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本科中期自我鉴定》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6 17:43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本科中期自我鉴定作文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本科中期自我鉴定作文注意事项"
本科中期自我鉴定是大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是对学生前半学期学习成果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学习方向和目标的规划。一份优秀的自我鉴定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和提升。因此，在撰写本科中期自我鉴定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真实客观，避免夸大或虚构"
自我鉴定的目的是对自己进行一个真实的评价，因此，内容必须真实客观，避免夸大或虚构。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自己的学习情况、思想认识、实践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既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和进步，也要正视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进计划。
"二、 重点突出，避免面面俱到"
本科中期自我鉴定主要针对前半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内容要重点突出，避免面面俱到。要选择自己在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经历和体会进行总结，重点阐述自己的收获和感悟，以及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例如，可以重点写自己在某一门课程上的学习成果，或者在某一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收获和体会。
"三、 条理清晰，逻辑严谨"
自我鉴定要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避免杂乱无章。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或者

方寸间的记忆：近代邮票的峥嵘岁月

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集邮曾经是影响力庞大的社会文化活动，人们收藏喜欢的邮票，彼此交换，探讨邮识，制作邮集，参加邮展，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兴趣爱好。然而，随着我国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通信手段的多样化，邮票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的物我们特别采访了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司长刘建辉，讲述集邮的黄金岁月里那些令人难忘的事情，并回溯邮票的起源以及中国邮票的发展历史。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日专题《集邮记》的B04-B05版。

B01「主题」集邮记

B02-B03「主题」簇拥在纷繁的 邮花世界

B04-B05「主题」方寸间的记忆：近代邮票的峥嵘岁月

B06「主题」史上最奇特的邮票：土匪邮票

B07「文学」佩索阿：“内心生活的教师”

B08「文化」一个“美役人”的荒诞时刻

采写丨宫子

邮票的诞生起源

新京报：最早的邮票是如何出现的呢？

刘建辉：邮票最早是由英国人罗兰·希尔发明的。1840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英国进行了邮政的改革，影响深远；其二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以中国禁烟为借口，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两件事看似互不相干，实则互有关联。英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在对外扩张的阶段中早就把眼光盯到了东方大国上。但是过去英国的邮政收费标准很陈旧，它的邮费需要对邮件的重量和距离进行两项叠加进行计算，因此寄件的费用非常高，这对于向世界极速扩张的资本主义来说，是极大的阻力，所以进行邮政的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此前英国所有的国会议员和皇室成员都可以免费寄件，这让邮政产生了很大的窟窿，承担了大量成本。另外以前是收件人付费，寄件人不担心邮费的多少，但是对收件人来说，会出现无法支付邮费的情况，所以还会出现大量邮件跑空的情况。

新京报：所以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些报平安的信就直接在信封上画个圈或者叉，收信人看一眼信封就退回去。

刘建辉：对，所以罗兰·希尔当时提出来要对邮政进行改革。改革实行的重要内容就是在英国国会正式立法，叫“一便士邮资法”。这个改革实行之后，不管邮件的距离多远，只要重量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远近都是一便士。由于采取了寄件人纳费的规定，因此寄件人就要预付邮资，世界上第一枚邮票诞生了，这就是黑便士邮票。黑便士邮票一版有240枚，长12枚，纵20枚。

黑便士邮票。

黑便士邮票的诞生同时体现了一种平等的精神，不管是女王、还是国会议员，只要寄件都得购买邮资凭证，老百姓交一便士，他们也要交一便士。三十八年之后，中国于1878年也发行了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它的诞生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两个时代的跨越，因为中国当时官方通信的主要手段是邮驿制度，用驿马把皇帝的旨意往下传达，把下面的文书往上呈报，而像英国那样古老的邮政尚未产生，因此中国邮票诞生实际上是跨越了古代邮政这一阶段，直接从邮驿一步跨越到了近代邮政。邮票是什么呢？说通俗些，就是一个预付邮资的凭证，面值就相当于邮政所付出的劳务价值。因此，寄件人购买了邮票，就相当于和邮局签订了一个协议，邮局替百姓寄件，百姓向邮局付钱。这就是邮票最基本的功能。

新京报：邮票后来如何发展出了审美和收藏方面的价值？

刘建辉：在1894年，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提议，为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发行了万寿邮票，这是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而从此开始，中国邮票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它只是邮资凭证，而这套邮票同时具有了纪念和宣传的意义，实际上是把邮票的功能扩展了。邮票的种类也渐渐开始细化，比如有纪念邮票、特种邮票、还有普通邮票。纪念邮票主要用于纪念重要人物和事件，普通邮票则用于日常通信，同时还出现了小型张，小全张，小本票等等。

大龙邮票阔边五分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邮票的功能更加丰富，出现了广告邮票、赈灾邮票、慈善邮票等不同种类，随着功能的拓展，其收藏功能得也到了大大扩展。世界上第一个收藏邮票的人是一位英国女士，在黑便士邮票发行不久，她就刊登了一个广告，说自己要收购大量邮票用来装饰墙壁，她也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收藏邮票的人。邮票收藏也跟整个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战、二战牵涉了大量国家，人们流离失所，吃喝都成问题，收藏邮票也就无从谈起。二战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的安定，集邮这种收藏活动才普遍开展起来。

中国邮票与集邮的发展

新京报：那中国的邮票收藏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刘建辉：中国的收藏活动主要发生在20世纪初，活动地点主要在江浙沪一带。那时候收藏邮票的人有两大特点，一方面是要有钱，另一方面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所以当时收藏活动仅限于极少部分人。毕竟20世纪初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人们的生活普遍很困难，谁有闲钱搞邮票收藏呢？大量邮票收藏者出现的情况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京报：参与收藏邮票的人群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刘建辉：新中国邮票跟之前国民政府时期发行的邮票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很有朝气，画面明快，革命性很鲜明。新中国成立后，购买邮票的人主要是年轻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另外当时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中，也会从包括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些国家进口和出口邮票。 1955年，中国邮票史上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在王府井东华门成立了中国邮票公司。有了邮票公司之后，对中国的集邮活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为它不光发行中国邮票，还销售苏联等国的外国邮票，人们的眼界一下子扩大了，购买的范围也宽了。那时候很多集邮者在放学和下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邮票公司逛一逛，看看有什么新邮票。第二件大事则是出版了《集邮》杂志，倡导大家集邮。当时老舍、宋庆龄等人都在《集邮》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所以这两件事对中国的集邮活动促进非常大。1959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邮票厂建成，我们国家拥有了专门生产邮票的企业，这也是一件大事。

新京报：那在邮票厂建成之前，我们怎么生产邮票？

刘建辉：从1949年到1959年间我国没有邮票厂，那么印邮票就只能去找印刷厂——由于邮票属于特殊印制，只能到专门印货币的印刷厂印制。所以就在过去的人民印刷厂印邮票。不过因为当时这些印刷厂用的工艺都是雕刻，所以当时生产的主要都是雕刻版邮票，而在北京邮票厂建成之后，印刷邮票的设备就专业了，有雕刻版设备、影写版设备、胶版设备等等，特别是影写版——也就是照相凹版——让邮票的票面变得非常漂亮，毕竟之前雕刻版就只能套一种颜色，而影写版使用4色、5色、甚至6色都可以。

特57，黄山风景二，1963年发行。

新京报：所以从那之后，邮票票面的设计也开始丰富了。

刘建辉：是的。印刷质量的提升让邮票的整体审美都上升了一大步。之后就出现了经典的梅兰芳邮票，还有被称作“五朵金花”的黄山邮票、金鱼邮票、牡丹邮票，以及菊花和蝴蝶邮票，都特别漂亮。

特38《金鱼》邮票，中国人民邮政，1960年发行，被誉为特种邮票中的“五朵金花”之一。

新京报：“文革”期间，邮票收藏受到了什么样的打击？

刘建辉：“文革”是中国邮票史上的一个至暗时刻。集邮被批判为“封资修”，很多人不敢收藏邮票，当时人们害怕到什么程度呢?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珍藏的邮票悄悄销毁，就怕由于集邮把红卫兵引到家里来。在那十年里，集邮两个字谁都不敢提。

新京报：“文革”结束后，群众集邮的热情是如何复苏的？

刘建辉：实际上在中国基层社区，集邮的星星之火并没有熄灭，一些爱好者还是在私下收藏邮票。“文革”结束后，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人们的集邮热情，很快成为燎原之势。1978年，在集邮仍是谈虎色变的时候，有几个人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朱祖威、王泰来、林轩、成志伟这批年轻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群众自发的集邮组织——鼓楼集邮研究会。这个组织今天还在。

另外真正引导中国集邮走向复苏的还有1982年的一件事：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当时邮电部和外交部正式向国务院呈文，建议成立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因为当时台湾想先一步加入国际集邮联合会，而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后，就等于同时确立了台湾集邮协会的地位，台湾想要参加的话，只能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相当于现在体育界那样、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与，最后台湾方面也表示接受。所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这件事也很好地处理了两岸之间的关系。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之后，它影响了很多方面，随后各个省、市、县也成立了集邮协会，中国的集邮也迎来了高光时刻——相当于集邮者找到了家。那时候曾提出口号，要让集邮协会成为集邮者之家，让集邮者经常到家里来坐坐，帮助他们学好邮票知识，撰写集邮文章。

集邮的黄金年代

新京报：在那个集邮的高光时代，还发生了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刘建辉：1993年，当时邮电部党组把我派到全国集邮联合会任职，协助刘天瑞副会长一起筹备1996年的亚洲邮展，这是我们国家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邮展。在亚洲邮展上，我是现场总指挥，当时邮展一共举办了7天，每天参观人数差不多有2万人。那时候整个北京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展览，大家都千方百计想弄到参观票，想去看看国际邮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集邮爱好者的热情就更高了。

在开幕式的当天我们没有经验，当时国际展览中心的大门没有设置蛇形通道护栏，大门外围了几千人要往里冲——因为里面有大量吸引人的邮品，包括有齿和无齿的世纪宝鼎邮票小型张，尤其是无齿型的世纪宝鼎小型张，5元钱一枚，到外面炒到了一两百块钱，所以谁都想进来买一枚。

《中国第九届亚洲国际集邮展览》邮票小型张。

当时门口几千人推搡，眼看都快要出人命了，公安部负责保卫的局长赶紧从北京首都机场调过来一排武警在后面顶着栅栏，一直坚持到开幕式结束，才解除危机。

新京报：这还只是亚洲邮展，后来又举办了世界集邮展览。

刘建辉：1999年在北京举行了世界邮展，82个国家和地区的集邮组织都派人来参加，另外还带来了很多邮商，可以现场购买各国邮票。那真是集邮者的节日，大门外排队的观众达上千米，而展厅里人头攒动，好不热闹。那次世界邮展，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场参观，包括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一共来了20多位。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关心和支持。

新京报：那次国际邮展主要展出的重要邮品有哪些呢？

刘建辉：当时邮展上主要有两件我们国家的珍邮国宝展出，吸引了国内外的观众。这两件都是中国早期邮票，一件是大龙阔五分银全张，另一件是红印花加盖小字当一元四方联。这两件世界孤品都是由香港集邮家林文琰在海外购买回来，比如大龙邮票阔边五分银全张是在一个美国少校手里，这个人去世后，他收藏的邮品被拍卖，最后由集邮家林文琰出钱把它高价拍回来。

红印花加盖小字当一元邮票。

新京报：在那个年代，集邮者都知道邮票的收藏价值吗？

刘建辉：就集邮者群体来说，其实内部成分很复杂。有一部分是铁杆集邮者，他们就是出于个人喜好，不论什么风吹草动都不会改变初衷。虽然收藏了这么多邮票，但是一枚也不卖。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收藏就是一种乐趣。如果收藏的一套邮票里缺一张，那就是玩了命也得去找这一张邮票。很多集邮者都是这样，为了一枚邮票跑遍北京乃至全国，找到了之后高兴得连晚饭都不吃了。

这其中也有专门收集某一个专题的集邮者，比如有专门收集体育邮票的，把凡是和体育相关的邮票都收集起来；集邮界里我还认识一个朋友，他专门收集世界各国的昆虫邮票，然后把它编成邮集，讲这些昆虫的生活习性是什么、如何繁殖、如何死亡等等一系列的故事。

当然，这个群体里也有邮商，邮商主要是靠邮票吃饭，也能解决部分集邮者拾遗补缺的需要。还有一部分人是游离于这个群体左右，邮市火了，就进来，邮市不好，就撤了。

受访者收藏的博茨瓦纳菱形邮票蝴蝶型版张。

新京报：那如果是冲着价值去收藏的话，集邮界里一般如何衡量一枚邮票的价值？

刘建辉：主要分三个方面，一般来说，发行时间比较早的，比如“老纪特”，就是指从1949年到1967年间发行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当时发行量不大，消耗大，“文革”期间又损坏不少，目前价格比较高。特别是一些经典邮票，如《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无齿邮票当时发行量就特别少，目前价格很贵。另外还有“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文革”期间发行邮票的数量虽然很大，但是群众不敢集邮，发行的邮票几乎都被贴到信封上使用了，保留下来的新票（未使用过的）很少，物以稀为贵，自然也就升值了。比如《毛主席去安源》这枚邮票，发行量是5000万，用现在的发行量来比较，就是天量！由于消耗大，存量少，现在这枚邮票仍然相当贵，品相好的话也要一二千元，所以另一个关键就是存世量。

新京报：第三个方面呢？

刘建辉：第三方面就要看品相，看你邮票保存得如何？比如齿孔、画面、背胶有没有缺齿、污迹、黄斑等等。现在购买邮票的群体近一二十年来有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网上，如在“赵涌在线”上购买邮票的大多都是三四十岁的，从事IT行业赚了钱之后，投入到邮票市场，把它作为一种储值的手段。

《珍邮背后的历史印记》

作者：刘建辉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年出版

一枚邮票的设计与发行

新京报：邮政局修订过一次邮票选题的原则，这前后的邮票选题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建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邮票总公司搞了一个邮票选题原则，它只是作为邮电部部门的规章在执行。1998年，国家邮政局成立之后，邮票选题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纪念邮票的选题原则急需进行调整。当时纪念邮票里的主要人物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还有科学家等，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人物邮票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发行？比如像乌兰夫、李先念等能不能发行？怎么去发行、具体发行的枚数如何掌握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遵循的标准。还有普通邮票，发行后多久需要更换这类问题也需要一个标准——后来规定了每5~10年要更换一次。国家邮政局就这些问题，给中央呈文了一个请示，最后中宣部批示，同意国家邮政局的意见。2002年，国家邮政局正式公布并下发了《邮票选题原则》。这个规定我们现在还在使用。

新京报：重大选题的邮票，您所经历的最久的设计时长有多久？

刘建辉：差不多得有一年。因为内容在不断地修改，比如说像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邮票，它的主题是随着开幕式的内容来设计的，导演张艺谋在设计开幕式形式时是有变化的，而邮票设计师就需要根据主题和内容的变化不断调整。设计师王虎鸣和张艺谋导演有过多次的沟通，也做了很多次修改，最后把开幕式最精彩的一瞬定格在邮票画面上。，所以说设计一套邮票是相当不容易的。

新京报：选题确定下来后，邮票具体的票面设计一般是如何完成的？

刘建辉：邮票的设计有这么几种情况，比如说明年的马年生肖邮票，邮政集团公司已经发出通知，全国各地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设计，征集图稿，稿件收上来之后要经过层层筛选，最后选择一个最好的、最符合大众口味的、老少咸宜的，作为明年的马年邮票。因为马年邮票比较容易设计，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有些票面，比如蛇年邮票、龙年邮票、鼠年邮票，设计难度就很大，需要专业人士来设计。另外我们也采取了征集的办法，比如龙票和蛇票都是有一定的美术经验的艺术家来设计，然后再层层筛选，优中选优。

另一种方式是我们内部有一个专门的邮票设计队伍，一些选题就交给专业设计队伍去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聘请美术家，这种就属于特邀了。

邮票的防伪与鉴别

新京报：2016年前后，曾经有大量假邮票被查获，您当时曾经建议在法律上补充一些关于邮票造假加大处罚的建议，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什么改进。

刘建辉：从目前来看，专门出台一个惩罚假邮票的法律还不太成熟，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律等着出台，需要一步步地审核完善。有关邮票的法律需要先由邮政部门提出来，上报国务院，再由国务院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专门有一个法工委来进行审核并进行法律方面的一些论证。这种修改、起草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作为邮政部门来讲，首先要把防伪识别作为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也就是说要把防伪的武器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自己就能识别。

刘建辉。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司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曾担任石家庄邮政专科学院客座教授十年；《邮票鉴别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起草专家。退休后著述颇丰。

新京报：主要靠哪些方式来鉴别？

刘建辉：实际从2000年以后，我们的防伪方式在不断增加，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纸张。中国的防伪邮票纸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代，这是北京邮票厂与造纸厂联合研制的，属于专供纸张。防伪邮票纸里加入了荧光丝，真假邮票在紫光灯下一照就能看出来，另外还有能够在紫光灯下变色的荧光油墨，还有邮票的齿孔——邮票的齿孔不仅有圆形的，还有六边形的、椭圆形的，这个是非常难仿制的。邮票画面上的数字喷码原本是监察邮票流向的，也能作为识别真假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一些新工艺在邮票上加持，如镭射、微雕、压凸、全真彩工艺等等，都可以作为识别真假的辅助手段。

新京报：与过去的辉煌相比，当前集邮的形势应当怎么看？

刘建辉：应该怎么来看这些问题呢？邮票发行量的减少、集邮人数的萎缩，这不是个多可怕的事情，它是全新的通信方式，如电脑、手机等大量普及挤压了旧有的书信通信方式的一种变化。实际上，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邮票发行数量就已经大幅减少，只是我们国内没有感觉那么明显。我国在1980年的时候，全国电话的普及率只有0.4%，也就是说每1000人只有4部电话，而改革开放后通信大发展，到1994年的时候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了10%，城市的普及率更高。目前，手机的普及率已达到人均一部以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发微信，比写信方便太多。所以信函以及集邮人数的萎缩也是社会进步、科技进步的一种结果。

特44，菊花一，1960年发行。

国外也是这样，在2000年的时候，瑞士邮票印刷厂因为入不敷出而关张，后来包括荷兰的邮票厂也关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世界技术发展的趋势，没准再过几年之后连电脑都没了。对邮票行业和社会发展来看，邮票的功能还在向前发展，邮票在重大活动中的纪念功能、国家节庆活动中的庆祝功能、国计民生重大事项的记载功能、介绍祖国大好河山的宣传功能……等等，邮票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邮票作为一种收藏品具有的生命力是巨大的，即便有一部分集邮者离开了，但不断还有新的收藏者进入这个领域，“赵涌在线”提供的数据说明新一代的创业者参与线上拍卖不就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吗？

衷心希望邮政部门面对全新的市场，把国家名片设计得更精美、印制的质量更好、推出的品种更多，去适应社会多重的市场需求。

采写/宫子

编辑/何安安

校对/薛京宁

海报设计/刘晓斐

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龚延明的史学研究

作者：朱钰婷（浙江大学哲学院博士后）

学人小传

龚延明，1940年生，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浙大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顾问。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留校任助教；1962年参军，1974年转业，回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及《诗说秦汉史》《岳飞评传》等，主编或合撰《隋唐五代登科总录》《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主编“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120余篇论文。

“不怕慢，只怕站”是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的座右铭。《〈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他的这些代表作，无不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打磨，才摆上学者的案头，成为文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有学者感慨，龚延明不仅做到了“十年磨一剑”，而且打磨出的是一把把堪百年之用的利剑。

从《宋史·职官志》出发

真正开启学术之路时，龚延明已年近不惑。

龚延明1940年出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跟着哥哥上小学，1960年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他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工程兵。在杭州大学工作时，龚延明一个月的工资是53元，当兵后每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但他无怨无悔。1964年，龚延明在一次训练中意外受伤，右眼失明，后来转到部队机关工作。1974年，他告别军旅生涯，回到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学校教学工作尚未走上正轨，直到1978年，龚延明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才在陈乐素和徐规两位名家的指导下正式踏上了宋史研究的学术旅程。这一年，他38岁。

宋史领域那么广大，一个人不可能都拿得下来，只能挑选一个学术方向。应该选择哪个方向呢？龚延明听取了中华书局赵守俨和傅璇琮的意见。这两位国内知名的学者型出版家认为，国内官制研究相对薄弱，发展空间很大，可以考虑作为学术方向。这正是龚延明的兴趣所在，陈乐素先生、徐规先生都尊重他的选择，支持他研究宋代官制，并同意在系内开一门中国古代官制史课。20世纪80年代初，徐规先生申请浙江省重大课题《〈宋史〉补正》获批，分配龚延明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子课题。这下，龚延明犯难了。

众所周知，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出了名作《〈宋史·职官志〉考正》。有此高山在前，后来者还能有新的突破吗？龚延明惴惴不安。进退两难之际，傅璇琮先生鼓励他：“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开山之作，是名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之不足，《考正》还有不少遗漏。在50年代，他就提出《〈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需要重新进行增补。现在你去挑起这副担子，应该说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你年轻，精力充沛，研究条件又好，只要能刻苦钻研，在邓先生《考正》的基础上，必有新创获。”傅先生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使龚延明“犹如置身在夜间旷野难以辨别前进方向的时候，突然看到前方亮起一盏指路灯”。心头的迷雾驱散了，他鼓起勇气前行，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任务。

龚延明开始反复阅读《宋史·职官志》，逐字逐句解决疑难。《宋史·职官志》没有直接记载“门下省”为何时之制，让龚延明颇感疑惑，他再三体味史料，发现“门下省”在北宋时期分为“宋初”和“元丰新制”两个阶段，宋初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皆有名无实，至宋神宗元丰改制方“官复原职”。除了阅读宋代官制的第一手文献外，龚延明还围绕《宋史·职官志》每段文字搜集、摘抄其他史籍，逐渐解决了其中的疑点、难点。耗费了五个春秋，1992年，龚延明完成了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书稿，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将其送外审专家进行成果鉴定。鉴定小组以邓广铭为组长，组员是宋史名家王曾瑜、陈智超、朱熙瑞、汪圣铎。邓先生把鉴定组成员的意见归纳为两点：第一，龚延明同志对于《宋史·职官志》所作的补正，既极周全详备，也极精审谛当；第二，这一新著的丰富内容，反映出龚延明同志对于宋代职官制度既具备通贯的理解，也具有深厚的基础根底。求之于当今之治宋史者，他的功力之雄厚应是居首选的。接着，邓广铭先生又写了他个人的鉴定意见：“半世纪以前，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我的那篇文章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然而‘大辂’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80年代末，国内学者中，才有杭州大学历史系龚延明同志出而专心致志于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五个春秋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这一巨著，这是只有很深厚的根底、很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的。在这种强力的感染下，又必将使读此书者，愿以龚延明同志为榜样，扎扎实实地从事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例如对史料的鉴别、比勘、考证、分析的技能才行。这本书是一本极具功力的书，是一本必会在许多方面都能起积极作用的书。”

诚如傅璇琮先生所说，邓广铭先生“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他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的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建树为心中的一杆秤”。邓广铭先生奖掖后学龚延明的这段佳话，成为学界的美谈。

如今，那本被翻烂了的《宋史·职官志》仍然放在龚延明的书房。他说：“一个人的学问，必有根基。我治宋代官制，《宋史·职官志》就是我的根基，这是我第一部常学常新的学术经典。”

龚延明（左）与著名学者傅璇琮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搭建官制研究的“高楼”

1984年，龚延明意外收到一封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转来的海外信件。这封信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他读到龚延明不久前发表的论文《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极为感兴趣，建议以“两岸协力、国际合作”的方式编纂一部工具书《宋代官职别称》。其实，龚延明此时已有编纂《宋代官制辞典》的计划。

在研究宋代官制的过程中，龚延明认识到，职官的别称、术语是了解官制的两大“拦路虎”。为此，他写了那篇《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还有意识地搜集了宋代正式职官名、别名、术语以及相关典故，并将这些资料整理成卡片或札记。这些日积月累的资料汇聚成《宋代职官别名汇释》《宋代职官术语汇释》，成为编纂《宋代官制辞典》的重要基础。

龚延明与刘子健建立起联系，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得到刘子健的支持，这更坚定了龚延明迎难而上完成《宋代官制辞典》的决心。13年后的1997年，由邓广铭先生题写书名的《宋代官制辞典》在中华书局出版。这部180万字的工具书一经推出，便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宋史名家王曾瑜、邓小南先后在《历史研究》杂志刊文，赞誉此书为“继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宋史研究又一里程碑式之作”。《宋代官制辞典》至今仍是海内外宋史学者案头必备工具书，一印再印，2017年还出版了增订本。

龚延明认为，研究断代史，不能止于断代，而要承上启下，注意贯通。宋代官制与唐五代官制难以分割，宋代官制又对元明清官制产生了影响。研究断代官制，必须把握每个官名与制度的演变轨迹。他在做《宋代职官别名汇释》时，就注意搜集和研究从先秦到明清的职官别名。细水长流，经过20余年积累，水到渠成，终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编纂。2006年，227万字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大辞典贯通先秦至明清，搜集各王朝国家管理机构正式官名的别称搜集与阐释，词条达到一万条以上，填补了中国官制研究的一个空白。2019年，《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增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字数增至240万。

从《〈宋史·职官志〉补正》到《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龚延明这样总结自己官制研究的经历：做学问，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地搞一些“短、平、快”的成果，只有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先打好基础，才能往上一层层盖起高楼。

“愚龚移山”研究科举

科举考试取士，自隋唐至明清，持续了1300年之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的王安石、苏轼、司马光、文天祥等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皆是进士出身。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没有对宋代登科人物进行系统整理。1991年，龚延明接受傅璇琮先生的建议，与其合作编撰《宋登科记考》。从此，龚延明的研究重心从官制转向科举制度。

编纂《宋登科记考》的工作量极为庞大，尤其是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存绍兴十八年（1148年）和宝祐四年（1256年）两榜登科录，其余116榜登科录，都需从零开始搜集整理。为了能够全身心投入，龚延明在老杭大图书馆6楼租了一个工作间，以便借阅研究所需的大量文献。研究工作极度紧张，他从早到晚在图书馆看书、抄录资料，有时连晚餐都是家人送到图书馆。人手不够，1996年，龚延明青年教师祖慧参与课题。当时计算机技术尚未普及，他们只能将搜集到的进士资料一条条抄写到卡片上，再进行分类整理。2009年，412万字的《宋登科记考》问世。这部学术著作收集了两宋三百年间的科举大事，同时收录了近四万名宋代进士的名录，填补了宋代登科录缺失的空白，为研究宋代科举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宋代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化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被视为宋代科举研究的奠基之作。

如同从《宋代官制辞典》发展出《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一样，在科举研究中，龚延明也注重研究各个朝代制度史的贯通。1993年接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在编写《宋代登科记考》的同时，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提出了集体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申请。在评审专家看来，这个庞大的项目，不是五年十年能完成的，但他们认定课题的重大学术价值，还是同意立项。经费虽然不多，但这笔资助促成了一个跨世纪科举研究工程项目的启动。龚延明带领团队全身心投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编纂工作之中，团队中的祖慧、邱进春、周佳等都是精兵强将。龚延明还将博士生培养计划与课题研究紧密结合，宫云维、蒋金星、李润强、多洛肯、黄明光、陈长文、毛晓阳、方芳等当年的研究生，都是课题前期资料搜集工作的积极参与者。2014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获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滚动资助的重大项目。

为完成《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龚延明带领课题组以“竭泽而渔”的方式，网罗海内外有关科举人物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搜集了从隋至清1300年间科举考试的登科进士（包括诸科），总人数逾11万。进士小传包含姓名、字、号、籍贯、及第年份、初任官职、历任官职、最终官职以及谥号等信息。龚延明要求“字字有来历，条条有出处”，每一条小传下均附有翔实可靠的第一手文献证据。近年来，项目子课题《宋代登科总录》（1000万字）、《明代登科总录》（2000万字）、《隋唐五代登科总录》（220万字）、《辽金元登科总录》（200万字）接连出版，《清代登科总录》（2000余万字）正等待出版。《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终将告竣，为学界进行历代登科人数变化、进士地理分布、科举与地域经济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在2007年举办的第三届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一项目被与会学者誉为“21世纪科举学研究的最大工程”。由于该项目时间跨度大、难度高，整个团队前后付出了30年的心血和精力，龚延明的满头青丝更是熬成了白发。他笑称自己拥有不屈不挠的傻劲，可谓“愚龚移山”。

编纂《〈宋史·职官志〉补正》，因为书稿分量不算太大，龚延明采用手工抄录的方式搜集和整理历史资料，尚能适用。然而，到了做《宋登科记考》《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这类资料庞大的项目时，卡片数量猛增至几十万张、上百万张，如何在海量的卡片中迅速检索到所需信息，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龚延明认识到，随着人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研究方法已难以满足需求，必须与时俱进，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20世纪90年代后期，龚延明团队已经使用计算机录入文献资料，但是检索十分不便，想要区分某一进士的科目、朝代、榜次，只能依靠人工，耗时耗力，还容易出错。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主动寻求与本校计算机专业专家开展跨学科合作，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专门设计了一款软件，资料输入电脑后能够自动分类、分榜归并，检索资料变得极为容易。这一创新举措在当时具有前瞻性，极大提升了研究效率。2018年，龚延明与中华书局合作，将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为基础制作的“历代登科进士数据库”向海内外开放。在数据库上线之际，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如此评价：“投资文科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大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

践行学者的社会责任

龚延明是书斋中的学者，但他并不囿于学院门墙之内，而是积极参与撰写大众历史读物，力求把书斋里的学问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其焕发更鲜活的生命力。

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龚延明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用生动的文字撰写了《岳飞》《岳飞评传》两部通俗读物，细致描绘岳飞的生平事迹及精神风貌，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位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两部作品既吸引了众多历史爱好者的目光，也获得了专业学者的好评，多次再版，展现了持久的魅力。

20世纪90年代，龚延明主编了六卷本《绘画本中国通史》。该书内容覆盖先秦至明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和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由于形式生动、内容充实，《绘画本中国通史》一度成为畅销书，是许多小读者的历史启蒙之作，还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龚延明对文学怀有浓厚兴趣，在部队工作时就曾创作诗歌、散文等作品。近些年，他别具匠心地采用五言诗的形式，将“史”与“诗”结合起来讲述中国历史。他的“诗说”严格遵循历史事实，并详细标注资料来源和原文，便于读者查证或深入研究。这套八卷本的《诗说中国史》，目前已出版了《诗说先秦史》《诗说秦汉史》《诗说三国史》《诗说两晋南北朝史》《诗说宋史》五卷。《诗说中国史》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也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表现手法，有效推动了历史知识的普及。

无论是《岳飞》《岳飞评传》，还是《绘画本中国通史》《诗说中国史》，这些历史普及读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阅读起来轻松，但其背后有着坚实的史学基础与严密的逻辑结构作为支撑，因而不失深厚。通过这些作品，龚延明践行着一个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经过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龚延明早已著作等身，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退休后，他依然对学术怀抱着纯粹的热爱，继续在学术道路上不懈追求。如今已年逾八旬的他，投身于构建浙江大学宋学研究平台，致力于推进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推动创办了“宋学大讲堂”，国内外众多著名学者在这个讲堂主讲宋代史学、文学、哲学与考古艺术等最新研究成果。

生活中的龚延明，温和谦逊，让人感到亲切。前辈学人对自己的无私指导和宽宏气度，深深影响着龚延明。他始终将学生的学术成长视为己任，真诚关心他们的全面发展。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的提升既需要前人的智慧，也离不开后辈学人的持续努力与创新。

龚延明著《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图片由作者提供

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图片由作者提供

龚延明、邱进春编著《明代登科总录》。图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1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