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搞定《《余震》读书笔记》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1 22:2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余震》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你的笔记既有深度又条理清晰：
1. "明确核心内容与主题：" "是什么？" 首先要清晰《余震》这本书的基本信息：作者、出版年份、大致的背景（比如是小说、纪实文学还是其他类型？）。 "写了什么？" 概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什么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及其后续影响）？主人公经历了什么？故事的主要情节线是什么？ "表达了什么？" 这是关键。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什么？是探讨灾难创伤、人性的光辉与阴暗、社会反思、记忆与遗忘、生命的意义，还是其他？找到作者想要传达的主要思想。
2. "深入分析与思考：" "关键情节分析：" 选择书中几个你认为最重要、最触动你或最有代表性的情节进行分析。解释这些情节为什么重要，它们如何服务于主题，或者如何展现了人物的性格。 "人物塑造：" 分析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行为动机、心理变化。他们是如何在灾难和余波中成长或变化的？他们的选择体现了什么？ "象征与意象：" 注意书中是否有反复出现的象征、意象或隐喻，并分析它们可能代表的含义。 "语言风格与叙事手法：" 《余震》的语言风格是怎样的？（例如，

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

撰文丨镜陶

著名作家张翎出版了散文集新作《三种爱》，通过实地探访、查找文献书写了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三位欧美女作家乔治·桑、勃朗宁夫人、艾米丽·狄金森的人生故事。

不得不承认，后世对当年成就卓著、著作丰富的乔治·桑和勃朗宁夫人的作品已经兴趣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她们惊世骇俗的罗曼史。不过，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和社会资源的时代，女作家们的情感经历和她们的创作经历密不可分。

“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遥远。”在当时，女作家们不过是“有思想的胸脯”。不过，如果能通过对她们情感经历的追索，一步一步使读者们走进她们的头脑和心智，从而关注她们的作品，也总比让她们的文学史被遗忘要好。

出于谋生的考虑，过去张翎分配给写作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她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剩下的时间也被家庭、社交、旅游、阅读所挤占，分配给写作的时间只有碎渣，她只舍得用来写小说。不过现在时间宽裕了一些，阅历有所增加，她开始写作散文。

在一次回国旅行中，张翎遇见了当年复旦外文系的同学陆建德教授。陆建德现在仍在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他是《三种爱》最早的读者，几年前读到电子稿时就鼓励她继续书写欧美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将她们的生平和作品引介给国内的读者。

《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和乔治·桑》，张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2020年3月版。

【对话张翎】

在男性掌握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年代里，

脱颖而出的欧美女作家

张翎，著名作家，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定居多伦多，曾出版《余震》、《金山》、《劳燕》等。

新京报：写作欧美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和创作生涯，你是什么时候诞生了这一想法？

张翎：我本科就读的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这次和我一起接受采访的陆建徳教授是长我一级的师兄，也是精通中西文化的资深学者。在当年的同学中，很多人华丽转身进入了其他领域，而一直坚持待在学术或写作圈子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毕业几十年后，在一次回国旅行途中，我偶然再次见到了陆建徳教授

（当时他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时，真是非常惊喜。这次的《三种爱》出版，书中涉及的话题正好是我们共同的偏好，相信我能从他那里蹭到一些智慧火花。

我出国后修的第一个硕士学位也是英美文学专业。日后我成为了华文作家，英美文学带给我的影响总还会时不时地“侵蚀”我的汉语写作。我发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那段时间，欧美文学史上开始出现一些非常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在那个男人占据着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时代里，艰难地寻找着写作的狭窄可能性，她们的路上障碍重重，有来自维生的、感情的、社会习俗的多重制约。能真正跨越这些障碍脱颖而出的，真是合了一句英文说法是“鲜少而间隔遥远”

（far and few in between）

。

她们有的只能以男人的笔名来发表作品

（如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

，有的选择放弃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比如简·奥斯汀就终身未婚。她们都遭遇了和同时代男作家相比不知要严苛多少倍的才华审视和道德评判。

拜伦雪莱大仲马等男诗人、男作家在女人和婚姻的泥潭里不知打过多少滚，他们的私生活也受诟病，但却不影响他们的作品被人拥戴。相反，伊丽莎白

（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

与一个单身男人的自由恋爱，以离开故土家园并永远失去父亲的遗产为代价。乔治·艾略特与一个深爱的已婚男人的长期稳定同居关系，遭到了整个英国文坛毫不留情的唾弃和排斥。这些女子作为作家的灿烂才华和作为人的超常勇气，使我很早就产生了探讨她们生活、把她们进一步推介给汉语世界读者的心愿。

诗人艾米丽·狄金森

新京报：《三种爱》中写到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和乔治·桑三位女作家。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勃朗宁夫人和艾米莉·狄金森和乔治·桑并不是国内读者最耳熟能详的欧美女作家。为什么会选择书写她们三个人的故事？这个系列的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吗？计划还会写谁？

张翎：勃朗宁夫人生前在英国诗坛里的名字远比勃朗宁先生响亮，曾经被传提名桂冠诗人。乔治·桑在巴黎文坛名噪一时，当时许多著名的男作家、音乐家、画家，如德拉克洛瓦、安格尔、李斯特、舒曼、门德尔松、巴尔扎克、雨果、福罗拜、海涅、大仲马，无不以是她的座上宾为荣。

但时过境迁，当年最热捧的名字，现在却被淡忘了，也许她们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因某个无法预测的契机，会被人再次从灰尘里淘洗出来，就像张爱玲那样。张爱玲当年在上海红透半爿天，但解放后完全销声匿迹几十年，若非夏志清的挖掘，恐怕她还不知要在故纸堆里沉埋多少年。

这本书首选了这三位作家，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还因为我的旅行计划。我在书写每一位作家之前，都必须要到她们的故居实地采风。这三位作家的故居在行程上安排起来比较顺手，就先选择了她们。但我感兴趣的女作家远不止这本书里涉及的三个人，将来我可能还会以续集的方式进入这些人的生活，如乔治·艾略特、简·奥斯丁、凯瑟琳·蔓殊菲儿、佛吉尼亚·伍尔夫等等。当然，这一定要看体力和兴趣是否能够维持。

新京报：你之前以小说创作闻名，极少写散文。小说和散文，分别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辞去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后，你会多创作一些散文吗？

张翎：我花在小说上的时间最多，是因为对时间分配上的吝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以写作维生，所以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医师，用薪水来养我的写作梦。那时候我一天的时间被谋生啃去了最肥的一块，剩下的那一小块再被家庭、社交、旅游、阅读一一瓜分，最后留给写作的大概只剩下碎渣了，我只舍得把它喂给小说。

我极少写散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惧怕——散文世界让我感觉不安。在小说的天地里，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想法掩藏在我的人物身后，我始终站在他们的影子里，不一定非要暴露自己的态度和姿势。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感觉既过瘾又安全。

而散文的世界则全然不同。失去虚构这道巨大的屏障，我的个人情趣癖好、视点看法，都将无遮无拦地展现出来。我总觉得有些个人观点是内衣，只适合晾在后院，而不适宜晒在大街上。就是因为这种踌躇思量，使得我不经常在散文的旷野里漫步。

现在时间相对宽裕一些，而且随着阅历增长，如今的脸皮也比过去粗糙一些，会更随心所欲地写作，任凭灵感引领，无论是哪种体裁、哪种语言。

新京报：你曾经接受采访时说，你喜欢旅游，《三种爱》也是你到三位女作家的故居拜访后创作的。《三种爱》可以算是一种旅行文学吗？旅行在你的创作中有怎样的作用？

张翎：这跟旅行文学还不太一样，因为在这种行程中我对所谓的名胜古迹不太感兴趣，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也不是特别在意。我的重点只在寻找这些人的生活足迹，还有这些足迹在她们的人生和文学作品里反射出来的印记。

旅行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文化散文创作，我几乎都会去实地采风，有时还会重复去。比如为写《劳燕》，我去了温州中美合作抗战旧址；为写《金山》，我去广东开平调研碉楼历史；为写《三种爱》，我分别去过三位女作家在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故居。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是以做案头开始的，沿着案头产生的灵感，再去寻找旧迹。通常我身处作家故居、故里的时候，我对故事或人物已经大致了解了，我期待故地采风能让我漫无边际的想法落地，有时也指望采风过程中发现的某个细节，能启发出案头工作里缺失的新灵感火花。

“在写作时，

我没有明确地感到自己的性别立场”

新京报：你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也在加拿大读了英美文学硕士，此后旅居加拿大多年，却一直用汉语写作，是海外华人作家的代表，汉语教育和英语教育对你的影响都很大。英美文学和华语文学分别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张翎：汉语给我的不是影响，而是文化最基础的根。所有其他语言

（如英文法文）

才是影响，它们像是给根施了各种营养成分，或给根做了一次嫁接，使枝叶多生出一种意象。另外一种语言不仅是语言，其实也是另一双眼睛、另一片文化视野。这里有两种解释：你可以说多一种文化理解会帮助扩宽视野，但你也可以说多重视野稀释了原始视野的情感浓烈度。年轻的时候我很坚信第一种说法，现在不再那么肯定，有时会问自己：英美文学的教育到底给我的汉语写作带来了什么？假如我不出国，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新京报：你提到，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离真相并不遥远。三位女作家都算是凭借着创作才华和情感经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界有所成就。你觉得研究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对于读懂她的作品意味着什么？

张翎：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即使是最精彩的女人，也必须知道怎样在男人的圈子里混日子。如艾米莉·狄金森这样的“隐士，”也会在书信中对每一个出版人、编辑、文人极尽谦恭溢美之词

（她在世时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案可稽的署名作品。）

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十九世纪的女作家们大都同时使用着脑子和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中寻找缝隙，甚至以男人的笔名，悄悄地渗入瓦解并重塑着男人的世界。

用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

（“thinking bosom”）

。有过了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法国作家乔治·桑

新京报：你的小说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也常常会把你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你创作时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吗？你认为自己是女性文学作家吗？你是否喜欢被人称作女性文学作家？

张翎：我不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首先我觉得文学不该以性别作区分。其次，在写作时我没有明显意识到我的性别立场。再者，我的小说并不完全以女性为主导位置，比如《劳燕》《金山》《向北方》《流年物语》等等，并不是以女性为主导人物的。我的女性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比男性深刻一点，大概是因为书写女性时不需要做跨性别想像，个人的一些直接经验使用起来比较顺手。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把女性摆在男性的对立面，只是我的女性人物虽然渴望男人，但不会赖在男人身上，在男人选择离开的时候不会低身下气地乞求。她们和男人的关系有时相交，有时平行，在做妻子或情人的时候，多少有些母性冒出芽尖。假如这就是女性主义，那我就只好认了。

女作家们“既是最‘惊世骇俗’的人，

也是爱情‘原教旨’的最坚定信奉者”

新京报：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乔治·桑都生活在保守的年代，但她们的女性意识却是非常超前和惊世骇俗的，对婚姻、爱情、妇女权益的观点都非常大胆。你觉得她们的女性意识在今天过时了吗？今天的女性的生活环境在哪些方面比她们生活的时代改善了吗？今天女性想要写作，还有哪些困难？

张翎：的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和这几位女作家的时代相比，生存空间有了很大改善，起码女作家不再会单单因为性别本身而使发表渠道受限，女性追求创造性职业也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事。但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依旧还困扰今天的女性作家，比如独立维生的问题，比如，妻子和母亲角色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冲突，东方社会中通常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家庭结构模式，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反馈产生的自卑心理等等。这些因素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甚至在将来都会依旧影响女性作家的写作。

新京报：乔治·桑和她的情人肖邦、缪塞的情史是大众津津乐道的八卦谈资，缪塞和肖邦的创作都受到这段情史很大的影响。你怎么评价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呢？

张翎：毋庸置疑，乔治·桑给每一个和她共享过生命的男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她是那个年代里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里知名的女子，无论在生命热情和文采上，都是男性视线中出类拔萃、前所未有的景致。但凡走进她生活的男人基本是一个类型：年轻，文采飞扬，身体孱弱。桑杜、缪塞、肖邦都无一例外。

乔治·桑的生命热情是吸引他们的最重要原因。这是一种角色颠倒——他们是飞蛾，乔治·桑才是火。乔治·桑的“火”，给他们的生命留下了重大的影响，肖邦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他和乔治·桑同居的日子里创作的。但过于炽烈的激情总是不能持久的，他们的生命体量无法与乔治·桑抗衡，最后必然都是以乔治·桑的厌倦为终结。

新京报：三位女作家的婚姻并不是像同时代人一样循规蹈矩的，勃朗宁夫人选择了违抗父命私奔，艾米莉·狄金森终身未婚，乔治·桑和丈夫分居并拥有多个情人。这些女作家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是否存在冲突？婚姻和爱情对她们意味着什么？

张翎：无论她们的婚姻状况如何不同，她们有一点是非常一致的：她们只选择和自己灵魂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如果没有，宁愿独身。以乔治·桑为例，尽管她离开丈夫到巴黎的日子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但她和每一个男人都坚守了两情相悦的底线。爱情对她们不是维生的苟且之计，也不是利益上互用。

勃朗宁夫人一生不仅自食其力，还维持了一家三口人的生计，而且，她在世时的名气已远远超过她的丈夫。这些女作家选择和男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是理解和灵魂相通，所以她们既是最“惊世骇俗”的人，也是爱情“原教旨”的最坚定信奉者。

新京报：勃朗宁夫人和乔治·桑的罗曼史，是否会影响后世读者和学者对她们文学成就的评价？

张翎：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后世对她们作品本身的兴趣已经非常淡薄。我在做案头的时候，发现当年作品数量惊人的乔治·桑，现在在英语世界里只有一部英译本，而勃朗宁夫人的诗集，几乎一整个世纪没有再版过了。后世依旧念念不忘的，是她们惊世骇俗的情史。这虽然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但是假如她们的情史能够引起后世的关注，使得后世能借着这个引子进入她们丰富的精神的文学世界，那也总比她们被时间彻底遗忘要好，就让她们的罗曼史为她们的文学史做个歪打正着的广告吧。

英国诗人勃朗宁夫人

新京报：《三种爱》和一般的作家传记有什么区别，能提供什么样的新视角？

张翎：在《三种爱》中，我对这些作家的生平资料做了个人视角的整理和解释，我的诠释并不遵从时间线索，也不一定追究某起事件，但是通过我对她们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了解，我试图找到联系她们精神和文学世界的那条脉络。换句话说，我用我的井蛙之见，解读她们广阔的思想天空，也许片面，但是独特。

新京报：艾米莉·狄金森的房间里悬挂着勃朗宁夫人的画像，勃朗宁夫人曾冒着患肺炎的风险穿越巴黎去寻找乔治·桑。她们本是素不相识。在当时男性主导的文学界，其他优秀的女性作家对她们来说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张翎：由于那个年代杰出的女作家很少，她们的触角很自然扫向与自己灵魂相通的女性——即使她们不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她们一生中也许能够见面，也许只能通过书信交往，也许只能通过阅读对方的作品，产生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

（sisterhood）

。

佛吉尼亚·伍尔夫是晚于她们半个多世纪后出生的，她所处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虽然她依旧生活在男人声音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坛，但她身边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

（the Bloomsbury Group）

，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独立才思敏捷的女作家女诗人女艺术家，伍尔夫和她同性密友之间的交流机会，已经比前面几位女作家宽阔了许多。但随着同性交流和砥砺机会的增多，同性之间的势利眼和彼此排斥的情形也开始出现，蔓殊菲儿就在日记书信中谈到过伍尔夫对她的冷遇——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话陆建德】

张翎继承了复旦外文系学生中文创作的传统

陆建德，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剑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英美文学、中国近代文化与政治。

新京报：阅读张翎的新书《三种爱》有什么感受？

陆建德：男女之间，在保护少年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爱无禁区。年龄、种族、财产、门第、健康状况都不应该是爱情的障碍，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爱情是被各种看不见的藩篱局限起来的天使。张翎这本新作中讲述了三个冲破藩篱的爱情故事。应该说，我是《三种爱》最早的读者之一。

几年前，张翎把文稿电子版发给我，让我先睹为快，我当时就非常喜欢，希望她接下去再写。拿到这本纸质版，有老友重逢的感觉。这本书篇幅不大，写起来却要花费很多工夫。了解作家的生平，总是对进一步理解欣赏她们的作品是有帮助的。

欧美国家传记写作非常流行，但是写出好的传记并不容易，首先必须对作家那个时代的风气习俗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还得充分挖掘作家的书信、日记、笔记以及相关人物的回忆。传记还不断更新，有的旧版本就被淘汰了。为撰写《三种爱》，张翎涉猎了很多这类书籍，还寻访爱情故事主角的故居，让读者产生一种亲切的现场感。

新京报：张翎本科以及在国外攻读的第一个硕士都是英美文学专业。你觉得英美文学教育给她的中文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陆建德：我跟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她是七九级，低一级，但是她的同学都非常优秀，互相砥砺，形成一个足令母校骄傲的群体。张翎在著作的前面部分，回忆了昔日的校园生活，我眼前也浮现出她刚进校时的模样。她喜欢创作，在学生时代就曾听闻。现在她如愿以偿，二十余年来不断有新作问世，成为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

我先说一下外文系学生的中文创作。复旦的中文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因卢新华的《伤痕》而名声大振，但是外文系的学生是不是人人争读卢新华，我有点记不起来了。不过，要说外文系的学生对中国文学不感兴趣，有失公允。自从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确立之后，外文系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五十年代后才出现一些变化。

张翎小说的行文、风格带着外文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种短处。我以为不能过分依赖有一种关于中文句式、中国文学的本质主义想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杂糅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一部分。外文系的师生，自从新式大学创办以来，一直走在创作的前列，这段历史，在诸多现代文学史中可能讲得还不够。

我进外文所的时候，袁可嘉先生还在上班，他是九叶诗人之一，而这些诗人中有几位就是外文系学生，比如张翎的同乡、诗人唐湜，他就是浙大外文系的，杜运夑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英语专业，陈敬容主要是自学成才，多译作，长期在社科院外文所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郑敏在美国读了英国文学，后又长期教授英国文学。两年前《王佐良全集》出版，以前只知道他的英语文学修养让人钦佩，我读到他创作的新诗，也是赞叹不已。穆旦也是西南联大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翻译上有卓越成就，创作的诗歌与英诗存在互文性。至于当今外文系学生中文水平如何，我倒是非常关切甚至担心的。

重提这一话题，是想请《三种爱》的读者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不可分离。民国年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开路先锋，往往在外国文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阅读、翻译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创造性地溶入自己的中国文学创作。他们绝无一丝半点的排外心态，即使是文化上相对“保守”的翻译家林纾，也在《闽中新乐府》中全面批判十九世纪末流行的习俗。他的译作所产生的影响，现在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富矿。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政治上与林纾分道扬镳，他们却是这位大清举人翻译事业的继承者。

1964年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文学所分出独立，当时好几位学者都是民国年间外文系的学生，在创作上也有出色成就，除了前面提及的袁可嘉，还有冯至、钱锺书

（借在文学所）

、杨绛、卞之琳、李健吾以及仍健在的宗璞。去年辞世的童道明也是戏剧作家，不过他要晚一辈。外文系毕业生从事创作，是民国年间形成的传统，张翎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

新京报：《三种爱》中写出了三位女作家在以男性主导的文坛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你认为历史上的知名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性别阻力？

陆建德：历史上，我国女性的写作才能，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我相信古代

（唐宋之前）

有些归于女性名下的作品是伪托的，后来所谓的“闺阁体”、“香奁体”限制了女性诗词作者的想象空间，当然很多实际上还是由男性代言。女性作家的涌现主要还应归功于始于晚清的新式教育体制和新文化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成就已能与男性作家比肩，她们不满足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作品完全是“跨界”或者说“越界”的。

女性写作需要克服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伍尔夫在近百年前做的系列讲座《一间自己的房间》提出女性写作必备的一些基本物质条件，不然女性如何写作？伍尔夫来自世家，不必为生计操劳，当时英国很多知识女性作家忙于操持家务、带孩子，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我想起英国文学学者昆妮·利维斯，她对伍尔夫提出批评，道出很多新女性的心声。

张翎多年在海外生活，对此深有体会。历史上很多女性的才能被埋没了，英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之一华兹华斯有个妹妹叫多萝茜，她的日志已经整理出版，她具有一双长于观察的眼睛，描写能力极强，但是她总是把自己定位在华兹华斯的助手、陪伴者的身份上，如果让她在生活上独立，她会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小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性读者和作者。十八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其实是很多的，简·奥斯丁看不起的罗曼史作者大都是女性。英国十七世纪出过一位艾芙拉·本恩，她是女界的笛福，可惜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就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而言，乔治·艾略特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不输于任何男性作家，包括狄更斯和萨克雷。每个作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不妨多多关注他们各自的特点和长处。乔治·艾略特也有丰富的情感经历，而且不怕触犯时忌，她或许会成为张翎下一个关注点。

《三种爱》中提到的三位女作家，

仍然是风中的旗帜

新京报：你作为英美文学研究者，如何看待张翎在《三种爱》中提到的三位女作家？

陆建德：这本书里谈到三位女作家，第一位勃朗宁夫人，现在读书界恐怕所知不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在世界上已形成压倒性优势，部分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关。我曾听说，某出版社出奥斯丁的作品，为了生意经，想用剧照当封面。伊丽莎白·勃朗宁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其实她有众多先行者，当今学界越来越关注浪漫主义时期女诗人的生平和作品，这是迟到的公平。

伊丽莎白比罗伯特·勃朗宁大六岁，早年骑马受伤，行动略有不便，很早就写诗，四十年代中期出名，罗伯特是她的仰慕者，几次三番去她家拜访，两人就相爱私奔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住了下来。英国人喜欢意大利是出了名的，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尼地区是首选。意大利也常为英语文学提供背景，拜伦、雪莱等人的诗作自不必说，亨利·詹姆斯的好几部小说则把读者带领到意大利城市的街巷和大宅子。

勃朗宁夫人年仅55岁就走了，她的父亲巴雷特先生不幸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里的恶棍。他在牙买加种植园发了财，伊丽莎白私奔后，始终未获他的原谅。他的固执和所谓原则蜕变为冷酷，而宽容、原谅

（英文forgiveness）

才应该是使得生活美好的重要因素。

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是情诗的典范，书名奇怪，因为罗伯特·勃朗宁曾戏称她“葡萄牙人”。她的诗才在生前已得到普遍的认可。我倒想在此啰嗦一句：勃朗宁的诗歌走出抒情的窠臼，开创“众声喧哗”的局面，我国的研究者对此的关注是不够的。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乔治·桑一度与巴尔扎克、雨果和司汤达等人齐名，由于她的小说多田园色彩，与时代进程不合，她的名声一百多年来似被同时代男性作家盖过了，但是她是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典范，这种精神是永不过时的。在法国十七世纪的文学史上，赛维尼夫人的书简和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走在欧洲女性创作的最前列，后来一些沙龙女主人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她们其实是文学事业的赞助人。乔治·桑激发起诗人、钢琴家的创造热情，堪称另一种意义上的赞助者。

在艺术家的爱情故事里，乔治·桑和肖邦的故事是最耐看的。乔治·桑在两人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多少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对肖邦的分析，不妨在此引用。她说，肖邦是一群出色的矛盾事物的缩影，“这样的矛盾事物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来，而且它们自有其特殊的逻辑”：

如果肖邦同我相处时是那么忠诚，那么亲切，那么愉快，那么殷勤，而且态度恭顺，尊重别人，可另一方面，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于我周围的人的那种生硬的态度。他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时而宽容、时而古怪的反常心理便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总是先高兴得不知所以，后来又对他们厌恶得要命，反来复去，难以捉摸。

乔治·桑的精神支柱实际上来自她的儿子，肖邦却曾刺伤过他的心，可见一对恋人的裂痕并不完全由感情上的冷淡所致。

我也想到英国学者利维斯对劳伦斯的批评。劳伦斯和比他大六岁的弗里达相爱后，弗里达离家出走，三个孩子由她丈夫抚养，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会断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劳伦斯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不大容忍安娜的犹豫，利维斯认为安娜舍不得儿子，劳伦斯缺乏对她同情的理解。我想爱情并不是超越社会关系的。

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完全是打破常规的，我们原来以为她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实际上她既有多彩的情感经历，又有不怕引起物议的胆量，令人遗憾的是她不像勃朗宁夫人那么幸福。狄金森逝世后她的生命就不再属于她的了，亲友中会有人来审查她的作品，希望留下没有任何缺憾的淑女形象，哪些诗该收，哪些不该收，就不是作者所能决定。但是没有缺憾，或者说想象的中规中矩的“完美”，却不一定是丰满的。我们原来看人，经常倾向于作二元对立的判断，好人坏人，黑白分明；逾越界线，就为社会以及舆论所不容。这种偏狭的心理习惯不利于社会的成熟和文学及其批评的健康发育。

我坚信，小说凭借作者想象的力量能促进人类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同情的力量。约翰逊博士在谈及传记写作时曾经说过：“我们在思量他人的命运时，想象常会将我们暂时置于他人的情景中。”

（叶丽贤译文）

小说的移情力量是类似的。

张翎的《三种爱》是夹叙夹议的传记，作者自己对人生的体会和感悟也深入其中。作为读者，我们进入了伊丽莎白·勃朗宁、乔治·桑和艾米丽·狄金森三位女性的情感世界，她们仿佛就生活在当今我们中间，不再是陌生的十九世纪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这不免让人回想起1918年《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玩偶之家》就是在那一期刊出的，从此女性解放成为开明社会的主流价值。鲁迅的文章《我之节烈观》也是发表在1918年。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荡下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女性名义上取得了平等地位，但还是面对各种压力，受到不公平待遇，男女性别失衡就是无言的证据。在少数偏远的角落，某些男性还怀念所谓的“女德”，当年被鲁迅所批判、摈弃的“节烈观”依然存在。《三种爱》里的三位女性作家、诗人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追求女性的平等和婚姻自由

（勃朗宁夫人）

，走出婚姻的自由

（乔治·桑）

以及独立爱情的自由

（迪金森）

。她们的范例至今仍是风中的旗帜。

随着文学批评研究中女权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以往被边缘化的女性走到了前台，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我相信张翎还会将更多的女性作家作品、生平和爱情故事收入她的视野之内，《三种爱》之后，还会有更多的爱。

撰文丨镜陶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卢茜

北川少年的“余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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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摄影 吴枫

三月初春，北川曲山，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内。

站在自己当年的巨幅照片旁，李阳已不是十年前的模样。照片中的他，置身废墟，为压在水泥板下的同学高高举起吊瓶，在频频余震和乱石飞溅中，这个17岁少年是一动不动的“人肉”点滴架。

因为这张照片，很长一段时间，他被称为“吊瓶男孩”。

2008年6月，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组织开展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表彰活动中，他被评选为“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两年后，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

站在曾经的照片旁，吊瓶男孩李阳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

和李阳经历相似的还有王佳明，因为被评选为“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当年高三的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

王佳明

时光荏苒，少年长大，再过两三年，李阳和王佳明就到而立之年了。

在5·12地震前，他们是北川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因为年级不同，互不相识。地震后，他们爬出废墟，进入大学、毕业择业，安家工作，除了填写资料和档案，平日，李阳和王佳明从未主动对旁人提及，在那场举国哀恸的大灾难中，还是高中生的他们因为勇敢参加救援而被表彰。

高三的王佳明

——这是李阳和王佳明不约而同的选择。十年成长，他们早已不是被单薄标签的“吊瓶男孩”或者是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在他们的名字前，可以加上的经历有了很多，是身着军装的战士、支教西藏的老师，也是一直爱运动的篮球手，拿到国奖的名校学霸。

十年之后，少年依旧，只是他们已能与这些“标签”和睦相处。毕竟，这不过旁人所看到的一部分人生，而更多的未来，则依然在自己脚下。

生活

吊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流进廖波的身体，因为被巨大水泥板压住身体，他只能以斜躺的姿势静静接受。身旁轿车大小的巨石下，还有4名同学，正在不断呼救。

废墟之上，少年李阳为廖波举着吊瓶，余震频频，乱石飞溅，环视四周，静默千年的大山如同愤怒的巨兽，地动山摇之后，依旧发出低沉咆哮。

对视片刻， 李阳和廖波没有过多交流。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完全被吓愣的两个少年，在懵懂中隐隐知道，要保存体力等待救援。远远地，他们看见有解放军官兵穿越乱石跑来，绿色的军装此刻是这片人间地狱的希望，李阳举起手，大声呼救。

他没有注意，身后一个相机，正将这个瞬间定格。

“后来？后来好多年哦，我都被叫做‘吊瓶男孩。”坐在街头的米粉店，李阳随口道。

大三那年，李阳参军入伍

许是惨烈的记忆和身处的闲适宁静对比太过强烈，李阳放下筷子，眯起眼睛。十年后，在这个晴朗的早晨，绵阳市区的人行道上，老人们推着一种既可当拐棍又能装东西的小车，缓缓走向广场晨练，商业街里，只有零星的早餐店开张，客人熟稔地将高凳子放在树下当餐桌，蹲下就吃。

因为是周末，整座城市苏醒的节奏总要比平日缓慢许多。

“看，那就是我单位。”指着路边的高层建筑，李阳随口道。从小到大，他都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即使是假日，也会早早起床，然后在单位附近的米粉店吃上一份早饭。大学毕业，他回到绵阳，在当地一家银行工作，去年，拿出积蓄，在市区买了新房。

努力工作、安居乐业，这位曾经的抗震救灾优秀少年，已长成大人模样。

同一时间，绵阳以南，成都市区，王佳明也从睡梦中醒来，转头，妻子还在安睡，怀孕四个月的肚子已微微隆起。轻手轻脚起床，他来到厨房，想亲手做顿营养早餐，中午一过，他就要回到绵阳加班，然后等到下个周末才能回家。

老北川的祭奠

孩子出生后，王佳明会带着他去曾经的北川县城。十年前，那场持续几十秒的地震，瞬间让他所在的五层教学楼下陷变成三层，累累瓦砾砖石的一二楼，全是被埋的同学。

带领着班里的同学逃出来后，王佳明和同学徒手去刨那些沾满灰尘的砖块，将那些被压在上面一层的同学，用扯用抓，拼命救出。一个下午，47个同学用双手刨出二十多个同学。之后，他们自发修起从街道通向操场的“临时通道”，搬运遗体、安抚女生、带着同学向外转移——上一刻还在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全力冲刺，这一刻，活着就是最大的目标。

“佳明，你车票买好了吧。”客厅妻子的家常话打断回忆。回头，周末阳光满室，端着牛奶和面包，王佳明走出厨房，“买好了，你再多睡会儿撒。”

如是这般，结婚生子、宜室宜家，这位曾经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即将迎来新的身份。

少年

在成为“吊瓶男孩”之前，李阳被北川县城的高山流水，养育成了朝气蓬勃的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幺，往上有个年长四岁的姐姐，那是个厉害的羌族姑娘，初三时就能一个人做出几大桌饭菜。

在李阳记忆中，曾经的北川静默在几乎封闭的山谷中，依山傍水。这里是羌族自治县，城内楼房随处可见羊图腾，羊角花也开得正盛。整个县城小小的，从城头跑到城尾，只需要十几分钟。

李阳有一帮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北川县城就是这帮孩子的游乐场。他们去县城职校的篮球场上打球，去小河沟里钓鱼，钓到巴掌大的小鱼，就重新丢回河里，爬上小学后山上野炊，途中遇到蛇，就一起用石头把蛇砸死。

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于未来，这群北川少年从未有过太多设想。当表妹巧羽悄悄告诉李阳，长大后想去上海交大读书时，李阳正专注于手头的“野豌豆”，那是一种掰开后能吹响的野草，“上海，应该很远吧。”彼时，他无意识道。

大学时期的王佳明

王佳明的性情和李阳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沉默、内向而懂事的孩子。老家小坝乡巩固村，距离北川县城有两个小时车程。父母都是农民的王佳明，早早担负起帮衬家里的担子。每天放学后，他要照顾弟弟，去后山捡柴，早上出门前，把全家的早饭做好，还要带走兄弟两人的午饭。

“那时我就知道，读书是唯一的出路。”王佳明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村里和镇上读的，小学读到六年级，学校只剩下16个学生，初中之后，只有他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考到北川中学。

在高中，王佳明玩命地学习，课间背单词和诗词，午休前做套理综卷子，晚自习下课后，还要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看书。高三时，他已经稳稳占据年纪前五，对于高考，他定下的目标是中国石油大学，“当时不懂那么多，就觉得这个专业应该好就业。”

一个是澄澈无忧的家中老幺，一个是踏实懂事的农家长子。他们的命运，原本应该如同北川县城外缓缓流过的湔江一般，波澜不惊，却在地震的瞬间，被汹涌裹挟。

在5·12地震中，北川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位于县城老城南侧的北川一中，又是灾区中的重灾区。只用了短短几秒钟，这所重点中学的两栋教学楼就伴随着上千名师生的惨叫，轰然垮塌。

李阳回到老北川

彼时，被老师带到政府礼堂参加活动的李阳，发现回家必经的木桥已经被巨石砸成两段。疯狂跑向学校，眼前的景象冲击着劫后余生的他：自己所在的高一二班，已被严严实实地掩埋在废墟下，而全班69个学生，只活下了十几个人。

17岁的李阳，开始独自面对寻找孩子的家长，他要将同学遇难的噩耗，亲口告诉那些怀揣着巨大希望的父母。

浩子，打篮球打得很好，话不多但是喜欢讲冷笑话，遇难了。欢欢，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总是会被家里长辈开玩笑要定娃娃亲，遇难了。表妹巧羽，那个成绩很好早早就梦想着要去上海交大的女孩，被李阳亲手在废墟中挖出，女孩身上没有血迹，后脑有拳头大的伤口，数吨重的水泥板，把胸骨全压断了，“她那么怕痛，可最后这一下，都还没来得及哭。”

目睹着熟悉和善的父母们在自己面前崩溃，这个被家人宠爱着的老幺，在地震中一夜长大。

“我们往外撤，也有人千方百计进去找。”王佳明记得，有的废墟下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漫天飞舞着寻人启事上，简单的名字和照片，是家属最后的细微希望。悲伤没有汹涌，更多时候，人们都在平静地寻找着，如同丢了一点东西般。

王佳明和李阳，都没有哭。

余震

2008年9月，地震后第四个月，王佳明进入清华大学。

在大学的头几个月，他几乎夜夜失眠，“闭上眼，全是地震时候的画面。”

余震，就在他心中。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在几乎汇聚了全国各省精英的清华大学，王佳明还是感到史无前例的压力。他所在的环境工程学院，同班就有好几位其他省份的高考前几名，还有各种竞赛冠军。上微积分课，自诩数学基础不错的他，在课前专注预习，可老师一节课能讲几十页，疯狂笔记后，王佳明发现，自己都看不懂记了些什么。

压力像是北川县城的山一样，影影绰绰。

在清华的头两年，王佳明几乎是以高考冲刺的状态在学习。他记得自己刚从镇中学考进北川中学时，在全年级600多人里，排名274名。那时候，他不和别人比，对手是自己，要每次考试都有进步。这样的目标，同样延续到大学。上课下课图书馆，做题看书问老师，除了在国庆节去趟天安门，那两年，王佳明几乎没有离开过校园，他就像一块海绵，在清华园里拼命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第一学年，期末平均分达到80分以上。“很高兴，我发现学业没有想象中那么艰深。更确定了，只要努力，我也能在清华学下去。”

因为从小到大的责任感，王佳明觉得不能给北川人丢脸。因为是被表彰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王佳明要求自己要做到能力的极限。

如今回忆起来，彼时的他，没有时间思考，真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大学里，他是为同学服务的班长，是每年坚持献血的志愿者，是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履历完美地找不出半点瑕疵。有同学戏称，他就是武侠小说里江湖名门中的大师兄，被当做掌门继承人，在匡扶正义、为国为民的教育中成长起来。

“匡扶正义、为国为民也没有什么不对呀。”王佳明很疑惑，即使后来他看到了令狐冲、杨过一类的江湖游侠故事，也会坚持觉得，这些大侠们本质上都是至情至性有责任感的存在。

王佳明不觉得累，在清华头两年，他觉得自己更自信也更从容了。

大学时期的王佳明

而另一边，李阳也经历着自己的余震。

2010年，李阳被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那是他表妹巧羽梦想的地方。同年，新北川中学在北川县永昌镇投入使用，漂亮的校园里，有他心心念念的塑胶跑道。

巧羽、浩子、欢欢的青春留在老北川，李阳觉得自己应该去看到更大的世界，把他们的那份一起看了。

刚进交大时，李阳会忍不住设想，如果巧羽也在会怎样。身处在繁华的大都市，兄妹两人可以一起去食堂吃饭、操场跑步、图书馆温书，或许自己花光了生活费会找妹妹蹭点，有男生追巧羽，他也一定要把把关。等到每年寒暑假，再一起回到群山中的小县城。

李阳从未主动向身边的同学提及地震的经历，在热闹精彩的大学校园中，那场悲恸绝望的灾难显得突兀。2011年，李阳被电视台去录了一期关于地震三周年的节目，身边的朋友才知道，原来这个温和阳光的少年，记忆中有着地动山摇的仓惶。

开始有媒体联系采访，李阳都拒绝了，他希望自己的校园生活不被打扰，曾经的经历能够在时间流逝中被淡忘。

有一次，两位记者锲而不舍的联系他，被婉拒后，开始在交大校园里转悠，因为不知道李阳的寝室，记者就一个校区一个校区的找，想要堵到他。

“我大学很宅，除了上课和图书馆，都不怎么出宿舍。”三天后，被记者“偶遇”的李阳，惊异之余，还是接受了采访，“他们也不容易，都是为了工作。”

“吊瓶男孩”、“抗震救灾优秀少年”——这两个李阳身上最明显的标签曾让他疑惑，是否自己最大的价值也就是这些，以后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让别人对他有更新的认知。

“哟，我们的英雄少年都不参加活动呀。”——在清华校园里，朋友无心的一句打趣，也让王佳明的心咯噔了一下，在那样一个瞬间，疑惑像肥皂泡一样升起，“我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才能对得起这份表彰？”

和解

少年思想的花园郁郁葱葱，也杂草满园。他们需要一个思想的园丁，来修剪余枝，修葺花园。

幸运的是，李阳和王佳明都找到了那位园丁。

2013年，正读大三的李阳带着自己的棱角和疑惑，离开校园、溯流北上、走进军营，在学叠豆腐块的被子、练习齐步走中，开始自己的新兵生涯。

“好像有个声音在心里告诉我，我应该这么做。”李阳记得地震中，那些绿色的身影带来的希望，在身边同学都开始实习找工作，为留学递交材料的时候，他希望能在军队中，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李阳喜欢站军姿和负重跑步，身体累到极限，心里反倒没有那么多的声音。每次站军姿，一站就是一上午，他却在结束后，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到跑步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看着前方，蓝天、白云、大地，只要用力向着它们奔跑就行。

在军队，李阳会将下铺让给脚受伤的战友，连续一个多月帮他整理内务，他觉得仿若回到了老北川，生活变得简单，人也回归真实。

曾经，李阳很尊敬的一位长辈，担心他在光环中迷失，告诉他，不用纠结小东西，放大格局，追求大目标，彼时的李阳没有懂，却在军营中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何必要计较标签呢？计较就是还在意，真正的释然应该是平常心面对。”于是，某日，当战友们偶然得知李阳就是“吊瓶男孩”后，他坦然承认，并制作多媒体课件，在连队里给战友们讲述震后家乡的巨变。

大学时，王佳明坚持献血

不约而同的，王佳明在本科毕业后，选择去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支教。

那是离太阳最近的天边，白云低得仿若触手可及。每天，在布达拉宫前，会有朝圣而来的身影。

在这里，王佳明是老师，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类。

西藏的孩子，脸上都会有“高原红”，还有最干净的眼睛。在学生心中，老师是用心尊敬的存在，每次王佳明查寝时，学生们会拿出家里带的风干牛肉，用小刀刮下丝，放在手掌心捧给老师。去办公室找王佳明，也会羞怯地把脸偏到一边，再低低叫道，“老师。”

“学生特别淳朴，他们学习的目的，就是想要回去建设家乡。”这样的心愿下，王佳明开设了一门主讲大学生活和求职规划的课程。离开西藏时，学生哭成一片，王佳明深吸一口气，承诺道，“我们还会见面的。”

从拉萨回北京的路上，看着澄澈的天空，王佳明想起了自己曾经最害怕的微积分，身边同学一听就懂的算式，到了他这里，却需要从头算起，感觉不管怎么努力都不得其法。可是下功夫去磨，突然就豁然开朗了，所有的步骤变得清晰明了。

“如果不这样逼自己，不懂的还是不懂。”相应的，被责任感和标签所赋予的压力，已经转化成动力，而在这样的转化中，王佳明觉得已经收获了更好的自己，他不是因为被赋予传递正能量的责任，而让自己变得乐观向上的，恰恰相反，是自己的乐观向上，让他收获了正能量。

王佳明将自己的空间签名改成“做一个温暖的人”，这个曾经刻苦学习希望走出大山的孩子，在对未来的期许中，考虑了更多旁人，他坚定要生活得有意义，想要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能因为我们的工作，让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好。”

幸福的普通人

如今，李阳和王佳明偶尔会约出来，见一面

2018年3月，李阳回了趟老北川县城。整座城市，都已经固化在十年前的地震瞬间，如同博物馆一样，展现着噩梦一刻的场景。

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倒塌的瓦砾巨石层层叠叠，没倒塌的楼房角度怪异地矗立着，广告牌上写着“四川省北川县茶楼”。

走在县城，李阳很平静，这里是他长大的地方，有着对于过去的所有记忆。曾经打篮球的职校，操场已经在泥石流中被填埋；操场出来就是网吧，他就去过一次，还是去找人；自家的二层小楼，就在三叔和小叔家后面，一到饭点儿，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

小楼屋檐下，十年前的灯笼，如今还挂着。

往前走，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方，国土局、公安局等政府部门外，还有文化宫、宾馆、两个小学和一所幼儿园，其中，李阳的小学母校——曲山小学，在地震中，407名师生遇难。

天气晴好，行走在小城中，有游客，也有曾经的北川人。他们在一脸平静中，跟着同行的人絮絮叨叨。

一位父亲一把抱起撒娇不肯走路的儿子，“这是你的老家！”小男孩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似懂非懂地打量着。

也有曾经北川中学的女生带着男朋友回来，女孩已经长大，母校只余一杆红旗，她站在巨大的山体前，红着眼眶一遍遍重复着过去十年间设想过无数次的“如果”。

李阳还能认出曾经学校操场前的歪脖子大树，那是他们打球的时候，常常休息的地方，如今，倾盖如故。

这个周末，李阳和王佳明约好，要在一起聚聚。震中相识至今，他们已认识十年。

在2008年6月，和李阳、王佳明一起被表彰的，共有20名“抗震救灾英雄少年”，30名“抗震救灾优秀少年”。十年荏苒中，他们有的已经成为军人、护士、企业员工、学生······

因为同在绵阳工作，李阳和王佳明交流相对较多，说起十年来印象最深刻的画面，他们首先想到的，却都不是地震。

在王佳明的记忆中，2010年夏天他回到家乡，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小姨刚刚生下宝宝。晚饭后，一家人推着婴儿车出门散步，结果一出门，满大街全是婴儿车和不算年轻的父母。他们相互打着招呼，说着奶粉和玩具。

这个在地震中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四川男孩，当时就红了眼眶。

而对于李阳而言，原本在绵阳市区的中学里上学的表妹巧羽，突然转回北川中学，而后遇难，这一直是他心中过不去的坎儿，他想不通，成绩优异的妹妹为什么要回来。

直到很久后，巧羽的母亲将一本日记交给李阳，在她看来，这个和巧羽一起长大的哥哥，是最适合收藏这本日记的人。

日记中，有阳光下的花草、树木的倒影，也有女孩随意涂鸦的呆萌卡通人。还有，小小少女，用别扭又藏不住的语气，絮絮叨叨说着北川中学同年级的一个男孩。

那个男孩也在地震中遇难了——关于青春的秘密，都停留在了十年前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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