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论掩饰读后感》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1 08:56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论掩饰读后感作文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读后感作文，旨在探讨写这类作文时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于无声处听惊雷——论掩饰性读后感作文的写作要点"
读后感，顾名思义，是阅读后的感想与体会。然而，在真实的写作实践中，有时我们会遇到一种特殊的“读后感”——所谓的“掩饰性读后感”。它并非直接袒露内心的全部感受，而是如同精心布置的园林，在看似平静的叙述或分析背后，隐藏着作者真实的、或许更为深刻、甚至复杂的思考与情感。如何写好这类“戴着面具”的读后感，使其既符合“读后感”的本质，又能达到“掩饰”或“含蓄表达”的艺术效果，是需要我们仔细体味的。以下，便是笔者在阅读与思考中总结出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 选材立意：于“显”中求“隐”，主旨需明确"
掩饰性读后感的核心在于“隐藏”与“暗示”。因此，选材立意时，不能选择那些过于直白、情感过于强烈的点作为主要表达对象。相反，应选取那些具有多义性、能引发思考、本身带有一定“留白”的文本内容或主题作为切入点。例如，可以分析一个看似中性的人物行为、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场景、一个引发争议

郭晓飞评《掩饰》︱当我们谈论掩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掩饰》，吉野贤治著（中译本朱静姝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228页，30.00元）

1998年，日裔美国人吉野贤治得到了耶鲁大学的教职，那个时候他的同性恋身份在单位里已不是秘密。他的一个同事问他愿意成为碰巧是同性恋的法学学者（homosexual professional），还是专门研究同性恋的职业同性恋者（professional homosexual），如果选择前者，他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终身教职。多年以后，已经功成名就的吉野教授在论文和演讲中都提到了这一故事，故事讲的次数多了就回溯式地建构成一个事件，让人怀疑是否因为有了这个事件，才有了这本书——《掩饰：同性恋者的双重生活及其他》（Covering: The Hidden Assault On Our Civil Rights）。

这本书描述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待同性恋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同性恋的矫正，最典型的就是电击疗法，医生在男同性恋想象同性欲望的时候对他进行电击，使他产生“恶心”反应。第二个阶段是同性恋的冒充，最典型的是美国军队从1993年开始到2011年才废除的“不问不说政策”，同性恋军人只有在不公开性倾向的情况下才能在军中服役。第三个阶段是同性恋的掩饰，即使同性恋可以出柜了，也要淡化而不是招摇这样的身份。在美国同性婚姻还没有合法化的年代，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得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大张旗鼓地举办了同性婚礼而遭辞退，并且在提起的反歧视诉讼中败诉。法院的理由是，法律只保护身份，因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不保护张扬的行为。

吉野贤治

这是一本学术性传记作品，吉野贤治在自己的身上部分地复制了，部分地克服了这个时代的三阶段。首先，他经历了想成为异性恋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内心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自我”，却躲躲藏藏冒充直人；第三个阶段是他出柜后（同性恋对外公开自己的性倾向被类比为走出柜子），却抑制写同性恋议题的冲动，极力阻止放大这个污点，这就是掩饰。这让人想起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或者说，个人的就是历史的，这本书也体现了时代和个人的“解释学循环”。很多个场景极具画面感，在向父母出柜的那一刻，作者感觉到了摄影机的转动：“我终于成了自己故事里的男主角。”同性情欲在青春期破茧而出的“求生”冲动遭遇了阵痛，“旁观的自我”想要杀死“同性恋的自我”，“死亡”的隐喻和意象长久地挥之不去，抑郁和同性恋倾向难分难解，如今，生命的临界点到了，向父母的告白像是完成了一场大的测试。接下来，镜头转换，同性恋运动的决裂时刻经由作者蒙太奇的剪接而登场，这就是1969年6月27日发生在纽约的石墙事件。警察在这一天突袭石墙酒吧，遭遇了同性恋和跨性别的抵抗，在同志运动的历史上，这一事件被大书特书，仿佛经由它开天辟地，同志运动的时间开始了。作者认为，同性恋作为一个社群，也需要跟个人相类似的出柜时刻，而那个酒吧，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柜子。把个人在家庭的出柜和同性恋运动在社会的出柜相提并论、互相对照，仿佛是在说，我的黑暗和抗争在世界的黑暗和抗争之中，世界的黑暗和抗争也在我的黑暗和抗争之中。

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

而这个临界点的思维，也让我重新打量某个中国同志权利的大事件，那就是1997年流氓罪的废除，这个事件被称作中国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我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里已经详细论证，这个罪的废除在动机上和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新刑法引进了罪刑法定原则，流氓罪的模糊性使它通不过罪刑法定清晰性的检验。而同性恋社群的欢呼雀跃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流氓罪的模糊性对边缘人群的性生活确实很危险，所以废除流氓罪带给同性恋的解放效应虽然是一个“非意图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在同性恋社群中确实也值得彪炳史册。“非罪化”话语固然是西方强势话语向中国的渗透，但是按照临界点的思维，可能中国的同性恋社群在刑事法领域也需要类似于“个人出柜”一样的时刻，来铭刻“不要再抓同性恋”的历史变迁。

个人和时代的“解释学循环”也激励我对美国和中国进行比较解释。我要用三个事件来对应吉野贤治所说的三个阶段：2014年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正式宣判，海淀区法院认定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某心理中心治疗的承诺是虚假宣传。这个诉讼体现了矫正同性恋的需求在当下中国还大量存在，尽管法院的判决显示这个矫正阶段在逐渐远去。2013年北京一中院针对同性恋与异性婚姻的问题发布调研报告，建议认定同性恋隐瞒性倾向与异性结婚构成过错，离婚时应该在财产分配上对性取向“正常”的一方进行照顾。这个报告的出台显示了中国大量的同性恋会和异性结婚，这可能被认为是同性恋冒充异性恋的阶段。2014年一个“一百块都不给我”的视频红遍网络，两个同性恋者因为“约炮”发生纠纷，争吵的视频被违法传上网络，其中一个当事人失去了工作，由此起诉公司，成为首例中国职场性倾向歧视的原告。2015年法院判决原告败诉，部分的原因是公司不一定是因为同性恋而辞退员工，“而是有关原告的网络视频影响公司形象”，这对应于掩饰阶段，那就是主流社会不再明确表达对同性恋的贬斥，但是“约炮”招摇得天下皆知就会影响公司形象。本书所描述的矫正、冒充、掩饰三个阶段不是线性发展的，而可能在同一个时空里同时存在，只不过重要性有所不同，在中国可能更是如此，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三件大事各有侧重地展现着主流对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态度。

任何类比都有缺陷，东施效颦在所难免，不过在中国语境下，在同性恋“骗婚”的话语中，体现了主流对同性恋“冒充”和“坦白”的双重捆绑，这个和美国还真是同中有异。中国大量的同性恋者在社会压力下与异性结婚，相关调研报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同性恋者被逼冒充异性恋的现实，所有人几乎都被裹挟在“强制性异性恋”的体制里。然而主流对同性恋的“冒充需求”恰恰没有掩盖，甚至相辅相成衍生出对同性恋的“坦白需求”。那就是一方面，主流逼着所有人都进入和异性结合的婚姻体制中，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常，这催生了冒充的现象；而一旦婚姻中所谓“正常的一方”（指异性恋配偶）指控配偶隐瞒同性恋身份骗婚，要求骗子承担法律责任，主流又会纷纷谴责同性恋伤天害理，毁人一世幸福。审理此类案件时，我们的法庭上进行着“冒充”和“反冒充”的证据攻防战：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妻子起诉丈夫要求离婚，指责丈夫是同性恋骗婚，证据之一是电脑里下载了很多男男性行为的色情电影，法院认为这不能证明丈夫一定是同性恋。

可以说，认为隐瞒同性恋倾向而结婚构成过错，不是在强制“冒充”，而是在强制“坦白”。对此，我曾经尝试过做出不同的断言：在当下，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强制一个人披露自己的性倾向。我很好奇地想知道，吉野贤治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强制性“坦白”，怎样看待同性恋隐瞒性倾向与异性结婚是“骗婚”的指责，他在书里一再强调的“自主”在这里还有效吗？更重要的是，需要纠正一个看法，即认为所有和异性结婚的同性恋者都是为了冒充异性恋，掩盖自己被歧视的身份。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家庭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功能，子女所承担的养老功能仍然是大部分家庭所需要的，而制度上，一男一女的婚姻垄断了生育，所以大量的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生育后代，是在预防老无所依，说严重些，那几乎就是求生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同性恋的污名。不同于吉野贤治在青春期试图扼杀其“同性恋自我”，中国的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解决的则是老年期的生死问题。作者矫正、冒充、回避的三部曲一条道走到黑，恰恰忽略了强制坦白也是一种社会的净化机制，在对同性恋骗婚的指责声中，也隐隐显露出一种净化异性恋婚姻的动机。

吉野贤治对于同性恋社群强制出柜的文化亦有所反思，于是我们在书里看到了一个八卦事件，或者说，一个同性恋权利大事件中的八卦作料。抛开对里程碑案件的学理分析，吉野贤治旁逸斜出，对历史洞幽烛微，甚至追问，这个八卦是否影响了同性恋权利的走向。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五比四对鲍沃斯诉哈德威克一案做出判决：同性性行为构成犯罪的立法不违反宪法，隐私权应该保护同性性行为的观点“充其量也是个玩笑”。在这个案件中，鲍威尔大法官投出了关键性一票，才使得同性恋权利遭遇重挫。在跟助理讨论案件时，鲍威尔大法官说他一个同性恋都不认识，而这个助理恰恰就是同性恋。此事传出去之后，这个助理立刻遭到了同性恋社群的仇恨，大家认为如果他能够向大法官出柜的话就可以扭转局面，而事实上鲍威尔大法官事后也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投了错误的一票。作者认为很多同性恋对这个助理的痛恨“恰恰是因为，他们，跟我（指作者）一样，也在害怕自己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作者说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对冒充异性恋的人如此苛刻，而放过了歧视同性恋的社会结构。反观当下，在谴责同性恋“骗婚”的舆论里，我们很少听到对“强制性异性恋”的批判。好像人们在婚姻问题上已经有了自主性，没有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让你和异性结婚，然而正如“强制性异性恋”里的“强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强制，“骗婚”里的“骗”也不应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骗，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鲍威尔大法官

尽管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强制出柜的文化，我还是从他的论述中读出了那被称为“同性恋正统制”（即同性恋运动中的僵化意识形态）的东西：他对大法官助理没有历史性地出柜的理解也仅仅是，“坦诚面对我们的不坦诚，原谅没有勇气的自己”；他强调“真我”“假我”“完整的我”；他说，出柜后，“我重新回到了生活的亮处”，向父母坦白以后，感觉“面对生命的测试，我没有不及格”。为了强调不需矫正、冒充、掩饰而强调“勇敢做自己”，颇有些励志和心灵鸡汤的味道。其实风格不是问题，反而增加了可读性，谁不愿意看到大牌教授的小清新呢？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同性恋正统制”对“身份”作了本质主义处理，好像有一个实体化的东西固定地放在那里，等着有一天你去发现它，然后揭示它，所有曾经的犹豫、否认、掩饰，都需要社会和个人一起去克服，“踏平坎坷成大道”，那个“大道”、整个事业的“西天”，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建构主义一再呈现的是另外一幅面孔：同性恋身份是十九世纪末西方精神病学对人类进行昆虫学式分类的产物，这种以性为核心对人的分类，不是跨越时空的，“龙阳之好”和“同性恋身份”有着根本性的断裂。福柯所讲的“告诉我你的欲望，我就可以诊断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一种现代性的真理机制和治理技术。没有同性恋概念的时候，两个男孩子互相玩些性游戏没什么大不了，一旦有了同性恋的清晰界定，楚河汉界，这些性游戏的参与者马上就有了“我是不是越界成了另外一种人”的担心，所以正如“掩饰”是一种治理机制，“坦白”也是一种治理机制。这几乎已经是同性恋研究中的陈词滥调了，吉野贤治一定也对这些理论不陌生，可是他在写作中几乎完全不处理这些问题，结果就是同性恋似乎成了一种不需要讨论的概念，是一种自然而然。然而或许正是吉野贤治的“疏忽”，成就了《掩饰》的名声：这本被广为称颂的好书，体现了同性恋运动鼓励出柜的“正能量”，几乎就是不断对“柜子”的诅咒和对“出柜”的欢呼，这其实是对“坦白”的另一种文化强制。论述同性恋者什么样的做派是“掩饰”，什么样的做派是“做自己”，毋宁预设了一种本质主义：什么叫做自己，你以为的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这里的问题是，当我们谈论掩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吉野贤治绵密细致的论证当然也不会全然置这个问题于不顾，比如一个女性同事的疑问就令他彻夜难眠。这位同事说，当一名女性在修自行车（做传统上被认为是男人喜欢做的事情），她的行为很容易被归为掩饰，但实际的情形可能只是，自行车坏了。所以吉野贤治也提到了“真我”不能被具体定义（尽管他有些轻描淡写），不能预设一切“主流”做派都是在掩饰。例如撒切尔夫人曾经向专业老师学习低沉地发声，这或许是个很好的掩饰的例子，可以理解为她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圈子里，掩盖、淡化自己的女性特征以争取主流选民，但这样的论述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谁说女性说话声音低沉就不是勇敢地做自己？凭什么在声音上预设性别本质主义？职业女性淡化母亲身份，到底是掩饰，还是她根本就不认可母职的优先性？动辄说人掩饰，那每次弱势群体打破刻板印象，都会被认定为对主流的趋炎附势。我们甚至很难说女同性恋伴侣中“老公”“老婆”的分类和称呼是复制，还是颠覆了异性恋霸权。

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所谓主流对同性恋“强制性坦白”的要求和作者所讲的“逆向掩饰”不是一回事。书里谈到的同性恋“逆向掩饰”的例子很少，其中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因为在本国受到迫害，想要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就必须让自己变得“很同性恋”才能通过考验，比如男同性恋最好女性化一些。可见“逆向掩饰”是通过故意让自己符合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在主流那里获得好处。就像起诉辛普森的女检察官被建议要穿一件粉色衬衣，因为她太严肃了，应该有一些“女人味”才能获得陪审团的好感，这种逆向掩饰，和掩饰——如职场上要求女性律师不要女性化，事实上构成了对职业女性的双重捆绑。而“强制性坦白”是主流要揭发同性恋，不准其隐身，揪出来使其承受不利结果。如法院建议离婚案中性倾向不正常的一方因隐瞒而构成过错，应该少分财产。又如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揭发和迫害政府内部同性恋——这股风潮波及英国，令著名科学家图灵因为从事情报工作且是同性恋者，而被视为危险分子。图灵最后的自杀不是死于“强制性掩饰”，而是死于“强制性坦白”。

图灵

对于女性同事的有力质疑，吉野贤治祭出了“自主”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在左翼学者的批判下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这个对掩饰理论可能构成颠覆性挑战的问题难不倒作者，他可以用它来为更大的理论建构破题。吉野贤治希望民权法的重心由平等向自由转换，因为平等进路和身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身份政治又和本质主义撕扯不清。吉野贤治在讲授掩饰理论的时候经常会遭到白种男人的反驳：法律保护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是因为肤色、染色体和性倾向基因不可改变，那法律为什么要保护可以选择的行为呢？我们不都在掩饰吗：掩饰肥胖，掩饰酗酒，掩饰抑郁。但吉野贤治认为，民权只关注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残障者，本来就是个错误，好像所谓主流人群就不需要反歧视了。其实酷儿理论的洞见正是“完全的正常就是种不正常”（“人无癖，不可交”的古训与此异曲同工），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层面上遭遇歧视，所以民权范式需要超越基于群体的平等，而走向普遍的自由权，并且超越法律。

在传统的以群体为基础的平等范式下，美国法院的确太过于看重“不可改变性”了，也就是只保护你“是”什么，不保护你“做”什么。所以法律禁止基于肤色的歧视，头发自来卷是“生来如此”不应受歧视，但是一个少数族裔因为排辫这种发型而被解雇，法律就不提供救济了。类似地，同性恋不能受到歧视，但是一个同性恋者要在离婚诉讼中获得对孩子的抚养权，那就需要掩饰，以至于印第安纳州法院曾作出判决，在监护期间，禁止父亲“让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屋里过夜”。性倾向不可改变、“生来如此”、存在“同性恋基因”，这些理论在美国同性恋社群中甚嚣尘上，也有这么一个制度性的语境。而吉野贤治认为法院对“不可改变”的强调就是美国的阴暗面，是一种强制性的“同化”。

除了平等范式向自由范式的转换，吉野贤治还提到了民权范式向人权范式的转换，背后的理路有共通的一面，那就是多元主义的焦虑。身份政治爆炸衍生出众多“分裂的小团体吵嚷着要争取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民权范式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差别，人权范式强调的是人与人的相同，所以民权的尽头就是用普适自由范式代替基于群体的平等范式。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劳伦斯案件的判决并没有处理在平等保护领域，同性恋是否应该和少数族裔、女性一样获得更高程度的关注，而是认为制裁成年人私下所发生的某些性行为，侵犯了所有人自主控制他（她）们亲密关系的权利。作者认为正是多元身份的激增，“让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的共性”。其实，这种对身份政治撕裂美国的忧虑，不也体现在奥巴马的总统胜选演讲中吗：“年轻人或者老人、富人或者穷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同性恋、异性恋、残障人或者健康人，所有的人，向全世界共同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我们从来都不是蓝州和红州的联合，我们现在是，并且永远是同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然而吊诡的是，在奥巴马强调的普适的美国梦里，也镶嵌着黑人、白人、拉丁裔、亚裔、同性恋等各种身份，他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身份分类都列举出来，换言之，这种列举也有陈列既有的身份政治成果的效果。说白了，美国没有那么容易告别身份政治。

吉野贤治当然也认可了身份政治硕果累累，如果没有同性恋运动的多年深耕，很难想象会有2003年劳伦斯案对所谓“非自然性行为”的去罪化。我们似乎必须要进入美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对以群体为基础的平等范式的“能”与“不能” 进行体察。曾几何时，美国作为熔炉的隐喻使万众归心；但后来此隐喻对“同化”的强调被不断揭露出来，所以才有了“走出熔炉，走向多元”的说法；而当各种身份不断被建构出来后，又产生了美国社会被巴尔干化、碎片化的担忧，“同化”又以普适价值的方式重新归来。当然，身份政治没有那么容易被轻轻抹去，例如吉野贤治很难以下问题：你说身份政治导致巴尔干化，会叫的孩子有奶吃，那你说说看，哪些身份的建构让你产生了身份泛滥成灾的印象，哪些身份是多余的？这就像当年对于 “错批了一个人，多生了几亿人”的说法，有人问道：“你说谁是多生的？”

从同性恋到LGBT（女同、男同、双性恋、跨性别），再到LGBTIQ（I代表间性人，Q代表酷儿），还有无性恋（asexuality）、泛性恋（pansexuality）……各种身份还在不断建构出来。吉野贤治在谈到身份过于碎片化的时候，没有列举这些跟他研究领域如此接近的身份，或许不是疏忽也不是偶然，而是不得不然，否则就很难这样的质疑：在同性恋运动开花结果的时候，你就开始嫌身份太多了，是我花开后百花杀吗？你不是也为双性恋身份被“抹杀”而愤愤不平写过论文吗？吉野贤治当然可以说，要以普适自由代替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有的身份政治。可是我认为逻辑不能代替经验，当不同的群体在司法上有着不同待遇的时候，否定身份政治一定是对后来形成的身份更加不利。

所以，我从作者对“同化”的爱恨交加，也能推导出他与身份政治的藕断丝连。吉野贤治作为日裔美国人，辛苦做到美国大牌法学院里的大牌教授，直言自己在性倾向和族裔上都有过掩饰。他说学生很敏感地指出他曾经长时间不与亚裔打交道，有过“在美国做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在日本做百分之百的日本人”的想法。对于父亲不鼓励他在美国跟亚裔群体打交道，他也认为这是在鼓励自己勇敢，什么时候都不要畏惧中心。而且生为亚裔就一定要与亚裔群体打成一片不也是一种强制吗？这属于“逆向掩饰”——故意按照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行事。所以作者一再申明，并非反对所有的同化，而是反对非理性的同化。

可以说，普适自由正是一套凝聚所谓美国公民意识的“同化”价值观。纵观全书，作者似乎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总分总”的结构：一开始讲人权，是“总”；继而讲民权，以身份为基础的平权运动依次展开，是“分”，是对人权的扬弃，既否定又肯定；再后来身份爆炸，产生了多元的焦虑，便又重新强调同化、讲人权，回到了“总”，不过经历过身份政治的人权已非昔日可比，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

但是身份政治的爆炸性多元化趋向是否一定会撕裂共同体呢？也不见得。在一次国内的研讨会上，我听到有学者说，如果让身份更加多元化，比如对穿高跟鞋的和穿中、低跟鞋的都进行分类，让双方吵吵嚷嚷，反而会使其他更加敏感的身份不再形成过大的挑战，也可以成为一种统治技术。事实上，美国不也有类似的、只不过是站在不同立场的质疑吗？有的老左派认为身份政治夺去了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有非洲裔美国人认为同性恋不该搭民权运动这班车。不同身份间的争论看起来会撕裂社会，但或许统治者正乐见这种打成一片的局面，因为这可以回避对政治合法性的颠覆性质疑。

2011年，吉野贤治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平等保护”的文章，更加学术化地论证了本书所提出的以群体为基础的民权向普适性人权转化的思路。他提出了一个本书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什么多元身份让我们如此焦虑？我们能不能克服这个焦虑，而不是向它投降？这多少缓解了本书对多元身份的恐惧，同时也意味着普适的自由权利仍然离不开平等的视角。吉野贤治曾经说过，自己将不再开授同性恋权利的课程，强调这不是掩饰，而是在自己身上实现上述从民权向人权的转向。我查阅了他在纽约大学的课程，果然基本上都是宪法课，以及“莎士比亚与法律”“多元与融合”的讨论课，不过还是有一门讨论课用同性恋命名——“同性婚姻案件”。这一方面说明作者确实在实践这样的转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以身份为基础的权利话语很难被完全抹去，或者说既不可能，也不可欲。这不也是美国司法对于身份政治欲去还休的态度的隐喻吗？

吉野贤治除了是宪法学的教授之外，还是法律与文学领域的大咖。当年一个喜欢诗歌的懵懂少年没有顺着喜好选择文学院，而是选择法学院，就是害怕同性恋诗人会更脆弱。为了让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特立独行，他宁愿让自己的专业被主流“同化”。如今的法学教授在书中尽情挥洒着文学才华，正义因诗性而“多汁”，谁喜欢吃干巴巴的苹果呢？我都有些相信罗蒂说的话了：我们不必像前辈求助于牧师那样求助于哲学家，“我们将求助于诗人和工程师，他们是能为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提供崭新计划的人”。

管理的丧钟为谁而鸣
——读《管理百年》有感

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种，为何今天却只剩下了我们自己？从十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文化相互交织的人类发展，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尤瓦尔·赫拉利教授在《人类简史》中给了我们些许答案。

阿拉丁乘坐的“飞毯”或许只是人类社会在向往未来时，描绘想象出一个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梦想，但莱特兄弟的天才创造，把人类过去的梦想从神话变成了现实。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试飞成功“飞行者1号”。科技一直在发展变迁，但空气动力学原理却从未变过。同样，管理的方式和形态一直在演变，但管理的原理，基于人与组织的生命力探索却从未改变。

“管理上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这句话出自《管理百年》作者斯图尔特·克雷纳，道出了管理的真谛。管理学从诞生到现如今，100多年过去了，一直是一个不断挑衅所谓的“权威定理”、再创新、反思、再超越的过程。《基业长青》中1/3的成功企业已经消失了，现如今企业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挑战，企业的死亡率更是居高不下，所谓“百年老店”的企业屈指可数，这到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还是优胜劣汰进化论的延续，或许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尤其是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企业死亡指数更是居高不下，这两年从中关村的各种孵化器机构的由盛而衰的情景就不难看出，很多企业只是昙花一现，还未来得及绽放，便被扼杀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摇篮中。上世纪著名管理大师，曾在90年代断言：世界《财富》500强公司平均寿命为何只有40~50年，是因为管理者只关心利润和成本底线，而不关心构成组织的人类群体。

1.管理科学的开启

西方国家的历史短于中国，管理实践也后于中国。然而，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管理实践的发展和管理理论的形成都快于中国，比中国成熟更早、更为完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最早对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他在1776年3月出版的著作《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劳动价值和劳动分工理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是全世界英雄辈出的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商业领袖如雨后春笋般喷涌而出。由于生产技术日益复杂，生产规模的发展和资本的日益扩大，企业的管理职能逐渐与资本所有权分离，管理工作成为有人专门研究的学问，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管理理论，被称为“古典管理理论”或“科学管理理论”，尤其是以亨利·法约尔、弗雷德里克·泰勒、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时代人物。

“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1911年提出科学管理原理。他的科学管理其根本的目的是谋求最高效的工作效率，奉行效率至上的原则，就是要让雇主财富最大化，让每一个雇员财富最大化。他的管理哲学的影响在当时波及世界各地，极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尤其是以福特公司规模化生产T型车为代表，将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效率发挥到极致。

“管理理论之父” 亨利·法约尔1916年提出了工业管理及一般管理理论，对管理进行了定义，即对经营和管理做了界定。他把经营分为六种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管理分为五种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另外还有具体的14条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力和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性、主动意识、团队精神。

“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1920年发明行政集权组织上的科层制，在科层制框架下产生多种管理方法，他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中就提出了自己的预见：工业发展不可避免要使人丧失“人性”。科层制解决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问题，让个人屈服于组织，让人性服从于理性。

2.管理思想的演进

从1927年到1932年间，乔治·埃尔顿·梅奥在西方电气公司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研究，发现科学管理的逻辑虽然精密而有力，但实践中会降低工人的士气。“只要企业管理方法还不曾考虑到人类本性和社会动机，工业发展就摆脱不了罢工和怠工行为。”梅奥如此总结道。泰勒发现了工作，福特发现了大规模应用的工作，斯隆组织了工作，但他们都没看见，是“人”在完成工作。

管理理论之母玛丽·帕克·福列特在其著作《动态管理》中说：“企业人际关系研究和运营技术研究是浑然一体的。”这与泰勒把工人看成是会说话的机器，看成是纯粹的“经济人”等漠视人性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福列特思想中关键的一条，即人是所有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所有其他活动的中心。“很多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事，为什么该去做，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让我想去做一件事。”福列特如是说，没有参与就没有责任，她认为最成功的领导者都能看到一番与众不同但又尚未实现的景色。显然，福列特的观点比梅奥和霍桑工厂的调查员们都大大超前了一步。

真正引爆管理思想的，是战争。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柯达发明了航空照相机，吉列开创了“刀片+刀架”一统天下的模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人际关系理论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相结合起来，尤其是休哈特的质量管理理念对盟军战时生产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极大推动了工业化革命的进程。

1945年，随着日本的投降，成为战败国后的重建工作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主导下，日本开启了“质量控制理论”的管理培训项目，其中的学员包括松下电器的松下正治、三菱电机的加藤武夫、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和井深大。随着质量管理专家爱德华兹·戴明访问日本后，质量管理的思潮汹涌澎湃，日本战败后的商业崛起速度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它的振兴不是单纯靠应用质量控制来实现的，它的基础来自强劲的创业活力，以及融合了管理、社会及道德良知的企业。松下倡导的企业道德良知，他说：“厂商的使命，应该是克服贫困，把整个社会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并为它带去财富。”当时，盟军还沉浸在二战的胜利当中，日本人却把这样的见解和情操保存了下来。

3.战略管理的新思潮

谈到战略，必然就会提及军事战略中的目标管理，比如要攻下某个阵地，需要调用哪些资源作保障。常言之：“商场如战场。”军事战略与商业经营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以致于现代管理思想家经常借用最高明的军事实践。《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是美国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人才培训必读教材。在许多人眼里，孙子是战略的最高峰。管理者们似乎完全接受了商场如战场的观点，《孙子兵法》一度成为商业畅销书的榜首。孙子在书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或许是孙子对战略的认识太过言简意赅，这也让管理者们难以理解高深莫测的中国智慧。

“……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变成了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所能够利用的方法和所能够做出的努力使原有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碰不到什么阻力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兵法》的军事战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战略的认知或许要更有条理、更现代化一些。克劳塞维茨把战略视为政治博弈的根本，这就有了其著名的断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由拿破仑开创并被克劳塞维茨以最具启发性的方式发展的战争及战略问题的精明阐述，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谁是提出现代战略理论的第一人？一直存在着争议，到底是彼得·德鲁克还是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上世纪60年代企业迅猛发展的鼎盛时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以伊戈尔·安索夫和亨利·明茨伯格为代表的大量管理学大师们对战略的研究，将战略管理理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两位大师的大打笔仗，催生了商学院对管理学的研究与探索的盛兴，同时也造就了信息分析师的岗位，也就是后来的管理咨询顾问。

今天的商业战略类比军事战略，被商界领袖们无所不用其极。西点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将领和商业领袖，国内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中化集团的宁高宁，在商业战略上的眼光无不跟军人出身有所关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使企业遭受挫折的唯一最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人们很少充分地思考企业的任务是什么。”试想一下，一家没有方向意识和连贯一致经营战略的公司，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将会是什么结局？

4.新世纪的管理挑战

自上世纪末互联网诞生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知识经济时代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理念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人们对当今的许多管理理念都持有怀疑态度，管理思想充斥着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论调。尤其是看到商学院研究的过去成功企业的案例及诸多管理著作中的企业相继衰落乃至倒闭后，似乎创业者和经理人们走入了管理思想迷失的丛林，不知路在何方。

经理人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极度渴望获得管理真理的指导，然而看了诸多管理学著作后，虽然掌握了纷繁丰富的知识，却仍支离破碎，仍然对于管理的挑战与困惑束手无策。随着1990年《第五项修炼》一书的大获成功，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圣吉向管理者提供了新时期的管理工具和概念原型。他认为，愿景、宗旨、结盟和系统性思维对组织都很重要。企业愈发认识到，要想生存活下来并走向繁荣，自己必须成为“学习型组织”。这也造就了GE的时任CEO杰克·韦尔奇在内部大力推行行动学习“群策群力”的空前成功，在它的帮助下，通用电气的员工和管理层之间重新建立起了信任纽带，让员工充分参与公司的业务、管理等自己在工作中关心的问题，极大地释放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倡导了内部“公民行为”，真正重塑了通用电气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价值观，让GE这个巨人重新起舞。

随着千禧一代的员工逐渐登上管理岗位的舞台，组织面临的挑战也日趋增加。在移动互联网浪潮正值巅峰临界点的时候，谷歌首席人才官拉斯洛·博克的著作《重新定义团队》公开了谷歌人才和团队管理的核心法则，这本书席卷整个互联网公司的人力资源体系，仿佛一夜之间大家如找到管理中的《艾利之书》一样，被各家公司奉为经典（至少我听过身边好几家公司在效仿），效仿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管理由于文化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方法论永远不可能成为永恒的管理定理。

一夜之间，各种“管理学者”通过微信公众号、今日等社交媒体和线下管理论坛，大肆批判以GE为代表的KPI管理工具，认为其极大束缚和制约了员工的创造力，扼杀了员工参与工作的积极性。极度崇尚以谷歌、因特尔为代表的OKR管理工具，仿佛不讲点KPI无用论，都不好意思说你是互联网公司的。其实，关于KPI与OKR之争，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时至今日，各家管理学派争得不亦乐乎。有时在思考，到底我们管理思想进步了吗？为何当下争论的问题与半个世纪前无异？这算不算管理学的悲哀，有待商榷，但至少，咨询公司的管理顾问和企业经理人们对于人与组织的管理探索前仆后继，从未停歇过。

今天的商业组织，已经从一个线性、确定的世界走向一个网状、不确定的世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领导者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清楚界定自己的角色和职责，也无从仅靠过去的经验就能领导组织一路向前。管理主体正在从确定走向混沌，这让许多管理者们面对的挑战日益复杂，也让他们充满不安全感和挫败感。组织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所谓基业长青，现在意味着基业常变。领导力也从过去确定的胜任力模型向适应性领导力迁移，管理的变量永远是相对的。管理客体的复杂性，在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上的变化极具时代性，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管理学大师不断推翻前人的理论，重新开辟新的疆域的原因。这也警醒着我们所有管理者，不要企图用制度的忠诚来掩盖管理的失控。因为，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没有所谓的管理“灵丹妙药”能确保企业基业长青。

科层制管理方式是上个世纪工业时代的先进产物，在当下互联网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科层制已然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信息调整连接的节奏。我们的组织是时候需要从控制型向赋能型转变了。去中心化的市场网络化组织将会是当下最为灵活高效的管理形态，共享协同，而非单一各部独立作战。这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击毙本拉登，美军先进的战场管理模式为我们开辟了组织变革的先河。组织从管控到释放、协同的过程，或许需要不断有企业交够学费，才会有不太多的公司能够顺利毕业。

诚然，学习型组织很重要，但今天光靠一个人为组织学习，已经不再够用了，不管这个人是杰克·韦尔奇、杰夫·贝索斯还是马云、马化腾。高层“想出办法”，其他人则服从“伟大策略家”的命令，也成了不可能的事。未来真正出类拔萃的组织，将会是那些探索出如何让各层级员工自觉学习、发挥出最大潜能的组织。互联网的进化，日趋加剧了商业组织的不确定性，到底是学习知识还是学习思维方式，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管理的挑战与疑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永远不会消亡。不同的管理理论几乎都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之上，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随着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独立思考，自以为非在今天已成为难能可贵的稀缺品。如何激励员工，实现组织目标，确保组织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管理的丧钟为谁而鸣？是值得所有企业主和经理人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