起床，发现果然如父亲所说，“但还是有些不服气，又连续观察了几天，确实天天如此”。

“我们都非常佩服李老师的刻苦治学。他起点不高，高中师范科毕业，1936年曾入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可能因为抗战爆发，1937年就中断了学业。调到高校前，他一直教中学，却凭着自学成才，在语言研究和古籍校勘上成就卓著，自成一家。”在班吉庆看来，李人鉴的学术成就全靠他苦行僧般的苦读与钻研。

他那篇被吕叔湘赞为“久未遇到的好文章”的论文，研究的是家乡泰兴方言动词的后附成分。“别人也会说方言，但李老师就能思考钻研，总结出规律。”

不久前，为写纪念李人鉴的文章，班吉庆费了不少力气购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据当年书讯，这是首部介绍我国现代语言学家学术成就的工具书，收录了从1898年《马氏文通》到1980年代的216名现代语言学家。“都是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我们李老师也位列其中。”

李人鉴《左传辨伪》手稿。除署名外均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

时间，是李人鉴为数不多因而格外珍惜的全部本钱。为完成一些想做的事，他为自己选择并坚持了一种节制、清苦而纯粹的生活。

治学之外，李人鉴没有什么爱好。他不抽烟不喝酒。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他不参加主办方安排的考察等活动，独自待在屋里看书。他也看不懂电视剧，觉得剧里人物个个都长得很像。

“但李老师从没讲过感到生活单调这类话，在我看来，他是甘于这样、乐于这样的，苦中有乐。”于广元说。

班吉庆亦有同感：“每个人都觉得他过得太苦了。哪有苦到这份上的？可他自己不以为苦。只要不打搅他，给他时间，让他把想做的事做完，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其实，他一生都在做自己爱做的事。”班吉庆说，李人鉴身上有一种对学问的痴迷与热爱，“我们现在做研究，还有多少人有他这样的精神？”

许多年过去，校园几经焕颜。行走于今天的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刁九国指着校东门附近的一片青翠林木说，这个位置就是李人鉴住过的南宿舍。曾经，就在这里，每天清晨5点，一盏灯总是早早亮起，从未缺席。

志趣

1929年的无锡，15岁的高中生李人鉴攥着节衣缩食攒下的五块五角钱，从书坊捧回一套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家里并不宽裕，父亲得知此事，带着嗔怪叹道：“这能买到上石的粮食了！”

有些志趣，立下就是一辈子。彼时，没人知道，捧着书的这双手，未来还要翻遍数千册古籍，要花无数个日夜伏案写作，在稿纸上留下数百万字的校勘考订，从青年写到暮年。

各类典籍中，李人鉴尤其钟爱《史记》，说自己“真有点入迷”。见到历朝历代的注本、异本，或抄或买或借或复印，总要想法子一览为快。

比对各版《史记》与《左传》《汉书》《竹书纪年》等其他史籍，李人鉴逐渐发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经两千多年传写、翻刻与增删，在传本里存在不少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

他感到有必要做一番校勘考证、辨伪存真的工作，自信可以通过一番努力，为后代留下一部更可信的《史记》。

1936年，22岁的李人鉴开始撰写《太史公书校读记》。凭借语法研究上的专长，他逐字逐句地从古汉语语法和司马迁撰述体例两方面入手校读，日复一日，像擦拭一面蒙尘古镜，细致入微地尝试恢复这部传世典籍的本真。

例如：《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有一句“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李人鉴认为，“俱死”前的“赵”字“乃后人所妄加也”。

“赵”是国名，国当以存亡言，不当以死生言。他接连举出《史记》里《伍子胥列传》《张耳陈馀列传》《儒林列传》等各篇中“俱死”的用法，指出《史记》中多次出现这个词时，都是形容人跟人同死，没见过形容“跟国家一起死”的。

他又对比《项羽本纪》“与俱去”、《楚元王世家》“与俱西”、《范雎蔡泽列传》“与俱来”“与俱归”等相近句式，进一步佐证“与赵俱死”应当是“与俱死”。

这样“以本书校本书”，极具见识与说服力的例子，在《太史公书校读记》中不胜枚举。李人鉴曾自评这部著作的特点为：“主以本书校本书，亦旁及于《汉书》《汉纪》《新序》等书。”

如此深耕细作，从繁杂的历史文本中梳理脉络、辨析讹误，既要对《史记》本身了如指掌，又要对相关史籍的异同烂熟于胸，考虑到工作量之大、难度之巨，这注定是漫长而艰苦的劳动，需要一些大无畏的执着，也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心性与不计回报的坚守。

李人鉴留下的部分藏书。

在战乱动荡中，李人鉴耗费十年完成初稿，又以近40年光阴反复打磨，终于在1985年，他71岁那年，给这部130多万字的巨著定稿。

写于1984年末的序言里，他留下了少有的自白。回顾了年少时对古籍的兴趣，校读《史记》过程的坎坷辛酸，对清代学者张文虎的校勘成果及中华书局1959年《史记》点校本的看法……袒露自己青壮年时，“确实是很有一点雄心壮志的”。

他对《史记》《春秋》《左传》《尚书》等典籍都有著述计划，单是《史记》，除了校读记，就还想写成《史记读法略例》《司马子长年谱》等。后来，他也按部就班地付诸实践，完成了计划中的部分著作。

但在年迈体弱的当时，他首先想把《太史公书校读记》加以完善，贡献给读者，否则——“我将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的父母妻子，更对不起祖国和人民”。

他盼着这部书能为未来的《史记》新注释本铺砖添瓦。“如果客观条件许可的话，我将不惜残年余力，为《史记》新注释本的早日出现再作一番努力。”

沉显

班吉庆记得，1985年左右，李人鉴开始为《太史公书校读记》一书联系出版，但屡屡碰壁。原因如出一辙：书的体量太大，读者群太小，印出来难免赔本。

有出版社建议李人鉴把书稿删到20万字，他当然不肯。也有出版社提出收费出版，他愿意贴补，可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看着老师日渐佝偻的身影，班吉庆跟着着急，提议求助于媒体。“我先征求老师的意见，他说可以，试试吧，别抱太大期望。”

出乎意料的是，1988年7月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步播出了班吉庆的读者来信：《“一百万”字嫁不出去，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编辑在“编者按”中呼吁人们关注这种现象，批评出版机构无视社会效益，对难以挣钱的学术著作慢出版、少出版甚至不出版的做法“于国于民危害甚大！”

“嫁”不出去的“太史公”，引得全国多家出版社关注。可当他们远道而来，见到那字迹细密、内容艰深，连誊抄一遍都很费力的手稿，又都打了退堂鼓。

这样的波折反复上演。李人鉴也不免感到悲观迷惘，但他依旧坐在书桌前，他要写的书还有许多。

他告诉关心书稿出版的人们，就算书出不了，校勘古籍这件事他也要继续做，好好做。

“他知道写这些没什么市场，但一方面，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些书对国家、对后人是有价值的。”刁九国说。

李人鉴跟刁九国和李玲讲过，他不是不能研究别的，甚至可以写一本《李老师讲语法》，“但写那些没有意思”。他说自己年轻时，就踏上古籍研究这条路，不想半途而废。

1994年，出于对李人鉴著作学术价值的认同和对他的敬意，甘肃人民出版社提出，赔本也要促成《太史公书校读记》的出版。其后5年，编辑们反复校改清样、与李人鉴沟通书稿疑难，终于在1998年10月，将此书印行面世。

这一年，李人鉴已经84岁了。距离班吉庆那封投稿信的发表，也已过去了整整十年。

班吉庆回忆，《太史公书校读记》一经问世，便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细致的文本校读，赢得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赞誉。

曾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辞海》编委等职的语言文字学家徐复评价：“作者耽思傍讯，每释一义，如老吏断狱，皆当于理。读之者如入宝山，乐而忘返，诚近今之绝业矣。”他特别指出，李人鉴据语法以释文意的专长，“清人不及也”。

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茅家琦“读了李教授这部大作，深感其学识功力之深厚，见解之精辟”，称赞此书“的确是集前人之所长，纠前人之所不足”。

文史学家卞孝萱、安平秋等也对这部书予以高度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吕叔湘曾建议李人鉴将《太史公书校读记》与其另四部书稿——50多万字的《史记十表考证》、20多万字的《史记语法概要》、10多万字的《史记索隐单行本校读记》和20多万字的《司马子长年谱》，合在一起，出版为《史记研究五种》。

遗憾的是，这至今仍是纸上构想。他的其他书稿依旧束之箱底，等待被看到。

刁九国曾劝李人鉴找找人，比如跟吕叔湘提提，李人鉴摇摇头。又有朋友出主意，让李人鉴找自己学生帮忙，他的学生里不乏各界英才。

“他说我不找。我不能上了个课，就用这个身份去求人办事，让人家为难。”刁九国回忆，“他心里其实很想把书出版，他觉得这些东西对祖国的文化传承、对未来的研究，一定有用途。如果出版社都不要，他说就交给国家。直到临终，他都是这个想法。”

2004年，李人鉴离世。两年后，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团队，启动了对1959年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工作。2013年，修订本《史记》出版，增加校勘记3400余条，完成实质性修订1300多处，其中明确采纳《太史公书校读记》的校勘意见数十条。

《史记》修订工作负责人赵生群教授评价：“《太史公书校读记》对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具有启发意义，尤其在文本断句、异文取舍上提供了可信条例。”

班吉庆认为，李人鉴的《史记》校勘成果被权威最新整理本采纳，正是其学术价值最直接的体现。这部著作不仅对《史记》的研究与整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更为后世的《史记》研究及古籍校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范例。

把李人鉴的手稿码整齐，用报纸包住，再用绳子仔细束起，刁九国说：“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希望有一天能把他留下的书稿出版，哪怕只出一两本。”

据扬州大学介绍，李先生的未刊著作已列入该校2022年“文脉工程”项目，项目名为《李人鉴文集》，由扬州大学文学院朱岩教授负责整理，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因整理难度等客观因素，人们仍在默默等待，期盼这份沉寂多年的学术遗产能早日问世。

镜照

刁九国曾问李人鉴，他的名字有什么来历。李人鉴说，“鉴”就是镜子。唐太宗怀念魏征，感叹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人鉴’，就是以人为镜，做人行事要端正，给人家树个榜样，成为助人知得失的镜子。”

李人鉴的确像一面镜子。在他离开多年后，人们想起他，不止为怀念，也是为照见。

在班吉庆看来，回望李人鉴的学术人生，回望的不仅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教授的个人成就，更是一种可贵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看到李老师，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我总在想：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后来人又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他的认真教学、勤勉治学影响了我一辈子。”于广元说，“现在这样的老师怕是不多了，所以更应该让大家知道他、了解他。你真正要做学问、做老师怎么做？以人为鉴，有李老师可以借鉴。”

刁九国的印象里，李人鉴很少对子孙讲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但我们都清楚他的主张，就是人要有坚强的毅力，要不遗余力去追求”。

校的是古籍讹误，磨的是人心浮尘。这面用一生擦亮的“镜子”曾照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沉潜之志，传道授业的赤诚之范，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中绵延的根脉。

他静静等待着每个愿与之对照的人，也无声叩问：该如何守这份“志”，承这份“范”，护这脉“根”？

扬州大学文学院办公楼墙上的李人鉴纪念牌。

今天，扬州大学文学院办公楼一楼的灰砖墙面上，悬挂着建校以来，文学院“十大名师”的纪念肖像。其中，以“人鉴”为名的李先生平静地注视着前方。

下方走廊上，年轻师生往来穿行，步履匆匆。偶尔，有人会驻步抬头，仔细看上一眼，再继续走下去。（记者 王京雪）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校园外卖的“最后一公里”，卡在哪里？

堆放在校园门口的外卖。资料图

“真的崩溃了，在外卖取餐点等了快50分钟，不知道自己点的外卖到底送到了哪里！”

今年6月，西南地区一所大学的学生李甜，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自己校内点外卖的经历，一时引发共鸣，评论区上百条评论，多称有过类似经历。

李甜说，她和室友已多次遭遇外卖丢失。她所在学校限制校外骑手进校园，外卖由校园骑手接力送至校内取餐点，但却不时出现混乱。

外卖骑手能否进校园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不少高校认为外卖骑手会影响校园秩序，易引发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人员聚集的校园拥有大量的外卖需求。此前，因一些高校禁止外卖进校园，外卖堆放在校门围栏、栏杆处，反而引发更多问题。

校园送餐群、小型校园外卖平台和学生兼职跑腿等服务随之出现，有高校甚至曾拟尝试校办企业有偿承接转送，因争议较大被叫停。而较大的外卖平台，则相继上线了“校园送”服务。

即便如此，网络上高校学生关于外卖配送的吐槽仍不少见，校园外卖还是不时卡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出在哪里？

2023年8月14日下午五时，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东一门中转点。澎湃新闻记者 蔡季 资料图

丢失的外卖

今年大四的李甜记得，她刚读大学时，校园骑手就已经存在。大一时，她很少点外卖，那时外卖可以送到寝室园区楼下。有了“校园送”之后，外卖取餐点设置到了校内一个小广场上，距离她的宿舍大概100米。

李甜称她和三名室友今年已丢过四五次外卖，“都是奶茶”。外卖丢失后，校园骑手跟她们说：“你们去找商家，让他们给你再送一杯。”但她和室友嫌麻烦，“只能自认倒霉”。

找不到外卖，李甜有一个舍友曾想要查监控。取餐点的小桌子上有一个小型监控设备，但她们却被告知无法查看监控。

同样的事情曾发生在彭馨身上，她在江苏南京一所高校就读。今年5月的一天，她于傍晚6点20分在一家外卖平台上下单了某餐厅的炒饭。该订单显示支持校内配送至宿舍楼下，于是她便安心在教学楼写作业。

7点55分许，订单显示已有校园骑手进行配送。5分钟后，她从教学楼回宿舍，在宿舍楼下外卖架上寻找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外卖。

不一会儿，有一位校园骑手过来配送，提醒她和其他同学说，因为下大雨，很多外卖包装上的订单纸条都已丢失。加上“爆单”，忙不过来。学生要等很久，也不一定能等到。

彭馨决定放弃等外卖，先回宿舍吃个苹果充饥。其间，她多次尝试拨打平台上显示的校园骑手电话，但每次都显示“该号码正在通话中”。

到晚上9点，她再次下楼查看，仍然没有自己的外卖。于是她又点了一份麦当劳，半小时后下楼取餐时再次查看，还是没有找到第一份外卖。

恰逢有两三个校园骑手带着一大箱子外卖过来，向等待外卖的学生说，这些都送不了了，你们随便选，想吃啥拿啥。

彭馨仍不死心，和其他几位同学在外卖箱子里扒拉半天，还是没找到她最初点的炒饭。“外卖小哥还说，你们可以叫上你们的同学、舍友啊，都来拿点吃的，反正也送不到了，多拿点就少浪费一点。”彭馨心想已经拿到麦当劳了，自己好歹有吃的，最后她没有拿别人的外卖。

校园骑手告诉她，“没拿到外卖的话会赔。”她当时想，是不是赔的钱是公司，所以骑手们才表现得这么轻松。回到宿舍后，她在外卖平台上申请退款，很快顺利收到了退款。

虽然有不愉快的经历，但彭馨还是避免不了点外卖，“天气太热了，实在不想出门”。她之后点餐会注意天气，如果下雨，她就不点了。

一名北方的在校大学生告诉澎湃新闻，在他的学校，校外骑手将外卖转交校园骑手后，也经常出现外卖超时甚至消失的情况。

他在外卖平台点餐后，只能联系上校外骑手，无法联系上校园骑手。有的平台提供校园骑手的联系方式，但无法确保给出的联系方式就是实际取餐的校园骑手的。

因此当出现订单在平台上显示送达，实际上却未送达的情况时，他联系不上人，也无法退款，自己只能吃哑巴亏。

上海交大东一门外卖中转站。澎湃新闻记者 蔡季 资料图

不同身份的骑手

高校出于安全有序等考虑限制外卖骑手进校园，“校园送”、“校园接力送”便是交接校外外卖，将外卖送到校园内的中间环节，因此区分出了校外骑手和校园骑手。校园骑手中，有外卖平台派驻的骑手，也有专门的校内配送团队、学生兼职等。

在所在学校的外卖取餐点，李甜经常看到三四名校园骑手坐在那里，人员不固定，有几个是负责开车送外卖入校的，他们穿着比较休闲随意，没有制服。

据她了解，校外的外卖骑手是在校门口跟校园骑手交接的，由校园骑手将外卖送入校内外卖取餐点。有几次，李甜去取外卖时，看到校园骑手们刷着短视频，让大家自己找外卖。

“校园接力送”要求校外骑手需要送到接力送交接点，再由校园骑手配送。这时，校外骑手可能也要承担不确定的隐性成本。

河南的校外骑手吴立说，一天中午11点19分，他在餐厅取到餐品，平台要求他40分钟内将餐品送达一所大学的西侧栏杆处。

11点55分，吴立赶到接力送站点附近，此时已经过去了36分钟。他在校园外沿着栏杆走来走去，没看到醒目的交接点标识，也没见校园骑手。拨通对接人的电话，对方只是重复着“这有人，这有人”就挂了，没说具体位置。

“搞得和特工接头似的。”吴立沿着栏杆往前走一段，注意到有其他外卖员的电动车停着，往绿化里探去，看见一块纸板卡在栏杆后，上面写着“配送接力点”。纸板旁边的人问他是哪个平台的，并接过了餐品，指了指放在栏杆上的手机，让他扫码完成交接。

但半小时后，系统显示已移交接力点，却没有显示完成，也没有给他派新的订单。到了12点41分，系统才显示送达。总耗时91分钟，超时49分钟。吴立终于拿到这一单的配送费，5元，比直接送达学校的单子少了2毛钱。

28岁的汤伟在杭州的某大学校园里做了半年的驻点校园骑手。

汤伟介绍，他此前两年在外卖行业做过，所以轻松通过了校园站点的面试。

先后当过校内外的骑手，他对比二者，认为校园骑手需要对接的事情相对简单，但校园骑手的工作并不轻松，更加枯燥乏味。

他所在的学校共有35栋学生宿舍楼，无论刮风下雨，他一趟拉五六十单，得不停地往返，一直干到晚上11点多。汤伟称，他最多一天送过500多单，每单大约能赚上一块钱。

偶尔，如果送餐晚了，汤伟也会接到投诉。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对他来说客户都是一样的。只要他把外卖完好、准时送达，一般学生不会投诉。据他了解，他所在的学校里面，校园骑手都是平台派驻的全职骑手。

送餐途中难免发生意外，有时候下雨天骑车会摔倒，只能由他个人承担损失。汤伟说，通常他会先给学生打电话，说自己摔倒了，可以的话就加个微信，他把钱赔付掉。“学生一般都比较理解，不会投诉。”他说。

在校内，汤伟和其他校园骑手既没有指定的休息场所，也没有多少休息时间，“有餐就得来回送”。大多数时间，他站在校门附近规定的地点等待餐食送达，没有订单时，他也守在那里。

汤伟说，平台有为他购买保险，相对有保障，但他打算7月做完就改行。

堆放在校园门口的外卖。资料图

如何送好“最后一公里”？

大二之后，李甜搬了宿舍，离食堂更远了，点外卖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但学校要求统一将外卖送到一个集中点，由学生自助取餐。

整改之后的冬天，李甜看到，为了去集中点拿外卖，很多学生穿着各式各样的睡衣，在园区里来回穿梭。她说，本来点外卖就是为了方便，但现在她感觉并不方便，外卖要提前一个小时点，到了之后，从寝室到外卖取餐点，来回要走几百米。

而且李甜发现，没跟校园骑手合作的商家，外卖配送时间特别长，“有的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校外骑手在交接后会提前点送达，“没办法得知进度，只能干等”。

有几次，她点外卖，校外骑手告诉她，送不进去，如果进去要交三元给校园骑手。她觉得不合理，通常四五公里的路程外卖费才四元左右。“外卖软件上要配送费，校园骑手还要配送费，外卖还不能送到楼下。”她在学校系统里投诉过，但一直没有回应。

李甜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后，一名外卖骑手回复她说，其是众包骑手，订单分两种，第一种地址是在校园接力点，这种不用额外付费；第二种地址在学校内部，这种需要额外给校园骑手3元。

此外这名骑手表示，自己也经常问学生客户要钱，比如三块六的配送费，如果交三块给校园骑手，他只剩六毛。通常是系统强制派单，学生只要点支持校园送的商户，不用额外支付费用就能取到外卖。

南京工业大学的刘世伟在论文《高校校园外卖现状及其管理对策研究》中提到，虽然校园外卖为在校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在监督和管理方面还存在漏洞，也产生了食品安全难以保障、经常发生外卖丢失、给校园治安管理带来极大挑战等问题。

对此，他建议学校管理部门、在校师生、外卖平台及商家、相关监管部门承担相应义务，相互配合，营造良好的校园外卖环境。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王龙凡在其论文中给出的对策是，创立学生骑手配送模式，利用身份优势可以保证外卖及时准确送达，但该模式下存在学生骑手的安全、运营成本问题。因此需要学校、外卖平台及社会各方不断努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解决该模式运营存在的问题。

彭馨最开始是从小程序上得知校园送。但是她很少使用，因为没有在上面找到自己喜欢吃的商家。而且有时间限制，午餐和晚餐各送两趟，其他时间不能配送，不过通常比较准时。

据她所知，她所在学校还存在其他校园配送方式，比如一些商家有自己的小程序。她看到过有面包车大批量配送外卖，而不是像一些外卖平台由一个个骑手骑电瓶车配送。

去年，一家外卖平台正式上线“学生版”，配送主要采用商家自配送和学生兼职配送的形式，给在校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此外，针对部分学校，还有骑手驻点。

彭馨发现，较大外卖平台的“校园送”模式，通常由校外骑手送到交接点，再由校园骑手进行接力配送。一些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校外骑手的具体位置，只是一旦校外骑手将外卖送到交接点，订单界面就会直接显示配送完成。

她说，之后的校园内部配送情况看不到，只有短信告知她外卖被交给校园骑手了，快送到的时候骑手会再发短信和打电话，还算是准时的。

不过，自从那次外卖丢失后，她没有在大雨天点过外卖。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实习生 周吴越

来源：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