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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8-17 00:14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读书笔记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的作文,以“如何撰写有效的国家读书笔记”为题:
"如何撰写有效的国家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是阅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消化吸收”与“知识沉淀”环节。它不仅是记忆的锚点,更是思考的催化剂,是连接书籍内容与个人理解的桥梁。当我们面对内容宏富、思想深邃的“国家”类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类的著作时,撰写读书笔记更需要具备一定的策略和注意要点,以确保笔记的有效性和深度。
那么,在撰写关于“国家”主题的读书笔记时,我们应当注意哪些事项呢?
"一、 精准定位核心观点,而非泛泛记录。"
国家类书籍往往涉及复杂的理论、宏大的叙事和多元的视角。笔记的首要任务是抓住作者的核心论点、主要论证逻辑或关键信息。避免陷入“流水账”式的记录,即仅仅复述书中的段落或句子。要提炼出作者试图阐述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他/她提出了哪些关键概念或理论?这些观点是如何相互关联、支撑论点的?例如,读一本关于某国政治体制的书,笔记应聚焦于其基本特征、运行机制、优缺点分析,而非仅仅罗列制度名称。
"二、 注重梳理逻辑脉络,构建知识框架。"
国家相关的知识体系往往结构性强。读书笔记应有助于梳理
这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的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辽沈战役纪念馆供图)
位于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本已经泛黄的小册子,这就是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以下简称《史略》)。书中开篇记录着这样的文字: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来在东北的抗日斗争,就其残酷与艰苦的程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这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在暴敌侵凌下,所显现出的光荣和骄傲。但由于过去环境的限制,及日寇的严密封锁,使国人对联军的英勇斗争很少知道……”
8月4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展示馆内收藏的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辽沈战役纪念馆供图)
参观者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内参观(4月1日摄)。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了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1946年初,年仅25岁的穆青在一个班战士的护送下,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乘卡车走了两天三夜,经过长途跋涉,在密林深处采访了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将军及其部下老游击队员数十人,写下了这篇1.2万字的长篇纪实报道,并于1946年3月以“关寄晨”为笔名,在《东北日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登。
这是在《东北日报》上刊登的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联稿件。(辽宁日报社供图)
这是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东北抗日联军震天撼地的英雄史诗,深情铺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4年浴血斗争,挺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这篇报道用大量事实和铁证告诉人们: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14年抗战,对日军给予了强烈打击,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报道也有力地了抗战胜利后“谁最有权利接管东北”:那就是14年来一直领导东北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14年来为保卫东北、收复东北始终奋战的抗日联军及爱国大众!
8月4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展示馆内收藏的穆青同志采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辽沈战役纪念馆供图)
字字血泪昭日月,青史不泯慰忠魂。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读穆青采写的这篇力重千钧的报道,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中汲取继续前行、拼搏奋进的精神力量!
萌芽:举起抗日大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攘外安内’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日寇铁蹄之下,到处唱起了这样的怨歌。
此时,国民党仍在进行“剿共”内战,在一部分人心目中,还存在希望南京政府出兵及国联武装干涉日本的幻想。
存亡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为重,号召全党同志组织群众开展爱国运动,武装反抗日本侵略。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就回荡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号召人们起来抗日。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中国共产党接连派出大批骨干奔赴东北抗战一线。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罗登贤,在中共满洲省委高级干部会议上铿锵有力地说:“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
穆青在《史略》中写道:“中共东北组织特根据中央指示,广泛向群众宣传,指出东北人民惟一的出路,不是指望国民党和国联,而是自动组织起来,普遍发动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抗日浪潮。
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武装组建起来。这些武装部队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其间,第21、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
但当时在东北还有一部分抗日的旧军队,如黑龙江的马占山部、辽宁的唐聚五部、吉林的冯占海部等,内部斗争激烈,部队脱离群众。对于他们,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了团结帮助政策,一方面动员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义勇军,大批地充实其力量;一方面又派出有能力的干部去帮助他们。
穆青记述道:“在这一时期中,中共党员到处奔走呼号,在抗日军中做参议,做幕僚,甚至当兵在前线流血牺牲者,可谓比比皆是。如周保中同志先在自卫军担任宣传指导工作,后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刘铁钢同志(留比利时学生)任自卫军杨耀军部参谋长;杨靖宇同志在吉海、沈海线一带活动……”
穆青将当时的抗日军队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人民的军队,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依靠群众,以爱国知识分子及工农分子为基础,武器虽坏,但战斗力甚强;第二种是旧军队,这些部队内部派系复杂;第三种是救国军,其素质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据《史略》记载:“合计以上三种军队其总数不下25—30万人……抗日军给日寇的打击较诸过去更觉实际有效……翻开1934年的《泰东日报》,根据日寇自己统计,日官兵在这一年‘讨伐’中死伤者达5万人以上。实际上恐尚不止此数。”
然而,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
1936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全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辖11个军,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1936年至1937年,东北抗日运动进入高潮,中国共产党除坚持扩大东北的抗日运动外,还与关内爱国人士取得联系。同时,东满和北满地方人民政府成立,直接与日伪满政府对峙。
据《史略》记载:“一时间在人民政府领导地区,广大城镇乡村,遍插抗日红旗,群众高唱反日歌,到处欢迎抗日联军……每遇敌人‘讨伐’时,群众都组织自卫军,担任通信、担架、侦察、警戒等工作,甚至扛着土枪配合联军作战,宣誓要死守根据地。这是东北抗日运动发展的顶点,也是联军所谓‘骑大马,逛大屯’的顺利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更加积极活动,以打击敌人、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攻城夺寨、破坏交通,到处袭击敌铁路据点。各路军也都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及良好的军民关系,办学校,出报纸,组织群众。许多老游击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尤其是松花江下游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伪三江省,大部分农村为抗日联军控制。
穆青记述道:“在南满,杨靖宇部展开攻势,由东而西、而南曾几度进出南满线达彰武、新民,跨安奉线……消灭日军守备队甚众。在东满,沿镜泊湖岸及汪清、延吉、敦化间第二军陈翰章部队,予敌人打击尤重……”
东北抗日联军的统一和巩固,引起敌人极大注意,立即在东北增兵至30万之众,不断地向联军进行“讨伐”和“扫荡”,并严密防范从长春到延吉一线,企图把东北的抗日运动分开,还在群众中采取残酷的烧杀政策和“归大屯”“保甲制”“连坐法”等统治方式。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时,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进入第8年。
孤悬:血战白山黑水间
东北地区是日寇执行“大陆政策”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
至1939年,日军在东北地区增兵至70万之众,以40万兵力来“讨伐”抗日联军,战争达到空前频繁与残酷的阶段。在马屁股山、莲花泡等战斗中,抗日联军伤亡惨重。
同时,日军对东北军民展开了“总体战”。一方面加紧施行“归大屯”政策,凡在游击区的小屯子全部烧毁,群众集中到大屯严加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另一方面对抗日联军加紧军事“围剿”,采取分区包围、轮番“扫荡”的战术,在一块地区内来回拉网,巩固一个地区以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穆青在《史略》中写道:“从辽吉边区长白山脉之牡丹岭、老爷岭、老松岭,横过长图铁路,沿牡丹江两岸,哈尔滨以东及乌苏里江左岸,所有山边村落、山中的猎户全部被日寇驱杀殆尽。以伪三江省而言,过去人烟熙攘,群众热心抗日,日寇称之为‘共产党的乐园’,焚杀过后,一片荒凉。”
这是东北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文章中说,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几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丛山密林间,整日与野兽同居,饥寒相伴。没有房子住,便背着斧锯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放倒大树建造“密营”。后来“密营”又遭敌人破坏,从此“他们就经年累月地在雪地上围着火堆睡觉。火堆是他们最亲爱的朋友,也是他们的家。伤风感冒腰腿疼痛时,火堆又成了很好的医生”。
英雄从不畏艰险。当时,队伍里传唱着这样的歌曲:“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
在《史略》中,有这样一段令人不禁落泪的文字:“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曾吃过树皮、马皮,甚至自己脚上的靰鞡。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是极其平常的事。有时候,他们因为饥饿,每天只能走十里路,很多人坐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哨兵都必须依着树身站岗,一根稍粗的倒木不用很大力气就难以跨过……由于敌人的封锁,他们买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单薄,常有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死者。平常手一伸出来,就立即冻僵,不小心一接触枪筒就会粘下一层皮。”
穆青曾回忆那次采访周保中将军的经历:“当时正是东北最严寒的季节,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那风,真像利刃一样,割着耳朵、割着脸,穿透棉衣,透进骨髓;那空气,充满了冻结力,真是哈气成冰,眼睛、眉毛、胡子都挂起冰凌,眼睛张合,鼻子翕动,均有沙沙之声。我们简直冻成了‘冰人’,特别是腿脚好像失去了存在。带的干粮成了冰块,咬不动,掰不开……”这些描述,亦让人深深感受到斗争环境之艰苦。
这是周保中将军像。新华社资料片
东北抗日联军被日军称为“思想匪”,为彻底“消灭”抗联,日军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治安肃正”计划,动用大量兵力进入深山密林进行大规模的“篦梳式、踩踏式搜剿”。日军兵力是抗联的十数倍乃至上百倍,一旦发现抗联的踪迹,就会“像壁虱一样盯住不放”。
有抗联老战士回忆,每与敌人交火一次,都要连续不停地奔走上百公里,以摆脱追击。即使是吃一顿饭,抗联部队都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周保中将军曾向穆青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战斗转移中,十几个重伤员实在无法行动,怕连累整个部队,他们便主动要求留下。于是,部队给他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些粮食,约定等回来时再接他们。然而由于斗争情况恶化,部队未能按时去接,日后找到这个山洞时,只见留下的伤员一个个都饿死了。有的躺在铺上,有的死在锅台上,锅里粒米无存,只有一锅黑乎乎的稀汤;炊事员倒在山洞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还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
最难忍受的还不是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而是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从1937年起,抗联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失去了任何联系,完全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
周保中将军曾对穆青讲,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有一次,他们找到一份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如获至宝,你传我,我传他,抄的抄,摘的摘。这本书真像茫茫大海的指路明灯,给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抗联部队遵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把部队分散组成许多小分队,依托完达山、老爷岭,不断骚扰、打击敌人,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自己,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不能进关。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骑兵部队。新华社资料片
敌人对抗联恨之入骨,到处张贴画像,悬赏捉拿,曾宣布如割得周保中一两肉,可换一两金子,并曾直接下战书,大意为:“周保中将军,你若真是英雄,请摆开队伍来打,不要老是偷偷摸摸地来袭击……”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1年在东北地区增兵达百万,集中军力进攻抗联。此时情况更加严重,抗日联军弹尽粮绝,群众完全被隔绝,数十天不见一人。《史略》中写道:“即令偶尔见到一两个山中猎手或煤窑工人、‘鱼亮子’以及伐木的樵夫,亦大多数是被敌人训练化装的特务奸细,一见到联军人少,则施毒药杀害,人多就跑去报告日寇……”
在这个最为困难的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孤军苦战,牺牲甚巨。据不完全统计,抗联共牺牲师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30余人。
在吉林靖宇县城西南6公里处,杨靖宇只身一人在此与敌死战。面对重重包围,他的呐喊震彻山林:“我是中国人,绝不向侵略者投降!”残暴的日寇剖开他的遗体,发现胃里只有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这位抗日名将最后的“口粮”。
在黑龙江镜泊湖地区,80多年前,陈翰章在此被日伪军三面包围。激战过程中,陈翰章中弹负伤,仍背靠大树继续战斗。敌人用短刀在他头脸乱刺,并残暴地剜出他的双眼,陈翰章依然怒骂不止,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7岁。
赵尚志、曹亚范、李红光、童长荣……
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面临艰难险阻,用决心和斗志,壮怀激烈地诠释了初心和使命。
复起:星星之火终燎原
由于日军疯狂“讨伐”,以及毒辣的“集团部落”政策和“连坐保甲”制度,连年血战的抗联无从补充兵员和装备,加上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仅剩不足千人,只能相继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
这是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之一部。新华社资料片
虽然东北抗联主力转移到苏联境内,但抗联在中国东北的对日斗争并未停止。
《史略》中说,“平时联军行动为了避免敌人寻踪追击,亦必须消灭雪迹,多设疑路,以迷惑敌人,战争之苦,实出人意想之外。许多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非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死于冻饿苦乏之中了。迫不得已,在周保中同志领导下,不得不分散军队,组织极秘密的游击队……”
1941年春到1943年夏,抗联派遣回中国东北的小部队就有数十支,这些小部队的任务主要以专项军事侦察、收集情报为主。
1943年到1945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敌人自欺欺人所宣传的“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了”“满洲共产党覆灭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
《史略》中记载:“1943、1944年,抗日联军的分散部队,曾在铁骊、绥化、东兴、庆城等地出没无常,不断给日军以打击,并破坏其军事设备……然每到一处必袭击车站、破坏交通,极力恢复东北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坚定人民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并以实际行动告诉敌伪,无论如何艰苦牺牲,东北抗日联军是消灭不了的。”
苏联对日作战后,东北形势突起变化,在全东北各地分散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又活跃起来。
穆青记述,敌人曾画了这样一幅漫画:画中抗日联军站在一棵大树上,下面是“皇军”在锯树,树已经倾斜,眼看抗日联军就会掉下来,敌人希望他们赶快投降。可是抗联同志们看了却气愤地说:“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还在将来,那时候不是从树上,而是从天上,从飞机上降落下来歼灭你们!”
事实正如英雄们预言的,到了1945年8月,抗日联军便从东北大地的各个角落,火山般地喷起,给日军以最后一击,并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
到194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已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分布于东北各地,部队总数已达15万人,并和“在关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旧东北军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部及热辽的八路军合组起将近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准备为争取东北人民的民主自治进行坚决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世上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战死;也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10多年里时刻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然而,就是这样,他们却创造了歼敌18万、牵制日伪军近百万的奇迹。
这是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境内的抗联遗址二连哨所(2015年6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毛泽东同志曾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精确地描绘了东北抗战的面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1946年2月,时任《东北日报》负责人廖井丹找到穆青说:“现在有个紧急任务,派你赶快去访问周保中同志……中央的意见,要派记者去访问他,请他对东北的形势发表谈话,说明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14年,而国民党未出一兵一卒,现在根本无权接收东北。”
经过两天三夜,穆青在部队驻地见到了周保中将军。穆青回忆道:“我仔细打量着周保中将军:他同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似乎有些不同。他身材不高,却很魁梧,目光中透露出庄严、威武的神色。他说话不多,但声音洪亮,是个典型的军人形象;他热情、诚恳、质朴,又是个和蔼的长者。从他的简单话语和神色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党、对同志充满了深情。”
穆青在周保中将军驻地采访了近半个月,每天都被抗日联军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感染着。在采访过程中,他“处于极度感奋之中,常常边谈边写,边写边哭”。
据穆青回忆,一些抗联老战士告诉他:有一次在战斗中,周保中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伸手就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用绑腿布紧紧缠住,照样行军。在另一次战斗中,周保中的左腿中了一颗子弹,依然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后,才请一位土医生来做“手术”。那时,缺医少药,根本没有麻醉针剂,土医生就用拔钉子的钳子,硬是从他的腿骨上把子弹拔出来,将打烂的肉剪一剪,用水洗一洗伤口敷药了事。当时,周将军咬紧牙关,头上滴着豆大的汗珠,却吭也没吭一声。曾目击此事的同志说,三国时,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但那是历史传说,谁也没有见过,而周保中将军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后来,穆青在《一次难忘的访问——忆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同志》一文中写道:“许多熟悉情况的老游击队员也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们交谈……谈到激动处,大家或沉默不语,或泣不成声。特别是有关周将军本人的事迹,使我十分感动,现在虽然时隔近40年,我仍久久不能忘怀。”
这是穆青同志的回忆文章《一次难忘的访问——忆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同志》(期刊截图)。
完成采访并与周保中将军依依告别后,穆青心里便时常惦念着这位可敬的英雄。只是世事流转,总难寻得再见的机缘。
时光荏苒,直到1961年8月的一天,彼时的穆青正在北戴河休养。午后路过沙滩时,看见那里坐着一位老人,身影竟有些熟悉。他脚步不由自主地走近,发现那端坐的老者正是周保中将军。
穆青连忙快步上前,俯身轻声问道:“周司令还认识我吗?”周保中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着他,片刻后摇了摇头,略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想不起来了。”“我叫关寄晨呀!”穆青急忙说道。听到这个名字,周保中猛地站起身,双手紧紧抓住穆青的手,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哎呀,是你呀,你把我想得好苦,我到处找你,就是找不到!”那天,在沙滩上,他们又畅谈了许久,从当年的采访聊到分别后的种种经历……
穆青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是超过东北抗联的。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的不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记者 牛纪伟 丁非白)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推动各族群众交流交融
“组团式”援藏持续开展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一系列细实举措,从根本上夯实
雪域高原稳定之基
2023年11月15日,拉萨市当雄县中学生斯曲卓玛(右)和爸爸、妹妹在一起。斯曲卓玛和班里其他51名同学均来自草原,目前在学校接受现代化的双语教育。在国家支持和组团式教育援藏帮助下,西藏逐步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落实农牧民子女“上学无负担”措施,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2024年9月3日,学生们在娘蒲乡中心小学向岭南师范学院支教队成员胡正培展示自己做好的手抄报。娘蒲乡中心小学海拔近4000米,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海拔最高的学校。2016年,广东省中山市学校与工布江达县所有中小学“一对一”结对帮扶,在教学物资设备、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师资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有力补充了专业师资力量,改善了学校硬软件设施设备。截至2024年9月,17个对口支援省市累计派出2100余人次教育援藏人才,对口支援西藏21所中小学校,帮带本地教师2500余名、团队150多个,让西藏各族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
2025年7月18日,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援藏医生田聪亮(前)和同事在那曲市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查看及讨论早产儿救治情况。自2016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启动以来,辽宁省已累计选派7批131人次医疗专家、2批19人次柔性援藏专家来到西藏那曲,通过“师带徒”模式培养225名本土医疗骨干,实现了23种“大病”、435种“中病”的本地化诊疗。目前,西藏基本建成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村居五级卫生健康服务网络。从县级医疗机构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再到妇幼保健院,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日益完备,公共医疗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2022年7月19日,从那曲市双湖县多玛乡搬迁到森布日安置点新居的牧民在新家里聊天。为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难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自治区于2019年开始开展全国海拔最高县西藏双湖县高海拔生态搬迁。2022年7月,西藏实施双湖县第二批高海拔牧民生态搬迁,南部4个乡镇牧民告别苦寒高远的藏北,迁往雅鲁藏布江畔的森布日安置点,在新家园开启新生活。
2024年3月12日,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第12季在拉萨正式开演。近年来,西藏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文化“润边”工程、新时代西藏文艺创作质量提升工程等,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依托科技手段将汉藏民族的民俗、诗词、图腾、舞蹈、音乐等元素以多维度影像呈现在观众面前;挂牌立碑138处红色文化遗存和革命遗址、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历史遗存;建立完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兼职文艺队伍突破10万人。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实践,有力增强各族群众的认同感,促进交流理解。
发展促民生,就是聚人心
如今的雪山脚下
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通达乡镇村庄
高原资源优势支撑特色产业
文旅体验引来八方宾客……
西藏发展绘出高质量新图景
2025年4月2日,复兴号列车穿行在拉林铁路林芝段。作为西藏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的客运量和货运量正持续增长。截至2025年2月,拉林铁路已安全运送旅客369.22万人次、货物113.78万吨。近年来,西藏持续构筑包括航空、铁路、公路在内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青藏铁路、拉林铁路、拉林高速公路等建成通车,开通拉萨至北京、拉萨至上海等178条航线。
2021年7月11日在山南市加查县拍摄的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木水电站。藏木水电站是西藏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于2015年10月全面投产发电,是西藏电力发展史上由10万千瓦级到50万千瓦级突破的标志性工程。电站建成投产后,显著提高了西藏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电力保障能力,极大缓解了当时西藏高成本燃油机组供电和冬春季节缺电的状况。2025年7月19日,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在林芝拉开建设序幕。工程主要采取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建设5座梯级电站,电力以外送消纳为主,兼顾西藏本地自用需求。
2025年3月29日在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拍摄的桃花。近年来,因山野桃花闻名的嘎拉村,不断擦亮“桃花村”品牌,探索生态价值转换路径,建设农业综合体等项目,发展乡村旅游、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2024年,嘎拉村平均每户分红10多万元。2025年4月4日至4月6日期间,林芝市累计接待游客20.86万人次,同比增长20.58%;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37.62%。
2024年10月16日,日喀则市江孜县班觉伦布村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使用农机收获青稞。青稞是青藏高原地区的特有农作物。近年来,西藏多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发展青稞特色产业,延伸青稞产业链,从传统粗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江孜县研发生产的青稞系列产品达40余种,青稞糌粑粉、青稞啤酒等在青藏高原大有名气,青稞饼干、青稞饮料等销往上海、江苏等地。2024年,江孜县青稞产业产值达1.48亿元,较上年增长66%。
2025年7月17日,牧民在那曲市聂荣县嘎确生态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牧场放牧。西藏聂荣嘎确生态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下曲乡草原深处,是一家集牦牛养殖和乳肉制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自治区级龙头企业,现有草场2.68万亩、牲畜1200余头,带动上百名本地群众就业,成为藏北牧区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2023年10月20日,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加达村村民在盐田旁向游客推销自家产的盐。加达村位于澜沧江畔,从唐代开始制盐,距今已延续1300余年。当地村民保持着原始的手工晒盐方式,从澜沧江畔的盐井、盐池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依托千年古盐田,当地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打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025年7月17日在拉萨拍摄的西藏某炊具公司生产的高原炊具。一系列适配高原的炊具,目前已推出数十种产品,包括能精准控压的多功能压力锅、专为高原设计的蒸箱和烧水壶、适应户外劳作需求的便携式炊具、贴合本地群众生活习惯的酥油茶壶等,改善高原群众的烹饪体验。
生态优先、保护第一
西藏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书写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篇章
2023年5月23日,2023年珠峰科考登顶队员在冲顶。当日12时30分许,2023年珠峰科考13名登顶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此后完成了峰顶雪冰样品采集等重要科考任务。近年来,西藏持续以生态科研为生态保护提供坚实支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提供中国方案。2022年和2023年两次“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创造多项世界纪录;2023年10月1日,18名科考队员成功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标志着我国具有开展极高海拔登顶科考的体系化能力和建制化队伍,实现战略上的拓展。
2024年6月16日,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那曲市申扎县买巴乡鲁确塘草原上,待产的藏羚羊沐浴在晚霞中。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经过多年有效保护,种群数量明显增长,保护等级从过去的“濒危物种”降为“近危物种”。《2023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西藏境内藏羚羊种群已增长至30多万只。
2023年11月30日,科研人员在位于拉萨市的西藏种质资源库查看西藏巨柏实生苗生长情况。西藏种质资源库通过科技手段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承担生物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保藏、管理、研究和分发等工作,设立植物种子库、DNA库、微生物库、动物库、昆虫库等8个分库,保存9600多种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可满足西藏各类生物种质资源的长期、完整入库保存要求。
2024年10月24日拍摄的林芝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景色。雅尼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西藏林芝市中南部,周边高山林立,北部尼洋河穿流而过。湿地公园及周边动植物种类丰富,是青藏高原重要的鸟类越冬栖息地。近年来,西藏实施雅尼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工程,加强湿地公园管理站、生态监测系统、景观栈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十人的湿地管护员队伍,有效维护湿地生态健康。
2025年3月20日拍摄的拉萨南山公园。拉萨南山公园曾被当地人称为“恰恰山”,藏语意为“灰白荒凉的山”。2021年开始,西藏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用10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将拉萨打造成为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生态宜居高原城市。如今,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造林107.93万亩,栽植苗木1.2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超过85%。
2024年11月20日在阿里地区措勤县拍摄的光伏阵列。西藏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水力资源可开发量1.8亿千瓦,光伏资源可开发量98亿千瓦。长期以来,西藏挖掘清洁能源潜能,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从极度缺电到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从产能方式单一到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发电齐上阵,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达到96%,比重全国第一;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99%,基本实现全清洁电力供应,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省级电网。
星空下的国家天文台阿里观测站(资料照片)。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因稀薄洁净的大气条件和极高的海拔高度,成了天文学家放眼星辰大海、窥探遥远宇宙的理想之地。2003年,国家天文台部署启动重大科研计划——中国西部天文战略选址;2011年,科学家们选择了阿里地区,并在狮泉河镇以南的山脊选址搭建观测平台。如今,国家天文台阿里观测站已成为北半球最佳天文观测站之一,一系列国际合作与国家部署项目成功落地,一个融科研科普为一体、世界一流的“高高原”特色天文科研科普基地正加速建成。
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
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边境城镇发展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提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一系列举措,持续带动强边工作提效升级
上图为1997年9月拍摄的玉麦乡;下图为2024年10月14日拍摄的玉麦乡。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受恶劣自然条件影响,这里一度只有桑杰曲巴和女儿卓嘎、央宗三人居住,牢牢守在祖国边境线上,曾被称为“三人乡”。从2018年开始,玉麦乡开展边境小康村及配套设施建设,轻钢龙骨架构民居及排水、通讯、学校、中心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拔地而起。2019年,国家投资超5亿元、总里程50公里的曲玉柏油公路改建工程全面完工,解除了玉麦每年大雪封山的困扰;同时,国家电网将10千伏的输电线路接入玉麦,玉麦人用上了安全稳定的常明电。如今,当地已发展到67户200多人,变成下辖两个行政村的“小康乡”。2023年,玉麦全乡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人均居住面积达40平方米。
2025年7月21日,58岁的林芝市朗县拉丁雪村妇联主席格桑德青(右)在自家改造提升后的餐厅里为88岁的父亲乔多吉削水果。近年来,西藏边境县朗县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原则,推进农村房屋改造提升建设。拉丁雪村采取“政府主导、群众参与、适当补贴、统规自建”模式,对有意愿的群众实施住房改造提升。针对村民住房多为石木结构,抗震等级低、采光差等问题,当地聘请专业设计团队,最大限度满足群众房屋功能布局需求。截至2025年7月底,拉丁雪村已有42户178人入住新房。
这是2022年5月29日拍摄的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岗藏村。西藏边境县察隅县上察隅镇岗藏村,平均海拔1870米左右,这里的居民从土地贫瘠、地质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落后的古拉乡、察瓦龙乡易地搬迁而来。岗藏村易地搬迁项目建设住房59栋,同步配套“水电路讯网、科教文卫保”等基础设施。整洁宽敞的藏式民居,不断扩展的茶田,比邻219国道带来的便利交通……易地搬迁让群众迎来幸福新生活。
2025年6月23日,巴桑普赤在巴嘎镇小学和学生们互动。阿里地区普兰县巴嘎镇塔尔钦国际旅游小镇面朝纳木那尼峰,背靠冈仁波齐,是游客们转山徒步的重要门户,每年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2023年,巴桑普赤主动来到塔尔钦边境派出所,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女民警,而在从警前,她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在这里,游客高反昏迷、孩子转山走失、背包客遗失手机之类的警情层出不穷,塔尔钦边境派出所民警需要时刻待命,处理各种突发状态。目前,“警察阿佳”(“阿佳”在藏语里是姐姐的意思)的队伍还在壮大,今年派出所还会迎来新一批女民警与巴桑普赤并肩守护高原。
2022年4月19日,生活在僜人聚居村——林芝市察隅县沙琼村的僜人迪龙通过手机直播。僜人俗称“僜巴”,是生活在我国西藏边境的族群,人口较少。2017年起,迪龙通过制作短视频、直播带货等途径,介绍僜人文化和察隅县风情,推广当地名优特产,让野生灵芝、羊肚菌等长在深山的宝贝也走向大山外更广阔的市场。
2023年6月2日,50岁的昌果护边联防队队长石角带领队员在日喀则市萨嘎县昌果乡骑着摩托车前往33号界桩巡逻。昌果乡是与尼泊尔接壤的边境乡,有105公里的边境线,5条通外山口。1996年,昌果边防工作站成立,石角主动申请成为一名联防队员。从1个到103个——27年间,这支由普通牧民组成的护边联防队不断壮大,让国旗飘扬在国境线的每个角落。
摄影:谢环驰 晋美多吉 姜帆 旦增尼玛曲珠 丁汀 丁增尼达 张汝锋 费茂华 李贺 李鑫 孙非 拉巴 刘洪明 周荻潇 齐芷玥
编辑:毕晓洋 周荻潇 张曼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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