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三闲集读后感》,（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7 13: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三闲集》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有深度、有见地且结构清晰：
1. "深刻理解《三闲集》的核心内容与思想：" "背景了解：" 《三闲集》是鲁迅在1927年出版的一个散文诗集，收录了《在酒楼上》、《野草》和《南腔北调集》中的部分作品。写作背景处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社会黑暗、知识分子彷徨的时期。了解这个时代背景有助于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基调。 "主题把握：" 这本书的核心主题通常围绕着"“闲”"展开，但这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清闲。鲁迅借此探讨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社会批判、对现实的忧虑以及对未来的思考"。他批判了“闲人”的麻木、自欺和脱离现实，也表达了自己在黑暗中坚持战斗的孤独和苦闷。 "关键作品分析：" 选择书中几篇你感受最深、最能代表其思想特色的文章进行重点分析，例如《秋夜》、《影的告别》、《雪》、《希望》等《野草》中的名篇，或者《而已集》中的一些杂文。理解这些具体作品如何体现鲁迅的“闲”之内涵和思想。
2. "明确读后感的“读”与“感”："

百年广东文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生动实践

来源:南方网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精品力作，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百岁华诞之际，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国艺术报指导，广州市文联、广东美术馆主办的“时代先声——广州文艺百年大展”在全国文艺界“先声夺人”，用文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用文艺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用文艺讲述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继承优良传统、砥砺奋进前行。大展聚焦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系统梳理回顾总结广东特别是广州文艺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现当代的文艺精品、历史文献、报纸期刊、名人信札、音像实物等1000余件极具纪实性、史料性、艺术性的珍贵藏品，真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波澜壮阔的革命文艺史实和灿烂辉煌的文艺创作成就，真实呈现了南国大地一幕幕驰魂动魄的辉煌与荣光，以及文艺工作者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赤胆忠诚和伟大创造精神。百年广东文艺，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地方的，也是全国的。梳理百年广东文艺辉煌历程，回顾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生动实践，对于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启示。

一、发时代之先声，为革命先行先导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时代课题，是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

广东作为中国红色革命的探路者，也是中国革命文艺、红色文艺的重要发轫地。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伟人巨匠与广州结下了深厚的文艺情缘，《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文艺》《文艺阵地》等红色进步刊物在广州最早出版发行，《国际歌》从广州开始传唱。在觉醒年代，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还未掌握武装力量，把革命文艺作为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教育人民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视为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前后，广州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主要阵地，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新学生》《南风》《工界》《广州群报》等，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杨匏安是广东红色文学的先驱。他于1918年发表了文言小说《王呆子》，以浅显的文言描写中国农民苦难的命运，揭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是中国第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小说。1921年，随着陈独秀南下广州任职南方政府，他主持的《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广州，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成为党中央宣传革命理论的早期重要机关刊物。

在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历史中，彭湃是最早的开创者，他也是最早将文艺宣传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先行先导者，积累了党领导文艺工作最初的实践经验。彭湃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就曾经在海丰组织白话剧团，演出《打倒帝国主义》《朝鲜亡国恨》等节目，进行抵制日货和救亡宣传。1922年，彭湃在广州参加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的白话剧社，剧社由谭平山任主任，彭湃等负责配景并担任演员。该剧社曾上演过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6幕话剧，可惜剧目无存。在农会活动中，彭湃最早把用广东方言表演的时事剧推广到乡村。为了能够毫无障碍地与农民沟通，他煞费苦心，编写了《田仔骂田公》等一批通俗易懂的歌谣，教给农民传唱，既朗朗上口又切近现实。

被誉为文艺界知音的周恩来，在建党初期是将军队中的文化工作和文艺活动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黄埔军校士兵俱乐部得以建立，学生入学后学唱的第一支歌就是《国际歌》。周恩来还创立了“血花剧社”（取“烈士之血，主义之花”之意），共产党员陈赓、蒋先云、李子龙等都是剧社的活跃分子。血花剧社以宣传革命为主要工作，以青年军人的高尚革命理想和娱乐性的演技为依托，演出的剧目主要有《血泪湖》《黄花岗》《还我自由》《鸦片战争》《革命军来了》《马上回来》《联合战线》《沙基血》等，剧情和表演大多朴实、真挚、感人，充满救国激情。血花剧社自成立至结束，共演出50多场次。《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血花剧社的革命号角“由珠江吹到扬子江”，其演出“大受社会赞扬”，在潮汕公演，每次开幕来观者无不人海人山，颂声四起。剧社在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

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一贯重视发挥革命文艺武器的战斗作用。他在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就亲自指导开办“革命画”课程，亲自指导农讲所教员和学员把画笔当作革命武器，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理想服务。毛泽东亲自培育的革命文艺种子撒遍了全国各地，学员结业后，回到各省区，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少学员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往往首先开办夜校，张贴革命漫画、宣传画，从解释革命画入手，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吸引广大农民参加学习，逐步把农民发动起来。当年的学员回忆说：“当时革命画成为在农村发动群众的有力的武器，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南粤大地一批热血文化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下，以文艺为利器，为大众服务，积极投身抗日民族解放运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走向成熟。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广东籍文学家欧阳山、草明、阮章竞，贯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服从和服务于火热的革命斗争，开启了文学创作的新阶段。有“人民音乐家”之称的冼星海，在延安精神的感召下相继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民族交响诗，极大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广东革命文艺、红色文艺紧紧连着党的初心与使命，与时代同步伐，与民族共命运，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

二、启智慧之先河，改造国人精神世界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离不开文艺。文艺具有培根铸魂作用，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在近现代、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步发展中，广东文艺始终走在引领时代精神的前列。

广东作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策源地，也是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实践田。在文艺为革命先行先导的同时，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思想文化先驱都对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一课题进行了悉心探索，掀起了一股文艺救国的热潮。梁启超从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始，积极探索和实践了报刊、“新小说”、“新史学”等国民性改造途径，《少年中国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鲁迅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巨人，是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在广州的燃情岁月里，他不断用小说、杂文等文艺形式对旧中国贫苦农民和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刻的剖析，写下《在钟楼上》《而已集》《三闲集》等名篇，为其他文化先驱继续探索国民性改造这一永恒的话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培养了大批文艺青年，传播先进思想，成为广州左翼文艺的旗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一生不断攀登思想高峰的努力，永远值得我国文艺家学习。

绿色长城（中国画） 关山月

在建设时期，广东文艺弘扬自力更生、团结奋斗精神，鼓舞人民投入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实践。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以何香凝、梁思成、梅益、钟敬文、叶恭绰、马思聪、戴爱莲、蔡楚生、陈波儿、郑景康、石少华和商衍鎏、商承祚父子等广东籍文艺家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军人物，以炽热身心熔铸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创作了一大批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作品。爱群大厦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以及《三家巷》《虾球传》《山乡风云录》《香飘四季》《唐诗小札》《花城》《刑场上的婚礼》《欧阳海之歌》等文学作品、《江山如此多娇》《雪夜送饭》《前夜》《永不休战》《绿色长城》《年青人》等绘画作品、《孙中山像》《五羊石像》《艰苦岁月》《欧阳海》等广州城市雕塑、《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大浪淘沙》《跟踪追击》《羊城暗哨》等故事片成为几代中国人坚定信仰、拼搏奋进的精神力量，也是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标志性作品。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广东文艺秉承“岭南文化”厚重的传统，领风气之先，发扬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创作生产了一大批优秀文艺精品。在文学领域，有“伤痕文学”《我应该怎么办》《代价》《普通女工》《在小河边》、“改革文学”《雅马哈鱼档》《海风轻轻吹》《彩色大地》、纪实文学《护士长日记》《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招商集团》《中国铁路协奏曲》《木棉花开》、小说《中国知青部落》《白门柳》《沧浪之水》《纪念》等；在影视领域，有电影《警魂》《孙中山》《花街皇后》《商界》《安居》《邓小平》《所有梦想都开花》《秋喜》、电视剧《外来妹》《公关小姐》《情满珠江》《英雄无悔》《紫荆勋章》《和平年代》等；在音乐领域，有《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我爱你，中国》《弯弯的月亮》《蓝精灵之歌》；在视觉艺术领域，有雕塑《猛士》《开荒牛》、原创动漫“喜羊羊”等。这些文艺经典既有鸿篇巨制，又有青鞋布袜，在全国文艺界独领风骚，为点燃澎湃的奋斗激情、绘就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画卷作出了重要贡献，向世人展现和传播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欧阳海（雕塑） 唐大禧

三、开审美之先风，

成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感召下，一代代广东文艺工作者自觉拥抱艺术理想，坚持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促进时代变革，并以艺术的方式将文明之光照亮生活的每个角落，直至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时代的深刻变革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追求，为新的文艺样式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条件。

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文艺的勃发地。在中国文艺从传统转向现代，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时代发展中，广东文艺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各门类艺术竞相绽放，开审美之先风，成为中国文艺的风向标，为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他的小说名篇《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创作成就，与他在广州“不忘本来”地研究撰写《唐宋传奇集》等汲取的创作营养密切相关。被誉为“岭南三秀”的岭南画派、广东音乐和粤剧，彰显了广州文艺放眼世界、兼收并蓄、“吸收外来”的胸怀与气度，成为引领中国文艺现代转型之典范。

未完成的老人像（油画） 李铁夫

16世纪，西方油画艺术由欧洲传教士首经澳门传入广州。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李铁夫，不仅是中国赴海外学习油画第一人，更是中国油画艺术以及探索欧洲古典写实绘画之源的先行者。他对油画本体语言、精神与技法、品位的成就，留洋后辈难以企及。广州画坛由此走向一个多元的时代。《未完成的老人像》正是他以东方写意手法融入西方肖像画的一个创造。20世纪是中国水墨艺术由传统文人画脱胎换骨转型的世纪。粤人林风眠试图引进西方现代绘画的一些表现手法来改造传统水墨画法，主张“中西调和”，相互借鉴。他敢于探索，在表现风格和表达方式上蔚然独立，培养了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苏天赐等足以撑起现代中国美术半壁江山的风云人物。作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声名卓著、影响深远的岭南画派，主张“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思想，代表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日本、西洋绘画技法，自创一格，培养出方人定、关山月、黎雄才、司徒奇等“岭南画派”第二代中坚力量，他们将中国画色彩与墨法形成有机体系，再现了自然对象的体积结构和空间氛围，有效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能力。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以“何氏三杰”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为代表的音乐名家尝试将西洋乐器与中国民乐结合，吸收交响乐等外来曲种的元素，推动了广东音乐创新发展，享有“凡有华侨处，即有广东音乐知音”之美誉。与此同时，作为广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粤剧，也进入鼎盛时期，在全国剧种中率先走向海外，出现了当时誉满粤港澳的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桂名扬五大流派和上海妹、谭兰卿、谭玉兰、卫少芳四大名旦。特别是薛觉先、马师曾均擅长文武旦丑等多角色表演，大胆革新粤剧的表现形式，借鉴电影话剧表演艺术，不断丰富舞台效果，并引入西洋乐器，对粤剧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薛马争雄”的壮丽景象。

匡庐诗意写生图（中国画） 陈树人

纵览其他艺术门类，广东文艺同样呈现着外来艺术本土化与本土艺术现代化的“双螺旋”式前行路径。1844年广州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照相馆；1922年广州创办中国首本摄影刊物《摄影杂志》，推动着中国摄影走向独立艺术之路。康有为“尊碑”的艺术理念，开启了岭南书坛求新求变的一贯主张。李金发、郑可等留学生的雕塑作品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城市雕塑艺术的发展方向。郑正秋、黎民伟、阮玲玉、胡蝶等一串串闪亮的名字，开垦了中国电影的处女地，谱写出中国电影的传奇。紫罗兰轻音乐队，揭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广州发展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主阵地，创造了无数的“第一”，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百年广东文艺实践证明：文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文艺的力量。百年广东文艺深刻昭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文艺的繁荣兴盛。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徐粤春

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戴海斌

一

周作人（1885-1967）生前检讨个性，自认为“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而颇重视地域民性默化潜移之用，“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雨天的书》自序二）。此处举作“浙东性”代表的章、李二位未必认可自己为“法家”，不过一则“眼高一世，目无余子”，一则“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他们持论苛刻、惯于骂人的习气，确也合乎“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周作人（1885-1967）

李慈铭（1830-1894）与章学诚都是绍兴会稽人，同府同县，他很早读过乡先生著作的抄本，却无多少佩服。同治十三年（1874），谭献（1832-1901）主持浙江书局，补刻印行《章氏遗书》，也赠予李氏一部。《越缦堂日记》中有关的“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讥议，多为人知（详拙文《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二|章学诚何以“弘识孤怀救末流之弊”？》），同一日记尚有另一评论：

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涂辙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并参《越缦堂读书记》“实斋杂著”条）

章学诚于乾嘉朴学大盛之日，未甘比附风会，发明“浙东学术”一说，为其特识。李慈铭此处总结“浙儒之学”取径，归章氏入“浙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正将前者讥评他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这八个字掷了回去，旨在批驳其人之“妄”。虽然同一地所产之人，他显然并不以乡前辈为然，也不欲以地域自限。后来钱锺书为《复堂日记》作序，比论李慈铭和谭献评骘实斋的相异之处，不仅直言李氏“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也注意到“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嬗崇郑许”，“以章氏乡后生，而好言证史之学，鄙夷实斋，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此处“先贤”，指同出“浙东”的章学诚，“浙西乡先生”，即谭献。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张舜徽多次读过《越缦堂日记》。二十岁左右，全书五十一册（起咸丰癸亥，讫光绪戊子）便已“粗涉一过”；1944年3月26日-4月1日，居宁乡陶家湾北平民国学院，阅毕《补编》十三册（起咸丰四年甲寅，讫同治二年癸亥）；1947年1月3-6日重读之，“因感于近人推崇李氏无所不至，恐未足以副其实，故思于此五十一册之书再寻温之”。他说“李氏幼习诗词，性喜讥弹，观日记中评骘人物，语多轻率”（《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40页）。李慈铭诋章学诚“读书卤莽”，张舜徽曲为辩护，而谓“不悟学诚精处，全在识解夐绝时流”，那么，对于同出浙产的“荀学斋主人”作何观感呢？

二

李慈铭本人撰有《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一类有关清学成绩的总结叙述，站在“汉学”立场，将乾隆朝开修四库全书作为一个振兴的转折点，日记中极力表彰清儒，“诸君子抱残守阙，龂龂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绌，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记）。张舜徽视此为“不情之言”，并且反唇相稽，直谓乾隆开四库馆，戴震以校书入翰林，史林荣之，乃群趋于贪繁务博，以辑佚考订为事，所谓“汉学”实始于斯，此为“干禄弋名”；乾嘉学术极盛时，隘陋自蔽，流毒至今，汉宋门户终不能除，古今文之争终不能息，此为“操戈树帜”。

李慈铭承乾嘉汉学之余绪，博治经、史。咸丰十一年（1861）告友人书有曰：“近惟日治经史，遍考近儒撰述。盖考证之学，国朝为最，国朝尤以乾嘉之间为最盛。能读其书者，庶于经史无误文别字，缪辞枝说。士生其后，可谓千载一时之幸。”（见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记，其“遍考近儒撰述”，或与次年着手撰写、至同治三、四年间成书的《国朝儒林经籍小志》有关。）张舜徽读书至此，有感于乾嘉风气束缚士林，近世流变，每下愈况，忿然而言：

夫为学奉乾嘉大儒为师法，可也，谨守其书不敢踰尺寸，不可也。使徒奉新疏数部，览不及数卷，辄欲谈经说字，有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吾平生所识学人不为少，每察其架上图书，无不庋置清人经疏札记，号称博雅。尝谓清儒之病在于佞汉，近人之病又在于佞清。今观莼客所记，则知士林斯病自道咸以来然矣。百年痼疾，其谁起之！

此段议论可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时代思潮”一节参观，虽然两人对于“汉学”的评价并非一致，但思潮流转例分数期，不外生、住、异、灭，学风变迁，多循斯轨。张舜徽论清儒学术，“别为三期”，1942年10月5日记：

自开国迄于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为归，气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库馆开，学者竞以考订校雠为事，学尚专精，门庭渐褊，此又一期。自道光迄于末造，涂规分离，互相倚摭，破碎已甚，效用益微，此晚期也。

以其眼光衡之，官修《四库全书》实为清代学术一大转捩点。此前诸儒治学“气象博大”，亦未标榜“汉学”之名，与后来专门名家者异趣。他引章学诚《丙辰札记》，指出自四库馆开，学问之途一变，“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汉学流弊所至，固非始事者能及料，然而李慈铭以近代之人“确守乾嘉诸老家法”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罹“佞清”之病而不知，实在大不合时宜。

徐世昌主纂《清儒学案》

李慈铭论国朝“说经之学”，以“桐城姚郎中鼐”“著书满家而无当古义”，“大兴翁学士方纲”“虽名古学，出入无主”，皆在“所屏”之列（《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序》）。《越缦堂日记》除攻击章学诚而外，词连姚鼐、翁方纲，诋为“愚而无用”“往往谬妄”(见《越缦堂读书记》“惜抱轩文集”“惜抱轩尺牍”“复初斋文集”诸条)。张舜徽盛推姚、翁二氏并章学诚为“乾嘉三通儒”，前说正中其大忌。1944年3月30日记：

（李慈铭）日记中诋斥姚姬传、翁覃溪过甚，至目为不学妄人，而不知两家救弊之言深切明要，在乾隆学术极盛时实足为中流之砥柱，不随风气转移，且能持正论以转移风气，非豪杰之士不逮此。惜莼客未能窥两家深处，又从而鄙夷之，宜其学不能大也。

《清人笔记条辨》“越缦堂日记”条亦谓“李氏于乾嘉诸儒，诋斥翁覃溪、姚姬传、章实斋为最厉”，“此皆评贬太过，不足以服三家也”，进而辩护：“乾嘉士子自髫龄迄于皓首，大率竭精力、困智虑，疲老于补苴襞绩之役，其积痼可知矣。此三家之言，实消积之良药。其补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

李慈铭的人物月旦评，“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目王湘绮（闿运）为江湖唇吻之士，又谓何子贞（绍基）久享时名，实无真诣，较王子寿为劣，及读郭筠仙（嵩焘）《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此句重话，最触到湘人痛处。为回护乡曲，张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复加曲释：“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李氏于光绪六年始成进士，时年已五十二）。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清人笔记条辨》，342页）此说迹近人身攻击，殊无学理可言，未免已有“诛心”之嫌。最后，仍须说明湖南人“真学问”究竟何在——

考其平生持论，大抵依附乾嘉诸儒，不敢越尺寸，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学，本与江浙异趣，大率以义理植其体，以经济明其用，使以李氏厕诸其间，只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孰轻孰重，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寻行数墨之役，而不见天地之大，遂谓湖南人不知学问，其偏狭亦已甚矣。

此处发明“湖湘先正之学”，确见其大，不过，品衡李慈铭的学问仅有“吟诗品古伎俩”，未必合乎事实，更有意思的是，张舜徽端视李氏为乾嘉汉学余绪，似完全忽视了（或也可说接纳了）其人尚有表彰“宋儒”、推崇“义理”的另一面。这就仿佛李慈铭责难章学诚，全在“考证粗疏”“读书卤莽”处着眼，而对后者《易教》《经解》《原道》《原学》诸篇以及“官师治教合一”之说，乃至批判汪中、袁枚的那一些“卫道”观点，不置一词。

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其第一条便是“钞上谕”，这是“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1927年）。确实，读李慈铭的东西，不免嗅到一股“道学”气味。民初学人为作“学案”，已指出“博极群书，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他的平常言论多肯定宋儒卫道治心的“发明义理之功”，屡谓“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欲学汉儒之治经，当先学宋儒之治心，一生不敢菲薄宋儒，良以此也”（参看卢敦基：《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惟就“学术”一层而言，谓“兼遵宋学”则可，谓“汉宋兼采”稍过，李慈铭于两者去取之间终有分际，他说“晚世说经，总以有家法者为贵……后世有述者，或汉或宋，皆所不祧，而与其为宋，不若为汉”（《越缦堂读书记》“易守”条）。

三

张舜徽看待李慈铭，一面窄化其学问范围，铆定在“汉学”门墙内，一面拷问其学问程度，疑其“佞清”近似叶公好龙，无疑有如釜底抽薪。日记一则曰：

莼客持论虽张汉学，亦但追慕时尚，而非真有得于己。究其受病之由，乃以渠所致力者，终身寄在乾嘉诸儒篱下讨生活，而不能岸然自拔耳。

再则曰：

李莼客于经学、小学所造甚浅，而极力表扬汉学。

按李慈铭早年乡居，“喜为歌诗、骈文”，三十五岁时自撰卧室春联：“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置户曹郎。”咸丰九年（1859），入都门后，“反而为考订章句之学”，及至晚年，经史研究渐有规模，世人亦以考据家目之，光绪十五年（1889）作《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有曰：“是儒林邪？文苑邪？听后世之我同。独行邪？隐佚邪？止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文中“儒林邪？文苑邪？”之反问，实则自问自答，因为他自负“所学于史为稍通，所得意莫如诗”（《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越缦堂文集》卷二），足以儒林、文苑两兼。

对于上述认知，作为后世读者的张舜徽并不谓然。1944年3月29日记：“李莼客自道所学，谓生平所不忍自弃者有二：一则幼喜观史，一则性不喜说部。（咸丰六年四月十五日记）乌呼！此自文之辞也。”李欲兼长并美，张则抑此扬彼：

余观其平日涉览，全在宋元明人说部书，经史俱非所长，于经学尤荒芜。至于究心乙部，亦特常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札记，以资口给，而未见有读史日程也。彼虽自云欲取说部以考订正史，撰为《史剩》，又尝欲续邵南江（晋涵）之志，从事南宋九朝以成一书，皆徒托空言，非彼所能任也。

其实，李慈铭本人也承认，早年问学，耽于辞章，尚未得窥经史堂奥。同治二年（1863）致友人书有云：

弟之于学，少无所师。阙帻早孤，又生稍晚，吴越间经师已皆奄化，时时拥比设帐者，盖多不读注疏，梼昧之质，遂无自启。十五六后，喜为歌诗、骈文，昼夜殚精，以为至业。既渐渐得名，益复爱好，迨得读《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探索不穷如此者，遂稍稍读甲部书。自汉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复桂浩亭书》，《越缦堂文集》卷四）

张舜徽指出“此虽追述年少读书时事，然其一生趋向，不能越斯范围也。故自少至老，仍是文苑中人”（《张舜徽壮议轩日记》，739页）。汪辟疆（1887-1967）也认为其学问所长在彼而不在此，“越缦喜谈经学，实非所长，一生学术，乃在乙部，披阅诸史，丹黄满帙，其博闻强记为时流所叹服，诗文尤负重名”（《近代诗人小传稿·李慈铭》）。当代学者颇重视李氏之“诗学”，复加以系统整理，而认定：“李越缦一生学术荟萃于《日记》，其学贯通四部，大抵以能守传统学术之正宗为其根本性质。四部之中，略以史部为较长，而其心得之有系统者，则断然当在集部之学。”（《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前言》）

《汪辟疆说近代诗》

当然，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量清人治学次第，难免带有当下学科或专业本位的“滤镜”。欲知其人，常可观其所读之书。《越缦堂日记补编》十三册收录了李慈铭早年日记，张舜徽读毕后，印象是“咸同间李氏年犹少，学犹浅，故此十三册中所记，率诗词及时政，偶涉学问，可采者极少”（杨树达1937年1月26日记：“阅李爱伯《越缦堂日记补》讫。越缦于宋人说部浏览殆遍，可谓勤矣。然考订亦颇有差失。”见《积微翁回忆录》）。又举出若干实例，咸丰十年（1860），三十二岁，始在京城买得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同治元年（1862），始听说桂文灿（1823-1884）进呈《孝经集证》《群经补证》诸书，“辄谓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同治二年（1863），自述“昕夕置案之书”数十种，皆清儒诂经说字之作。据此，张氏认为李慈铭接触经学很晚，平日所涉又“皆非学者根原之地”，“徒记丑而博，何能窥寻学问深处？”

至于李慈铭最为自负的史学，张舜徽也同样看低，认为实多藉力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大家之史考著述，所撰札记驳杂不纯，缺少发明，所欲写就的著作，徒托空言，多未成书。同一观察，也移用于与李慈铭同时代的浙籍学人谭献，在张舜徽看来，文人治学，浮光掠影，“虽有涉猎之功，而无专精之业，故于经史大书，无能为役”，终究没有足够分量的著作，亦无从证明具有“专为表微之学”的能力：

乾嘉诸儒，专心力以治经训小学，鲜能究心乙部。故其时通读全史者，殆无几人。以钱氏之为《廿二史考异》，王氏之为《十七史商榷》，赵氏之为《廿二史札记》，贯通诸史，博考详稽，已如祥麟威凤，不可数睹。然扬搉言之，有史学，有史考。若此二家所从事者，乃史考耳。而亦各有偏重：钱氏重在校勘文字，王氏重在稽核典制，赵氏重在综比史实。用力不同，俱归有用。故后之治史者，俱奉为枕中之秘，而不复措意于根原之地。但守此三数种书资口给，炫博雅而已。

对于李慈铭和谭献，张舜徽特别强调其“文士”性质，没有耐心和毅力，“故于朴学家艰苦寂寞之功，无能为役”。巧合的是，两君“同产越中”，岂地气邪？关于两种志业之别，他又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一神智，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纸笔，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莼客少时偃蹇乡里，徒聘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日记中所载狎游事甚多），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书卷，为日无多，况彼为学未穷根株，而可轻言述造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41-442页；相似表述复见于《清人笔记条辨》，338页；《清人文集别录》，507页）

谭献（1832-1901）

四

李慈铭穷经研史，治学驳杂。当代学者发现《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收近二百年间经学名儒百六十余人，注重“经籍目录”，意在以书存人，故可视为一部清代经学经典著作目录，也反映李氏基于“汉学”立场对于清代前中期学术史的总结和思考（参看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目前存世的李慈铭读书札记，总括论之：以部类言，以史部为主，以内容言，则以名物考订为主，史部中又以正史为大宗（参看卢敦基：《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03-112页）。除日记中所录外，多批注于史籍之眉端，内容多为校勘与注史（包括补充与驳正旧注）。数十年间“丹黄手校，必严必精”（《城西老屋赋》），固不乏“伏案之功”，对于“汉学”利弊，也未必全无心得，以为“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记）。

在李慈铭身后，弟子樊增祥（1846-1931）评价乃师：“伏念莼翁之在今日，论其所学，可云卓绝。然犹杜门穷经，不废铅椠，可谓能自竖立者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132页）后人读其书，也不能不承认李氏于学“用力勤至”。1919年，蔡元培（1868-1940）在杭州整理李慈铭日记，作《读〈越缦堂日记〉感赋》，有句云“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史评经证翻新意，国故乡闻荟大观”。1922年，胡适读《越缦堂日记》，觉得“很有趣味”，“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他作《病中读〈越缦堂日记〉戏题》，以六言诗为之写照：“宁可少睡几觉，不可一日无书。能读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鱼。”（见《胡适的日记》）

《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

1930年代初，王重民（1903-1975）撮录诸史批校，兼采日记中之少部，汇辑《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又论其学，“宗许郑之家法，有徐庚之藻翰，文苑儒林兼而有之，在清代学者中，可称后劲”（《李越缦先生著述考》）。杨树达为《越缦堂读史札记》作序，将古代治史分为四派四枝，并论越缦史学之定位：

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玄（知几）、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寅）、张天如（溥）、王船山（夫之）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大昕）、洪筠轩（颐煊）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翼）、王西庄（鸣盛）之所为是也。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盛之时期也。清儒治学，恶蹈空，喜征实，彼惩于批评史实之虚而无当也，故变其道而趋于考证。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后者第一枝为盛。越缦先生者，乃承钱、洪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后殿者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序》）

李慈铭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然其读史杂钞、札记，多为片言短章，研究成果零散，亦未有理论总结，此乾嘉汉学家之遗风。杨树达总结说：“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丰。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为，二者固无异也。”按上述派分，越缦史学主要承继钱大昕（1728-1804）、洪颐煊（1765-1833）一流，属“考证史实”一派。考证文字集腋成裘，蔚然可观，多文为富，结果“所得反小”，此种吊诡，颇合张舜徽所谓“博杂之辨”——

盖多之中又有博与杂之辨。学贵博，不贵杂。博者以一为主，凡与此相关联者，皆遍习之也。杂者中无所主，滥观广取而无归宿也。学不博则陋。然博之中必有别择去取，故博观贵能约取焉。至于杂之为害，人尽知之，固治学之士，所当痛绝也。

钱穆评论晚清学人陈澧（1810-1882）、朱一新（1846-1894），连及与后者同一乡贯的李慈铭、谭献，宣示“兰甫治学，仍循乾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故《无邪堂答问》一书“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兰甫》）。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慈铭一生治学，出入经史，徘徊汉宋，不越乾嘉诸儒藩篱，亦步亦趋，其文“故实纷罗，文辞耀艳”（钱锺书《复堂日记序》），其学也难逃“博而无统、杂而寡要”之讥。其生前对沈曾植说：“处今世而治经，但当守孟子‘博学详说’四字，不必要求新异也。”（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记）而移治经为治史，仍旧墨守成规。已受民国学风熏染的杨树达，论其理想中的“史学”，“必先取吾最丰富之史料之正史，审别之，钩稽之；又取前哲之所辛勤积贮如考证派之所为者，利用之，整比之；又益以金石考古之所得及外史之所具，然后，精密正确之史渐可冀也”。作为“考证史实”一派之“后殿者”的李慈铭，于此已然无能为力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后数月，他于北京弃世。以后见之明，随后的中国即将开启一个伟大而动荡的“转型时代”（按张灏的解说，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参其《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近世以降，西学东渐，李慈铭因循守旧，无所改作，终为清学之收尾者亦宜矣。

五

《越缦堂日记》而外，张舜徽通览《文集》十二卷，最终给出定评：

此虽名目繁多，大半皆平日读书杂钞笔记之属，本不足以言著述也。要其一生所学，悉荟萃于《越缦堂日记》中。余尝反复究览，知慈铭于经史小学，皆无专长。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清史稿》列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清人文集别录》，506页）

民初开清史馆，纂修《清史稿》之际，总纂缪荃孙（1844-1919）拟有《儒学传目》，李慈铭初在列，同事吴士鉴（1868-1934）对其入“儒林传”提出异议：

越缦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忆癸巳秋闱，此老监试，侄与闲谈，叩以生平著作，自言于经、小学毫无心得，即有一二说经之文，亦蹈袭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园（王先谦）刻《续经解》时来征所著，婉言谢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之。今陶仲彝（在铭）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缦也。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452页）

照此，则李慈铭生前对经学、小学造诣，尚有自知之明。在传统士人心目中，“儒林传”远重于“文苑传”。按清代国史修传标准，《儒林传》“须著作有关于经学，或述程朱奥义，或阐郑孔传笺者，方行采录”，至《文苑传》，则“博洽多闻，淹通史学者为上，而工诗古文词者次之”（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传条例》）。基于此类“史例”，主持纂修《清史稿·列传》的缪荃孙相应定有“《儒林》稍严，《文苑》宜宽收”的择人口径，故而李慈铭之子李承侯及其同乡陶在铭为之“力争儒林”。

按缪荃孙与李慈铭有私谊，李生前为校《云自在龛丛书》（薛英《李慈铭校缪荃孙所刻书》），李去世后，缪也曾为《越缦堂日记》出版奔走出力。1915年，缪氏函复吴士鉴，表示“李越缦列之《文苑》，而陶仲彝力争《儒林》，不知两传有何轩轾？越缦经学过于湘绮（王闿运），而只有《经说》数篇，殊不相合。从前谈过，条理通贯，别无专书，放下再说”。（陈东辉《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或在私情与公心间难以抉择，他一度打算将此事“放下再说”。数月后，始定议：“李莼客列一传于‘文苑’，以陶子缜（方琦）附之，似乎公允。”今《清史稿·列传》中，李慈铭终置于《文苑》，而王闿运列入《儒林》。

《清史稿》

缪荃孙（1844-1919）

张舜徽说，“余观越缦一生，仍是文苑中人物，于问学则无与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739页），言似稍过，若与李慈铭的同乡后辈蔡元培所奉赠的“旧文学的殿军”一语并看，则不得不承认虽不中亦不远矣。即便如此，他对《清史稿》之“儒林”“文苑”二传仍有不满，多予指摘，则其心目中理想的清学史当别有所属——

即以《文苑传》叙李慈铭行事而论，已多揄扬逾实，谓其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此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今乃附方琦于李传之末，岂非大冤。以余观之，陶氏宜别立传于《儒林传》，方为得体。但观斯例，可知其叙次人物而失伦序者，正复不少。以湘士论，列王闿运、王先谦于《儒林》，乃独遗皮锡瑞。皮氏经学湛深，著述弘富，论其精诣，实在二王之上。清世《儒林》，又乌可阙其传耶？

在批评《清史稿》后，张舜徽接着说：“余往者校录清人文集，效刘向《别录》、王俭《七志》之力，于书名下各系一传，撰成《清人文集别录》六百篇，有清一代儒林、文苑之选，悉在其中。迨刊布行世，顾颉刚、谢国桢先生见而好之。恒举以语人曰：‘此真清史儒林、文苑传也。’斯虽推美之辞，而其效用固有可以相代者矣。”（《爱晚庐随笔·清史稿儒林文苑传》）对于所谓“真清史儒林、文苑传”，颇有当仁不让的意态。

行文至此，还应稍加补说。张舜徽批评李慈铭，非全无理性的一概骂倒，或出于派性故作诛心之论，他所最不满者，只在于越缦放大了乾嘉汉学家“襞绩补苴”的一面。他也承认李慈铭“顾以好读乾嘉诸儒书，故不致误入歧趣，往往考论古今，篇言居要”，譬如“论郑（玄）学”“论宋学”“论乾嘉诸儒品节”，“斯皆平实通达，足以关俗士之口”。咸丰二、三年间，李慈铭因读阮元（1764-1849）所编《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十一年（1861）二月日记为世人訾议阮氏“攘他人之作以为己有”一说辩诬，张舜徽赞赏“此段记载，于阮文达一生学行关系太大，得莼客辨白之，足以解世俗之惑”（《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50-451页）。同治十一年（1872），李慈铭致书潘祖荫（1830-1890），极论道咸以下京师金石学风之弊：“金石固不可不讲,而近之后生，往往全不读书。……文理不通，字体不正，而游扬声气，干谒公卿，瞽行妄言，习为狂傲，是风气之大害，所当防其流弊者也。”（《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张舜徽亦许“斯言亦至明快”，“切中道咸以下学者舍本逐末之病，不失为箴肓起废之言”。又，观李慈铭六十岁以后日记，“再读翁（方纲）氏《复初斋文集》，始深叹其序跋议论，尽有佳者（《荀学斋日记》癸集下）”，欣赏服善之勇，“知其晚年学进气平，持论乃迥异于昔矣”（《清人笔记条辨》，第341-342页）。

（附识：本篇承复旦大学历史系王思雨同学校阅一过，并提示意见，志此申谢。）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