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马列毛读书笔记》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58原创网

欢迎来到58原创网网

58原创网 - 为您提供优质实用文案! >

精心挑选《马列毛读书笔记》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15 12:13

精心挑选《马列毛读书笔记》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马列毛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以确保文章的质量和深度：
"一、准确理解原著："
"精读原著：" 读书笔记的基础是对原著的深入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要仔细阅读，理解马列毛的思想精髓、核心观点和论证逻辑。 "查阅资料：" 对于不理解的术语、概念、历史背景等，要查阅相关资料，确保理解的准确性。 "结合时代背景：" 马列毛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要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来理解他们的思想，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涵。
"二、明确笔记主题："
"选择合适的主题：" 马列毛著作内容丰富，要选择一个具体的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例如：对某一理论的看法、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某一现实问题的思考等。 "突出重点：" 确定主题后，要围绕主题展开论述，突出重点，避免泛泛而谈。 "逻辑清晰：" 文章的结构要清晰，逻辑要严密，论点要明确，论据要充分。
"三、深入思考分析："
"联系实际：" 读书笔记不能只是对原著的简单复述，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思考马列毛的思想对现实

毛主席如何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反复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不断提高理论素养，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方法，条理清晰、意韵深远，对我们今天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更好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系统广泛地读

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因此，要读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需要系统广泛地读，从而准确把握其中的基本原理，杜绝断章取义。相反，“零碎地” 读书，就是简单、机械地对待书本，“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对理论理解仅停留在只言片语，只见其表，不究其里，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或简单化地对待这种联系。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只有不拘泥于词句、系统广泛研读，才有可能实现对其理论内涵进行完整准确地理解。但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急迫形势，使得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即投入迅猛的革命运动中，缺乏从容的理论准备，总体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鉴于党内普遍存在的理论素养不足的问题，毛泽东身体力行、有的放矢，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下了很大功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学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戎马倥偬，缺乏安定的读书学习环境。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尽可能地搜集并阅读与马列主义相关的书籍。井冈山时期，他安排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这类启蒙读物油印出来”，发放到各个连队学习，还写信给中央，希望能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著作寄送到革命根据地。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福建漳州后，在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翻阅了一上午，专门挑了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几担书，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此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蔓延，毛泽东受到错误打击。即使在困难的处境下，他依然重视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为此后写成《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打下了基础。长征途中，毛泽东把“马列著作译本一直带在身边”，其中就包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他后来“在延安经常读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就是经过长征从中央苏区带到陕北的。延安时期，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在这一时期，延安马列学院编译人员集中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出版了一批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队伍，为毛泽东和广大党员系统阅读研究马列著作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读过的马列原著，仅保存下来的就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选集》等等”。可见，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绝非一时之功，而是系统全面、久久为功。

系统广泛地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提高个人理论素养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党开展思想理论教育的一项重要途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发布了一些指导性文件，要求印刷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倡导在党内开展有组织的理论学习活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读书荐书，也重视发挥集体学习优势。比如，1938年，根据他的倡议，成立了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新哲学会。1941年9月，中央学习组（中央研究组）、地方高级学习组先后成立，依据理论、文化和经验差异对党员干部进行编组学习，内容主要涵盖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并建立了学习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列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共12本干部必读书，意在要求全党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持续推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1951年，中共中央明确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要根据不同的接受能力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等，“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1953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正式成立，开始更加系统地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全党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加强系统思考，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指导各项实际工作。

二、有重点地精读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在时间等各方面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要突出重点、精选精学。毛泽东认为，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经常读，重点读”，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可以从源头上、从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和语义语境中完整准确地理解相关论述，避免“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为了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是阅读，而且下大力气精读。比如，毛泽东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读了起码不下100遍。他说：“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浓厚兴趣之初，毛泽东就“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抱着热切的心情读完了这三本书，成为他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后来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又提及，读了这三本书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为了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还多次专门阅读《共产党宣言》。在精读的同时，毛泽东还注重收集阅读《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目前已知毛泽东读过的就有1920年版、1943年版、1949年版、1964年版等多个版本。

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重点读的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得很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重点提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求“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都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959年12月起，他同一些同志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且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了大量批注。

对如何精读书本，使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毛泽东有个形象的说法，即“攻书到底”，“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针对“看不懂”的问题，他提出，要“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这就是说，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边读边学，长期研究，正面攻不入时，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根基，点滴积累、旁袭侧击、四面包围地去理解。

三、联系历史读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孤立地读，要把读书与研究中国历史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用“关门研究法”，要做到既能入“书斋”，又能出“书斋”，在理论与历史的结合贯通中，深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联系中国历史，特别是联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出科学理论正确解释和改造世界的重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新的实践。

比如，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曾经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在读过《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后，对这两本书爱不释手，认为读这两本书对纠正和预防右倾和“左”倾错误有重要意义，因而他不仅读了多遍，而且加了不少批注。1933年，他先后将这两本书送给彭德怀阅读。彭德怀后来对此回忆说，毛泽东在《两个策略》上题写：“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来又在《“左派”幼稚病》上题写：“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联系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阅读这两本书，因而受到很大启发，对他探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制定正确革命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又如，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时，标记了“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等内容，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作出批注，“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点明了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军事保守主义”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不结合具体实际的主观主义。

四、联系实践读

马克思主义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与实践活动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绝不能躺在马列书本上、脱离具体实际和生动实践，要将其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的实践变化相结合，做到在联系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在青年时就指出：“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依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来展开研究和探索的。比如，20世纪40年代前期，为了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其中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1941年9月开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审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高级学习组要“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用这一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等课题，“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同时，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提升工作能力，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开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药方。他积极领导建立各类学术研究团体和研究小组，提议摘录马列著作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并汇编成《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此书被长期列为领导干部必读书目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书中的《阶级社会与国家》章节几乎每句都画有横杠，体现了他借鉴经俄国革命检验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艰苦探索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适应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开始重点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与经济学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探索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的进程中，毛泽东认真求教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号召全党一道加强相关学习。比如，鉴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平均主义等问题，毛泽东深感各级领导干部非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知识，不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认为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通过读书武装头脑以利指导经济工作，建议党员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此后，他集中2个月的时间带头阅读。毛泽东说，此次读书是采用了“跟着书走”的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而是在独立思考中，在对中苏经验的比较中，结合中国应该怎么做等问题进行分析，既肯定正确的观点，又对一些论述大胆怀疑，从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和独到的见解，包括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以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等。

联系实践的读书方法，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目的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与建设形势的变化与需要，不断调整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重点，反映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鲜明读书方法。同时，也正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

五、在反对盲从盲信中读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时，能够运用批判的态度，始终坚持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盲从盲信，不盲目袭用前人，摆脱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形而上学的束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而个别结论可以改变。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揭示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是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而由于“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所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因其诞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不能固守和照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制于战争环境等外部条件，毛泽东能够读到的马列著作并不很多，“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当时，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受到错误批评，被指责为“一贯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枪杆子主义”“山头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等。后来他回忆说：“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党内盛行，在实践上则表现为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生硬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有鉴于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脱离我国的实际，就会陷入迷信书本、盲从教条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对此指出，采用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验教训时，着重批评教条主义者拒绝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及其变化，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教条主义者是“古董鉴赏家”，将马列书本上的个别字句视为“灵丹圣药”。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可见，毛泽东高度重视克服教条主义，反对盲从盲信，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历史与文化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深刻背景与价值所在。

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丰富独特，引人深思。学习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理论学习的正确方法，“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从而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分析时代、引领时代，从而更有力地发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逄先知：毛主席是如何读马列原著的？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逄先知

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读。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问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泽东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亲眼看到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访问中，她对我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听了这段生动的回忆，使人对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泽东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列宁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著作，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当然不只是这些）。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这两部著作，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画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保存在毛泽东故居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圈画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某些思考。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阅读的。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翻开书一看，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重温列宁这部重要著作。他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教育干部，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据我看到的，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这里顺带澄清一个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所谓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那是误传。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是作过批注，但不是“文革”中流传的那个本子。）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该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讲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则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展开。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毛泽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然而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他在读这本书时阐述的一些好的观点，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在延安整风中，为了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亲自规定高级干部都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提议整风之后，组织人力大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当时他说：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七届二中全会。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十二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央决定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九至十二章。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准备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说，《毛选》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大意）。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学习苏联，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们从苏联经验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苏联经验缺点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在总结我国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不同于苏联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在1958年“大跃进”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干部中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问题作出布置。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他认为，原来提出的目录，哲学书开得少了，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他还提出，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他说：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8月4日，毛泽东专为印马列著作大字本问题写信给周扬，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使每本减轻重量。毛泽东对印大字本关照得如此细密周到，是为了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马列主义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他曾说过：“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关于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今天读来仍很受教益。他说；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我也随着他们去了，还给毛泽东带去三十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加上别的一些书，装了两大木箱。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总的来说他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也曾经为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进行过思考和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凝集着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光辉的思想，成为我们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他本人主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任务，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失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经验，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力求创造出新的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情况后，我想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毛泽东一生坚持读马列著作，并且一再号召全党学习马列著作，为什么自己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因而对现实社会状况和许多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分析。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脱离实际，主观专断，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出色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这是大部分时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就做出巨大贡献。他在晚年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甚至误解，则又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紧密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实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从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经验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本文逄先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出版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