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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历史哲学观后感》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15 05:41

写作《历史哲学观后感》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历史哲学观后感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既有深度又能清晰地表达你的思考:
1. "明确核心观点 (Clarify Your Core Argument):" "是什么?" 首先要清楚你所读的历史哲学作品(或某个历史哲学流派、概念)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它试图解释历史是什么?历史的意义何在?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人类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对作者的观点或提出的理论有何反应?是认同、部分认同、不认同、困惑,还是觉得有启发?你需要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 "提炼中心思想:" 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你对这部作品或这个理论的整体看法和感受,这将是你文章的灵魂。
2. "深入理解材料 (Deeply Understand the Source Material):" "准确解读:" 仔细阅读并准确理解历史哲学著作或文章的内容。注意作者的关键概念、论证逻辑、使用的例证等。 "抓住重点:" 不要试图涵盖所有内容,选择对你触动最大、你认为最重要或最具争议性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 "区分事实与观点:" 明确哪些是作者陈述的历史事实,哪些是其基于事实提出的哲学观点或推论。
3. "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Analyze Specific Content):" "引用与阐释:" 在表达你的观点

读《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山川异域,不共戴天》有感

这篇充满激烈情绪的文字,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呈现了作者对日本侵华战争本质的解读。其核心论点在于彻底否定"日本人民无辜论",强调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意志的体现。这种观点在历史研究中确实能找到部分依据,但文本的表述方式与论证方法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历史事实与叙事策略】

文中列举的犬养毅遇刺、二二六事件等史实基本准确,日本社会当时存在的军国主义狂热也是不争的事实。档案数据显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确实涌现大量"国防献金",妇女组织缝制"千人针"慰问袋,媒体报道中充斥着战争狂热。但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全民疯魔"的单一叙事,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遮蔽了历史的多维性。实际上,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因反战入狱11年,作家宫本百合子因反军国主义被监禁,这些都被淹没在主流叙事之外。


【民族性批判的陷阱】

文本将暴力基因归结为"岛国根性"的论述值得警惕。这种地理决定论容易滑向本质主义,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宣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更客观的解释应聚焦明治维新后形成的"总力战体制":通过《教育敕语》塑造忠君爱国思想,利用《报纸法》控制舆论,使民众成为战争机器零件。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中指出,战时日本民众既是加害者也是体制受害者。


【原子弹论证的伦理困境】

关于原子弹正当性的论述存在逻辑谬误。用"99.9%好战"来论证平民可牺牲性,这种集体惩罚逻辑违背战争法基本原则。事实上,广岛被炸时城内有多达2万名强制劳动的朝鲜劳工,长崎有东亚最大的天主教社群。正如哲学家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最危险的特征正是将个体消解在集体之中。


【艺术表达的突破与局限】

对《南京照相馆》的赞誉反映当下民众对传统抗战叙事的反思。确实,过去影视作品中存在对"人性化日军"的过度刻画,但矫枉过正的风险在于可能导向新的脸谱化。黑泽明在《乱》中展现的暴力哲学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应该揭示人性如何在体制中异化,而非简单划分善恶。


阅读此文时,那种灼热的愤怒几乎要烧穿纸背。我完全理解这种情绪的根源——当看见祖辈伤痕下的白骨,谁又能保持绝对冷静?但真正的历史认知需要穿越情绪迷雾。


文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妓女的"卖身捐弹",学童的"储钱献机",确实证明战争罪恶远超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东京审判时,松井石根辩称"无法约束部队",而本文用民众的战争狂热彻底粉碎这种推诿,这是其价值所在。


但将1.2亿日本人简化为战争符号时,我们是否也在重复某种危险思维?我想到《鬼子来了》里那个被农民喂养的日本兵,他的存在本身就在质问简单的敌我划分。历史学者秦郁彦的研究显示,即便在战争末期,仍有17%的日本民众在秘密问卷中反对战争,这些声音不该被抹杀。


真正的历史智慧,或许在于同时认清两个事实:既要看到体制性的集体罪恶,又要警惕将民族整体妖魔化。就像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强调的:每个个体最终都要面对自己的道德选择。那些给刺客寄血书的日本人,与偷偷救助中国劳工的日本基督徒,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历史图景。


本文的价值在于撕碎虚伪的和解叙事,但危险在于可能构筑新的仇恨高墙。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在认清黑暗本质后,依然能保持人性的光芒——这或许是我们面对这段历史最艰难也最必要的姿态。

在历史与生活中理解经典——读朱汉民《四书学的思想世界》

作者:干春松(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宋明儒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高峰,由于要回应佛道的冲击,所以对于“性”与“天道”这些曾经“子不语”的议题,有十分“哲学化”的表述,因而成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最为受人重视的部分。这个学科的奠基人冯友兰,以“接着”理学讲而开出“新理学”的体系。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立场,继承张载、王夫之的旨趣,看重“气”在事物的生成和发展中的意义。而贺麟则因为看重心物关系而被定名为“新心学”。其实,从熊十力到牟宗三、唐君毅一系,更接近于“新心学”的旨趣。无论如何,现代儒学的发展,特别重视在宋明理学的议题上的现代转化,从而提出现代儒学的可能发展方向。

《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重建》

朱汉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而21世纪以来,宋明理学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陈来在《仁学本体论》一书中,突破传统的理气论结构,提出了“理本体”和“仁本体”的一体两面的新思路,从而将本体论、宇宙论和价值统一起来。最近,丁耘的“道体论”的思路,也是借用宋明理学的“道体”概念,以此来判摄中西古今的思想资源,提出了“变”与“延续性”结合的“新气学”思想,这些都值得关注。但宋明理学与当时政治、社会生活关系的讨论也不断拓展着传统理学的藩篱。《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出版之后,对理学家思想世界和政治诉求的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推进,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考虑到传统儒学一直通过经典解释来阐发其独特的思想,如此,如果能通过宋明儒学的经典解释活动来把握其思想内核和发展轨迹,更能具体而微展现宋明研究的新方向。

宋明时期,最有影响的经典解释活动就是朱熹通过“四书”体系的建构,并以此为基础而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和修养体系,朱汉民的《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重建》正是以此为线索,来探究宋学的精神。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我们习惯上有四书、五经的说法,从经典本身而言,有些不贴切的地方,因为四书里的《大学》《中庸》是五经中《礼记》里的两篇。

随着佛教的传入,儒家对于心性和功夫的经典论述变得十分重要,需要通过先秦经典的新诠释来回应佛道的挑战。与其他主要作为陈述礼制的内容不同的是,《大学》的修身论和家国天下的秩序观,《中庸》关于性与诚的讨论,关于天道与人间秩序的关系的论述,都能有力地应对佛道以玄远或虚无的态度对世俗秩序和人世幸福的漠视。因此,在朱熹通过他集百家之长而整全性地把“四书”建构成儒家道学的核心经典基础的时候,尤其是当这套学说成为元明清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四书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学”。这个“学”并非学科意义上或学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作为一种儒学的新形态的表达,或是一种政治意志和社会意识的连接体系。朱熹的注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解释,这一点从作者纵贯儒学史的结构安排,就可以体察到。

目前学界对于《四书》何以成立及其意义的研究,已然有许多积累,比如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李敬峰《关学四书学研究》等等,还有关于四书的通解性的作品,也有很出色的。但朱汉民的《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却是一本融摄了儒学史关键问题脉络的著作,因而值得特别的关注。

首先,朱汉民的《四书学的思想世界》一书,直面“四书”的特殊构成所必须具备的经典基础,因此,专门设置“上篇”,用来处理“四书”的历史和经学化的过程。

近年来经学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儒家思想的研究范式,但经典被视为是儒学的专有物并不符合思想发展的实际。对此,作者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客观化的基本立场。在作者看来,是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家;另一方面,是儒家学派建构了六经的经典体系。

这个表述,看起来比较“自相矛盾”,其实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也符合儒学的形成历程。假如我们参诸孔子“述而不作”的自况,就可以理解其深意。

孔子所要面对的思想资源是古圣先贤所留下来,乃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从某种意义上,先秦诸子,都是以往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阐释者,但他们的立足点和政治倾向有差异。儒家以家庭为出发点,其建立起的家庭伦理以及血缘伦理的扩大化,形成宗法制度,更为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因此,儒家逐渐在汉代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中获得独尊的地位,并确立起经学的制度化。因此,是儒家建构了经学化的六经体系。

多少有一些不适的是,四书虽然古已有之,以“四书”来概括先秦时期的经典形成和经学化过程,会造成阅读上的错觉。也就是说,先秦时期这些著作的形成和传播,最多只能算是“四书前史”,而不能径直称之为“四书学”。尽管随着问题的进入,这种“名词上的疑虑”会涣然冰释,但依然是值得商榷的做法。

汉代经学化的过程,很大程度是为了铺垫宋代四书与政治权力结合之后,经典与权力互为支撑的关系,将思想活动与政治实践、社会整合结合起来,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

作者的从学经历是从历史而思想的,加上他学术脉络里的侯外庐学派注重思想与社会互动的特点,使得他的行文十分看重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本书的重点是宋代思想,传统的思想史著作,在分析理学的产生时,会看重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但作者引入了“唐宋转型说”的分析,让哲学与历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凸显出来。

很显然,作者看重的不是唐宋转型的“结论”,而是这种方法所注重的政治、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观察”历史的眼光,作者以这种眼光来分析宋代以来士人阶层形成的独特性,就看到了宋学的独特面貌。书中强调,宋代已经打破汉唐士族门第的阶层固化,科举制的形成和完善,让社会上升流动更为顺畅,但“正由于他们不是贵族、士族而是庶族的身份,使得他们必须具有更加宏伟的志向、更加杰出的才华、更加努力的付出,才可能成为社会精英。而且,由于他们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故而对整体社会政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他们来自白衣秀才而更少政治抱负,故而对各种弊端有深入的洞察,所以,能够成为推动唐宋之间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的社会力量。”如果将这种分析与包弼德的《斯文》和邓小南先生的《祖宗之法》等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相参阅,会有互相启发之功效。

对于四书在宋代理学中的结构性意义,本书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首先是从知识阶层来说,宋代的思想家因为依赖书院,故而其思想创造的主体性更强,更具有个体化倾向,我们一般以濂洛关闽来描述宋代的学书源流,有时还会加上蜀学,具有明显的学派创始人的思想特征。作者所供职的岳麓书院,本身就是宋代理学的中心之一,朱熹和张栻的“会讲”讨论是学术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作者本人也是湖湘学和书院学的研究大家,他能充分体会到书院对于宋代学术的影响,以及理学的修身目标。

其次,理本和仁本双重本体的体认。前些年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出版,对我们认识宋明理学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推进,这个推进的核心就是双重本体的推进,除了我们传统所强调的天理的本体意义之外,还有与之并行的仁本体。这种概括很大程度上在对理学家除了性理的关注之外,还有对于伦理本体的体认,从二程兄弟以“麻木不仁”来批判那些丝毫不关注民众生活的现象而言,仁本体很大程度是对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哲学化的表述,因而引发学术圈的关注。作者将道统论和新仁学结合,可以视为是这种思路下更进一步的具体化的讨论。

基于社会与思想互动的思路,作者指出四书学所造成的“思想整合”,其一,从客观条件来看,理学及四书学满足了唐宋变革后对思想文化的新需求。其二,从主观条件来看,理学家能够完成理学及其四书学的思想整合,使其成为士人的普遍化的思想共识。

本书的“下篇”将四书学概括为对士人思想的整合、与帝王学的整合和对民众生活的整合,并以此三个方面来加以展开。第一,书院和科举,既是促成士人阶层的途径,也是促成思想流派的空间场域。而到了宋代,科举才真正摆脱社会地位和官方的控制,呈现出独立性的一面。第二,经筵、庭对和官学化。宋代所独有的“共治天下”的理念,使得宋代的经筵制度造就了名儒与帝王的直接沟通机会,虽然这种形式具有政治表演的意味,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帝王对儒学的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朱熹之学在宋代难免其异端的困境,但自元代之后的官学化,让儒家经典真正发挥其影响社会生活的作用。第三,蒙学教学和家族文化。或许是受宋之后家庭形态的转变,或许是科举更好地连接了士人和民间社会,是儒学普及民众的生活世界。这部分是本书所提出的“思想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由本部分经典和政治秩序、民间生活的互动的面向才得到整体性的勾勒。

儒学与制度的互动,也是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个人坚信这是整体性理解儒学的唯一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四书学的思想世界》一书也让我有了比别人更多的“共鸣”。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2日 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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