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汉赋 读书笔记》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7-30 13:2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汉赋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见解深刻：
"1. 明确核心内容与范围 (Clarify Core Content and Scope):"
"聚焦主题:" 你想通过这篇读书笔记探讨汉赋的哪个方面？是它的定义、发展历程、代表作家与作品（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艺术特色（铺陈夸张、辞藻华丽、音韵和谐）、思想内容（宫体、抒情、辞赋颂等）、社会功能（娱乐、讽谏、抒情），还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界定范围:" 汉赋时间跨度长（西汉到东汉末年），内容形式多样。笔记作文需要有所侧重，不宜面面俱到。选择一个或几个相互关联的点进行深入剖析。
"2. 精读原文与资料 (Thorough Reading and Research):"
"文本基础:" 读书笔记的根本是“读”。必须仔细阅读汉赋原文（或可靠的选本、注释本），体会其语言风格、结构特点、意境氛围。即使无法通读全文，也要精读几篇代表性作品。 "参考研究:" 广泛阅读相关的文学史著作、研究论文、评论文章等，了解学界对汉赋的普遍看法、主要观点和前沿研究，为你的笔记提供理论支撑和背景

汉赋三书写春秋——费振刚先生的赋学情怀

【述往】

作者：马庆洲（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

费振刚，1935年出生，2021年去世，辽宁鞍山人。文学史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1958年至1959年，两次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集体编写。1961年至1962年，参加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为五位主编之一。还编写、整理了《汉赋辞典》《全汉赋》《全汉赋校注》等著作。

业师费振刚先生长眠千山，倏忽已两载有余。两年多来，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在眼前，我常想，怎样才能准确描述先生的道德文章？日前，再次听闻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说到先生“热爱学生，敬畏学术”的八字准则，不禁心有戚戚，以为此言或许可以反映先生作为终身执教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师的风范。

作为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先生先后参与两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并成为其中的代表。尤其是与游国恩等四位著名教授一起主编的部颁《中国文学史》，影响深远，先生的名字也因此与之紧密相连。先生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数十年，在《诗经》及汉赋研究等领域也颇有成就，只是多少有些被“文学史主编”的光芒所遮掩。

回顾先生教学、科研的历程，细数其学术成果，汉赋研究，无疑是其学术重心所在。《汉赋辞典》《全汉赋》《全汉赋校注》三书，不仅是先生的名山事业，也展现了先生的学风与精神。尤其是暮年时节，先生对“重修增补全汉赋”的执着，颇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悲壮之气，更成为其视学术为生命理念的生动写照。

教学相长，以教促研

对汉赋的评价，历代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五四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毁多誉少，汉赋研究并不受重视。1978年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学界渐归正途，汉赋研究也由简单的概念化、标签化转向真正的学术探讨。

先生是国内较早研究汉赋的学者之一。能够从事汉赋研究，先生认为这首先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可以安心读书做学问的时代。自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开始，先生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动荡，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真正走上讲台。“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教师，如果不是新时期，我也很难把汉赋研究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我是燕园北大人》，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先生读书的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分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组，大三分组时，因对古典文学较感兴趣，先生选择了文学。留校后，先生担任游国恩先生的助教，在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又执笔过《诗经》《史记》等部分，因此，教学及科研便主要在先秦两汉一段。古代文学研究中，先秦部分研究较为充分，两汉部分则相对薄弱，作为“一代文学”的汉赋受重视程度也不够，结合教学需要，先生遂把汉赋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生就先后在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树仁学院开设“汉赋研究”专题课，直至退休离开教学岗位。为使教学内容更具学术性、前沿性，解答教学中产生的疑惑，先生撰写了一系列汉赋论文，涉及赋作为文体的产生、辞与赋的关系、汉赋的兴起与发展等许多汉赋研究的紧要问题。

1981年，先生发表《汉赋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叙述赋体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并分析汉赋产生的社会条件（《文史知识》1981年第2期）。因开设专题课需要确定课程的研究对象，1984年，先生撰写《辞与赋》一文，辨析“辞”与“赋”的界限（《文史知识》1984年第12期）。2000年，先生又以《辞与赋的区分》为题，进一步申述“辞”与“赋”的区别（《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先生认为，从文体上说，楚辞是诗，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韵语，总体来说是散文，最初当以状物叙事为主。二者文体的不同，主要与其不同来源有关。

1990年10月，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这是赋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先生提交了《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一文，从汉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汉大赋形成的原因。先生认为，一种文学样式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潮，既有它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又受到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制约。汉大赋写作高潮在汉武帝以后的几十年间，司马相如、司马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他们成就的取得，固然与自己的努力奋进分不开，而从另一方面说，又可以认为是时代玉成的”（《文史哲》1990年第5期）。

此外，先生还对重要的汉赋作家进行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剖析汉赋在不同时期的特点，研究其演变规律。先生曾撰文对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及刘安这四位重要的汉赋作家做了深入分析，此外还有《可悲的地位可贵的人格——漫谈东方朔》《梁王菟园诸文士赋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辨》等文章。先生在课堂上曾指出，汉赋研究中，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够，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呼声虽高，但做起来难的原因之一。先生的这些个案研究，很有针对性，应当也是为编写《秦汉文学史》所做的准备。

这些论文，角度不同，风格不一，但都为全面而客观地评价汉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意见。当日撰写这些论文，先生并非出于“考核”的要求，而是与教学有关。先生的教学活动，主要在1978年之后的20余年间。此时，高校中以论文数量、以期刊级别论英雄的做法尚未成风。教师普遍视教学为天职，信奉教学相长，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终其一生，先生都把教学看作天大的事，也是最快乐的事：“师生相互论难，相互启发，曲径通幽，豁然开朗，我认为这是作为教师的最大乐趣。”1994年，先生接任系主任后，曾向学校领导做过一次专门汇报，回顾这次会谈，先生说：“在中文系，作为一名教师，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知道在上课之外，还要做好科研工作，要在一定的学术范围内（这范围有的是导师、领导划定的，也有自己选择的），勤加耕耘，做出成果。这成果看似与教学无太紧密关系，但它是教学工作的基石，是一名高等学校教师安身立命之所在……这种把学术等同于自己的生命、也看作是办系的根本的理解是中文系几代学人心血铸造的宝贵财富，也是他们的共识。”“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教学的基础和根本是科研，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以不变应万变——一次汇报会的回忆和现在的思考》）

今日看来，先生有关汉赋的这些文章，既非“核心”，也非“重大”，但它们都没有游离于教学之外，也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项目学术”“课题学术”，实大异其趣，不是“数量”“级别”等标准可以简单衡量的。

十年一剑，三书立万

最能反映先生汉赋研究实绩的，无疑是《全汉赋》《汉赋辞典》及《全汉赋校注》三书。这皇皇三书，可以说是先生用三十载青春年华铸就的伟业，也是他一辈子教书育人中“教书”部分的答卷。

赋是两汉最为流行的文体，汉赋数量当不下两千篇。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其中的许多篇章逐渐失传，汉赋总集的编纂更是长期阙如。编纂一部汉赋总集，以反映汉赋的总体面貌，并便于研究之用，实属必要。《全汉赋》的编纂，始于1987年春。经过数年艰苦爬梳，先生与胡双宝、宗明华两位先生一起，从浩瀚的各类文献中辑录出汉赋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存目者24篇。1993年，《全汉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断代文体总集的新品种，受到学界推重和欢迎，“全汉赋”之专名，由此得到普遍认可。

椎轮为大辂之始。汉赋全集的编纂，具有开创性，想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赋”之界定，“汉”之下限，一直就有许多不同意见。汉赋僻字、古字多，当时排版技术相对落后，在文字校订方面，《全汉赋》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一点，先生从不回避。翻看2000年我选修“汉赋研究”时的课堂笔记，先生当时讲的一段话赫然在目：“学术研究需要认真、仔细。《全汉赋》出来以后，（我）越看越害怕。本想提供一个研究汉赋的全面、准确的资料，但现在看，‘全面’谈不上，‘准确’也难说，但有一点，就是都注明出处。”对一些公开的批评、商榷意见，先生不仅虚心接受，还心存感激。事过多年，2018年10月，先生旧事重提：“《全汉赋》出版后，获得了学术同行的认可。但由于当时电子排版刚起步，工人操作不熟练，加之校勘不够仔细，错误很多，也招致学术同行的批评。特别是广西师范大学的力之先生，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全汉赋》各方面的错误。力之先生也曾和我面谈过，意气勤勤恳恳，让我十分感动！他的来信和一本标出问题的《全汉赋》，我仔细地读过，珍藏至今，它是在学术道路上催我不断自省、奋力前行的动力之一。”（《我是燕园北大人》）

《全汉赋》出版后，先生即不时修改，以期弥补缺憾。1995年，《全汉赋校注》被广东教育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修订进程为之提速。在接下来的近十年中，先生与仇仲谦、刘南平两位教授合作，在充分吸收《全汉赋》校勘成果的同时，对其进行全面的勘误、修润和增补，并增加了注释和历代赋评。2005年，《全汉赋校注》出版，共收集两汉赋作（包括残篇）以及非赋名篇而实为赋体的作品，总计93家、319篇（含存目39篇）。今人能见到的汉赋作品，基本尽收于此。先生在《后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期望它能够成为收录完整、文字准确的汉赋文本，供研究者进行选择、比较、取舍。我也借此答谢多年来读者和专家对我和《全汉赋》的关切。”《全汉赋校注》以其收文完备、校勘精审，受到广泛尊重和好评，基本上实现了修订初衷。此书普及版《文白对照全汉赋》，也于2006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

早在辑校《全汉赋》之前的1984年，先生即与仇仲谦教授一起，着手编写《汉赋辞典》。1988年冬，先生曾远赴桂北，在南方阴冷潮湿的环境中，与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的几位年轻教师一起爬罗剔抉，治棼理乱。先生认为，汉赋研究相对薄弱，对具体作品的注释也颇有分歧，“我们便决定从基础工作做起，在理解现有汉赋作品的基础上，析出词目，在斟酌取舍前人对汉赋研究、释义成果的过程中，形成对汉赋中字词的较为准确、恰当的理解。考虑到词语的相承性，决定以辞书的形式出版。希望它不仅成为阅读汉赋的重要工具书，也成为阅读其他古籍的工具书”（《汉赋辞典·前言》）。1993年，先生在接受林庆彰教授访谈时重申两书的编写动机，表示主要还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点帮助，希望“汉赋不受重视”的情况能有所改观（《我是燕园北大人》）。

《汉赋辞典》收单字6170余个，词目2万余条，字数115万，为阅读汉赋提供了极大便利，对学术界是一大贡献。该书定稿于1989年，出版过程一波三折，2002年终由北大出版社推出。先生在《后记》中云：“尽管这十多年来，社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我们不求闻达，不追求轰轰烈烈，只希望本着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愿意做一点学术研究的基本工作，为推动学术的发展尽一点心力，也为广大读者阅读古书提供一点切实的帮助。”学术研究原本就是一份寂寞的事业，不是终南捷径，“求真求实”的热情，才是内生的驱动力。先生这番话，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如此不计名利，矢志于学术基础工作。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夕，先生在接受校刊记者采访时感言：“我认为真真正正想做学问的人，就得静下心来，规规矩矩地多读几本书，忘掉许多的功名利禄——少一分光鲜，多一分平淡，才能有收获。”（《我是燕园北大人》）十年磨一剑，三十年专注于一事，先生用汉赋三书，践行了自己的学术信仰。

老骥伏枥，采山不止

与《全汉赋》相比，《全汉赋校注》总体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就其体例及内容而言，并无多大遗憾。然而，先生还是不满意，仍决意继续修订完善，以期打造一个学术精品。“重修增补”工作，也成为先生晚年生活的重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寄托。

由于当日客观条件所限，《全汉赋》及《全汉赋校注》所收范围，以严格意义上的“赋”为限，所收篇目相对较少。但在汉代，与赋有关系的文体，尚有辞、颂、赞、铭、箴，以及连珠、俳谐文等，同属于广义上的赋作。此类作品存世数量亦较大，是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文学宝藏，有待于进一步搜集整理。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将“重修增补”的工作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筛选底本，对已搜集汉赋作品重加增补、校订，完善注释等；二是补充广义上的汉赋，加以汇辑、校勘、注释。最终目的，是将两汉四百年间赋作集于一编，并加以精校精注，力争为学界提供一个收录完整、文字准确的汉赋全本、定本。

1993年，先生就对林庆彰教授谈到自己的三项研究计划：再编一本《全汉赋外编》、编辑《全汉赋译注》、完成《秦汉文学史》的编写。先生从北大退休后，受聘于梧州学院，那时他即着手《全汉赋校注》的后续工作。2006年8月20日，他致信北京大学诗歌中心申请工作经费，称“希望通过这工作，对这里的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中青年老师进行科研能力的培训，也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2006年9月，“全汉赋外编”项目获高校古委会立项资助，2008年结项，可以说这是“重修增补全汉赋”先期成果。

有六七年时间，先生往返北京、梧州及加拿大之间，过着“候鸟式”生活。即使在海外，先生也从未放下书本，时常让我协助查找资料，并分享自己的发现和体会。我责编的影印本《唐代四大类书》，厚厚三册，足足四公斤，先生也随身带去一套，用作常备书。

2009年6月，先生遭遇风疾，留下严重后遗症，右手再无法正常书写。然而，还在康复之中，先生就重拾修订工作，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资料带在身边，考文校字，日复一日。师母等多次劝说先生，将已有的校订成果吸收进去，做简单的修改，出个修订本收尾，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先生一直不为所动。在一篇序文中，先生说：“我还会继续做我的《全汉赋》增订修补工作……仅就写作来说，《全汉赋》的增订修补工作进度不快，但进展顺利，且不时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是燕园北大人》）2015年夏秋时节，先生又一次病倒，元气大伤，即便如此，仍没有放弃的打算。2016年4月，先生又命我与沈莹莹博士参与，一起申报“重修增补全汉赋”项目，幸获批准，被列为2016年度高校古委会规划重点项目。这对先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其时，先生已回故乡颐养。在鞍山郊外、千山脚下孤寂的山村，陪伴先生日常的依然是“全汉赋”。那套笨重的《唐代四大类书》，也还在案头。当我前去探望老师时，目睹此景，心中之情，无以名状。但先生则乐此不疲，并充满着期待。2018年10月7日，先生写道：“2009年6月3日突发脑中风，限制了我的行动，但没有影响我的思维。我仍在工作着。由于有了新资料的出现，我希望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增补版《全汉赋校注》，高校古委会、北大中文系在资金上提供了支持，又有两位博士愿意参与，我希望它能成为更新、更全面的汉赋研究资料和读本。”（《汉赋概说·附记》）遗憾的是，我虽然按先生要求，做了些资料准备，尝试着做过一些校勘、注释，但未能坚持下去，先生的体力也日见其衰，这项工作最终没有完成。每念及此事，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

从北京到梧州，到加拿大，再到鞍山，先生耄耋之年，还如此执着于《全汉赋》的修订增补，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大概有两方面：首先，是对学术的热爱和敬畏使然；其次，是想回报北大，回报包括游国恩先生在内的众多老师的培养，传承他们的学术传统，这是先生植根心中的“北大情结”。在文章中，先生不止一次表达过这些想法；在对我耳提面命之时，先生也无数次讲到这些话题。

对学术，先生其实远不只是敬畏，更是一种宗教般的虔诚。2000年3月，在《北大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感言》中，先生将中文系的发展比作在大河中行船，认为她虽经历过不少急流险滩，但却始终没有沉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文系人视学术为生命，以学术相砥砺，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努力使之停靠在平静的港湾……我不愿意看到把学术当成商品去出售，更不愿意看到做学术的人在物欲或权势的驱动下自己去糟践学术”。2009年3月，在应77级同学之请而撰写的《当噩梦醒来时》一文中，先生说：“作为知识分子和教师，生活的清苦，物质的匮乏，并不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最不堪忍受的是不允许我们读书，不允许我们坐在书桌前思索和写作，不允许我们上课堂为同学传道、授业、解惑，更不堪忍受的是那些对我们思想、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我退休快十年了，还在尽力做着我喜欢的事，只要能做，我还要做下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应该是先生这一代人的标签吧？

对北大、对老师，先生常存感恩之心。对自己能成为中外知名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并担任了中文系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届系主任，先生如是解剖自己的心迹：“我虽然没有以此骄人，但我的内心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为此，我要感谢母校，感谢中文系，感谢给我以指导和帮助的众多的师友！”在林庆彰教授提问时，先生也谈道：“游国恩及季镇淮两位先生是我请益最多的师长。游先生曾勉励我好好读‘十三经’，言做学问首要之务是细究原典，认真读书，他本人做学问重考证、训诂、校勘，广博精深，是我学习、取法的典范。季先生常不言自己是研究文学，而说自己是搞‘史’的，重视学术的先后传承衍变，这亦成了我对自己做学问的要求。”（《我是燕园北大人》）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先生何以如此重视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先生多次与我谈到，自己的学问是“接着做”，是接着游先生的楚辞做；并谦言自己不是好学者，但却是好学生，要尽力将游先生的学问传承下去。先生所撰《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一文，“表达对游先生作为学者一生的总体认识以及我个人作为学生不忘师恩的感激之情”，包含着很深的感情。对林庚先生给予的指引、启发等，先生同样无法忘怀。在《林庚先生的学术个性》中，先生特意提到自己的汉赋论文，“都是在林先生的相关论述的启发下完成的，有的还直接引用了林先生的论点。在文学史和汉赋研究的课堂上，我多次引用林先生的论述来说明相关问题”。

在《守望·题记》中，先生动情地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优良传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的话，我坚信，也因此我不作‘今不如昔’的感慨，而寄希望于明天。”也许正是这种薪尽火传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先生犹如愚公一般，采铜于山铸新器，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以文会友，关注新赋

谈到先生的赋学成就，有一点不能忽视，这就是先生所作的十几篇赋评或序言。这些文字，一方面体现了先生的交友之道，另一方面，也是先生鼓励赋创作、发表赋见解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显示了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时代关怀。

为人作序作评，或出于师友情谊，或出于慕名相求，其情不一，然先生皆本着以文会友的心态，将其视为探讨学问之雅事。在文章中，先生也总会提及与作者交往的缘由等，以此作为“知人论世”的一部分。通观先生所作赋评、序言，感觉不到任何敷衍之意，每篇皆精心傅会，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说，以鼓励为主，但并不溢美，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通过这些文章，先生表达了自己希望赋这种古老的文体能焕发出新的生命，能见到更多反映时代生活作品的美好愿望。“我以为较之诗词，赋应该是更适合现代人来表现我们的时代，表达自己的心志的一种古典形式，应该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出世。这是我的期盼和祝愿。”（《初读〈若水斋赋〉》）先生希望当代人能够从汉赋大家的写作中得到启发，把当代赋的写作水平提高一步。

此外，先生也借此表达了对当代赋创作的一些看法。关于赋的题材，先生认为，我们的时代较之两汉时代更富于变化，“我们当代的赋家也要以自己的心态去感受生活，以不同的题材或以不同的视角去表现这些。不应该囿于班固所论，把我们赋都写成用于‘润色鸿业’‘雍容揄扬’的歌颂体。当代的赋题材单一，‘好大喜功’，风格又缺乏个性，几乎是‘千赋一面’。我以为要提高赋的创作质量，这是第一要改善的”（《初读〈若水斋赋〉》）。关于赋的语言，先生赞同将流行的新名词、口头语等融入其中，以改变传统赋语言的生涩古奥，使之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先生的这些意见，十分中肯，对当下的赋创作，当不无指导意义。

先生早年，身经动乱，而不废所学。暮年时节，以孱弱之躯，孜孜于《全汉赋》之增补修订，永不言弃，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令人感动。此项工作虽未能如愿竣事，但先生的治学精神却足可鼓舞后学，激励来者。因撰此文，重读先生华章，对先生为人为学有了更新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先生的形象亦愈加清晰可敬，然天人永隔，请益无门，思之情不自胜，唯有泪水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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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9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大道低回

导读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西蜀子云即扬雄，这是唐代刘禹锡在其《陋室铭》中为天下树立的精神标杆。

扬雄是西汉大儒，他支持过王莽为天下做事。当时整个社会上层几乎都支持王莽做事，但因社会条件和个人才具限制，王莽最终没能做成事；但是，扬雄从来不阿谀奉承王莽个人——这就是西汉大儒与后来那些持“篡汉”和“窃国”论腐儒们的器局区别。

扬雄的独特之处，还在他的成长路径。古蜀文明，以今天“三星堆文物”为证，完全可与夏商文明媲美，青年扬雄是通过行走与游学来熟悉这个文明的，然后从古蜀文明走向首都，登临当时的文化高地长安，从而形成一道璀璨的文化风景——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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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儒扬雄的相遇，像是久别重逢。

那天到达郫都区友爱镇已是挨边年底了，工匠们还在有序地修缮扬雄墓园。很难想象，我曾在《汉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典籍中多次邂逅的文化巨擘，竟然从这里开始溯回到了两千年前的时光——扬雄以家乡为原点，一步步走向长安，从儒雅俊秀的学子，到傲然风骨的大儒，一生传奇如谜。

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一起跻身“汉赋四大家”。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价扬雄：“扬子云真大儒者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历史风云变幻，那封土堆呈圆形的汉墓，成了扬雄传奇人生的最后谜底。

郫都,位于成都西北部，历史上既是“望帝”杜宇、“丛帝”鳖灵建都立国之地，亦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说文解字》中说：“郫，蜀县也。从邑，卑声。”在扬雄生活的那个年代，郫都有一个正式的称谓，叫“蜀郡郫邑”。实际上，“郫”作为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地名，最早见于扬雄的《蜀王本纪》。

从郫都开始，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我的追寻与拜谒，是想一步步贴近西汉大儒扬雄，去承接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聆听历史的回声。

一

历史的深处不仅迷雾重重，还往往藏着太多隐秘。何况，扬雄已是两千年前的前尘往事了。我能够找到的史料称：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人，或是蜀郡郫邑人。问题是，“蜀郡成都”与“蜀郡郫邑”，地域都过于宽泛了。

众所周知，秦置蜀郡，汉承秦制，蜀郡的行政区划是以成都一带为中心，所辖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所不同。而郫县呢，是古蜀国的都邑，辖地曾经涉及如今的郫县、温江、彭县、灌县一带。好在，相约郫筒街道泰和园座谈，当地学者纪国泰、卫志中、吴华章等人一一为我打开了扬雄的身世背景。

扬姓在郫县的始迁祖是扬季，他几经波折从衡山郡的庐江迁到郫县的白鹤里安家落户。到扬雄的父亲扬凯，已是四代单传，他娶上李氏于宣帝五凤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3年生下扬雄。因此，扬雄的出生地是在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按照“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里就是村，白鹤里即白鹤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白鹤里只是古时蜀中的一个地名，如今的全称应是“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子云村”。

扬雄，字子云。无论是友爱街道的“子云村”，还是“子云学校”，都是家乡人对扬雄最好的纪念，还有对传统文化的呼应。然而，扬雄当年求学却几经辗转：首先是去临邛拜在林闾翁孺（扬雄的舅姥爷，不仅精通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还对古文奇字与地方方言颇有研究）门下；后来，在林闾先生的引荐下，才去成都石室文学精舍师从严君平先生（西汉道家学者、思想家）。

如果说，林闾先生只是家庭教育的范畴，那成都石室就是公学教育了。汉景帝时，蜀地自蜀郡太守文翁开办学宫，开公学教育之先河。后来，汉武帝号令天下郡国效仿蜀郡，设立官学、兴办学堂。“赋圣”司马相如在赴京师游宦之前，就曾在石室讲堂执教。

扬雄少年好学，却有口吃的毛病，但一旦诵读《诗经》等“经文”，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对文字语感极有天赋，在郫县、临邛，乃至成都都出名。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屈原的《离骚》《惜诵》都是扬雄的最爱。他熟读之后，开始模仿司马相如的语言与结构尝试创作，先后创作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等。他的文才，经常受到严君平先生的赞许。

在倡导“儒学治国”的西汉，从武帝开始，每一个被推举入仕的学子都必须明习经学，仕考用书是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读书人凭着“通一经”就能成为经学博士，或者进入仕途。若是扬雄以自己的聪慧刻苦，按照正常的路径去走，入仕根本不成问题。

偏偏，他没有。

套用当下的话说，扬雄在成都石室只是个旁听生。其实以他的表现与才华，也有进入“统招”的可能。出乎意料的是，当他的老师严君平先生离开石室时，扬雄也跟着离开了。

《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扬雄的好学与率性，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显露。这，也是他能够走出石室进行游学的前提。

二

发源于四川岷山的岷江，既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亦是蜀地重要的河流之一，全流域均在四川境内。那出自弓杠岭的东源和出自郎架岭的西源，不仅发轫了岷江的波涛奔腾，也孕育了深厚而灿烂的古蜀文明。

自成都沿岷江南下，是蜀郡太守李冰烧崖劈山修筑的岷江道，可达宜宾。白露一过，扬雄没有选择南下，而是以成都为原点，往北向着都江堰、彭州、德阳、绵阳方向行走。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李冰没有在岷江中段修筑堤堰之前，成都平原曾是一片水患之地。扬雄这才明白蜀王杜宇选择都城建在郫县的原因——郫县是成都平原的中脊线，地势明显高于成都、金堂、新津。

扬雄的行走与游学，完全是一个人的旅程。他循着李冰的足迹走到什邡，到章山拜谒李冰，还去了汶山、凤仪、阿坝、羌寨、巴谷多神山，甚至为了深度体验，他又去了秭归和汨罗江，去向“楚辞”的创立者屈原致敬，去感应“中华诗祖”“辞赋之祖”的加冕。

是扬雄不食人间烟火吗？不是。他每到一地，孜孜以求地访问，不耻下问地考证，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士。进入岷江后，古蜀人从岷江上游土著部落的兴起，以及蜀地文明从蜀山氏、蚕丛氏，到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不同时期的发展，一步步在扬雄脑中明晰开来——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西部的冲击平原，当地人称“川西坝子”，在成都平原发轫形成的古蜀文明，完全能够与中原夏商文明媲美。而成都，无疑是古蜀文明的中心。

汉代的行政制度，基本上承袭秦朝，蜀郡仍然是蜀郡。蜀地置益州刺史部，治成都。成都作为蜀郡首府，以产锦闻名，纺织的图案、纹饰，均以凤凰、鸾鸟、麒麟等瑞兽与祥云瑞草为主，精致、绚丽，朝廷在此地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所以又称“锦官城”或“锦城”。

西汉时期，益州管辖汉中郡、广汉郡、蜀郡等八郡一百一十二县七道。而蜀郡管辖成都县、郫县、临邛县等十三县和湔氐道、严道。郡守，为郡的最高长官。在没有行走游学前，扬雄很难有成都平原地势从西北向东部倾斜的感觉，以及岷江、沱江水系系统的概念，对行政区划更没有清楚的认识。

回到成都，扬雄沉浸其中的，是巴蜀一条历史的河流——那地理的、人文的、经济的典故，像河流里的浪花，一波波向他奔涌而来。而这些浪花，又内化于心，在扬雄笔下流淌：“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干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巛宫奠位。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俎飞脍沈，单然后别。”（《蜀都赋》）

那是怎样的波光啊，一圈一圈地漾开，成都的历史脉络都在显影。扬雄的《蜀都赋》只有2000余字，却言辞优美，意境深远，写出了成都的深厚与秀丽，对巴蜀的地理、经济状况，以及成都的城市面貌进行了全面观照。

我的好友黄剑华兄，既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亦是研究扬雄的学者，他在《西道孔子大儒扬雄》中说：“扬雄撰写的《蜀都赋》独具匠心，气势宏大，景象万千，可谓别开生面，为后来文人们写作京都大赋开创了先河。譬如东汉班固写《两都赋》，张衡写《二京赋》，西晋左思写《三都赋》，很显然都是受到扬雄的启发，是以《蜀都赋》为模式的。”

无疑，《蜀都赋》是一篇让扬雄名声大振的代表作，为他后来游学京师，以及命运的转折埋下伏笔。

三

对于长安的认识，扬雄完全是从游学开始的。

长安，处在关中平原中部，渭河以南，四面依次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可谓是“阻三面而守”，寓意“长治久安”的都城。从成都去长安，主要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秦惠王时期蜀王开凿的金牛道，一条是得名于米仓山的米仓道。然而，米仓道不仅一路峭壁峻岭，还有猛兽出没。扬雄一路循着有关蜀王的传说，选择走金牛道去了长安。

几经波折，扬雄还是在长安落下脚跟。经成都石室的同窗好友、在皇宫任“值宿郎”（即掌管皇宫夜间警卫事务）的杨庄引荐，扬雄在侍中王音府中做了“门下史”（相当于王音的私人幕僚）。王音虽然没有像王太后的亲兄弟王凤、王崇等人一样晋爵封侯，却也是太后王政君的堂弟。当时，正是成帝刘骜即位后，王氏外戚势力最大的时期。王音不仅是皇帝的近密之臣，还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他对扬雄的才华非常赏识。

此后，扬雄有幸结识了非常仰慕的京师名儒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刘向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就被宣帝提拔为谏议大夫、给事中。他不仅最早接受《榖梁春秋》，还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讲论“五经”。在朝廷，刘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务。刘歆呢，协助父亲做“领校秘书”，等于是做父亲的助手，主要领校“五经”。再后来，扬雄做梦也没有想到，经王音、杨庄举荐，他进入未央宫做了皇帝的“待诏”。

能够以写文章安身立命，是扬雄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

只是，扬雄从郫县走进未央宫时，已过而立之年。

侍郎、常侍、侍中，都是廷臣，也就是皇帝身边的文职官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掌管皇上的文史典籍，以备皇上问对；同时，还要负责外朝奏章的进奏，替皇上审读，经过皇上认可，再由中书颁下。而扬雄，只是待诏，与他们相比，等于是既没有职位又被人遗忘的“另类”。好在，扬雄平时能够通过刘向与刘歆父子在未央宫石渠阁、天禄阁接触与读到更多的典籍。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扬雄让廷臣引起关注，是随成帝刘骜去甘泉山泰畤祭天帝，并且作《甘泉赋》受到皇上的赞赏。倘若成帝去甘泉宫，是为祭祀天帝，显示皇权的神圣，而去黄河之滨的汾阴后土，是为祭祀地皇，祈求赐子。扬雄作《河东赋》，心中可谓一波三折，从随驾出行到东渡黄河祭后土，继而游介山、登龙门、观盐池、上历山、望西岳、寻殷周遗迹，皇上巡游的成分似乎比祭祀的比重要大得多。如果说，祭祀后土是一种神秘的感召，那么巡游呢，是皇恩浩荡吗？

但毕竟，扬雄要写的是御用文章，要在规则中行走。即便心中有一些想法和声音，以及不能接受的事实，都必须摆脱或者过滤掉，若非要表达不可，也只能采取隐喻。在《河东赋》中，扬雄煞费苦心，他用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虞舜勤政爱民的事迹，还有前朝开创的盛世，勉励成帝刘骜做一位令人敬仰的明君。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战争，在春秋甚至更早时候，就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事。而帝王们把狩猎作为锻炼和检阅军队的最好形式之一。无论是春蒐、夏苗，还是秋狝、冬狩，都能看到天子王侯按时间节点在上林苑围猎的身影。

上林苑，位于长安郊外，地域辽阔，岗峦起伏，水系发达，渭河、泾河、沣河、涝河、潏河、滈河、浐河、灞河川流其中，不仅建有御宿苑、宜春苑、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还豢养放逐狗熊、麋鹿、野猪、野兔等动物，以供皇家狩猎。而负责上林苑管制的是羽林军。

整个狩猎过程的铺张，让扬雄感到震惊。他的所见所闻，只是成帝刘骜身边一条渠道的内幕，而整个朝廷又是怎样的奢靡呢？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忧心忡忡，以及惴惴不安。

扬雄觉得，以他当时的处境，忠言怎么去表达，应是智慧与技巧问题。他作《羽猎赋》给自己定了一个限度，在形容狩猎活动的盛大壮观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背后，隐藏着对奢侈与扰民行为的“讽”的成分。扬雄选择绵里藏针，来表达一个文人对国家和百姓的殷殷之情。他期许的皇上，是防止奢侈而改变狩猎计划，担心穷苦百姓而开仓济贫，开放皇家苑囿供百姓享用，以及心怀江山社稷、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的圣君。

然而，成帝刘骜真正读懂了《羽猎赋》吗？他只是被扬雄辞赋中的溢美之词蒙蔽了眼睛。但如果扬雄的辞赋没有到出类拔萃的程度，汉成帝刘骜怎么会把他从“待诏”转封为“黄门侍郎”呢？！

作为辞赋作品，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当时堪称代表，一直在儒生中传抄诵读。从中不难读出扬雄对司马相如的尊崇，以及对他辞赋作品的偏好。

扬雄万万没有想到，御用文人这碗饭也不好吃。因为，他在皇宫耳闻目睹的不仅是皇上的荒淫无度，还有外戚的腐败与朝臣之间的争斗。所有这些，俨如孤独郁闷的种子，开始在扬雄的心中生长。他觉得，辞赋的华美之中藏着掖着的那点讥讽与劝谏根本于事无补。上不能痛陈时弊，下不能为百姓请愿，这与隔靴抓痒又有什么区别呢？！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正如扬雄在《法言》中自省说，不讽不劝的辞赋只是雕虫小技而已。于是，他沉浸在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开始著书立说。

四

很明显，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西汉王朝中后期已经在走下坡路。成帝时期，与宣帝时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到哀帝、平帝时期更是每况愈下，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尤其以太后王政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专权，以及皇亲国戚、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利益冲突，直接导致皇权懦弱、社会两极分化，也为王太后的侄子王莽一步步进入中央政治权力核心埋下伏笔。

尽管如此，扬雄“位卑未敢忘忧国”：“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扬雄《上书谏哀帝勿许匈奴朝》中谈古论今，谏言要重视匈奴单于来朝归服，这是汉王朝改善与匈奴关系千载难逢的机会。

扬雄针对时弊的箴文，不仅涉及西汉的官制，甚至是皇上。比如：《十二州牧箴》《二十五官箴》《廷尉箴》《酒箴》等，不胜枚举。作为一名御用文人，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他没有忘记谏诤之责。

“德治、仁政”，是先秦儒家提出的德政思想。扬雄即使在著书，也不忘表达政治劝诫。他在《法言·先知》中，从积极的意义上对执政理念和廉政思想提出自己的观点：“或问：‘何以立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

扬雄虽然供职于朝堂，但是地位卑微、生活窘迫。准确地说，他的俸禄只有四百石，连一个县官的工资都不到，多年过着拮据与困顿的生活——“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飧。”（《逐贫赋》）扬雄宁愿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也不去趋炎附势。皇帝都换了，扬雄仍然在黄门侍郎的岗位上原地踏步。

流布民间关于扬雄清贫的故事更多。相传，有富商巨贾听说扬雄著《法言》，想留名其中就想方设法去贿赂他，却被扬雄严词拒绝……

这，只是扬雄清廉高洁的一面，他的家庭的痛楚与悲凉，又去向谁说？扬雄刚到长安站稳脚跟，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尸骨未寒，母亲又追随父亲而去。后来，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先后送走了儿子扬爽、扬乌……命运如此悲惨，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那块生养扬雄的故乡大地，竟然成了他埋葬亲人的地方。

然而，在扬雄心目中，百姓的疾苦更甚。扬雄希望看到的理想社会是：“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子亩，妇人桑。”（《法言·先知》）他用文字为天下百姓描绘了一幅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

五

新莽元年，也就是公元9年，王莽废孺子婴（刘婴）自立,称国号为“新”,宣告西汉王朝灭亡。这一年，扬雄已年过六旬，他作《剧秦美新》正是史称“王莽改制”时，意在劝王莽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开创新政，惠泽于民。问题是，王莽执政，虽然推行了“田制”“币制”“官制”“盐制”等一系列改革，试图建立一套符合儒家治国理念的国家制度，但在运行实施中是与现实脱节的，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一步步走向衰亡。

出乎意料的是，扬雄一篇例行公事的应景之作，竟然就成了数以万计的“颂莽”之作中的代表作，广为传抄，这应与当时盲目的追捧不无关系吧。令人懊恼的是，文章传开后，扬雄发现许多人都是误读了他的文字。至少，他没有听到解读到位的声音。

或许，是王莽改制的失败，抑或他在历史上的备受争议，南宋以后许多学者对《剧秦美新》提出异议，说扬雄是在美化“王莽篡国”。想必，这是对扬雄最大的误读。想想，如果扬雄对王莽吹牛拍马，他还会只是“中散大夫”的职位吗？如果他是阿谀奉承之人，会在写赋之外，还写《十二州牧箴》《二十五官箴》等文吗？

顾名思义，箴即规诫。扬雄在朝政混乱、政治氛围凶险的情况下，还在不住地向皇帝提出劝谏。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汉书·扬雄传》）在当时，王莽从一位“内圣外王”的权臣，用“符命”“君权神授”而称帝。凡是参与“符命”活动为王莽制造舆论的，一个个都加官进爵。唯独，扬雄“诎身，将以信道也”，没有参与其中。此前，称王莽能够安定天下，写《安汉公功德颂》的是陈崇与张竦，也不是扬雄。在同僚看来，扬雄的清高与固执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我同宗的先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如是说。抛开洪迈的官职，他称得上是士大夫，他是读懂了扬雄“剧秦而不剧汉，美刘而不美新”的用意，以及“偷梁换柱”地对王莽进行戏弄的。如果扬雄善于逢迎讨好，他的生活境况也不至于那么穷困潦倒了吧。

历史就沉积在那里，我们去解读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准确的判断，评价时更要做到允执厥中。扬雄“屈身以达道”，在《剧秦美新》中“有深忧，有讽谏，用意可谓良苦”。

扬雄万万没有想到，王莽即位后，更始将军甄丰之子甑寻垂涎王莽之女王嬿，却让“符命”继续发酵，等于是点到了王莽的穴位，引起新帝勃然大怒，下旨追查甑寻同党，不仅他的学生刘棻（即国师刘歆之子）牵涉其中，自己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当一队官兵围住天禄阁抓捕扬雄时，想必他是为了一位儒者的尊严而舍生取义吧，不然，也不会毅然决然地从天禄阁窗口跳了下去。

扬雄没有死，落下了腿部残疾。

扬雄晚年“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汉书·扬雄传》）幸好，在扬雄孤独无援的时候，巨鹿人侯芭拜在了他的门下。在新朝，巨鹿郡已改为戎郡。

新帝王莽下诏恢复了扬雄中散大夫职位与俸禄，但扬雄至死也没有去攀附权贵。他在为侯芭讲授古文奇字的同时，继续着手《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以及《法言》的编撰著述。即便他在《法言》中对王莽“托古改制”进行了肯定，还是在用心倡导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从政者，沈其思斁而已矣”。

“唯寂唯寞，守德之宅。”没有人知道，扬雄著《法言》的最后一页是写于什么时候，但他人生的最后一页是在天凤五年，也就是公元18年的一个春夜。

这一夜，扬雄留下的是生命的句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六

巴蜀大地，无疑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一个重要板块。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大禹、李冰、落下闳，还是李白、杜甫、苏轼、杨慎，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而扬雄呢，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大家。他们，都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宛如银河的星光一样璀璨。

“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此前，我因接受四川文艺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见素抱朴：西汉大儒扬雄》选题，已经穿越到扬雄生活的那个年代。然而，由于成都多雾，我在郫都与成都的夜色里穿行，或者仰望，都没有能够看到天上的星光。是一方地理的人文景观，有关扬雄的文史资料，还有与地方文化学者的座谈交流，让我一步步走近扬雄。似乎，我每天都与一位浮白载笔的骚客在晤面。

“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非其意，虽富贵不食也。”（《汉书·扬雄传》）西汉著名学者桓谭称道：“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想想，扬雄一生分别在成帝、哀帝、平帝，以及新朝王莽手下为官，他竟能够有如此的操守与修为，可见人品与道德的纯粹。他去世时，无财产，无子嗣。

一代大儒，大道低回，风骨可鉴。

以天地与历史为背景，我与大儒扬雄虽然隔着两千年的时光，也只是人间一别而已。扬雄在2000年前承传的文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一如岷江沱江之水，还在不息奔腾流淌——“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汉书·扬雄传》）

2019年3月上旬，我再次追寻着扬雄的足迹徜徉在成都街头：支机石街、石室巷、琴台古径……这是扬雄笔下的蜀都吗？恍惚，所有的景象似是一种穿越。我总在想，是否在某个梦中曾到过扬雄笔下的蜀都，还与他擦肩而过。而这样的文脉一直没有断——我在成都时，恰好郫都区在举行“本土作家扬雄文化系列读书分享会”。我认为，这是郫都区自去年举办“纪念扬雄逝世2000周年海内外名家学术会”“纪念扬雄逝世2000周年全国名家书画展”等系列活动之后，延伸出宣传与传承本土文化的自觉。隔着两千年的漫长时光，人们还在以各种方式纪念扬雄，缅怀一代大儒的风骨。

洪忠佩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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