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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策美文教你学写《读书笔记将心比心》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1 07:29

格策美文教你学写《读书笔记将心比心》小技巧(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读书笔记和作文时如何做到“将心比心”的注意事项的文章:
"读书笔记与作文写作中的“将心比心”:注意事项探讨"
读书笔记和作文,是读者与文本、读者与自我、读者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将心比心”不仅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技巧。它要求我们超越字面意义,尝试理解作者、人物乃至不同观点背后的情感、处境与意图。若能在读书笔记和作文写作中真正做到“将心比心”,我们的理解将更深刻,表达将更动人。以下,我们将探讨在写作这些文本时应注意的几个关键方面:
"一、 注意事项一:理解作者,尝试共情其心境"
"阅读时的注意:" 在做读书笔记时,不仅要记录情节、主题,更要关注作者的写作背景、生平经历、价值观念以及可能的情感倾向。尝试站在作者的立场思考:他为何要写这本书?他想表达什么核心思想?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如何影响了他的观点?面对书中的特定观点或情节,作者可能怀有怎样的情感——是喜悦、悲伤、愤怒,还是无奈? "写作时的注意:" 在写作关于这本书的作文时,对作者的共情理解是立论的基础。引用或分析观点时,要说明这是作者在特定情境下的产物,有其合理性,即使你不同意

“将心比心”探究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张执浩推出新著《传告后代人》

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0月13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胡泊)为何中国古代诗歌写友情多于写爱情的?屈原之后,为何古代诗人鲜有自杀的?新书为何取名“传告后代人”?

张执浩(持话筒者)在首发式上发言。记者万建辉 摄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张执浩日前出版诗歌随笔集《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围绕功名、漫游、社交、友谊、传播、登高、悲秋、风骨、雅趣、苦吟、音区、色彩、口语、还乡、归途、传家等15个关键词,从多个侧面揭示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状态。

10月13日下午,武汉中心书城举行《传告后代人》首发式,张执浩与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魏天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黎,对谈新书的写作初衷。张执浩特别提到,他的成长期主要在阅读外国诗歌和中国新诗,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也是写分行的现代诗。几十年过去,他逐渐意识到,一个中国诗人,诗歌创作还是得和中国文学传统建立联系,得跟中国古代诗歌结合。

此前的10月10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已在武昌斗级营华拾书店就新书《传告后代人》专访诗人张执浩。他说,由认识到行动,5年前开始,他调动以往积累,并查阅史料,开始动笔写古代诗人的境遇,以及在不同境遇下写出的诗歌作品。

2023年出版的《不如读诗》,他写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节点性的16位诗人,纵向写其中每位诗人的个体性命运和创作风格。今年出版的《传告后代人》,是横向剖析,综合写诗人们身上共性的经验——每位中国古代诗人几乎都要经历的功名、仕途、友情、子女、离散、思乡与返乡等事物。

“对我而言,写这本书,是一名当代诗人对古代诗人的共情。我的着眼点与学者不一样,是从诗人与诗人的将心比心,千百年跨度隔空相望的视角去写的。”

张执浩介绍,这本书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写到今年上半年。他是学历史专业出身的,中国古代诗歌和古代历史一样蔚为大观,并且中国古代诗歌是可以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的,例如杜甫就被后人称为“诗史”,这就为他探究诗人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提供了便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这一代人读了大量中国现代诗和西方诗歌。几十年过去,最终认识到一个中国当代诗人还是要站在本土的文化土壤之上,认识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为什么会这样写,他们与自然山水相关联的那种情感,以及中国古代诗人创作与西方诗人不一样的出发点、美学趣味、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

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对后世影响很大。事实上古代人有条件成为读书人的人口占比少之又少。以为古人的生活,就是诗人们的生活,这样就会把读书人、士人、王公贵族的生活,理解为全民的生活。

张执浩说,五年来他对中国古代诗歌和诗人着迷,写这两本书让他沉浸其中。古代读书人需要写好诗才能进入士大夫阶层,而一旦取得了功名,尽管诗歌还是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已成为他们生活的边角料,是交朋结友的润滑剂、茶余饭后的雅趣的管道。站在仕途边缘的诗人,还在写诗汲汲于功名;已经入仕的诗人,其宦海沉浮,早已不是写诗的多寡好坏能影响的,往往在为儒家所赋予的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不能实现而苦闷,诗歌此时成为他们排遣忧思慰藉心灵的妙药。

“所以这本书更多写诗人们的处境与心态,拿出的诗句均为诗人当时处境与心态的见证。这不是一本诗歌鉴赏的书,我也无意做单纯的诗歌鉴赏。”张执浩说,历代文人科考、仕途之路大多没有顺利和畅达过,即便于此,“诗书传家”的理想依旧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念。“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写过一首名为《架出北郭门行》的乐府诗,发出了“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的吁请,劝诫子孙后代,都要遵守礼俗,富有同情心。诗歌此时在阮瑀那里成为改造世道人心的手段。这本书的书名也由此而来。

13日下午的首发式上,省作协主席、作家李修文说,他和张执浩曾各自在家通过视频探讨古代诗人、诗歌,2021年他也出版过写古代诗人的《诗来见我》,他们的友谊如同《传告后代人》中15个关键词之一的“友谊”,如同书中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它也正应了张执浩所说的“将心比心”,他对这些古代诗人充满了体恤,对许多古代诗人充满理解之同情。

李修文认为这是一本“诗史合一”的书,非常有见识,给他震撼的地方,是张执浩以诗人、诗学者的特质,把诗人放回到纷繁复杂的历史关键处,如永贞革新中的柳宗元,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欧阳修,在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下看杜甫的诗,再把诗人及其诗作放到这么大的历史场域中。

【编辑:陈明】

读梁漱溟的书有感

从清末(19世纪末)到1949年,中国有志之士一直进行救民族,救中国的活动,探索各种途径。梁漱溟是积极探索的实践者——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也是积极探索的思考者——分析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为什么革命总是失败,最后共产党能够成功。

根据梁漱溟自始至终的意见,文化从人生态度来分类,可以分为3种态度,对应的文化就有3个阶段。

第一种态度,主要面对物的问题。解决人对物的问题,即解决生活问题,把阻碍自己生活改善的一切东西,都当做物对待,战而胜之,就能改善生活。

第二种态度,当身体所需的物质足够,不需要为生活操心的时候,或者妨碍自己改善生活的东西是“人”的时候,就要面对人的问题。所以以面对“别人”的为主要问题,就是第二种人生态度。

第三种态度,是出世的态度。不关心现在,只关心来世和天堂。

一般而言,人类历史开始,主要解决生存问题,因而首先采取的是第一种人生态度,随着生产的发展,将顺序采取第二种态度和第三种态度。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有偶然的因素,不会按照上述理论分析的道路走。

西欧人的人生态度,经过了第一态度(上古时代)——第三态度(中世纪,教会统治时代)——第一态度(文艺复兴开始)这样的转变。

印度人的人生态度,从上古时代的第一态度,跳到第三态度,就基本没有回头。保持这第三态度的主要因素是宗教和迷信。在印度,至今教派仍然众多。

中国人当然最早也是第一种人生态度,但自从周公孔子为中国文化建立了一个范式之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就转向了第二种态度,人生主要问题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圣人们发现,“别人”对自己的妨碍是否能够解除,并不像“物”对自己的妨碍那样,可以取决于自己,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取决于“别人”。因此,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本,只能是从自己内部解决,所谓“君子求诸己”。

圣人相信,只要自己冷静下来,多想一想,就都明白,以己推人,则别人就是自己,了无分别,那里还有什么别人。不仅没有别人,而且也没有“别的东西”,万物都和自己一体,天人合一。当然,这样的道理,很多人要悟很久才悟得出来,即便后来差不多也被称为圣人的王阳明,也是几十年探索之后,才在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

因此,孔子通过提倡礼乐,借用自古以来的祭祀风俗,提倡孝悌,以人人都熟悉的家庭伦理推广至社会,经过孔子后生的推广,独尊儒术的政策。中国社会形成了伦理本位(社会本文,不是个人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以道德统领社会,而个人道德纯粹来自理性,并非来自外人的强求。虽然后来的一些死板的礼教有强求成分,那是背离圣人的理想、背离人的本性的。

梁漱溟定义的理性,不同于一般人讲的科学道理,而是感情方面的理智。他说类似于罗素三分法(本能、理智和灵性)中的灵性。也就是前面所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于人的感情,以己推人,那就是讲道理的,只要将心比心,那就是理性。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中国人早早采取了人生的第二种态度,是一种早熟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不与人对抗。别人就是自己嘛,那么解决所有问题都从自己找原因。这样的话,中国人养成了依靠个人,不结成团体的习惯。社会的相互依靠基于家庭伦理,这种相互依靠,还靠的是对方(家庭成员、家族成员)的主动,每个人对别人的帮助都是自己依赖自己的道德自觉,是自己给自己加的义务。这样,中国一直就没有团体的习惯,尽管人们有伦理本位(家庭社会为主)思想,没有个人权利的概念。因为个人权利与团体是一个事情的两面,有团体问题,才有个人问题,有个人权利(权和利益),就有团体公共权利。所以,中国人过去一直是一盘散沙,既没有个人权利,也没有团体权利。权利概念不明,只有伦理关系概念,义务都是自觉自加的,也没有国家概念。

清末民初,外族入侵,外来文化影响,西方个人独立自由民主的概念引入,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传统伦理文化的冲击,西方个人独立、个人本位思想入了人心。本来个人权利与团体是一个对应关系,五四运动激发了人的个人权利概念,但没有激发人们的团体概念。

团体本来是因为斗争而成立的,没有斗争就没有团体。

共产党利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建立了斗争团体,团体的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理念(注意,不是之前被批评的那种吃人的死板礼教,而是孔子的以己及人的伦理概念。吃人的礼教,单纯强调父亲、丈夫、君的权威。孔子孟子强调的父慈子孝,没有绝对权威,人己无别。)一致,是对五四以来破除传统、强调个人的一种修正。这个团体有别于之前清末以来形成的那种松散的团体——只有个人本位思想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因此,这个团体才有向心力,才有那么多人追随,才有那么强的战斗力,才最终统一了大陆。

梁漱溟本来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斗争那一套的,因为那种残酷的斗争,并不符合中国的伦理道德。在周公孔子的思想影响下,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散漫的社会,实际上从来没有形成阶级。在太平世,老百姓自由散漫地生活。在乱世(多数因为皇家传了几代以后不知道民间疾苦,官僚腐败,民不聊生而引起),群雄并起,最后确定一个霸主之后,老百姓复归于自由散漫的生活,与世无争。

但清末以来,除了共产党那一套,其他人(包括他自己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他民主运动)的革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国,使中国一直处在战乱中几十年。这个事实,促使梁漱溟对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做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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