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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7-31 08:1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剧团演员自我鉴定的作文，需要展现你的专业素养、反思能力和对未来的规划。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 核心内容与要素 (What to Include):"
1. "明确身份与职责认知:" 首先清晰定位自己作为剧团演员的角色。 表达对演员职业的理解，包括其所需的技术（表演、台词、形体等）、艺术修养和职业精神（敬业、合作、应变等）。
2. "回顾与总结 (Reflection & Summary):" "工作表现:" 简述在剧团一段时间内（或特定剧目/项目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承担的角色。不要罗列所有事情，选择有代表性的。 "主要成就/亮点:" 提炼自己在表演、团队合作、学习成长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或取得的成果。例如，某个角色的塑造获得了认可，在某次演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或成功解决了某个表演难题。 "参与和贡献:" 说明自己如何融入剧团，为团队带来了什么（如积极的协作态度、独特的表演风格、乐于助人等）。
3. "深入剖析与反思 (Self-Critique & Analysis):" "优势与长处:" 客观、具体地分析自己的优点。例如，表演富有感染力、台词功底扎实、学习能力快、适应能力强、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等。

党旗下的青春｜“丑角”金锡华的京剧之路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行，上海市委宣传部机关团委、市科技团工委、市卫生健康委团委联合发起第三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

活动走访上海科技、卫生、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老党员、老干部、老专家，引领广大青年在跨越年代的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老一辈的峥嵘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脚踏实地、善作善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奏响“青春心向党，一起向未来”的澎湃和声。

澎湃新闻将陆续推出第三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系列稿件，本篇聚焦亦庄亦谐的“丑角”演员金锡华。

金锡华，男，中共党员，1941年7月生于上海，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工文丑。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56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京剧班，师从李盛佐、阎世喜。1961年毕业后进入上海京昆剧团，1972年随《龙江颂》剧组加盟上海京剧院。1979年拜“江南名丑”孙正阳为师，并长期随名丑艾世菊先生学戏，博采众长，才艺精进。

擅演剧目有《玉堂春》《凤还巢》《铁弓缘》《金玉奴》《锁麟囊》《群英会》《秋江》《柜中缘》《扈三娘与王英》《狸猫换太子》等。被《中国京剧史》列为“京剧丑行代表人物之一”。2021年获党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金锡华近照。受访者供图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向我们走来时，虽然因关节退化拄着拐杖，但不难从他的神情与风采中捕捉到一位“唱念做打”兼备、亦庄亦谐、自然成趣的“丑角”形象。

从艺71年，金锡华在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吃了很多苦。“丑角”行当有一个特殊的基本功，就是矮子功，例如武大郎和矮脚虎王英这类经典的形象，在台上都需要蹲着走路。想要成为出色的丑角，夯实基本功是头等大事。表演风格上，金锡华师承“京朝派”，后又不断融入“海派”文丑的表演特点，清新自然，洒脱利落。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祖师爷给咱们留下这么好的玩意儿，要是到我这就折了，我对不起老祖宗。”谈及老师说过的话，金锡华感慨不已。他始终有着要把京剧艺术传承下去的责任感，将传承作为一种终生的使命。

直到今年，83岁的金锡华也还“闲不下来”，除了关节退化暂时无法上台演出，他仍然关心着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工作。

从“娃娃生”到丑角

因父亲是一名丑角演员，金锡华自幼得以耳濡目染。1952年，11岁的金锡华便在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演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戏，自此，走上了学艺的道路。生行除了老生、武生、小生这三类主要角色以外，还有娃娃生，指的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角色。

在此后的四五年间，金锡华所扮演的就是这“娃娃生”，回想儿时的京剧舞台，他笑着回忆到：“当时在上海的京剧舞台上，凡是有娃娃声的戏基本上都是我包了，有些票友的业余演出里头有娃娃生的角色，也是我包了！”

虽然，最早是受到家庭的影响一边学戏一边成长，但“学着学着”对于京剧的兴趣便愈发浓厚。1956年，进入上海市戏曲学校京剧班后，由于“念白清楚，口齿又好”，戏校将金锡华定为丑行，这一定行就定下其终身的事业。

正式入行后，金锡华认准了角色定位，日夜勤学苦练。“我们这行当有一个特殊的基本功，就是矮子功。”例如武大郎和矮脚虎王英这类经典的形象，在台上都需要蹲着走路。想要成为出色的丑角，夯实基本功是头等大事。

“那时候学校在华山路上，地方不大，住宿比较困难，需要租房子来回。一早就要起来去抢排练场，如果起晚了，排练场都给占了，练功就没地方了”。因此，金锡华在校时，还练就了日日早起抢排练场的本事，“那时候也没手表，不知道时间，看天有点蒙蒙亮就起来了”。有一回便闹了笑话，起床赶到时学校，学校还没开门，得知才半夜两三点多，只得悻悻而归。

练成“拿手戏”

1961年，金锡华从上海市戏曲学校毕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进入了新成立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自我要求一向严格的金锡华从学生成长为了第一批青年党员，后担任演出团的团长，还曾带队赴港演出。

“我们住的酒店跟剧场是连在一起的，我透过窗户底下一看，那广场的人绕着剧场排成一圈又一圈。”提及这次经历时，金锡华眼里仿佛闪着光，“我们连演了一个月，演了11场《白蛇传》，演了10场《杨门女将》，还演了五六场折子戏，场场爆满。”也正是这次演出经历，让20岁的金锡华对于自己所学的这门传统艺术自豪万分，埋下了终身传承京剧的种子。

成为专业的京剧演员后，他一刻也不敢松懈。1979年正式拜“江南名丑”孙正阳为师，后长期随名丑艾世菊先生学戏。艾世菊有一出非常钟爱的戏《打花鼓》，这是一出戏中戏，即在戏中表演凤阳花鼓戏，需要载歌载舞连唱带做七段舞蹈，鲜少有学生愿意坚持学完并持续练习。但金锡华做到了，擅长演文戏的他最终还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由于每天都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他抽出了上班前两个小时，早晨7点多准时赶到排练场向艾老师学习《打花鼓》，七段舞蹈像滚雪球一样一段一段学，而后加上整个戏的台词表演部分一起练习，“大冷天里排完这个戏，里头的棉毛衫都湿透了，每天都得另带一件棉毛衫去”。在不惑之年，金锡华对京剧的热爱只增不减，坚持练成了这么一出“拿手戏”，回味起当时的苦与累，倒觉得丝丝甘甜。

金锡华剧照。受访者供图

“打花鼓”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上海京剧院的院长张帆去退休的金锡华家里慰问这位老同志时，带去了一个好消息，院里的新项目“小丑跳梁”刚好在挖掘丑角相关的戏，弘扬丑角艺术。

金锡华脑海中一下就浮现了30年前苦练“打花鼓”的场景，为了这出濒临失传的好戏能重现舞台，七十古稀的他亲自上阵，甚至叫上了时年已有94岁的艾世菊老师。还是在排练场，不同的是，这次是在艾老师的见证下，由金锡华将这出《打花鼓》交到了青年一辈的学生手里。

传承是一种使命

虽然2001年办了退休手续，但金锡华是“退而不休”。此后二十年间，他走南闯北地去演出、教学生。与此同时，将他的拿手戏都翻了个遍，连唱带做一一录下来，共录了55部，像是全本《玉堂春》这类主打戏，交给各类支持京剧等传统艺术的国家级项目。

“一开始我师从京朝派，学习到了正统的京剧，后来拜师孙正阳老师，他是喜欢改革创新的。”金锡华在此基础上又融入了海派的艺术风格，展现出了“海派”文丑的清新自然和洒脱利落。

退休后的20年中，金锡华在艺术道路上仍步履不停。在戏校担任7年兼课老师期间，培养了十余名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在京剧院，有的在昆剧团，也有的到了淮剧团，天南海北，都是在团里作为重点演员被培养的。”提起自己的学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到各个地方演出、做京剧讲座、宣传京剧知识时，金锡华都会带上自己的学生一起，有意扶持优秀的青年演员，“当年我19岁的时候，还没从戏校毕业，我们的校长艺术大师俞振飞和言慧珠，就会提携我们年轻人，1959年到1962年的4年间，基本都是我主要来配演的。”

金锡华接受采访。何颖摄

直到今年，83岁的金锡华也还“闲不下来”，除了关节退化暂时无法上台演出，他仍然关心着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他开办免费的君子兰京剧传习社，拥有一群忠实的票友，令人欣慰的是，其中还有许多对京剧感兴趣的年轻人来切磋取经。

从艺七十余年，金锡华在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吃了很多苦。 “京剧是一门传统的艺术，也是独属于中华民族自身的艺术形式，国际上公认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中就有京剧……”访谈临近尾声，老先生提及京剧传承这项“任务”时仍滔滔不绝。

面对来访，金锡华也表达了对青年一代京剧人的期望：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学苦练、不断积累，耐得起寂寞、守得住清贫，传承好传统艺术，同时不断加强文化修养，更好地理解剧本、塑造角色，扛起传承大旗，使京剧艺术走向更好的未来。

歌声刺破封锁线：一位敌后剧团老兵的抗战记忆

如果人生是一幕戏剧，主人公黄石文的故事仍在上演。

98岁，头发花白，走路要拄拐杖，但他始终把上身挺得直直的。

近两个月，每天晚上7点到9点，趁着这段最安静，也是头脑最清醒的时候，黄石文坐在养老院5楼的房间里，一字一字讲出过往人生，面前的电脑将他的语音转化成文字。

这部回忆录已经写完了前三章，粗略记述了他近一个世纪人生的前二十年：民国初年，家道中落，举家南迁；辍学，辗转河南开封、信阳，加入孩子剧团，做抗战宣传；行军大半个月，跨过封锁，来到豫皖苏边区，成为新四军第四师拂晓剧团一员，在战壕边拉小提琴，演绎宋代名将岳飞和英勇的渔夫萧恩……

黄石文用电脑书写回忆录。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人生南北多歧路，炮火连天的战场后方，一段文艺兵的人生经历徐徐展开。

信仰的种子在他11岁时就播下。获得的各类奖章、徽章和纪念章能摆满半张床，但接受采访时，黄石文只在胸前别上了党员徽章。

这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人生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黄石文靠着这份信念，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孩子剧团里的21弟

“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1939年，《红缨枪》，金浪作词，向隅作曲。

98岁这年，黄石文依旧有良好的记忆力，大多数时候，他思路清晰。但也有时候，他会把那些记忆深刻的片段讲上好几遍。

在孩子剧团的经历，就被他重复了多次。

加入剧团时，黄石文11岁。这个剧团表面上是抗战时期河南开封扶轮小学（陇海铁路工人子弟学校）的抗日宣传队，实际上，是中共河南省委的秘密机关联络站。

年少的黄石文对它仰慕已久，台儿庄大战时，他曾在开封街上看到过剧团的抗日游行，孩子们穿着翻领白衬衫，蓝色的工装裤，很精神。

1938年6月，会外语的哥哥做了二等邮务，比一般的邮差等级高些，能往外国使馆区送信，黄石文借哥哥的光，得以加入这个剧团。

剧团有23个人，按照年龄排序，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称。黄石文去得晚，个子小、年龄小，排行第21。

他和未来的妻子王效平相识于此。在之后的人生里，黄石文曾回忆，“如果有人问我和老伴，哪一段生活对你们的影响最大？我们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是开封孩子剧团。’”

黄石文看着电脑上年轻时的自己（右一为黄石文）。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加入孩子剧团，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一方面，剧团收留了他，为穷困拮据的家庭减轻了压力。

其实，黄家也曾有过光耀的日子。黄石文的祖父黄国典擅医术，是晚清重臣张之洞门下幕宾（指官员手下的谋士和食客），随其从湖南迁居北京。张之洞死后，黄家逐渐没落。

祖父是个清高一生的老学究，经历过满清的腐朽、军阀的混战、帝国主义的压迫，常叮嘱孩子们，“要有民族气节。”

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家庭里，都是一座大山。1932年，黄石文离开祖父，南下湖北武汉上学。一年级未上完，他从祖父的来信中获知，“北平（现北京）很乱，满街都是日本浪人，拿着刀，不高兴时就砍人，物价飞涨，家里越来越困难，准备举家南迁。”黄石文和母亲辗转来到河南开封，等待父亲和祖父前来会合。

彼时，国难当头，战火燃起在中国大地，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北平、武汉、开封……七七事变后，学校停了课，为躲避日军轰炸，黄石文一家来到信阳。

另一方面，孩子剧团是黄石文接受熏陶、为党和组织工作的第一站。

他还记得那个温暖的“魏大姐”，她是剧团里的辅导员，也是孩子们的启蒙者。她给孩子们讲红军、讲苏联，教他们唱歌。

直到多年后，黄石文才知道，这位“魏大姐”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他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现里面那个戴大草帽的红军女战士，就是他们的“魏大姐”。

剧团内分工明确，有保管演出道具的材料股，负责日常生活安排的生活股，还有负责外出交涉募捐的交际股等。黄石文学过知识，能说会道，被大家选为交际股长。

在剧团暂住的院子里，黄石文常和伙伴一起放哨，看见不认识的人，他们就唱一支歌报信，今天唱《红缨枪》，明天唱《黄水谣》。拐角的楼梯通向二楼，屋里，党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开会，交换着情报和文件。

二楼尚未完工，中间用幕布隔成两间，里边小一点的给女孩子住，外边住男孩子。还有一个屋子堆满了苘麻秆——苘麻秆有大用处，可以用来藏秘密文件。

1938年，孩子剧团在信阳、驻马店、南阳以及武汉一带做慰问演出，宣传抗日。黄石文回忆，晚上，他们睡在老乡家，脑袋常常钻进床旁边的鸡窝里；雨季时，常拖泥带水地走，孩子们身上招来虱子，长了疥疮。黄石文膝盖上一个烂疮，一走路就一张一合，“像个小嘴巴似的。”

危险也悄然逼近。1939年冬天，国民党在全国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河南确山县，国民党反动势力惨杀新四军及当地群众二百余人，史称“竹沟事变”。

孩子剧团在距离确山不远的南阳一带活动，国民党有所察觉。

一天，“魏大姐”带来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告诉他们，“国民党已经发现你们是‘红色’（共产党）的，随时可能对你们下手。”

不能犹豫，在国民党可能采取行动之前，剧团团长和危拱之赶紧安排孩子剧团撤出。

大家分批走，有的去了陕西延安，有的回了家乡。包括黄石文在内的第一批11人，走了大半个月，顺利通过敌人的岗哨，来到津浦路以西的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会合。

敌后拂晓剧团

“你看，全世界被压迫者，已经手牵手、肩并肩，结成了统一战线，向法西斯强盗作决死的斗争啊。”——1942年，《新世纪的前奏》，鲁军作词，贺绿汀作曲。

时至今日，黄石文依旧对彭雪枫怀有深厚的感情。

养老院的房间里，黄石文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一台电脑，手指已经不灵活了，打字很困难，他对着屏幕一字一句说出自己一生的经历，电脑再把他的讲述转成文字。

电脑旁边放着一本书，是他退休后和妻子合写的电视剧剧本《彭雪枫将军》。

这位军旅生涯波澜壮阔的将军，投身革命二十年，保卫中央苏区，历经长征跋涉，奠基西北苏区，投身抗日战争，被后世称赞“文武双全”。“武”这方面，不必多说，“文”，体现在他对部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视。

在红军第三军团做政委时，彭雪枫就曾创办《猛攻报》和火线剧社。他说，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愚昧的、盲目的，要在敌后创建一支有作战能力，又有文艺演出能力的文化兵部队。

到新四军后，这一“传统”被复制过来。后来，大家都说，新四军四师的彭雪枫师长有三件宝，分别是骑兵团、《拂晓报》和拂晓剧团。

在1938年9月《拂晓报》的发刊词中，彭雪枫说，“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也是在1938年，彭雪枫领导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进军豫东鹿邑县途中，吸纳了一批学生为骨干力量，组建起拂晓剧团，但没过多久，这批骨干人员被分散到各个队伍，好在剧团名字保留了下来。

1940年，开封孩子剧团和安徽萧县抗敌总队宣传队的到来，使拂晓剧团得以扩大。

孩子剧团刚来到，部队就给他们组织了一次文化集训。黄石文现在还留存着当时的照片，一片空地上，文娱科长胡介民站在一侧，孩子们垫着背包坐下，把膝盖当桌子，边听边记录。

大半年时间过去，拂晓剧团有了演员、乐队、指挥，也有服装和道具，能够到各个部队演出京剧、舞剧、话剧、秧歌剧等。

黄石文演出过京剧曲目《岳飞》《打渔杀家》，他记得，“战士们非常喜欢这两个剧。”

黄石文在拂晓剧团时的演出剧照。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彭雪枫来许多他在延安时认识的战友到部队教学，黄石文现在还能念出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从画家莫朴那里，黄石文认识了三原色，学会了绘画基本原理。跟着刘岘，他学会了木刻，能在木头上刻出战斗英雄的形象，再拓印到《拂晓报》上。贺绿汀教大家对位法等西洋和声方式，他们第一次在敌后演出了五部混声大合唱歌曲《新世纪的前奏》。

他还学会了拉提琴，给战壕里的战士们表演，女同志唱着歌，他在一边拉着提琴伴奏。

回忆拂晓剧团时，黄石文和他的战友们总结说，这是一个“万金油”剧团。

它首先是一支宣传队，承担着部队思想教育工作。比如，在整风运动的大潮下，拂晓剧团排演苏联名剧《前线》，批判剧中系列人物空话连篇、官腔官调等不良作风，希望队伍引以为鉴，推进整风运动。

拂晓剧团也是一支活跃在敌后的战斗队。

黄石文记得，枪林弹雨的抗日战线上，他们多次到地方和部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伤员多了，就到医院帮助护理伤员；参加扩军运动，把放羊、放猪的小朋友拉进队伍；在部队当勤务兵，给俘虏做思想工作，甚至帮群众收麦子等等。

因此，剧团要学习在敌后生存的本领。部队请来军事教员，教他们扔手榴弹，先用拆除了火药的空壳手榴弹学姿势，能投到20米之外，才能投实弹，“慢慢地，投弹的胆量就练出来了。”

半夜哨响，得紧急集合，他们需要在十分钟之内穿好衣服、装好背包，再行军十公里。夜间行军，他们躲过敌人的碉堡，跨过铁路，三个人一组，中间的人边走边“睡”，由另外两个人扶着，三个人轮流着来。

日子看起来苦，但剧团里的每个人都乐于当“万金油”。黄石文说，“我们受党的教育，只要革命需要，我们就干，就是这么一个思想。”

“党把我们养大”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1939年，《新四军军歌》，集体作词，何士德作曲。

作为文艺兵团，拂晓剧团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黄石文的妻子王效平有一本饱经战火的相册，记录了1939年冬至1949年底，二人和革命长辈及战友们工作、生活的小部分片段。她将之命名为“永远的怀念”，捐给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黄石文翻看着复印下来的照片，年轻的面孔一张张掠过。

其中一张黑白照片意义重大。黄石文记得清楚，那是1945年8月，拂晓剧团正在新四军四师九旅演出历史话剧《李闯王》，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家万分激动，合影留念。

也是在这一年，18岁的黄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织是一件郑重且严肃的事情，“党有铁的纪律，我加入进来，一切都得听党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黄石文听从指挥，被派驻到连队，担任文化教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黄石文的部分荣誉奖章和纪念章。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战争结束，考学还是留在部队，黄石文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留在部队，他之后会晋升为营级干部，前途明确；去上学，四年之后，前途未卜。

但黄石文还是想考大学。他考虑，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是破坏，今后建国了，要大搞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他向组织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国家将来需要的是真正顶用的人才，至于个人的得失，我不计较。”

1949年，黄石文被中国人民大学的工厂管理系录取。但紧接着，前方的路迎来一个急转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要求他学习外交。

黄石文不同意，他还是想学工厂管理，搞建设。

系主任出面跟他谈，他也不同意。最后，教务处处长李培之告诉他，外交急需用人，组织上准备让一批有八年以上工龄的人学外交，他们查了很多人的档案，发现黄石文很适合。

黄石文放弃了他的坚持，改到外交系。原因是对恩情的感念——“我们这些人，从小就离开自己的家，之后加入党的组织，是党把我们养大的。”

1950年春，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迅速发展的外交工作急需大量专门人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实现“外交学中国化”。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戊双任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主任，借鉴苏联经验，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外交学学科的教学体系。

黄石文和王效平是第一届学生，1954年，两人毕业后，来到外交部工作。黄石文负责对外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与两国领导人的会见、谈判等。之后又离开祖国，到多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工作。

人生越往后走，早年的一些伏笔就越清晰。

黄石文想起自己在孩子剧团做交际股长时，办成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38年冬天，黄石文跟着剧团团长拜访当地县长、商会会长及族老，为前线战士募捐钱财做棉衣。

宅院内，主堂挂着巨幅虎踞深山图，两侧列着16把交椅，族老听说黄石文读过书，有学问，要考考他，问题一道接一道，黄石文都答了上来。

最后一个问题，族老问：“圣人说父母在不远游，你跑到千里之外，不在他们跟前伺候，是不是有违夫子之道？”

黄石文拱手作揖，：“父母健在，我本不应该跑这么远，但现在学校因为日本飞机轰炸停课。我出来为前方战士募集寒衣，向老百姓宣传抗战，想必父母也是高兴的。夫子这话后面还有一句，叫作‘游必有方’，想来我这也算是游必有方吧。”

“好一个游必有方。”族老带头捐了50银元，其他人纷纷效仿，黄石文为剧团募集了300块，交给了抗敌后援会。

当年十多岁的交际股长，穿过战火，成长为中国的外交官员。一生被时代推着向前，黄石文依旧凭着信仰，在每个岔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时间不停，“你们还年轻，还能替我们看更长时间的好生活。”黄石文说，他写回忆录的初衷，也是想用自己的经历，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借鉴，也让他们了解过去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如今，距离抗战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面对采访镜头，黄石文戴上了十年前的那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挺直身子，敬了一个军礼。

老兵黄石文。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新京报记者 赵敏

编辑 彭冲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