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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8-01 16:29
写作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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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昆明7月31日电 题:熊景明:每个平凡人的故事都值得被铭记
作者 罗婕
“我书中记录的长辈大部分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正是普通人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这是写书更长远的意义。”作家、学者熊景明以其温润细腻的笔触,持续推动民间历史记录,告诉世人:每个平凡之人,都值得被铭记。
作家熊景明。 杨牧源 摄
1943年,熊景明出生并成长于云南昆明的一个大家庭。1979年前往香港后,她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持工作20年,并致力于收集和保存民间历史。近日,她携新书《长辈的故事》《妈妈说》返回家乡,讲述滇池边百年家族的往事。
写作的起点,源于失去与思念。1973年母亲苏尔端因病去世,写下母亲的故事,成为熊景明提笔的初衷。“我的家庭气氛恬静、幽默、令人舒坦,这很大程度是妈妈带来的。”母亲顽强的意志和为人处世原则,在生活点滴中影响着她,“让我经历动荡的年代时,仍保有平常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祖父熊光琦于1925年撰写的《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字里行间,一个原本陌生的祖父变得鲜活亲切起来。这段经历,让她更深地意识到记录的意义。
“我常说,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熊景明身体力行,在《家在云之南》中追忆双亲与故乡;在《长辈的故事》中收录19位家族成员的生活碎片,以小见大,映照滇池边的百年风云;在《妈妈说》中,她整理母亲和祖辈口口相传的家训俗语,作为给后代的精神传承。
熊景明所著新书《长辈的故事》。 熊景明 供图
熊景明的自述中,她写书并非计划周详,是随笔而出。在她看来,《长辈的故事》所写的长辈,大多极为平凡,却具备难能可贵的品格。书成之后,她意外发现,读者总能在书中读到自己长辈的故事。
书中人物的经历,还展现出近现代时期开放与进步的边疆云南。如外公苏涤新在内的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成为当时经济、教育等各领域的中坚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推动思想解放;200余位工程师在崇山峻岭间造就一条联通内外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其父熊蕴石和干爹黄湛身在其中,不遗余力,主动用竹竿丈量昆明到开远的距离,并记下许多沿途轶事;三舅苏尔敬的经历,则呈现出1941年云南与西南联大选派青年赴美培训、培养人才的历史一页。
正如云南大学教授林超民为书作序时所写,“从长辈的故事,我们看到云南社会的变迁,有了更加真切、更加感性的认识。”
对此,熊景明亦有同感,认为这本书是文化的备忘录。文化贯穿在普通人的言行举止中,鲜活的生活经历,为粗线条的脉络填充血肉。“我希望把普通人如何应对历史的跌宕起伏记录下来,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熊景明父亲熊蕴石于1939年拍摄的四世同堂照片。 熊景明供图
20世纪90年代末,个人回忆录、口述历史的出版蔚然成风。2006年,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民间历史档案库”项目应时而生,收集回忆录、家族史、自传、日记等,补充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体声音。
彼时,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因馆藏丰富,使用方便,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重镇”。该中心为来访学者提供学术支持,熊景明因此也获得“学术媒人”之称。她利用每年研究假期参与国际扶贫计划,在贵州、云南等地做扶贫项目,并主编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描述农村社会的现状。
不仅如此,典型的云南性格令她在该中心营造出宾至如归的氛围,每逢周末,在中心组织访问学者行山;除夕夜,还会请留港过年的学者共同聚餐。
云南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云南的天气好,人们朴质、友好、开放。”因此,她总是鼓励学者到云南做田野研究。
退休后,熊景明仍笔耕不辍,持续民间历史收集工作。至今,民间历史档案库已收录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6000多份回忆录,这些民间故事最终都传递出书写者们的朴实愿望,希望子孙平安、国家富强。
如今,年逾八旬的熊景明将记录视为毕生志业。“我倡导大家写回忆、记长辈,也希望年轻一代参与,还可以用视频保留长辈的音容笑貌。”她相信,这样的参与能打破传统与现代的隔阂,让平凡的家庭故事成为时代注脚。(完)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1937年8月1日,《世界知识》杂志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这句振聋发聩的预言穿透纸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洞穿时局、精准如炬的论断,竟出自一名年仅二十五岁的战地记者之手。
然而,就在文章刊发月余之后,这名年轻记者的身影便消失在弥漫的硝烟之中,“失联”至今。
他就是方大曾,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公认的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
刊载在《良友》杂志(1937年7月号)上的图文报道《卢沟桥事件》。(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摄影
方大曾,又名方德曾,笔名小方,祖籍江苏无锡,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京。还在中学时期,他就用母亲给的7块大洋买了一架照相机,由此走上摄影之路。
1929年,17岁的方大曾发起成立“少年影社”,并举办摄影展。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后,曾任北平少先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周刊编辑。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摄影活动中,并通过自学成为摄影师,经常利用假期外出旅行、写稿和照相。
1935年,方大曾从中法大学毕业后,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一起创办中外新闻学社,任摄影记者。“一二·九”运动后,方大曾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年采访绥东战场,先后到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拍摄了大批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的照片,发表在《良友》《申报》《世界知识》等刊物上,获得广泛好评,在国内摄影界崭露头角。
“一二·九”运动。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纺纱厂。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方大曾的镜头始终对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记录百姓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朴素而真实。他留下的影像中有纤夫,有脚夫,有矿工,有农夫,有车夫,有流浪者,也有孩子们天真的笑容;方大曾的照相机镜头始终对准社会,关注社会动态和民生。在黑与白相映衬的影像中,他留下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血与火、战争与苦难。
民众集会。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等待下井的矿工。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城市脚夫。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三代同堂。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战地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作为中外新闻学社唯一的摄影记者,方大曾赶赴绥远,在43天的行程中,全面报道了绥远抗战。
他深入到中国军队官兵中,拍摄了大量军队训练的照片,有修筑战壕、运送弹药的战士,防空演练、救护演习、防毒演习,以及士兵们的日常生活等,并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战地通讯。
擦枪备战。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行军换防。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随时准备着。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运送伤员。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在绥远前线,方大曾寄给母亲一张自己身着戎装、头戴钢盔的照片。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 男小方摄于1936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 于绥东战地”。
方大曾寄给母亲的戎装照。(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战事起。10日一早,方大曾骑上自行车,只身前往卢沟桥。
《卢沟桥抗战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乃骑着自行车赴卢沟桥视察……日军虽云撤退,但是仍在平汉路丰台的岔道的沙岗底下搭着四五座帐篷,到卢沟桥的公路,须经过这条岔道的一个涵洞,有两个日军在涵洞口上放哨。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被日军截住……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许到宛平城下。”
1937年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及若干张照片,这是第一篇以图文形式向世界介绍卢沟桥战地情况的通讯,为世界了解中国全民抗战发端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信息。
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拍摄的首批照片之一。(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1937年7月28日,方大曾在保定与范长江、陆诒、宋致泉相遇,由范长江举荐,他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赴华北战场,报道抗日前线最新战况。
这一段时间,方大曾陆续发表战地通讯《前线忆北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由保定向北去》《从娘子关出雁门关》《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等。
长辛店慰劳队。方大曾 摄(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方大曾发表于《美术生活》杂志的组照《卫国捐躯》。(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保卫卢沟桥的中国守军 。方大曾 摄
1937年9月30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最后写道:九一八,写于保定,寄自蠡县。这是方大曾最后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从此以后,这位活跃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优秀战地记者,像谜一样消失,再无只言片语存世。
方大曾失踪后,家人曾苦苦找寻,始终无果。
随着时间推移,方大曾渐渐不为人所知。
追寻
2000年,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在央视播出。纪录片导演冯雪松从1999年了解到方大曾的故事后,开始了对其持续至今的寻找,先后出版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等专著。在冯雪松的推动下,2015年7月7日,“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落成。
冯雪松(右)和摄制组在保定当年的战地寻访。孙进柱 摄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永华南大街465号的光园,为纪念抗倭名将戚继光而得名,民国时期由明代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改建而成,被列入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方大曾纪念室便设于此。
走进方大曾纪念室,不大的房间内,四面墙壁上布满方大曾的新闻作品。在房间的一端,方大曾的半身铜像占据着正中位置。在房间的另一端,玻璃展柜里一只旅行箱常吸引参观者驻足,这是方大曾唯一存世物品。
7月24日,孙进柱在介绍方大曾唯一存世物品——旅行箱。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方大曾纪念室内的方大曾塑像(7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方大曾纪念室(7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2018年7月7日,方大曾研究中心在河北保定成立,该机构以发掘研究方大曾等抗战记者、报人事迹和传承抗战精神为宗旨。
“方大曾的前线采访多在保定一带,他最后一篇报道写于保定,最后能查证到的足迹也在保定,所以在保定建立方大曾纪念室和研究中心。”方大曾研究中心主任孙进柱说。
7月24日,孙进柱(中)在方大曾纪念室外向参观者介绍方大曾事迹。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7月24日,孙进柱在讲述方大曾事迹。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2006年3月16日,方家三代人精心保管近70年的837张方大曾摄影作品底片,由其家人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社会共有财富。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消失于历史深处的方大曾,似乎猛然转身,向如今的我们走来。
近年来,方大曾纪念室与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建立联系,成为新闻专业学生的教育实践基地。
2017年7月7日,华中科技大学方大曾新闻社实践基地挂牌仪式现场。(方大曾纪念室供图)
“在方大曾的身上能看到,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青年对国家、社会、民族的关注。研究方大曾,是要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这位中国战地记者,延续国家记忆,传承民族精神。”孙进柱说。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曾评价道:“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方大曾曾经记录的土地,现在已是海晏河清、生机盎然。那些由他镜头捕捉到的难忘瞬间、在他笔端流淌的抗争史诗,穿过历史的硝烟,成为中国军民百折不挠意志的永恒见证。
策划:李凤双
记者:牟宇
编辑:刘金海、张铖、徐嘉懿
新华社摄影部、新华社河北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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