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旧唐书 读书笔记》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1 18:14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旧唐书》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见解深刻：
"1. 明确读书笔记的目的和范围："
"目的性：" 首先要清楚你写这篇读书笔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梳理历史脉络？分析人物性格？探讨制度变迁？还是评价作者观点？明确目的有助于你筛选和组织笔记内容。 "范围界定：" 《旧唐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内容庞杂，涉及唐代从高祖到哀帝共230年的历史。你需要确定你的读书笔记聚焦于哪个部分、哪几卷、哪些人物或事件。是通读后的整体感受，还是针对特定主题（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位关键人物如唐太宗、武则天、杜甫等）的深入分析？范围要明确，避免泛泛而谈。
"2. 深入阅读与精读原文："
"理解基本史实：" 在动笔之前，必须对所选范围内的内容进行仔细阅读和理解。确保掌握基本的历史脉络、事件经过、人物关系等。 "关注细节与史料：" 《旧唐书》作为史料汇编，记录了许多细节。注意那些看似不起眼但可能反映时代特点或人物性格的细节。思考史料来源及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3. 确定核心

史料比较研究：谈谈《旧唐书》与《新唐书》各自的优缺点

在二十四史中，有两本关于唐朝的正史，分别是成书于五代的 《旧唐书》与成书于北宋的 《新唐书》，后者的篇幅比前者略小。根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宋仁宗读过《旧唐书》后，觉得这本书“卑弱浅陋”，于是下令史馆重修一本宋朝版的《唐书》。最初由宋祁做主编，花费十年写完了列传部分，之后欧阳修也加入修史工作，负责纪志部分。书成后上奏朝廷，朝廷认为此书有两个主编，导致内容不统一，所以又命欧阳修进行统稿。欧阳修则自谦是宋祁的晚辈，所以没有改动原先的文字，在校对一遍后又呈了上去。

宋朝人一般认为《新唐书》优于《旧唐书》，曾公亮就说五代人多为“衰世之士”，所以气力卑弱，言浅意陋，担不起编纂《唐书》的工作，导致《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相比之下，宋祁与欧阳修都是文学大家，由他们来写《唐书》质量明显会更高些；宋仁宗读过《新唐书》后也表示满意，认为它叙事简练、文采飞扬，所以“布书于天下”。而原本的《旧唐书》便逐渐从书市中退出，很少有人能再读到，直至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才校对并重刊了宋板的《旧唐书》。

《旧唐书》与《新唐书》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新唐书》当作研究唐史的首选资料，文学爱好者们也喜欢欧宋的文笔。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似乎对《旧唐书》更感兴趣。例如《资治通鉴》关于唐朝的部分都是根据《旧唐书》来写的，而对《新唐书》则一无所取。 那么《旧唐书》与《新唐书》究竟哪本更好呢？要研究唐朝历史，应以哪本为主？

《旧唐书》的优点在于史料很原始

唐朝是一个很重视史学的朝代，在初年的时候就编了有关于魏晋南北朝及隋朝的五部史书。唐朝人也以实录的形式来编纂国史，房玄龄就曾监修过《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武则天当政后，又新定了《高宗实录》一百卷。《史通》的作者刘知几修了《武后实录》，《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修有《中宗实录》和《睿宗实录》，之后各朝皆有实录问世。直到 唐宣宗时，修实录的事情才出现中断，不过当时也有一本《东观奏记》，之后的懿宗、僖宗和昭宗这三朝没有官方史料。黄巢之乱时，大明宫遭遇火灾，使馆也被焚灭，历朝实录里仅有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存世。在这种背景下，五代后唐时期才开始了艰难的修史工作。

根据史书记载，在编纂《旧唐书》时，庾传美从川蜀地区找到了九朝实录，唐代宗以前的史料尚能看到。所以《旧唐书》里从《高祖本纪》到《代宗本纪》这九篇都是根据唐朝国史来写的，史料非常原始，这从内容中就可以看出。

首先，《旧唐书》避唐朝皇帝的名讳，按理来说五代人修唐史已经属于“隔代修史”了，但因为他们是照抄实录，所以没有改正实录中避讳的地方。例如李渊的父亲叫李昞，所以唐朝人避“丙”字讳。原本的《旧唐书》中凡遇到“丙”的地方都用“景”来代替，唯有《则天皇后纪》不避“丙”字讳，因为这篇纪是从《武后实录》中抄过来了。武则天建立武周，所以不为唐室讳，实录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其次，《旧唐书》中有许多“ 今上”的字眼，也说明是从唐朝实录里直接照抄过来，没有改成庙号。在《新唐书》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唐绍列传》就有一句说“ 今上讲武于骊山，绍以修仪注不合旨，坐斩”，下令斩杀唐绍的皇帝是唐玄宗，所以这里的“今上”是指他，而非五代的皇帝。《太宗本纪》里说：“以隋鹰扬郎将尧君素忠于 本朝，赠蒲州刺史”，这里的“本朝”也是指唐朝，而非修《旧唐书》时候的后唐或后晋。

这些地方都说明《旧唐书》具有“ 唐朝人说唐史”的特点，读起来有原汁原味感。而《新唐书》经过宋祁与欧阳修的重修，许多历史人物的名言换了样，有种失真感。此外，《旧唐书》的编者虽然较懒，喜欢照抄，但也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史料，例如《李密传》里全文抄录了祖君彦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历数炀帝之恶；这篇檄文不见于《隋书·李密传》，又在《新唐书·李密传》里被删得一干二净，只有在《旧唐书》中才能读到。这也要归功于《旧唐书》史料的原始性。

《旧唐书》本于唐朝实录

《新唐书》的优点在于秉笔直书

《旧唐书》的史料拼凑抄录性质非常明显，因为代宗之前有九朝实录在，所以能够保证质量。而在 唐武宗会昌年之后，唐室的官史已经焚灭，这部分历史缺乏可靠的资料。所以在编《旧唐书》时，史馆奏请，令天下人有收藏会昌以后公私事迹笔记手稿的，抄录一份送给史馆。这些抄录来的史料或者出于奏疏，或者来自邸报，甚至是一些官员的书信或日记，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所以 《旧唐书》详于唐武宗之前的历史，而对唐宣宗以后四朝的历史记载得比较草率，有点烂尾的感觉。

宋祁与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天下太平，文化发达，许多藏在箱底的书都得以刊刻流行。史官们不仅可以参考《旧唐书》，而且还能收录一些当时新发现的史料，进行辍拾补辑。因此《新唐书》的人物传记比《旧唐书》多，志部分也写得更好。其中《食货志》的篇幅比旧书扩充了好几倍，让我们能更加了解唐朝的经济史。此外，宋朝还出现了《唐史记》、《唐纪》、《唐春秋》等质量较高的史书，为宋欧修史提供便利。宋欧可以对比各种史料，择优而录，并且删除掉一些冗长的地方，再加上二人都是文学大家，具有很高的叙事水平和文字润色能力，使得 《新唐书》读起来比较通畅，富有文采。如果说《旧唐书》像一部杂乱的历史记账本，那么《新唐书》倒像一部清晰的财务报表。

《新唐书》的主编欧阳修

此外，《旧唐书》由于照抄实录，所以许多地方也遵循“为尊者讳”的原则，为当权者隐恶。 《新唐书》因是异代修史，所以基本都是秉笔直书。例如《旧唐书·后妃传》记及唐宪宗的懿安皇后郭氏之晚年生活时，说：

“既而宣宗继统，即后之诸子也，恩礼愈异于前朝。大中年崩于兴庆宫，谥曰懿安皇太后，祔葬于景陵。”

让人以为郭后得到了善终。但是唐朝人裴庭裕编的《东观奏记》，则说唐宣宗的母亲郑太后原本是郭后的婢女，被唐宪宗幸过后，才生下宣宗。宣宗继位后，因目前的缘故，待郭后很差。对此，《旧唐书》却委婉的说：

“宪宗孝明皇后郑氏，宣宗之母也。盖内职御女之列，旧史残缺，未见族姓所出、入宫之由。”

先是，唐宪宗被宦官杀害，郭后的儿子唐穆宗得以继位。穆宗在位五年，不仅没有诛杀谋害宪宗的宦官，而且还将父亲的亲信和宠臣全部杀罚贬窜，彼时皇弟宣宗尚年幼。之后穆宗的三个儿子敬宗、文宗和武宗也相继为帝，直到他们相继英年早逝，宣宗才以 皇太叔的身份登上帝位。登基后他便把所有涉嫌谋害宪宗的人全部杀死，并且怀疑郭后和穆宗有弑君的嫌疑。曾想把穆宗及他的三个儿子之灵位迁出太庙，那时郭后虽然尚在人世，但已经岌岌可危了。

《东观奏记》记载宣宗继位后，郑太后忽然取得了与郭后并驾齐驱的地位，加上宣宗怀疑郭后杀害其父亲，故而郭后“惭惧”，过得非常抑郁——

“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陨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这段记载说明郭后因受到宣宗的冷遇，整日担惊受怕，想一死了之，以此来告诉世人自己是被宣宗逼死的。宣宗知道后，当晚就迫使郭后“暴崩”了。《旧唐书》隐去了这段史实，《新唐书》则采用《东观奏记》，秉笔直书说：

“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

虽然写得比《东观奏记》较隐晦，但也指明郭后因宣宗之故而不得善终。《资治通鉴》则说：

“上即位，待郭太后礼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楼，欲自陨；上闻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颇有异论。”

用“外人”的异论来代替“上志也”，表明宣宗对郭后的死有很大的嫌疑，但不能完全确定，这样写显得更为客观、严谨。

《旧唐书》避讳的地方不只这一处，需要参照其他史书才能看得出来，正因为它采用了回护法，所以相比之下，能够秉笔直书是《新唐书》的优点。

《新唐书》不为唐室避讳

研究唐朝历史，应优先读哪部《唐书》？

在讲优点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就已经说到了缺点，因为 新书的优点就是旧书的缺点，而旧书的优点也同样是新书的缺点。旧书的史料原始，未经删减，更接近历史原貌，并且许多地方叙述得非常详细，很多奏疏、文献都全部保存下来。新书则对旧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减，本纪部分更是删得面目全非，许多人在研究唐史的时候，更喜欢看 未删减版——所以，过度的删减正是《新唐书》的一大毛病。

其次，宋祁和欧阳修都是文人，喜欢用一些生僻字来卖弄学问，而且在叙事及论赞中会夹带一些私货，加入自己的观点，导致本应客观的史书带有了主观性。

《旧唐书》相比《新唐书》也有不足之处，这本书拼凑成分太大，各种史料堆积在一起，鱼龙混杂，史官又懒得修订统稿，所以读起来非常枯燥吃力。没有耐心，或未具备一定的史学功底，很容易半途而废。旧书的本纪部分就非常冗长，动辄上万字，可读性并不强。此外， 《旧唐书》的最后部分陷于烂尾，对唐末的历史记载不清，许多唐末人物无传。写到武宗、宣宗、懿宗的皇后时，直接标注“ 事阙”。张义潮率领陇右十一州摆脱吐蕃的控制，归顺唐朝，本是历史上的大事，却仅见于《宣宗纪》中的几句话。《新唐书》在《吐蕃列传》中才详细记载了这件回归过程。

总的来说，两唐书各有优缺点，难分高下。 要想完整的了解唐朝历史，应读《新唐书》；而要若深入的认识唐朝历史，则首选《旧唐书》。

诗文误读与传主正史——以《旧唐书·温庭筠传》为例

作者：刘学锴（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文、史结合，以诗文证史，以史证诗文，向为治史、治文者所常用，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便是一个范例。特别是正史，尤为治文者所倚重。但史家所编著的正史中文学家的传记，材料来源之一，便是其创作的诗文作品。如果一旦误读，并将误读所得出的结论写入传记，就会严重地误导研究者，因为正史的权威性远大于野史、笔记等史料。两《唐书·温庭筠传》的有关记载，就是因史家误读传主相关诗文而造成的必须厘正的失误。

在讨论温传讹误之前，不妨先举另一个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传记之误作为导引。两《唐书·李商隐传》都提到令狐楚镇汴州（宣武）时，表署其为巡官，“岁给资装，使随计。”令狐楚镇汴（今开封），在长庆四年至大和二年（824—828年），冯浩以前的注家在考证商隐生年时因此认为其在汴幕时已经弱冠，且已参加进士试。这与其实际生年相差七八岁。这一正史中的错误，就是因误读商隐《献寄旧府开封公》一诗而引起的，即认为“旧府开封公”是镇汴的令狐楚。而实际上却是指桂管观察使郑亚（详冯氏对此诗的注释和按语）。冯浩对“旧府开封公”的正确解释，不但为考证商隐的真实生年扫清了障碍，而且纠正了正史传文中的错误记载。

温、李并称，两《唐书·温庭筠传》中同样有一大段因误读温文《上裴相公启》和温诗《东归有怀》而编造出来的记载。《旧唐书》本传云：

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绹在位时不为成名（按，令狐绹于咸通三年冬由宣武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使府在广陵，即扬州）。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扬子院（指盐铁转运使设在扬州的办事机构），醉而犯夜，为虞侯所击，败面折齿，方还扬州诉之。令狐绹捕虞侯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乃两释之，自是汙行闻于京师。庭筠自至长安，致书公卿雪冤。

《新唐书》本传对此事的叙述同《旧唐书》，只略去“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把“虞侯”改为“逻卒”，“乃两释之”改为“乃两置之”，可以说是照抄《旧唐书》。以致千余年来从未有学人对此事是否存在提出过怀疑。温传全文不过300多字，其中还包括对其子温宪、其弟庭皓的简述，而上引一段文字就占了三分之一，可见其分量之重。以致今人编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也照录不疑，将此事编在咸通四年（863年）。

但实际上这段经历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笔者在《温庭筠文笺证及其晚年事迹考辨》、《温庭筠全集校注》附录《温庭筠系年》、《温庭筠传论》中均提出对这段经历的质疑，并列出了多方面的理由。本文着重从误读庭筠诗文这一角度进行考述，以期彻底弄清这一本不存在的经历是如何编造出来的，从而根本否定它的任何可信性。

先说“咸通中，失意归江东”是怎么来的。这是误读庭筠诗《东归有怀》而来的，诗云：

晴川通野陂，此地昔伤离。一去迹长在，独来心自知。鹭眠茭叶折，鱼静蓼花垂。无限高秋泪，扁舟极路岐。

编著《旧唐书》庭筠传的史家因题中有“东归”，诗中有“扁舟”“泪”“路”等语，遂想当然地将“东归”判定为徐商幕罢庭筠自襄阳乘船“失意归江东”，但并不清楚他要归的究竟是“江东”这一大片区域的何处，正好令狐绹于咸通三年冬调任淮南节度使（可能四年初方到任），遂信手而书“路由广陵”。其实，这首《东归有怀》是庭筠因曾从庄恪太子李永游，太子死后，文宗追悔，杀曾在太子左右者多人。庭筠惧祸及己，故有“行役议秦吴”（《书怀百韵》）之举，“东归”是指会昌元年春自长安东归吴中旧乡（今苏州松江附近，太湖之滨，为其旧居所在）。仲春出发，沿途有诗，暮春抵扬州，因欲入李绅幕，耽搁时间较长，秋天方渡江归吴中，沿运河东行，故有“扁舟极路岐”之悲，途中亦有诗，均切秋令（以上均详拙编《温庭筠系年》有关新考证）。否则，东归吴中而“路由广陵”，不啻南辕北辙。

再辨对庭筠骈文《上裴相公启》的误读。裴相公指裴休，系庭筠大和年间旧识，庭筠与休曾从圭峰禅寺宗密游，大中元年裴休任湖南观察使时，庭筠亦曾往拜谒，受到休之款待，二人地位高下有别，却是故旧。裴休大中六年四月拜相，此启当作于其后。兹将史家误读的一段文字迻录如下：

既而羁齿侯门，旅游淮上，投书自达，怀刺求知。岂期杜贽相倾，臧仓见嫉，守土者以亡情积恶，当权者以承意中伤，直视孤危，横相陵阻。绝飞驰之路，塞饮啄之途。射血有冤，叫天无路。此乃通人见愍，徒共兴嗟，靡能昭雪。

很明显，庭筠在这段文字中所要昭雪的“冤”是早年“旅游淮上”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据顾肇仓（学颉）《温飞卿传论》考证，庭筠游江淮在大和末（九年），那么，此次游江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遭到淮南节度使府中僚属、府主乃至京城的当权者“相倾”“见嫉”“亡情积恶”“承意中伤”呢？《玉泉子》的一段记载提供了消息：

温庭筠有辞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盐铁使院扬州院负责之院吏）姚勖（庭筠之舅或姑父）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勖大怒，笞而逐之。其姊赵颛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勖。

《北梦琐言》卷四亦谓庭筠“少曾于江淮为亲表所槚楚。”顾肇仓《温庭筠交游考》云：“按《通鉴》开成五年四月，‘上以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能鞠疑狱，命权知职方员外郎。右丞韦温不听，上奏请：郎官，朝廷清选，不宜赏能吏。上乃以勖检校礼部郎中，依前盐铁推官。’（撰者按，后来在会昌三年，朝廷仍任勖为右司郎中、左司郎中）”开成四年勖犹在扬子盐院任职，则顾氏谓庭筠大和九年游扬州当可信。时庭筠三十五岁，与“年少”似不甚合，但一则史家不知庭筠之生年，二则用“少”泛称少壮之年，亦属常事。唐人浪漫，晚唐应举士人尤嗜平康北里之游，但因游狭邪遭亲表笞逐，则在士林中亦被视为丑迹。总之，很明显，《上裴相公启》所诉之“冤”，乃是大和末“客游江淮”期间因游狭邪花光亲表姚勖所资助的用以应举的钱遭到笞逐，而被淮南幕中一些僚属所嫉恶倾害，继而又被守土的地方长官所“亡情积恶”（时任淮南节度使为牛僧孺），而秉政的当权宰相（应是牛党另一首领李宗闵，大和九年六月前仍任宰相）承其意旨，大加中伤，跟令狐绹半点关系也没有（大和九年，令狐绹只不过是一个八品官右拾遗，见《雁塔题名帖》，根本谈不上“秉政者”）。在刘昫撰《旧唐书》（941—945年）之前，也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包括笔记小说）提到过令狐绹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有温庭筠狂游狭邪，乞索扬子院，不谒见绹，受到败面折齿之辱这段戏剧性情节。但大和末旅游江淮受笞逐遭嫉恶中伤这件事与《旧唐书》上大书特书的晚年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受辱之事在情节上的诸多相似性（不具列），却说明了正史所载此事完全是撰史者误读《上裴相公启》的结果（其中也可能包括大和末旅游江淮受笞逐为人嫉恶中伤一事在社会上流传过程中逐渐演变的因素）。实际上，庭筠之启虽上于大中六年八月后，但所诉的却是大和末的“旧冤”，而非咸通三、四年间子虚乌有的“新冤”。

其实，庭筠的屡试不第，除了浪漫不羁、士行有玷这一因素外，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开成元年至三年从太子李永游一事遭到“等第罢举”的大挫折（详参温庭筠《书怀百韵》）及其后续影响，以及他自己在科举考试中代人作赋，“搅扰场屋”所致。上裴休启作于大中六年八月后，说明庭筠心中对此是清楚的，只是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不便在启中提及。

至于所谓“庭筠自至长安，致书公卿间雪冤，属徐商知政事，颇为言之。无何，商罢相出镇，杨收怒之，贬为方城尉”（《旧唐书》本传），从上下文关系看，当指咸通四年至七年之事。徐商咸通六年六月为相，十年六月罢相出镇荆南，而庭筠因商之荐任国子监助教，在咸通六年商为相后，七年十月六日后即贬方城，卒。这段时间之前，根本不存在“致书公卿间雪冤”之事。撰史者当是将庭筠在大中年间四应进士试时写的上显宦达官的干谒书启误以为诉冤状了。这连“误读”也算不上，只能算草草翻阅造成的叙事错误。平心而论，史家对每一个文学家传主，不可能做专门的研究，只能凭有限的时间大致阅读甚至草草翻阅传主之诗文做出判断，作为撰述传主事迹的依据。但后世的专门研究者却要多长一个心眼，认真审查史家所叙是否可靠。在已有研究成果和细读现存文献基础上作出可信的判断。当然，正史所述，多数情况下仍比较可信，但不能尽信。温庭筠晚年“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的一大段丑迹叙述，就是一个因误读传主诗文而编造出来的戏剧性故事，是一个“误读出来的正史”之典型例证。

真正要辨明这段戏剧性经历并不存在，只要将庭筠的真实经历简要列出就可一目了然：

大中十年春，庭筠因“搅扰场屋”，贬隋州隋县尉，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招入襄阳幕为巡官，在幕五年。

大中十四年，徐商离任。十一月改元咸通元年，岁末庭筠离襄阳，赴荆州，入荆南节度使萧邺幕为从事。到幕时约咸通二年初。约是年秋，段成式罢江州刺史，至荆州幕，同幕有卢知猷、温庭筠、段成式、沈参军等，彼此诗文唱和。段成式约是年冬离荆幕归长安，任太常少卿。

咸通三年，约仲春，庭筠犹在荆州，时裴休任荆南节度，庭筠有《和段少常柯古》。此后不久，温亦归京。是年秋，有《和太常段少卿东都修行里有嘉莲》。庭筠在荆幕，思乡情切，但所思者系长安鄠郊之别墅，而非所谓“江东”旧乡。

咸通四年，六月，段成式卒，时“庭筠闲居辇下。”（见《南楚新闻》）

咸通五年，在长安，有《为前邕州段大夫上宰相启》。

咸通六年，在长安，约是年六月后任国子监助教。

咸通七年，十月六日犹在国子监助教任，旋贬方城尉，卒。

据上述简历，庭筠根本无“归江东”的主观愿望与实际可能。广陵受辱之事纯属误读而无中生有，亦庶几可以定案。详参拙文《温庭筠段成式晚年交游考》。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