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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电影所以受苦也是快乐

由左至右：徐展雄、钟楚曦、藤井树
藤井树作为资深影评人，曾成功打造自媒体平台“藤井树观影团”，她对电影市场与观众有着独到的见解与敏感度，转型电影策划人的作品《七月与安生》同时收获了口碑与票房，成功实现了市场导向的项目开发及运营思路。她担任制片人的新片《荞麦疯长》入围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并已于日前在院线上映。
因《东邪西毒》爱上电影
组织“藤井树观影团”
印象中真正爱上电影，应该是1994年，我去影院看了王家卫的《东邪西毒》。1999年，我以“藤井树”这个ID活跃在BBS论坛“电影红茶坊”。这个名字来自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当年我也想找到网络世界的另一个“男版藤井树”。比“电影红茶坊”稍晚，还有西祠胡同的“后窗看电影”，都是电影爱好者聚集地。我不是电影专业出身，不懂技术，更没拍过电影，写下的那些关于电影的文字，全都是关于我自己的悲喜起伏，感动或者厌恶。或许那些都不能叫做影评，称为观后感更合适。但这并不妨碍我热爱电影，并且这辈子都会一直爱下去。
2011年3月26日“藤井树观影团”宣告成立，首场活动放映了蒋雯丽的导演处女作《我们天上见》，蒋雯丽为此次活动特地录制了视频，讲述她拍摄影片的初衷和拍摄过程中的种种感受。我记得那天活动共来了近300位影迷，都是从都市客网站的“藤井树观影团”聚集而来的。
爱电影，看电影，聊电影，是“藤井树观影团”的原则，片目选择没有限制，唯一的标准就是好看的国产电影，那时候我们希望用这个平台把真正好看的国产片推荐给更多爱电影的朋友们。每场观影除了观众以外，也会导演、制片和演员到现场，请他们现场感受观众的反响，电影中哪些地方让观众兴奋，哪些地方不能被接受，哪些地方无动于衷。
我做观影团，每周都在跟观影人群做亲密接触。观影团在观影后会现场打分，打出来的分还是很客观、很直接的，可以反映一个影片的好评度。通过观影团，慢慢地我觉得可以洞悉市场变化，掌握每个阶段的受众喜好。这些年来，“藤井树观影团”每年线下观影超过30场，和同名电影公众号形成了线上线下一定规模的互动。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正式涉足电影行业，成为了电影策划人和制片人。
大学时我喜欢安妮宝贝的小说，2013年我想做电影，头一个就想到了《七月与安生》。我通过邮件找到安妮宝贝，想和她买下版权，没想到她知道我，最后她以一个低到不可思议的价格把版权卖给了我，于是就有了周冬雨与马思纯主演的《七月与安生》，我是那部电影的策划人。
《荞麦疯长》诞生
偶像演员梦幻组合
《荞麦疯长》是我第一次担任制片人的电影，说起来，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真可谓历尽艰辛，一波三折。如今回想“荞麦”播种的缘起，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2017年我独立创业，成立“井树文化”，一方面想做些有挑战的事，更重要的是，创业能够带给我更大的创作自由，对项目有更大的自主性。我并不想做艺术性的小众文艺片，而想走主流商业片的路径。我觉得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第一个项目是想把我自己十几年前的一段个人往事拍成电影。我能想到最好的编剧人选，是认识多年的好友徐展雄，他是我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师弟。徐展雄听完我的故事，很快写了一个大纲发给我。看过之后我觉得，这哪里是我的故事，分明是他的人生，充满了男性视角和他个人的生命感悟，跌宕起伏，有着繁盛的生命力。当即决定，我们要用这个故事报名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
其间徐展雄一直在改稿，同时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由他本人来担任导演。尽管徐展雄之前导演经验不多，但我看完《荞麦疯长》的故事大纲后，我知道，这个故事只有他才能驾驭。
《荞麦疯长》遇到的第一个伯乐是管虎导演，当时他担任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评委会主席，我们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奖：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最具创意项目”。随后，《荞麦疯长》找到了监制陈正道。马思纯之前与我合作过，所以又成为我们第一个确定的主角。这时候是2017年年底，经过陈正道的引荐，我们又找到了第一男主角黄景瑜。我和徐展雄在北京见他时，《红海行动》还没上映，《结爱》也还没有播出，我并不知道黄景瑜有多红。接着还是陈正道牵线，我们很快找到了另一个女主角钟楚曦。在《芳华》上映后她迅速走红，各种机会摆在她面前，可她依然坚持选择自己最有认同感的剧本，这令我们感动。
《荞麦疯长》形成了梦幻般的演员组合，也符合三个人物的定位。马思纯自己选了云荞，她是安徽蚌埠人，也是从小地方到大城市，她跟我们聊了很多，她对云荞有很多感情。李麦本身学舞蹈出身，钟楚曦也是舞蹈出身，在电影中，李麦去应聘舞者工作，她跟老板说，我从7岁开始学舞，从县城舞蹈团一直跳到海城的舞蹈团，民族的、现代的，什么都会跳，这也是钟楚曦本人的经历，可能她自身成长经历和李麦是重叠的。黄景瑜是东北小地方出来的，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上海打拼，没成名之前有过一段非常艰辛的日子，这个经历也与剧中人物的经历契合。所以他们三个人对角色都是感同身受。
我们的幕后班底也很厉害，许芳宜老师是现代舞大师，在《刺客聂隐娘》里她演了舒淇的师父，我们很幸运把她请来担任《荞麦疯长》的舞蹈指导。钟楚曦在《荞麦疯长》中表演的舞蹈都是许芳宜老师编的，这也保证了影片在舞蹈部分非常有质感，舞蹈场景不止一段，包括康康舞、探戈、现代舞，让人赏心悦目。
2018年5月开机，拍摄时历尽艰苦。记得那个雨夜，钟楚曦赤脚在上海山西路桥上独自跳舞，大雨滂沱，跳到天亮。记得黄景瑜杀青的那晚，台风过境，全组人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拍到几十个灯泡全报废。记得王砚辉老师在湖州荷花池摔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浆；记得在重庆的烈日下，高叶狠狠打在李解脸上的巴掌；还有义不容辞跑来帮衬的张建亚导演，为了三分钟的戏，连续两天，每天苦等五个小时……
《荞麦疯长》在人物命运框架下
展现上世纪90年代时代变迁
《荞麦疯长》从策划开始，就不是典型的青春片，我们想要做得更深层次一些，它的主题是命运，在命运的大框架下，又结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代变迁，结合了人的境遇和状态。这里面有关于青春的蜕变、成长的疼痛；关于背井离乡、追逐梦想；它是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它足够真实，又无比梦幻；它犹如一首寓言，映照出你我的人生；它让你感同身受，让你唏嘘不已。我们有一句宣传语：“这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相信大家看了电影之后一定能够明白，原来命运是如此美妙。
就影片调性来说，《荞麦疯长》是一部特别有韵味和质感的电影。刚开始导演徐展雄对所有的人员包括摄影和美术传达了一个想法，《荞麦疯长》不想成为现实主义的片子，因为电影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梦，当人们走入电影院，就和电影里的人一起做了一场梦，他想拍出如梦如幻的质感。但最终我们的电影在大银幕上给人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那又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意义。
2019年12月28日到31日，我们带着《荞麦疯长》在江苏常州、山东淄博、河南信阳、广东佛山做了四场提前点映，想听一听来自市场的反应。结果每一场观众都跟着电影又哭又笑，被戏里的人物深深打动。我们感受到观众的反馈，大家都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自己，产生了共鸣，感受到在异乡求学、工作，追求梦想，追求所爱过程中的挫折，但他们没有被挫折打败，仍然一路前行。
影评人只需对于作品发表观感，讲好，讲不好，讲自己很喜欢或者说骂两句。可是当我转型成为制片人后，我才知道原来要做成一个电影这么难。从发现一个好项目，到找合适的编剧、导演、监制，找到合适的演员，还有幕后的班底，还要去融资，说服投资人。完了之后，还要把它包装出来，各种靠谱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才能把这个作品做好，最后要选择一个很合适的档期，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观众见面。我想想，这简直就是九九八十一难。
做制片人，每天的感受就是自己像包工头一样，灰头土脸地在片场，成为“食物链最底端的人”。要么求人干活，要么求人付钱，基本上就这两件事儿。我过去看到的银幕上，觉得非常简单、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要实现起来其实很难很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在经历心理崩溃，然后重建，对自己也有一个重新审视和判断。
我们是民营创业小公司，没有多少余粮，我戏言，现在我们就像是“冬眠”，而且是“休克式冬眠”，因为公司的两块业务面临全停──线下的“藤井树观影团”没法做了，拍好的《荞麦疯长》只能等待。但我相信，电影仍是刚需，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柔情史》：不粉饰温情，颠覆了中国传统母女关系

5月17日，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上映。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少有的颠覆了传统母女关系的华语电影，甚至我们会惊讶于导演对母女关系的处理。在这部电影里，母女二人之间的情感非常复杂，不仅仅有一种互相依靠和互相照顾，更有一种对彼此的仇视。而要承认母女关系中有着仇恨的成分，对于我们的主流叙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离经叛道。

坦率地说，电影中的两位女主角性格都有极大的缺陷，不讨人喜欢，甚至让人反感。母亲有过强的控制欲，而女儿则有近乎于不近人情的顽固，甚至，她们身上都有着不可救药的自私。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这部电影可贵的地方，它没有故作温情的亲情，也没有对生活的粉饰。

《柔情史》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纵观华语电影，表现母女关系的电影不多，甚至可以说是缺失的。多年前的《喜福会》算是一部，但是电影的重点放在了海外华人的奋斗和中西文化的差异上，核心当然是母女和解，不过始终和我们的主流文化有些隔阂。《柔情史》的故事则发生在北京最普通的胡同深处，讲述的是最普通的母女故事。电影里这对母女的冲突往往集中在最俗气的生活里，那些琐粹的吃穿用度，那些生命中存在却羞于提及的尴尬之中。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就塑造了一位对自己母亲情感复杂的女儿形象，这个角色据说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在这部小说中，主角对母亲的感情几乎是爱恨交织，甚至恨大过爱的。《柔情史》据说也有导演杨明明自己生活的影子，电影里这对母女的对话可以说非常密集，几乎都在吵架和争执，充满了互相伤害。电影里母亲会嫉妒女儿的恋情，会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她；女儿也会用最极端的方式回击，同时打击母亲残存的自尊。当我们看到这些剧情，我们固有的审美会受到挑战，但是谁又能否认的确存在这样的关系呢？

女儿跟妈妈吵架后落泪。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女性导演的作品，这部电影精准地把握了女性不易捕捉的情感，在细节上很见功夫。电影被牛奶、羊蝎子这些食物串联，用母女对食物的态度来表达她们的生活观念。家庭之中的小事被导演放大成浪漫的瞬间，仅仅是解决了停电危机，就可以让母女看着灯泡鼓掌。而电影的主线则是母女二人各自失败的爱情，这其实突出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必然孤独的主题，母女二人看似庸俗的日常反而成了一种对人精神危机的救赎。这对母女互相仇视对方，又互相依存，在残酷的世界中最终只是拥有彼此，这其中蕴含着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

制片人耐安饰演的母亲是电影的绝对亮点，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不喜欢这个角色，却很难否认她的存在，否认她的真实，她的一颦一笑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退休阿姨的样本，这个已经被我们选择性忽视的群体却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表现。杨明明让这样一位母亲变得立体起来，她也拥有自己的文学梦想，即使生活苦不堪言；她也可以追求爱情，即使充满了算计。甚至我们很难质疑她对女儿的爱，尽管这种爱充满了伤害，但是也许真的是这个角色能够付出的所有。

母亲在烫发。图片来自网络

我愿意把《柔情史》看作是对女性处境的反思，这个家庭的男人是缺席的，从主角的争吵中我们得知，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母亲的不容易和女儿的委屈。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彻底的女性主义电影，但也是对女性主义反思的作品。当我们一边厌恶着主人公的言行，一边也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将主角原本鲜活的生命榨取。

我们的文化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总是相对单一的，往往突出母亲的伟大和无私，其实忽视了母亲作为人的主体性。某种程度上说，只有把母亲身上的“神性”去除，才有可能释放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如果一味神话母亲的伟大，其实就是拒绝承认母亲作为人的价值。《柔情史》在这个层面上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实的，但是不同于主流叙事的母亲形象。而这样的一部电影缺少的恰恰是柔情，珍贵的也是那逼仄的生活中偶尔流露的柔情。

□余余（影评人）

新京报编辑吴龙珍校对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