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大班班级计划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08 00:27

写作核心提示：

撰写蒙氏大班（通常指6-9岁儿童）的班级计划时，需要关注一系列关键事项，以确保计划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
"一、 理解蒙氏教育核心理念并贯穿始终"
1. "儿童为本 (Child-Centered)：" 计划应围绕儿童的兴趣、发展需求和内在驱动力来设计，而非仅仅遵循外部标准或成人意志。要体现对儿童独立人格、自主选择和内在潜力的尊重。 2. "尊重个体差异：" 大班额下更要关注每个孩子的独特性。计划应包含为不同发展水平、学习风格和兴趣的儿童提供适宜活动的策略，允许差异化的学习和进度。 3. "预备好的环境 (Prepared Environment)：" 强调环境的重要性。计划中需明确如何创设一个安全、有序、富有吸引力、操作材料丰富且适龄的物理环境，以支持儿童的自主活动和自我教育。 4. "工作的价值：" 计划应体现“工作”（有目的的活动）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包括日常生活练习（如穿衣、清洁）、感官训练、数学、语言、科学文化等，强调通过专注工作获得成就感。 5. "观察的重要性：" 将“观察”作为计划制定和调整的基础。计划中应体现教师持续、细致观察儿童行为、需求和兴趣，并据此调整环境、材料和工作

蒙特梭利大会在上海：教育要从园所渗透至家庭和社区

图为第三届“蒙特梭利大会在上海”现场

三体联动，让教育不止是学习知识

“学校、家庭、社会，这三者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它们共同构成幼儿教育的砥柱。”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泽维尔大学专业科学学院院长兼心理学教授、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咨商心理学博士保罗•戈尔表示，学校、家庭、社会之间有效联动、彼此连接，是促进孩子内心发展和表达自我能力最理想的条件。“蒙特梭利教育理念将家长教育当作一种重要途径，促使他们帮助孩子巩固在校所学知识的同时，主动与社区邻里联动，共同参与孩子成长教育的各个方面。由此，社会也将受益，因为受蒙氏教育的孩子在他们高中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如何回馈社会。”

保罗•戈尔博士透露，泽维尔大学已经与萌智教育机构等位于中国的专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并在交流中寻找合适的机会，尝试将泽维尔大学在蒙特梭利教师培训方面50余年的经验方法带到中国。

教育环境，影响孩子人生走向

“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温哥华进阶蒙特梭利研究学会董事张兰心强调，语言、肤色、种族的差异，并不会对孩子的智力和能力产生本质影响，真正改变孩子未来人生走向的，是成长的环境和教育方式。

和其他国家孩子相比，中国的孩子虽然有很强的逻辑思考能力，但普遍在创造力和自我变现方面比较薄弱。在张兰心看来，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归根结底是成人的认识问题。“传统的教育模式以成人主导，孩子常常在过度保护的环境中成长，家长的过多干预反而压抑了孩子自然发展的机会，也使中国的多数小孩欠缺一种站在别人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同理心。”

蒙特梭利教育充分尊重孩子的自然发展规律，强调引导儿童对自身的充分认识和了解。一直以来，张兰心致力于以静思的方式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和创造力，“静思有助于孩子脑力的提升，培养他们积极的心智，让孩子们学会察觉并控制自己的情绪。”

助力蒙氏教育发展，“MCSH教师成长计划”启动

除了海内外的经验交流，本次大会还启动了一项旨在推动培养蒙特梭利教育在中国发展所需中坚人才的“MCSH教师成长计划”项目，为想要深入学习、实践蒙特梭利教学的幼教工作者提供向专家求教交流的机会，并以奖学金形式为他们留学深造提供经济支持。据悉，该项目首期设立3个奖项、累计奖金超过60万元，惠及21名候选人。

“2015年开始，我们着手主办‘MCSH•蒙特梭利大会在上海’，今年已是第三届。”萌智教育机构董事长楼杨林介绍，大会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打造教育人才交流的平台，旨在让更多的人理解蒙特梭利教育理念，同时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蒙特梭利教育事业中来，为蒙特梭利教育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推动。“我们希望链接更多心中有教育梦的人，一起擦撞出更多更绚丽的火花。”

鱼龙混杂 缺乏监管——托儿所何以走出困局

来源:北京晚报

鱼龙混杂 缺乏监管——

托儿所 何以走出困局

不想让老人带、又不放心交给保姆……从产假结束到上幼儿园，这段时间孩子由谁来管，令不少职场妈妈倍感头疼。日前，上海率先出台《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让托育机构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在北京，托育机构究竟现状如何？还有哪些问题仍待解决？

入托难

“小托儿所卫生差，大机构老师顾不过来”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婷(化名)已经给儿子贝贝换了三家托儿所。

前年7月，徐婷休完产假，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节奏，刚满半岁的儿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看，“我爸妈还没退休，只能指着一边老人过来帮忙。”然而，去年春节前夕，奶奶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

不得已，徐婷临时找到小区附近的家政公司，以每月5800元的价格雇了个育儿嫂，“毕竟是外人，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也不知道白天我们都去上班时，孩子到底怎么样。”思前想后，徐婷装上了监控，结果很快发现问题，“育儿嫂只顾玩手机，贝贝好几次险些出意外，喂饭时，居然直接拿贝贝的勺子尝，卫生习惯太差。”

观察了两个月，徐婷决定辞退育儿嫂，把贝贝送到托育机构，“先去了小区里的幼儿园打听，觉得相对正规点，可那边小小班只接收2岁以上的孩子，而且需要排队，哪怕年龄符合，也未必能轮上。”

相比之下，开设在自家隔壁单元楼里的托儿所可以“随去随收”，“其实就是民宅改造的，看起来倒也亲切，接送比较方便，价格也低得多，日托每月三千，送过去的基本都是邻居家孩子。”

刚送过去那段时间，贝贝还算适应，可没过多久，徐婷便发现儿子总是拉肚子，还很容易感冒，“那边卫生条件还是太差，清洁消毒工作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给孩子吃东西也不讲究，有次我提前去接，看见孩子手脏兮兮的就抓起水果塞嘴里。”

三个多月以后，徐婷选择另找机构。这一次，她看中了小区底商的一家幼托中心，“面积有两百多平方米，设施方面要全一些，管理也更规范，每天会对场地进行紫外线消毒，孩子送过去还要先量体温。”

可惜，徐婷再次觉察出异样，“我们平时在家几乎不开电视，但孩子从那边一接回来，就指着电视要让打开，性格也变得有些孤僻，出去见到小朋友就躲。”徐婷打算一探究竟，“隔着窗户我发现，他们正围着电视看动画片，半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二十多个孩子，只有两个老师和一个阿姨，根本顾不过来。”

又过了四个月，徐婷不得不给儿子换第三家机构，“听同事说，我们写字楼里也有个日托乐园，上班的时候送过去，下班再接回来，里面早教课程挺丰富，师资方面好一些。”徐婷狠狠心，以每月6000元的价格交了半年费用，依然算不上满意，“孩子这么小，天天跟着我赶早晚高峰，实在折腾。况且写字楼空间有限，很难有户外活动的机会，但眼下只能先将就。”

办托乱

“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该找谁办都说不清楚”

去年“六一”，二胎妈妈小贾的家庭式托儿所正式开张，第一个入托的正是她的小儿子洋洋。

“之前找过育儿嫂，可她一个人没办法兼顾做饭和带娃，也请爷爷来帮过忙，但老人不习惯城市生活。”无奈之下，小贾开始考察周边的托育机构，却始终觉得不够理想，“好不容易动员专门做托育连锁机构的校友到小区开店，结果对方因为听说同类机构曾经被投诉，最终放弃计划。”

小贾不甘心，索性决定自己开一家，“谈不上有多少经验，只能边学边做。”多方权衡后，小贾选择把托儿所开在自家楼下，“刚好一楼有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周边有绿地，方便做户外活动空间。”

签好了长租合同，小贾便开始动工改造，“全屋做了墙面软包，又在主要活动区铺上厚厚的地垫，定制幼儿专用洗手池和马桶，装上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和监控设备……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装修布置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但很难找到成熟的执行标准，只能多参观多打听，在实践中摸索。”

相比起硬件来说，软件更是摆在小贾面前的一道难题，“毕竟是小机构，又没办法给出高工资，不好招到合适的人。”一开始，小贾找来一名育儿嫂和一名幼师，但很快发现，习惯了一对一服务的育儿嫂很难适应一对多的状态，而幼师之前几乎没有带过三岁以下的孩子，“没办法，又专门花了一千多块钱买简历，一个个面试，觉得还不错的，招过来再培训，像蒙特梭利、正面管教等理念，我也是刚接触。”

开办之初，小贾曾经想过注册，“跟业内人士请教完，才知道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甚至究竟该找谁办都说不清楚，还不如别自找麻烦。”就这样，小贾的托儿所悄悄开张了，“一直不敢对外宣传详细地址，连招牌都没挂，生怕引来麻烦，招生基本靠家长主动联系我。”如今，小贾的托儿所里有五六个孩子上日托，四五个孩子上晚托，“一个人每月收三千多，勉强够维持日常开销。”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小贾的托儿所还是在半年前遭遇了上门检查，“居委会的人以查消防的名义来，我坚持说是自己家，他们大概也没想好该怎么处理，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不过，即便没有检查，小贾也并不轻松，“安全是最重要的，孩子本来就小，一不留神就可能出事。前段时间有两个孩子打闹，其中一个脸被抓了下，后来就不来了，我再怎么道歉都没用。还有个孩子因为尿不湿换得不太及时，有点红屁股，家长意见很大。”

谈及托儿所的未来，小贾坦言“心里没底”，但她希望继续开下去，“其实很多人都在酝酿着开办这样的机构，仅仅是我们的幼托联盟群里就有60人。大家也看到了上海出台的标准，觉得在场地面积和园长资历的要求上可以更灵活些。”

观点

建构多元一体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的社会托育服务，总结起来就是‘有需无供，有教无保，有心无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表示，相较于众多双职工家庭的需求来说，目前托育服务的供给总量明显不足，结构严重失衡，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一些有志于办托育服务的社会力量没能得到合理的规范引导，造成大量“黑托”存在。

“北京的情况与全国各地的情况类似，原本有的公办或民办幼儿园可以开设托班，但由于学位紧张，为保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求，只好缩小托班规模或取消托班。适应群众需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机构’的名义注册的机构，开始涉足托育服务，但严格来说，这些机构不具备提供全日制托育的资格，也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认为，应当明确托育服务发展理念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制定支持性发展政策，并尽快确定托幼服务的管理体制和主管部门。

“尽管需求很大，但我们并不赞成一哄而上，还是应该制定发展目标，确定主管方，明确准入门槛，这样才能加以规范。”杨菊华建议，建构“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以社会为补充，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性与公益性、市场化运作与家庭照料相结合的多层次服务模式，“从上海这次出台的文件就能看出，托育服务涉及教育、卫生、公安、消防、民政、人社、妇联等十多个部门，需要明确谁来统筹、如何分工。”

此外，在杨菊华看来，人才队伍建设也亟待加强，“托育工作风险比较高，专业性要求也很强，但市场上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加强培训的同时，还应提高他们的待遇和地位，吸引更多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本报记者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