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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8-16 23:59

写作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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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稀见文献中的“台风神父”劳积勋

上海黄浦区“老卢湾”地区一片法国梧桐掩映之中，有条不甚出名的小马路合肥路，它处在旧震旦大学（今交通大学医学院）北缘，颜福庆的上医也差点建在路南。这条小马路因为曾设有天文台，而长期被称为“天文台路”；在二十世纪中叶被改为“合肥路”前，这里由于纪念一位为上海气象工作作出贡献的耶稣会神父，被称为“劳神父路”（时间为：1927-1943）。

“劳神父”名叫劳积勋（Louis FROC，1859-1932），法国布雷斯特市（Brest）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徐家汇观象台第三任台长，长期主持上海的气象观测事业。除了气象学家与修会神父之外，劳积勋也是个慈祥可爱的长者，杨绛先生（1911-2016）晚年回忆，自己“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因为他经常给幼年的杨先生带小礼物，经常给她讲故事，有些甚至让她终生难忘，比如杨先生回忆中的劳神父版“亚当夏娃”的故事（《杂忆与杂写·劳神父》）。这位在杨绛先生笔下生动有趣的劳神父，更著名的身份是气象史上著名的“台风神父”，一位以观测台风、保境安民为己任的科学家；在百年前那个各种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身居徐家汇的劳神父，帮助上海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度过台风的灾害，仿佛日后我们常说的“魔都结界”中的一员。

早年对劳积勋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由于其生平的基础文献刊布不多，且多为法文等小语种；近年来，随着更多中西文资料的出现，尤其是法文期刊《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中法新汇报》（Echo de Chine）中对于劳积勋台长生前授勋，去巴黎养病的报道，以及最后从巴黎发来，记录劳积勋台长人生最后阶段在巴黎生活的讣告；中文期刊《圣教杂志》、《圣心报》中，关于其回巴黎养病之前的报道，尤其是其逝世后，由继任者，意大利籍的龙相齐（Ernesto GHERZI）关于老台长的追思文（“行述”），从中外两个角度对于劳积勋本人提供了更多的史料。在金秋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让我们去认识这个最早参与“魔都结界”的“台风神父”。

劳积勋

一、船东老爸的叛逆儿子

徐家汇天文台的台风研究，在劳积勋之前便已有相当积累，首任台长、瑞士籍的能恩斯（Marc DECHEVRENS）便已开始早期气象学的研究，今天的上海气象博物馆（原徐家汇天文台旧址）中藏有能恩斯手绘的台风图。之后的台长蔡尚质（Stanislas CHEVALIER）也有关于台风的研究专著。但为什么唯独劳积勋最终被誉为“台风神父”？那要从他在法国的原生家庭说起。

1859年12月24日平安夜，劳积勋出生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的布雷斯特市，在这座今天以航海节著称的城市，劳积勋的家庭自然也与海洋脱不了干系：和徐家汇很多法国人的背景一样，他来自一个布列塔尼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船东。童年的劳积勋就在港口边长大，他的眼中：只有一望无际的海，甚至他的童年玩伴大多都从事与海有关的职业：海军、水手、渔民……因此，一方面他对于大海的每一次波动，都再也熟悉不过，另一方面在劳积勋幼小的心中，悄悄许下了自己的心愿：有朝一日，他希望自己能远离大海。

于是，在16岁那年，他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决定：加入耶稣会传教。然而此时，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因当时主要负责气象观测的徐家汇天文台台长能恩斯身体欠佳需要回欧洲休养，徐家汇天文台急需一个能够从事专业气象观测，为上海中外商人提供气象服务的人才。而劳积勋出生成长于海边，对海洋情况较为熟悉，上级相信他是一个“天生的气象学家”，便决定培养劳积勋，并希望他将来能接替能恩斯担任徐家汇天文台的台长职务，从事上海附近海域台风观测的工作。——他本想从此远离大海，然而却依然看了一辈子大海。

原生家庭带给劳积勋的影响不只是这些，根据与他相熟的法国水手转述，他与世界各国的水手关系都非常好。“在劳积勋的神父黑袍下，其实是一个水手，一个世界各国的海员们普遍爱戴的法国水手。”

二、从气象观测到台风预报

根据曾代理他台长职务的田国柱（Henri GAUTHIER）记录：早在1879年的7月31日至8月1日间，一场强台风席卷了上海，当时的徐家汇天文台台长能恩斯收集了完整的观测记录，并基于此整理发布了一本论文小册子《1879年7月31日的台风》（Le Typhon du 31 juillet 1879）。——这也是徐家汇天文台最早对于台风的完整研究。这份研究报告在当时上海的商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之后，上海西商总会一致投票通过决议，希望在徐家汇天文台的指导下设立新机构，为上海及沿海各地组织风暴预警服务。然而，这项预报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因各种困难而被延迟。直到1882年，徐家汇天文台才开始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和中国沿海地区的每日和次日气象预报。

1883年，年仅24岁的劳积勋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他作为天文台台长能恩斯的助手，熟悉各类天文台的事务。为继续钻研天文专业做准备。1884年，在当时法租界外滩和公共租界外滩的交界处竖立起信号塔，该信号塔用电报连通徐家汇天文台。自此，针对上海及中国沿海地区的气象预报服务正式启动。从一开始，劳积勋便参与到上海气象事业的建设中。

1885年，劳积勋回到法国，在巴黎孟苏里天文台（L'Observatoire de Montsouris）继续深造天文观测，尤其是气象专业知识。九年后的1894年，劳积勋再次回到上海担任徐家汇天文台的副台长，当时的台长蔡尚质马上将其推荐为台长。1901年他正式担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之后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身体原因将台务暂时交给田国柱之外，直至1931年退休之前，他始终担任该职。正如田国柱所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经历持续的单调，也需要不懈的毅力，只有谦卑和最好的奉献才能坚持下来。”

为努力建设好徐家汇天文台，劳积勋先后前往越南、日本、英国、奥地利等地访问、考察、参加会议，并参与建设远东地区气象信息网络。1902年，在法属印度支那（Indochine，包括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总督杜美（Paul DOUMER）下，劳积勋前往东南亚，将徐家汇天文台的服务范围延伸到交趾支那（Cochinchine，今包括越南南部、柬埔寨东南）地区，并形成了最远可达到柬埔寨和东京（今越南北部）的网络。自此，从西贡（今胡志明市）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范围内航行的船只，都能获得徐家汇天文台提供的气象预报及海洋信息。

根据其继任者龙相齐记载：每天上午五点，劳积勋台长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基于监测的数据结果，他会用一上午的时间，绘制两幅“天气图”，用作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五点的天气预报。其余时间他则会反复校对天文台的气象年刊以及其他著述。此外，他还会亲自负责天文台的观象授时工作与外滩气象塔的气象信号升降工作：在长期的气象工作实践中，他养成了重视时间准确性的习惯，因此通过外滩的气象信号塔，在每天向航行在黄浦江上的船只提供很多观测站都能测得的风向和海上能见度之前，他会首先进行航海时间的校准，并提供当天上海的气压和时间设置情况，以便于过往船只在出海前对仪器进行时间校准。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的“天气图”，即气压分布的情况图，正是劳积勋台长率先在徐家汇绘制，根据龙相齐的记载，当时在中国监测气压的地方非常少，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当时仅约二十处气压监测点，加上当时气象电报也尚未普及，因此绘制“天气图”难度非常大，但劳积勋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尝试绘制“天气图”。之后随着监测气压的地方逐渐增多，气象电报也逐渐普及，所绘制的“天气图”逐渐准确，这使劳积勋始终如一的绘制工作受到了社会人士的广泛赞誉与景仰。1912年，法国地理学会授予劳积勋亨利·奥尔良（Henri d'Orléans）奖牌。

劳积勋和徐家汇天文台同事合影，前排左一是龙相齐

三、劳积勋的台风研究与观测

劳积勋台长之所以被称为“台风神父”，主要是因为其在台风的研究、观测、预警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用了二十五年时间观测台风，并在历史上经过上海的台风中，选取了其中620个危害性较大的，通过历史记录观察这些台风的变化，描摹出其变化的轨迹，并编著成书，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研究台风的专著，被收入《上海气象学会年报》中，并被认为是航海远东的必读书目；1898年，在《上海气象学会年报》的基础上，劳积勋率先编著了研究中国气压和风向的著作《远东天气》（L'Atmosphère en Extrême-Orient），该书先后以英语和法语出版，之后还被法国航海事务部指定为远东海军军官必读书目，经过多次修订和再版。该书让他在世界航海界赢得了荣誉。正如其徐家汇天文台后任台长雁月飞（Pierre LEJAY）在其追思会上所说：“尽管当时徐家汇天文台能提供的资料很少，但是这位天生的气象学家仅用了几年的时间便掌握了太平洋气象演变的大致轮廓。”除了绘制“天气图”、每天的天气预报外，劳积勋还出版了大约二十份年报和气象研究的作品，其中大多与台风有关，如《1915年7月28日的台风》（Le Typhon du 28 juillet 1915）。

除对历史上的台风进行研究之外，劳积勋台长还非常重视台风的观测与预报。根据1906年10月6日的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报道：在此之前，英国人主持下的香港天文台长期以来都拒绝与由法国人主持的——分别位于上海徐家汇和菲律宾马尼拉的——天文台交换信息。然而1906年9月底，一次超强台风侵袭了香港。但香港天文台却没能及时准确做出预报，造成了巨大损失，受到民众的一致谴责。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劳积勋主持下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在经费不足和设备落后的双重困难下，不仅在两周之前就始终密切关注这一台风动向，而且还在台风来袭前两天发出了台风即将侵袭香港的预警。此后，劳积勋也因其台风观测与预报的准确性而在世界气象界名声大振。之后，香港天文台终于同意，将数据分享给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交流，徐家汇天文台自此将自己纳入了世界气象台的版图中。

1921年8月2日晚到3日，超强台风袭击了广东汕头。8月12日，劳积勋在《中法新汇报》上刊登了徐家汇天文台对该台风跟踪的全过程：从7月29日下午注意到低气压的活动，晚上9点迅速判断为台风，在明确台风位置后，根据潮汐活动，判断广东汕头将是该台风的登陆点，并通知所有信号塔悬挂台风信号。同时，他还分析本次超强台风造成各种巨大破坏的科学原理。正如雁月飞所说：“（劳积勋）目光敏锐，能够准确地知道如何很好地排除错误，确定基本数据，并得出总是正确的结论，他给了我们信心，并在（当时位于）上海郊区的徐家汇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在台风问题上，劳神父永远不会错。”

1930年4月28日至5月2日，远东气象服务领导人会议合影（左四劳积勋）

四、劳积勋与台风的“徐家汇气象电码”

劳积勋注意到在当时的台风观测中，有一个难点，就是台风始终处于动态运动中，此时气象工作者需要做的，应是迅速、准确地将台风的位置、移动方向等完整的台风信息播报给海上的船只，以便各位船长进行决断。而对于当时海上的各国船只来说，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代码系统来准确描述即将到来的台风信息。因此，徐家汇天文台致力于开发这一统一的代码，而最终，这一工作由劳积勋完成。

根据《中国通讯》中田国柱的记录：早在1883年，为记录台风的情况，徐家汇天文台台长能恩斯曾创作过一组气象电码用于电报中，这组电码采用数字组合，可以用来表示台风的位置、移动方位以及风力强度等各类气象要素。1898年时，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就尝试将徐家汇天文台的这组代码运用于海关附属的中国沿海各海洋站。但当时由于电报在中国尚属新生，而且需要海员重新学习并熟悉专门的常规代码，因此这组代码并未获得广泛运用。

1913年时，电报在中国沿海各地已逐渐广泛运用，劳积勋在能恩斯的气象电码基础上创设了新的可视气象信号系统——“徐家汇气象电码”（又名“外滩信号塔信号符号”）：台风的位置通过地理经纬度（罗盘）来标记，其方向将借助于所有海员都非常熟悉的32个表示风的玫红色点（数码）来表示，并因此增加一个近似符号来说明龙卷风位置的不确定性，这一改动使海员能够在不用额外学习识读任何代码的情况下，也能了解台风的动态。经过多次商议，最终劳积勋于1914年5月，从顾家宅（今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法国兵站首次发出“徐家汇气象电码”。截至1918年时，除日本和朝鲜外，远东各国都普遍采用这组来自徐家汇的电码表示台风的信息。1930年4月，在香港的远东气象台台长会议上，各气象台台长都觉得该电码非常简明易用。该年8月，劳积勋还将这一电码呈之国际气象会议，希望将其推行到世界，用于统一台风的电码表述。自1931年3月1日起，东亚各国海关所属港口（除朝鲜外）都以此系统为标识。它也是当代气象预警标识的源头。上海如今使用的“蓝黄橙红”预警，以及香港使用的热带气旋警告风球信号，都脱胎于这套由劳积勋台长最终改良的系统。正是由于劳积勋对于台风准确而清晰的预报，自此，航行在海上的水手们不用再为随时可能遇上的海上灾害性天气而焦虑。

曾在中国海军（北洋水师）中任职的英国人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曾如此评价徐家汇天文台的台风研究成果：“徐家汇天文台的原则是让海员充分了解情况，并向他们提供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准确地向他们报告台风的位置和方向；观察台风走势；对于台风任何位置或方向的变化都应立即向公众公布。因此，有助于海员根据这些信息思考下一步怎么做。当一艘船只的船长知道台风位置、路线和年内可能发生的天气状况之后，甚至在龙卷风的天气条件下，都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自信地面对一个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情况，而这样的自信是他在一个不完整的信息系统中无法获得的。”

1897年的外滩信号台

五、“台风神父”的影响

由于劳积勋在气象学，尤其是台风观测上的贡献。中法两国政府都曾对其予以表彰：根据《圣教杂志》记载：中国政府曾授予他金质嘉禾章。法国政府则于1921年2月授予他“荣誉军团骑士”（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勋章，当时的法国总领事还曾称赞他道：“徐家汇气象台之声誉，已为举世航海界之所共知，其维护远东航行功绩之伟大，终不能磨灭，亦毋需增益。”为表彰他的贡献，当时的法租界公董局把一条路以劳积勋名字命名为“劳神父路”（Rue du Père Froc，1943年改今名合肥路，位于上海黄浦区）。

而相比在气象学上获得的巨大荣誉，他的性格却始终温柔低调，龙相齐说他“待人诚恳，人有问询，或往走谒，辄中辍其事，以事应对，雅善辞令，能与舰队官长相周旋，性多人次，贫穷求济，辄愿周人之急，又常以彼邦玩物以赠相识儿童。”杨绛先生的回忆便印证了这点。同时，劳积勋当时在杨绛的母校——启明女校（今上海市第四中学）担任神师，杨绛的大姐杨寿康（1899-1995）则是启明的教师，于是当时的劳积勋和她们姐妹都相熟，杨绛曾提到劳神父说的“上海话带有洋腔，和我讲的话最多，都很有趣，他就成了我很喜欢的朋友”。不仅曾给她很多“洋玩意儿”，甚至还她去天文台看星星，教给她人生的道理，想起劳神父在童年时给她的谆谆教诲，晚年的杨绛曾说：“劳神父是我喜爱的人，经常想念。劳神父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1931年，劳积勋因患炎性腹泻，合并慢性肠炎，不得不退休回法国。离去之前，当时上海的中英法报纸都刊登了他即将回国养病的消息，中法双方人士都为其饯行，上海的中外人士也“咸为祖践道别，去思难舍”。抵达巴黎之后，他并没有遵医嘱就此休息。根据其讣告记载：在法国，他依然在普瓦捷（Poitiers）、图尔（Tours），还有家乡布雷斯特等地，出席各类气象活动，甚至在去世前半年，他还抱病出席当时已任法国总统的杜美，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l'Ecole Polytechnique）组织的气象学会议，在会上他被授予“荣誉军团军官”（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勋章，而当天其实他是打了两针加强针才得以坚持上台的。

1932年10月12日，积劳成疾的劳积勋在巴黎去世，享年73岁。10月14日，他的追思会在巴黎隆重举行，追思会由省会长主持，襄礼的分别是旅居巴黎布列塔尼人指导司铎和旅法的中国南京传教区神父张登堂（Thaddée Tsang），分别代表他心中的两个“祖国”，参加他追思会的有来自中法两方的官员代表，以及包括雁月飞在内的众多他生前好友。他被埋葬在位于巴黎十五区的Saint-Lambert de Vaugirard天主教公墓里，与生前曾多次给予他事业上帮助和工作上肯定的杜美总统墓地仅几米。

徐家汇天文台内悬挂的气象信息图

“台风神父”虽然在巴黎逝去，但是他为我们的气象研究、观测、预报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由此消失。之后，随着中国航空业的发展，又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也从劳积勋的台风研究中受益：正是基于劳积勋对于台风的研究，中国气象界逐渐开始对高空气流、气压进行研究，并开创了空中的气象信息服务。

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了更先进的设备，也有了更高超的技术，台风早已不是一个应该惧怕的理由。但当我们今天能够在台风天从容不迫地在家中调侃“魔都结界”时，我们是否会想起这个曾为上海的台风观测、预报、研究做出过贡献的老外——他曾参与组成了最早的“魔都结界”。今天，因为气象技术的发达，我们的“魔都结界”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梗：气象预报员、消防员、警察、社区工作者——其实每个为这座城市的平安防台做出贡献的普通市民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真正的“结界”。

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邬锐博士和他的气象普及视频，带领大家一同了解周遭与自然。

今天依然有许多像劳积勋那样默默为上海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奋战在第一线的科学家与工作人员，坚守在观测工作岗位第一线，同时也有很多人像当年的劳神父那样，走出天文气象台，为大众普及天文气象知识。

杨绛：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

周国平

微信公众号：zhouguoping6666

人生边上的智慧

——读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走到人生边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她如此诚实，以至于经常得不出确定的结论，却得到了可靠的真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在前言中，杨先生如此写道：“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这一段话点出了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一是人生的价值，二是灵魂的去向，前者指向生，后者指向死。我们读下去便知道，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不过，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可是仔细思考之后，很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读到这句话，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说的灵与肉的斗争，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吗？但是，接着我发现，她把“灵魂”和“灵”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各各自称为“我”。据我理解，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先生说：“灵魂虽然带上一个‘灵’字，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

肉与魂结合为“我”，是斗争的一方。那么，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灵”是什么呢？杨先生造了一个复合概念，叫“灵性良心”。其中，“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遵守上述道德标准为人行事的道德心。她认为，“灵性良心”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据我理解，这个“灵性良心”就相当于孟子说的人性固有的善“端”，佛教说的人皆有之的“佛性”。这里有一个疑问：作为肉与魂的对立面，这个“灵性良心”当然既不在肉体中，也不在灵魂中，它究竟居于何处，又从何方而来？对此杨先生没有明说。综观全书，我的推测是，它与杨先生说的“大自然的神明”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大自然的神明”，基督教称作神，孔子称作天。那么，“灵性良心”也就是人身上的神性，是“大自然的神明”在人身上的体现。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天对人有这个特殊的赋予。

接下来，杨先生对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讨论。她的结论是：这个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天地生人，着重的是人身上的“灵”，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个“灵”获胜了。天地生人的目的又决定了人生的目的。惟有人能够遵循“灵性良心”的要求修炼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不妨说，人生的使命就是用“灵”引导“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用这个标准衡量，杨先生对人类的进步提出了质疑：几千年过去了，世道人心进步了吗？现代书籍浩如烟海，文化普及，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皆远胜于古人，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如此等等。一句话，文明是大大发展了，但人之为万物之灵的“灵”的方面却无甚进步。

尤使杨先生痛心的是：“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对这个时代偏离神明指引的种种现象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人世间只成了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战场，穷人、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都陷在苦恼之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好人更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不难看出，杨先生说的是她的切身感受。她不禁发出悲叹：“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

况且我们还看到，命运惯爱捉弄人，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有品德的人一生困顿不遇，这类事例数不胜数。“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这就使人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然而，杨先生不赞成怀疑和绝望，她说：“我们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因为上天的神明，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进而设问：“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杨先生的潜台词是：这个人世间可能只是一个过渡，神明给人安排的真正归宿处可能在别处。在哪里呢？她没有说，但我们可设想的只能是类似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国那样的所在了。

这一点推测，可由杨先生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述证明。她指出：人需要锻炼，而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的结论是：“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那么，杨先生到底相信不相信灵魂不灭呢？在正文的末尾，她写道：“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看来不能说她完全相信，她好像是将信将疑，但信多于疑。虽然如此，我仍要说，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信仰的实质在于不管是否确信灵魂不灭，都按照灵魂不灭的信念做人处世，好好锻炼灵魂。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一个人若能事事都怀着“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了。

杨先生向许多“聪明的年轻人”请教灵魂的问题，得到的很一致，都说人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对自己的见解都坚信不疑。我不禁想起了二千五百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同样遭遇，当年这位哲人也曾向雅典城里许多“聪明的年轻人”请教灵魂的问题，得到的也都是自信的，于是发出了“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感叹。杨先生也感叹：“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脑袋里全是想不通的问题。”“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老人糊涂了！”但是，也和当年苏格拉底的情况相似，正是这种普遍的自以为知更激起了杨先生深入探究的愿望。我们看到，她不依据任何已有的理论或教义，完全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独立思考，一步一步自问自答，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例如肉体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她在举了亲近者经验中的若干实例后指出：“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因为‘没有’无从证实；证实‘有’，倒好说。”由于尚无直接经验，所以她自己的态度基本上是存疑，但决不断然否定。

杨先生的诚实和认真，着实令人感动。但不止于此，她还是敏锐和勇敢的，她的敏锐和勇敢令人敬佩。由于中国二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加上几十年的唯物论宣传和教育，人们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往往不肯相信，甚至毫不关心。杨先生问得好：“‘真、善、美’看得见吗？摸得着吗？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只能心里明白吗？信念是看不见的，只能领悟。”我们的问题正在于太“唯物”了，只承认物质现实，不相信精神价值，于是把信仰视为迷信。她所求教的那些“聪明的年轻人”都是“先进知识分子”，大抵比她小一辈，其实也都是老年人了，但浸染于中国的实用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精神事物都抱着不思、不信乃至不屑的态度。杨先生尖锐地指出：“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不啻是醒世良言。这个时代有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正是信仰的缺失。

我无法不惊异于杨先生的敏锐，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实在比绝大多数比她年轻的人更年轻，心智更活泼，精神更健康。作为证据的还有附在正文后面的“注释”，我劝读者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温德先生爬树》、《劳神父》、《记比邻双鹊》、《〈论语〉趣》诸篇，都是大手笔写出的好散文啊。尼采有言：“句子的步态表明作者是否疲倦了。”我们可以看出，杨先生在写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地毫不疲倦，精神饱满，兴趣盎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怎样地胸有成竹，收放自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些文章是一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写的吗？不可能。杨先生真是年轻！

2007.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