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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8-01 00:1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福柯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内容充实、分析深入且结构清晰:
"1. 明确核心主题与目标 (Clarify Core Theme and Goal):"
"聚焦:" 福科的思想体系庞大而复杂,著作众多。你需要明确这篇读书笔记/作文是围绕福科的"某一个具体概念、理论、著作或研究领域"展开的,例如:权力理论、知识考古学、生命权力、自我技术、性史研究等。避免泛泛而谈,试图涵盖所有内容。 "设定目标:" 你是想深入分析某个概念的内涵?探讨某部著作的核心论点?评价福科思想的当代意义?还是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解读?明确目标有助于指导你的写作方向。
"2. 深入理解与准确引述 (Deep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 Citation):"
"精读原著/文献:" 读书笔记的基础是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不能仅凭二手资料或梗概。仔细阅读相关章节,理解福科的语言风格和论证逻辑。 "准确引述:" 在引用福科的原文时,务必"准确无误",包括核心术语和关键句。可以使用直接引语,并注明页码(如果可能)。这不仅体现严谨,也方便读者追溯。 "理解背景:" 了解福科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语境以及他研究问题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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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戏称福柯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而在《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一书中,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一兵认为这只是故作玄虚地讲一番没有实质内容的怪话。能有此观点,恰恰是因为没有读懂福柯,在当下,我们仍需要回到福柯的文本,重读福柯。
《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第二版)
张一兵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福柯哲学思想的一种构境论语境中的事件化解读。作者以文本的生产时序为线索,分别探析了福柯的《词与物》《认知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法兰西学院讲演”等文本与讲座中的主要话语实践,由此重构了福柯学术思想中元方法论的断裂式转换历程,使“构序”“塑形”“话语事件场”“栅格”“部署”“治安”等一批在异质性译境转构中被遗失的重要概念得以重现,让福柯中晚期针对现代资本主义隐性的治理术和生命政治学的深刻批判得以凸显。
作者简介
张一兵(本名张异宾),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代表性论著有:《烈火吞噬的革命情境建构——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的构境论映像》(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革命的诗性:浪漫主义的话语风暴——瓦内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的构境论解读》(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神会波兰尼——意会认知与构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物象化图景与事的世界观——广松涉哲学的构境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版);《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目 录
第二版序 忘不了的福柯
序
导言: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第一编 认识型文化构式中的词对物的历史铭刻
——青年福柯《词与物》中的历史构序话语
第一章 暴力性构序:对客体的存在论命名
第二章 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
第三章 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
第四章 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
第五章 人:一个晚近的事件
附文一 科学考古学——青年福柯关于认识型和认识论断裂的答辩
附文二 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青年福柯《什么是作者?》一文解读
第二编 话语塑形场转换中的谱系
——《认知考古学》中的方法论话语
第六章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历史观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附文三 从构序到祛序:话语中暴力结构的解构——福柯《话语的构序》一文解读
第八章 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
附文四 谱系研究:总体历史链条断裂中显露的历史事件突现——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解读
第三编 自拘性的规训社会
——《规训与惩罚》中的权力哲学话语
第九章 政治肉体控制:作为认知—权力存在的效应机制出场的灵魂
第十章 遵守纪律:资本主义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
第十一章 全景敞视主义的治安——规训社会
附文五 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福柯《什么是批判?》与《何为启蒙?》的解读
第四编 部署生命:从外部强制到微观权力在身体中布展的转换
——福柯的生命政治话语
第十二章 布尔乔亚公民社会的新型权力部署
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第十四章 从牧领到治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治理机制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的幻象: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治理技艺
参考文献
附录一:福柯主要学术文本词频统计
附录二:福柯生平与主要著述
后记
通常,为自己的新书作序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那是在无数次思想构境突现与破碎之后,一种重新平静下来的神性欢乐之境。可是,这一次提笔作序,我的心情却有几分沉重,因之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学术大师福柯对撰写序言本身的几近毒咒的一番奇论。他在成名作《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1961。以下简称《疯狂史》)第二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书的序言是“建立作者王权体制(monarchie de l'auteur)的第一文书(acte premier)、专制暴政(tyrannie)的宣言:我的意图应该是你们的箴言,你们要使你们的阅读、分析、批评,屈从我的意愿”。这就是福柯!他总在人们认为正常的存在样态中,深刻地透视到某种直观中不在场的不正常!或者说,在常人建构起的思考情境中再重构一种更深的批判性隐境。通常情境下,福柯会彻底颠覆“正常”与“不正常”的思之构境标准,让你我这样的寻常人等早已习以为常的思想情境瞬间破碎。此处,福柯像是用非常性的冰水把我们从头到脚浇个透湿:人人都可能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中某种隐性构境意义上的强制性构序的暴君。好吧,既避无可避,那我就再强装糊涂地做一回幻象与伪境中的暴君。
在显性语境中,福柯与福柯之思对我的研究来说并不是新人、新观念。十多年以前,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就自承:福柯那种断裂式的思想史解读模式对我的学术构境方法论有着深刻的影响。无论是非连续性地观察马克思的思想史,还是某种跨界思考和对传统思想史“正常”结论的大胆僭越之举,多少都可以从福柯这里看到异质性思想构境的因果原型。当然,彼时的我尚无法精细区分青年福柯的早期思想探索和他之后多次思想裂变、他面向黑暗生存深处的历史研判中历时性发生的认知考古学与谱系研究之差异,认知话语构序权力、微观规训权力和生命政治治理权力的复杂勾连,或毋宁说,那时的我根本没能真正融入到福柯真实思想构境中的各种奇异的话语裂变和学术构序的转换之中去。最近,因为研究后马克思思潮中的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我“被迫”再一次重读福柯。这轮重读原本只是为了深入理解被阿甘本作为哲学方法论前提的“考古学”、“谱系学”、“范式”和“部署”等一类概念的构境背景,了解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欧和齐泽克等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一直在热议的“生命政治”话语在福柯那里缘起的奇异性语境。可是,这一读就又无法挽回地陷了进去。回想起来,在此番阅读福柯的一路上,我似乎也总在告诫自己,不要“再写成一本书”!可是,话语实践塑形的自然行走、思想构境的不断意料之外的异质突现,意外的书写又出乎意料地突现了。本想着,从海德格尔魔鬼之境中暂时逃离出来会是一种休息,然而无意中又闯入了福柯那淌着鲜血的思之“魔爪”!恐怕这是命。
事实上,在福柯去世后的30年间,福柯研究在国际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译介和研究福柯的各种语言交织而成的学术群落,不同大学、不同系科都涌现了一些福柯专家;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门类的学科中,也都有了福柯研究这一方向和相应的必读参考书,研究福柯的论著和论文已难以计数,打开网上的搜索引擎,都会有令你无法下手的内、外爆式的数字化资源。国内的福柯研究虽然还不至于这么夸张,但人们也已习惯于在不同视角中,轻松自在地谈论福柯,以至于一位朋友得知我在写这本书时,脱口而出对我说:“做福柯?已经过时啦!”福柯真的过时了吗?今天各种各样的福柯学术诠释产品的批量生产真的具有合法性吗?他所精心炮制的无数隐性思想构境层真的被我们所深度理解和有意义地重构了吗?至少,被福柯那深渊般思想构境和不屈的喋血斗志镇住的我不这样看。
原本,我的想法只是看一看,这挟裹着明确的功利性目的:大致晓得福柯对阿甘本和朗西埃等人的思想影响后,坚决撒出阵地(我还惦记着没有完成的广松涉、海德格尔后续的写作和插空开始的朗西埃、阿甘本、斯蒂格勒和斯洛特戴克)。不承想,当我细细地将福柯的主要文献精读了一遍之后,我却在自己呈现的全新解读构境里被吓坏了。我突然醒悟到,自己这些年来对学生说过的最错误的一句话就是:福柯在原创性哲学学理上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也因此,好几位学生得知我着手写福柯之后,促狭地跺脚笑骂)。回想起来,自己对福柯得出那么武断的错误判断,盖因十年前我在浏览过的一些福柯文本中,建构了一种福柯哲学并不深奥的感性伪境,以为他的思想中虽然不乏某些先锋的敏锐和深刻的机智,但在一浪所谓后现代思潮的激进话语中,他同样也只是一个深刻的“破坏者”罢了。
然而,就在这次重读中我才发现,在中文编译重构的文本世界里读到的福柯,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一种在语言翻译构序的转换中无意识地被严重遮蔽的他性表象;其次,在此之前我也从未意识到,福柯与马克思竟然有着如此之深的内在关联,前者的晚期思想情境竟然就是当代后马克思思潮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政治哲学塑形的全新起点;更重要的是,福柯的思想构境层竟然会建构一种打破可见生存常识和现成全部人类文化教化构架的异托邦飞地。所以,在这一轮的重读中,我认真地反思和自省到:福柯之思固然或许真的缺乏思辨哲学那种专业性的深邃;也无须掩饰,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病灶在青年福柯的早期思想中俯拾皆是;福柯的史学构序大体都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甚至是法国中心论)的——但这些都无碍于我坦承,原先的我确实曾经极大地误读了福柯;福柯值得我们重新校译、重新审读、重新复构其非常性的隐性思境。
我想,误读福柯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拉康说,真理总是在误读的伪构式中到达的。早在1970年,福柯的亲密战友德勒兹亦曾列举,活着的福柯在其时就被视作“技术或结构化的技术官僚的新代理”、“希特勒的走狗”。前者指控他是结构主义的同谋,后者则是因为他竟公然宣称了“人的死亡”。还有人戏称福柯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只是故作玄虚地讲一番并没有实质内容的怪话。我以为,倒是瞧出了晚期福柯思想变化一些门道来的巴里巴尔的判断有些意思,他说:福柯的话语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当作“后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然而,他的断言却缺少精细的文本分析作为支援背景。不过,也有些显然是居心不良的家伙“坏坏地”要我们忘掉过时的福柯。
首先,对我们这些正常人来讲,无法入境福柯其实是一种存在论上的构境宿命,因为我们的生存本就没有处在一个被判定为不正常的“同志”情境中。正因为深深处于与所谓的正常人不同的基本生存塑形和情境之中,福柯才会从个人的异样本欲中,建构出我们无法触及的那部分真实生活存在场域和没有光亮的异质性思境。他说过,“我写的书,每一本都是(至少部分的是)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的产物”,这是福柯从来不公开言说的一个很痛的构序—构境起点。故而,我们这些从来不曾真正身处黑暗之隐在里的人,看不到或者是误读福柯所看见的他性有序世界中的风险倒真是十分正常的。布尔迪厄说,福柯的“智力筹划构成”(constitution de sonprojet intellectuel)中,除去出身布尔乔亚(bourgeoisie)家庭和哲学家身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异质点就是同性恋(homosexuel)。这是对的。其实,这仅仅是福柯“不正常”生存场景的一个塑形存在的外部支点,按福柯的好友德勒兹的说法,福柯之所以会“感到生活在社会边缘”,还因为他同时兼得“癫狂浪漫主义、违法浪漫主义、反常浪漫主义、麻醉品浪漫主义”!疯狂、违禁、不正常和毒品,这都不是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的生存构序点,可它们却是福柯存在的生活塑形和构境的隐秘支撑点,以至于那位本身就很疯狂的德勒兹也感叹道,福柯“诸如此类的浪漫主义使我越来越不能容忍”。反“自然”的性生活、做常人不敢做的跨越边界的事情,与福柯自己喜欢的尼采的出世不同,他就是在现实正常存在中的入世反存在,这恰恰是福柯之思的僭越塑形和奇思突现的现实基础。所以,福柯之思是我们不能用正常逻各斯构式重新将其“再疆域化”(德勒兹语)的。有时候,看着一些人用一本正经的理性学术套路来编织所谓的福柯哲学,心里真觉得有些好笑。当然,这也一定包括了原来那个简单判定福柯没有哲学原创贡献的有些自以为是的我自己。
其次,福柯思想构境具有的独特跨界性质。作为一个哲学家,福柯从来不在哲学研究传统划定的边界内规范地活动。所以,我们在已有的思辨构境层都找不到福柯所悄悄发动的学术革命之入境激活点。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和方法,丝毫没有引起福柯的热情,反倒是在形而下的狭窄的专业科学中的种种具象领域,如性、犯罪、绘画、认知、权力等成了福柯思想构境舞台上的主角。无怪乎有人评论说,“福柯无视法定的对象等级以及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神圣界限,他不断地致力于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让原样的世界进入哲学,并由此让无声望的或被排斥的各种各样的对象如疯狂、监禁(enfermement)、权力等进入哲学,这些对象每次都通过地点和时间明确的具体案例以及详尽的档案(dossiers circonstanciés)得到把握”。正因如此,在各种刚性的学科边界中游刃有余地穿越而显得“不正常”的哲学家福柯,一生不断游弋在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历史学、哲学、美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之间,他从来不是狭义学术语境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可又确实在所有他进入的学术思想空间里,都发现了人们在“正常”栅栏式思考中无法企及的隐性构境盲区。所以,对于长期囚禁在专业学术圈层中的学者而言,无法进入福柯完整的他性思想构序倒也是正常的。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同塞多:“被分类为一个地点和资格的囚徒,坐当局的牢房,引诱忠诚的人正式进入知识和地位等级领域里被分类的一个学科之内,最后获得‘稳定’的地位——对福柯来说,这是死亡的象征。”事实是,死在专业囚牢中的我们,看不见真率活着的福柯。
其三,福柯思想构境的原创性。纵观福柯一生的思想历程,我们会发现,从现象学和其他科学方法中生成的“塑形”、“构序”、“构式”、“考古”、“谱系”等方法被他逐一重构为一个个全新的方法格式塔场景;再就是,虽然福柯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利用德语的复杂性生造出一批怪异的概念和词组,但他也根据具体的不同思想构境域创造了诸如“认识型”、“话语实践”、“话语事件场”、“规训权力”、“微观权力关系”、“权力力量线”、“治理”和“生命政治”等一些原创性的新范畴场。这足以呈现福柯作为原创性思想大师的独特风范。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全新话语塑形档案却在汉译转换中丢失了。不同语言系统中翻译转换与重新构境中的空无本体之咒语,让新呈现的汉语外衣下的福柯成为一个没有出场的隐身人。这可能也是本书试图认真辨识的一个复杂构境层。
其四,福柯思想构境的非连续性。福柯将反对起源论、连续性、目的论的总体历史观视为自己面对思想史的颠覆性构境的否定性前提,并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地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福柯总是在发展变化中!”他声称,自己的所有论著均“没有连续而系统的理论‘背景’”或同一性塑形和构序规则。以至于,自己的思想构境叠现是“工具箱”,甚至坦承每一个建构性的历史文本都是扔向自己原来构境的手榴弹。因而,福柯“会随时根据后来的环境和预设重新解释其早期的研究,而且他还十分乐意重构和重新定位他的分析视角”,他十分善于也惯于发现自己已有学术构序的错误边界,善于从根本上更新自己的观念构架,善于将自己的每一个思想构境都视为下一次解构和革命的异轨准备。依德勒兹的说法,“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思想总是在危机和动荡(crise et secousses)中得到发展”。由此,当你依惯性将福柯视为一个同质性的不变体去阅读时,与他擦肩而过自是必然。
在这样一种不断迭现和重构的动态思境中,一切传统线性和同质性的解读模式都会从开始遭遇福柯文本和更深的隐性话语塑形中就迷失方向。倒真不是因为福柯的“过时”而故意去“忘掉”,而是在缘起处发生的海德格尔构境中的存在论遗忘(oubli)!因为,人们手中只有死去文本中词语的存在者。在福柯那里,没有被重新激活的档案即是死物。故而,必须回到福柯!
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邱思畅
福柯的学术生涯戛然而止,留下大量已完成的项目尚未出版。他最后的课程和晚期的访谈提供了有关未来方向的多种征兆。从1974年到1984年,福柯出版了四部专著、一部合著和两部编著:《规训与惩罚》、《性史》的前三卷、《家庭的失序》、《生境政治》以及《艾尔库里娜·巴尔班》。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套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但他的写作和言说涉及的议题更为广泛,所发表的作品也经历了多次的改变。在他去世之后,我们已有很多的收获,包括:文集《言与文》;十三个年度的巴黎讲座课程,其中有九个是在最后的十年进行的;在伯克利、鲁汶、佛蒙特等地的讲座;以及大量其他方面的文本和证据。所有这些使我们能够对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做出极为具体细致的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这些材料,我们如今能更清楚地理解,福柯长期以来对于坦白议题的兴趣,何以在他这段时期的所有研究工作中一直是一个不断重现的重要主题。在1971-1972年的课程《刑事理论与刑事制度》中,坦白作为一个主题,它对于在刑事案件中运用精神病学专业知识是很重要的,后来福柯对基督教实践产生了兴趣,并从近代早期经中世纪一直追溯到基督教早期教父那里。对于坦白的关注伴随着福柯主要的理论兴趣,从权力机制及其与知识的关系转移到真相生产与主体性生产之间的关联。
福柯
主体性的历史或者说主体的谱系学,或许是福柯这十年的主要关切。他经常引用对他研究工作的这种描述,有时把它解释为主体与真相之间关系的问题。过去把这解读为福柯晚期研究中主体的“回归”,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试图通过对主体的历史考察来探求如何解决主体的问题。这既是特定个体的主体问题,也是一群人的集体的主体问题,福柯对于治理或者说治理术问题的兴趣,也是他借以探求该主题的路径之一。即使是他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试图追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出现。有关治理的作品至少包括从《必须保卫社会》到《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再到《对活人的治理》这些讲座课程,但也延伸到他最后的两次名为《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的讲座课程。正如他在1981年所言,治理术的计划应当理解为探寻“在与他人关系的连接中自我对自身的治理”。再回顾一下《主体解释学》课程中的建议,“‘治理’,‘被治理’以及‘关心自我’形成一个序列、一个系列”,福柯试图追溯从古代到公元三四世纪牧领权力的出现。基于这样的理解,很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关治理术的研究工作,绝不是对福柯总体计划的一个放弃,而是针对该计划的一个非常具有生产性的新思路,这促发了福柯日后的研究兴趣与研究方案。
这并不是说,在这些讲座中讨论的材料里没有任何偏离他主要的关切之处,我们也不认为,他完全清楚他将要走向哪里或他在试图做什么。为撰写一本有关基督教的著作,福柯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从1976年计划中宣称的第二卷,到80年代初对议题的重新调配,最后到1984年计划的第四卷,这些调整表明他在探讨这些材料时所面对的挑战。此外,他有几次也谈到,在调和《性史》最后几卷中两个似乎冲突性的计划——对古代性行为的研究和对自我技术的探讨——时所面临的难题。这两个计划的冲撞最明显地发生在《关心自我》上——这个标题原本是在《性史》系列计划之外的一本书,材料也有所不同,但它却成为该系列一卷的标题,同时也带有另一个平行计划的某些痕迹。
另一个持续性的主线是福柯对合作项目的热情。他的政治行动主义通常采取一种合作的形式——不仅有监狱情报小组,也有关注健康和精神病院的团体。他参与波兰团结工会法国分会的工作,并就一系列关切的问题参与数不清的呼吁、请愿和记者招待会,直到他去世。他在法兰西学院最早的研讨课促成《我,里维耶》档案汇编的出版,福柯在后来的课程中利用了让-皮埃尔·彼得等一些同事所做的档案工作。他与CERFI的合作及时促成了《规范化设施的谱系学》(Généalogie des équipements de normalisation)、《生境政治》以及《治疗机器》这几本著作。为了完成长期计划的有关密札的工作,他与阿莱特·法尔热进行了合作。1981年在鲁汶、1982年在佛蒙特以及尤其在伯克利,他策划了在他死后完成的合著作品。伯克利有关“大战与战后时期的新治理艺术”的项目,原本会成为他希望探讨的社会主义治理术问题的方式之一。这是一个似乎尤其能激发他的兴趣的议题:这也是他晚年在巴黎与同事们所讨论的问题。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他实施《性史》计划的十年。最初开始于1974年,但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可以再向前追溯十年,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直到去世。这个计划历经一系列重要的改变。他承诺要出版的好几卷都只是起草了一部分,在讲座课程中有的试讲过,有的被放弃,也有些至少部分被销毁了。与最初按主题分卷的方式不同,该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初采取了历史分期的形式,福柯开始在图书和杂志中发表一些节选或者概要,但对于材料的重组仍在继续推进。仅仅到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福柯才最终出版了《性史》的另外两卷,而第一卷早在1976年末就已面世了。
《快感的享用》与《关心自我》这两卷,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两部专著,曾经看上去与福柯此前的议题不太相关。现在,从那些篇幅较短的作品和各种讲座来看, 我们可以认为这两卷处于一系列不断发展的兴趣和问题的语境之中。这两卷的最终形式是在该进程很晚的时候才确定的。我们有幸得见这些著作,因为此前的几稿仍然存在档案之中。除了《知识考古学》的一个早期书稿由福柯交给德菲尔阅读外,福柯销毁了为其他著作准备的材料。对于《快感的享用》与《关心自我》,福柯似乎未有机会毁弃这些草稿。在国家图书馆的四大箱文件中,有这些卷各章的许多草稿。第一箱包括导论和开头一章的几份草稿,从中可以看到这两卷被构想为关于古代的单独一卷的那个时期,然后是保留的各章的后续手稿。
福柯的书稿是手写的,因此每一稿都是从头写起:这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不仅对文字润色加工,而且将结构调整得更加严密。有些时候,福柯把文本交给法兰西学院的打字员,然后再对后者提交的文本加工打磨。偶尔,打字员们会用问号标出手稿上难以辨认的字词——对此我有很多同感。福柯会对这些机打的文本进行改写,有时把一页剪辑成几片,然后把片段贴在新页面上,写下关联的页码,再交给打字员以形成一个新的版本。与现代的文字处理不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文稿资料的原始情形以及它们发展与改变的物理痕迹。福柯1971年对谱系学所做的著名表述,认为它是“在被多次删改与重写的错综混乱的羊皮纸手稿上”进行的作业,这既适用于他的资料来源,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他自己的写作。我一直努力循着他的指示,即处理这样的材料必然是“沉闷的、谨慎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
直到最近,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克利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和当代出版纪念协会的档案研究人员,才有权从这些手稿中看到福柯的工作实践。尽管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早期草稿、讲座和准备性的阅读笔记的复印本,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他生前出版的作品之外,审视其思想发展与工作实践的最重要的依据是他的讲座课程,当然这些并不只是那些在法兰西学院所讲授的。在追溯他的主要关切方面,这些课程提供了一种优越的视角,但它们绝不能取代那些缺失的作品。这些并不是福柯所写的著作,而是这一过程中的思想记录。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以“概述”(survols)的形式指出了一些潜在性的项目,“这些概述只是一些标记,只是可能的工作”。福柯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就如何完成这些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他不断地修改和重新考虑早期的构想,但他的工作没有明确的阶段划分,而且往往补充而不是取代前期方法上的发展。正如考古学没有被谱系学所取代,而是由后者加以补充,关于权力与规训的研究同关于真相与主体性的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他在晚期的一次访谈中曾指出:“权力不是规训;规训是权力的一种可能程序。”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他自己的分析是有限的、特定的,也是非总体化的:“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分析绝不能等同于对每一种可能的权力关系的一般性分析。”在讨论、批评或者说在最有效地使用福柯的成果时,如果能记得这一点,将大有裨益。
这些书面证据的性质也让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在他死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对福柯作品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新资料一旦问世,原有的真知灼见就不堪一击。同样地,若是自以为本书能一锤定音,也是不明智的。对于德菲尔售卖的三万七千页材料,法国国家图书馆至今仍只允许研究人员接触很有限的一部分。在卖出之前,其中有些已为法兰西学院讲座的编辑们所获得,这对本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要把这些材料全部编目,可供研究人员使用,或许还包括出版,这些都需要一段时间。法兰西学院课程2015年中期完成出版,除此之外,福柯题名《当下的哲学》(Philosophie du présent)的多卷本作品以及包括未出版的材料,正由弗林(Vrin)出版社处理。目前来看,这一多卷本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各版本的讲座,有的是英文版的,有的是未被授权的法文版本:下一卷将会是1983年在伯克利关于直言讲座的校订版。此外,在可获得的档案中,还有以录音形式或书面形式存在的其他材料。保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量材料,包括《性史》第四卷文稿,也可能成书出版。
(本文摘自斯图尔特·埃尔登著《福柯最后十年》,鲍磊、刘北成译,文津出版社,2024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略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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