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立论读书笔记》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2 05:13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立论读书笔记作文时应注意事项的作文：
"立论读书笔记作文：要点与注意事项"
读书笔记，是阅读过程中记录思考、提炼感悟的重要载体。当我们的读书笔记旨在阐述明确的观点、进行“立论”时，它便不再仅仅是零散的感想集合，而更像是一篇小型议论文，需要更强的逻辑性、说服力和结构感。因此，写好立论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一、 明确核心论点，立意清晰"
立论的核心在于“立”，即确立一个明确的、自己认同并希望说服他人的观点。在阅读过程中，首先要善于筛选信息，从书中内容、人物、情节、思想中提炼出最能引发你思考、且你有话可说的核心观点。这个观点应具有明确的立场和方向性，避免过于宽泛或模糊不清。例如，读《红楼梦》，你的核心论点可以是“宝黛爱情的悲剧根源在于封建礼教的压迫”，而不是简单的“宝黛爱情很美好”。这个核心论点将是你整个笔记的灵魂和主线，贯穿始终。
"二、 精准筛选论据，源自文本"
立论离不开论据的支持，而论据必须来源于你所阅读的书籍本身。这是立论读书笔记与一般议论文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切忌凭空想象、主观臆断或引用与文本关联不大的外部材料。你需要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写“红色家谱”，是为党做学问。入了这扇门，就必须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人生的最大欣慰和快乐，一是科研成果给人以启迪，服务于社会；二是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郑德荣

60岁退休时，他曾立下“宏愿”：用10年时间培养出10名博士，出版10部专著。

30多年过去了，他培养了49名博士，出版著作、教材40多部，发表了260多篇学术论文。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91岁的他立即申报了十九大专项重大课题；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92岁高龄的他在病床上仍坚持撰写文章……

他，就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红色理论家”的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原副校长郑德荣。

5月3日7时12分，郑德荣在长春逝世，享年92岁。

5月11日，吉林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郑德荣学习；6月6日，教育部追授他“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6月28日，中共中央追授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生从未动摇”

“1948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毅然投奔解放区，从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教育。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对党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两年前，郑德荣在自己从教65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依然在学生耳畔回响。

1926年1月，郑德荣出生于吉林延吉，那时正值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少年时的郑德荣目睹日伪政府的残暴统治，深深体会到亡国的耻辱和痛苦。一颗年轻的心在时时发问：“到底怎样才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

1949年，郑德荣进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52年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此，他就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理想、勤奋、毅力、进取”作为座右铭，刻苦钻研，全身心扑在中共党史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中。1953年，郑德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德荣被借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两年，担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从而有机会进入中央档案馆，亲手翻阅第一手的革命史料，这两年也成为他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转折点。

他每天早去晚归，一条板凳坐到黑，如饥似渴地查阅资料、撰写笔记。“触摸那些泛黄的纸张，就仿佛看到了烈士流下的鲜血、付出的生命。”这份对先烈的崇敬之情和由衷的责任感，一直激励着郑德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道路上执着前行。

凡是和郑德荣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家桌子上、书架上，甚至床上到处都是书，他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沉浸在红色理论的海洋里。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儿子先后从事党史研究工作。

“父亲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此生从未动摇过。”郑德荣的三子郑晓亮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我母亲送葬那天，他的学生在家陪他，他让学生给他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问题。他说这是对老伴最好的纪念。”

“永久奋斗”，他真正做到了

在东北师范大学郑德荣事迹展览馆里有这样一封通知函：“你单位组织报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论文入选研讨会，请通知论文作者参会。”

这是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函。可是，论文的作者郑德荣却已在此前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郑老师曾说过，离开严谨求实，不称其为科学；没有探索创新，不称其为研究。他视学术为学者生命，视学问为终身事业，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说。

“科学精神，对于郑德荣先生来讲，已经深入骨髓。”郑德荣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王占仁说，“比如，党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召开时间，原来大家都说是1932年8月，但是郑德荣先生经过自己的深入研究，确定为1932年10月。虽然只差了两个月，他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第一手文献，才将这个开会时间确定。这个结论被《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采纳，也为学界同仁所接受。”

郑德荣的很多著作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1983年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是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早的一部专著，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三卷本135万字的《毛泽东思想论纲》是国内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巨著；1997年获立国家“八五”社科规划项目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独到见解。

他编写的多部教材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推出的中共党史教材，多次再版，发行量突破百万册。

“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收藏了先生的29本著作。你知道当我在那里看到先生的书时有多震撼吗？”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程舒伟对记者说。

郑德荣的思考与研究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改革开放后，他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后，他又专注于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王占仁回忆，郑德荣生前爱用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教育学生“永久奋斗”，在他看来“老师真正做到了”。

“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

“你连信都不信，怎么给学生讲？要让别人信，首先自己信。”这，是郑德荣对自己的要求。

“不仅在业务上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这，是郑德荣对学生的要求。

郑德荣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带过的博士都清晰地记得，他上的第一堂课，不是讲学术而是讲做人。他告诫学生，作为党史工作者，永远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

“党史研究，必须注重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郑德荣提醒自己，也告诫学生，“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写‘红色家谱’，是为党做学问。入了这扇门，就必须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郑德荣常说，人民教师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学风，教师的形象直接影响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和教学效果；教师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真正做到为人师表，尽到教书育人的职责；教师要帮助学生明白为何学习、为谁学习、如何学习和成才。

在他看来，“传道”“授业”“解惑”是三位一体的，而“传道”应列为首位。今天的“道”，是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之道。所以，他将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收获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把自己对党的事业执着追求的心得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中学习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真谛。

“那一课首先给我们规定了读博的政治标准。”郑德荣带过的1988级博士张喜德回忆起自己入学第一课时说，老师说，博士生党员，不仅要在业务上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而且在政治上、道德上应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不管在什么样的政治风浪中，都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立场，保持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这一课，绝不是冠冕堂皇、油水分离的政治说教，而是寓意深刻、阐述精辟的‘红’与‘专’融为一体的‘治学之道’。”张喜德说。

“只要还能动，就一定要坚持讲”

2001年7月，纪念建党80周年活动中，长春的不少党员干部聆听了郑德荣的党课。台上，75岁的郑德荣声如洪钟、神情激扬，讲得振奋人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已患有冠心病和糖尿病。

“我这一上讲台啊，就啥都忘了。只要还能动，就一定要坚持讲！”炎炎夏日，这位当时年逾七旬的省委理论宣讲团成员，不辞劳苦，奔波全省6县市、作了12场报告。

多年来，每逢党和国家的重大纪念日和重要活动，无论工作多忙，也不管身体状态如何，郑德荣都积极关注，并及时举办相关讲座进行解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郑德荣饱受结肠癌折磨，可他讲学的足迹仍遍及半个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讲座，不管工作有多繁忙，身体状况有多不好，他都欣然前往，即使是基层单位的，他也从不拒绝。学生劝他推掉一部分，可他却说：“这是责任，是我们的专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怎么能推脱呢？”

郑德荣的学生，上至“50后”下至“90后”，他的宣讲对象，既有党的高级干部也有普通群众，他总能因人而异，深入浅出，让听者入脑入心。很多学生表示，就是因为听了郑德荣的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产生了兴趣。

近年来，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学院不再给他安排本科生课程，郑德荣却依然定期给学生作专题讲座。2017年11月，郑德荣面向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全体学生作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报告，全程两个多小时始终激情澎湃。“讲座结束时他已汗流浃背，但依然拉着我的手问，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学生刘强回忆说。

郑德荣常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出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而他，正是拿出自己的丰硕研究成果，来教书育人、服务社会的。

“学生成才比什么都高兴”

“人生的最大欣慰和快乐，一是科研成果给人以启迪，服务于社会；二是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郑德荣看来，著书撰文和培养学生，都是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

郑德荣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他引导研究生掌握前沿知识、吸收新成果、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培养学生鉴别评析学术成果的能力；引导学生阅读文献，扎根于第一手资料，打好坚实的专业基础。在郑德荣看来，“学生成才比什么都高兴”。

现在已是教授的姜淑兰，对导师郑德荣的治学严谨记忆犹新。2008年，她与导师合作给《光明日报》撰写了一篇论文，尽管文章不到3000字，但郑德荣却不厌其烦地修改了十几稿。郑德荣的学生、东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高地说，每次和同学们聚会，老师都会把自己一年来发表的论文带给大家看，往往有十几篇之多。看到老师如此高龄还在勤耕不辍，学生们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郑德荣培养研究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自己的教学更是一丝不苟。他上课坚持脱稿讲授，他的课堂生动深透，充满了思想性和新意。

郑德荣把学生当亲人、家人，平时总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每逢节假日，他总是把来自各地不能回家的学生到家，欢聚一堂。学生离校多年，仍然牵挂，为其人生之路指点迷津。在2009级博士黄伟心中，老师既是恩师又是至亲。有一次，黄伟的奶奶生病住院，郑德荣知道后，考虑到黄伟家在外省又没有收入，就硬塞给他两万元，嘱咐他转交给家人。

5月2日，癌症全身转移的郑德荣，逝世前一天还在继续修改他入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要分段，要有条理。”他拔掉氧气管，用尽全身力气对学生说。

5月3日，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郑德荣安详辞世。

信仰的力量，使他的一生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中国教育报》2018年07月01日第4版

《中国通史》：一个人写就的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曾说过的话，他称吕思勉为“最敬仰的前辈学人之一”。

鲜被提及的《吕著中国通史》

吕思勉一生著作颇多，其中通史类的就有两种，即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以及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卷于1944年出版）。奇怪的是，作为吕思勉的成名作《白话本国史》影响甚巨；相比之下，这本被顾颉刚先生赞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的《吕著中国通史》，被提及的却很少。

原因有三：

其一，体例不同造成阅读门槛高低有别：《白话本国史》按时间脉络梳理，与中学历史课本体例近似，比较易读；《中国通史》的上卷则是专题史，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18个角度分别梳理，对于不太了解相关背景、只想读故事的读者，构成一定的阅读障碍。

其二，写作诉求不同：《白话本国史》主要是针对当时历史书籍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随意使用材料，许多史实无关紧要；二是主观想象太多，背离历史事实）而作，有正本清源之效，读者比较容易接受；而《中国通史》则是吕思勉在沦陷区作为“孤岛上的斗士”，为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作，主旨是“岂有数万万人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则世易时移，书中所含关切，后来的读者不易体察。

其三，理论核心不同：《白话本国史》依照进化论写成，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观念；《中国通史》则更多关注民生，根据“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们的社会改革”的结论，可这些“社会科学的立场”较理论化，且在一些概念的使用上略显随意，有想当然的成分，影响了其说服力。

通则难专的困境

吕思勉的学术方法基本来自旧学，即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解。吕思勉曾说“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这种贯通性、综合性的认识，与现代史学重视的专题性研究方法迥然不同。

传统史学重在“通”，力图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即“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史料太多，难以尽读。

以太平天国史为例，跨度仅14年，相关文献却已多达三千万字，几千年中国史的材料更是浩如烟海。在无法尽读的前提下，任何“通”都可能是以偏概全的结果。更麻烦的是，随着考古发展，不断有新史料出现，则今天勉强说“通”的，明天可能就成为“不通”。

梁启超曾多次计划写作中国通史，最终却放弃了，他感慨说：“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尚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陈寅恪先生也曾计划写中国通史，最终亦不得不放弃。

“通则难专”，这也是吕思勉先生写作《中国通史》时，遭遇的困境。

比如写衣食，作者显然不了解现代考古成果，未将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的过程写出来，体现在文本上，似乎各地农耕过程都一样、物产都一样、文化都一样，这就很难深入揭示食物与人的关系，也无法解释农耕社会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再如写货币，作者似乎也不太了解在前市场经济阶段，熟人社会中曾盛行信用经济，从而对早期货币做出了错误的解释。

细节考证常令人拍案叫绝

当这些“小毛病”不断出现时，会有一些读者对《中国通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了这本书在细节考证上常有令人拍案叫绝的一面。

比如在衣食部分，作者根据《仪礼》中“其牲狗”“妇特以豚馈”，提出“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反证“家”字为何从豕。

再如在货币部分，作者敏锐地发现，明代黄金与白银价格比为1：5，与汉代完全相同。由此可证，古代文献中黄金记载颇多，而后来却很少，并不是这些黄金失踪了，或被消耗在宗教活动中，而是原本聚于贵族，后来多藏富于民，黄金总量变化不大，只是分配方式改变了，堪称见识非凡。

这样精彩之处，在《中国通史》中比比皆是。

比如：对比唐代党争与宋代党争的区别，提出“唐世徒为私利，而宋世实有政见之不同”；指出王莽并非篡位，而是变革需要权力资源，上位是历史需要的结果；对比汉唐，提出唐朝实力远不如汉朝，因唐朝制度上存有缺陷；对秦始皇提出全新认识，“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

传统学者长于立论，不甚解释，只有了解立论背景者，方知创造性所在，这可称是治通史者的又一“原罪”。吕思勉当然知道相关的肤浅议论，他的立论必有理由，只有结合历史变迁的大脉络，才知他为何这么说。遗憾的是，很多人没看过同样多的背景材料，只从直觉出发，便贸然臧否。

不过，老一代学者虽然对文字材料运用得极为精熟，但缺乏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易落入观念的陷阱中。《中国通史》便有过度向“新史学”靠拢的问题。

所谓“新史学”，指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应按进化论的方法写中国史，务求从史料中梳理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脉络”来。这就很容易被辉格史观所套牢，把当下的价值视为永恒的价值，从历史中找其根据。

在《中国通史》中，对古代“民主”的辩护、对经济的理解，都有辉格史学的痕迹。其结果是，表面看言之凿凿，其实不自觉地为理性的狂妄提供了背书。但平心而论，《中国通史》在细节上其实与进化论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毕竟吕思勉的长处是对史料的爬梳。

失去了“通”，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

由此引人深思：当代学者有更扎实的社会科学功底，为何却很难再写出《中国通史》这样有趣的书？

当代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日渐专业化，一个小而深的话题动辄几十万字，很难有人再去做“通”的功夫，而失去了“通”，则著史者的个性也就消失了。历史研究正沦为专业人员之间“对暗号”，只有准确说出一个词的背景，才算“自己人”。这种历史研究已不再承担鉴往知来的责任，而是走向“为知识而知识”，甚至是“琐碎即知识”。至于《中国通史》这样的著作，在今天反而被视为“文学”。

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出于时代责任感去写一部历史书呢？失去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读史的意义何在？如果历史研究的结果是丧失历史视野，是放弃对历史趋势的探索，历史学还会有未来吗？

历史写作必须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提升，不论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中有多少槽点，它依然是在民族最黯淡时，一位智者留给后人的不朽篇章，它注定是有力量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读它，如何从中获得营养。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温存与敬意”，也许就是读《中国通史》的最佳角度。（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