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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 黑泽明，以行动直达忏悔

这种忏悔因为二战而具备了某种文化地基，黑泽明的战后生涯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史诗路线，而是带着明显的新现实主义遗风。

原文：《忏悔的力量》

作者 |西南政法大学韩晓强

图片 |网络

顺利接轨国际语境

1945年是日本电影人的多事之秋：田坂具隆被原子弹辐射受伤，沟口健二已然穷途末路，小津安二郎被关入新加坡战俘营，内田吐梦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八年的滞留。只有黑泽明仍然不顾日本战败的事实，咬着牙将《踏虎尾的人们》一片拍完，即使影片最终被禁映。

这可以被理解成某种“武士道”的内核，虽然这一概念曾经被军国主义盗用，就如希特勒盗用尼采的超人理论一样。黑泽明的热情曾经被法西斯高调利用，却也是他后来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升华为广义人道主义的源泉。

抛除《最美》这部政宣片，黑泽明剩余的30部电影都可以被称为佳作。但因为他的风格多变、内容驳杂，想简单概括他的影像风格也并不容易。就像我们常常说黑泽明是一个西化的导演，在他的身上能够清晰地看到各种痕迹：格里菲斯、爱森斯坦、卡普拉、约翰·福特、弗里茨·朗以及德西卡。

即使是黑泽明看似独树一帜的武士片，也融入了美国西部片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基因。斯皮尔伯格将黑泽明称为“电影的莎士比亚”，无疑是看到了黑泽明电影文学性和戏剧性的一面，这包括大量的后期改编作品，包括改编自俄国文学的《白痴》《低下层》，以及改编自莎剧的《蜘蛛巢城》《乱》《恶汉甜梦》。

这些融合与改编使其作品顺利接轨国际语境，换句话说，黑泽明是日本古往今来的电影导演中最具开放性和学习精神的。但“电影的莎士比亚”这个冠冕如同人们熟悉的“电影天皇”称号一样，并不能准确定义黑泽明的作品及其人。

以行动直达忏悔

如影迷们普遍认同的一样，黑泽明的电影力量来自主题，虽然这些主题各有不同的指向，却都有明确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来自桥本忍、小国英雄、菊岛隆三等精英编剧群的“复眼”创作，更来自黑泽明电影中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亦即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的那样：“情境之上的终极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黑泽明电影中的主角不会如哈姆雷特那样摇摆和焦虑，而是直接超越情境面对问题，以行动直达忏悔。

这种忏悔和武士道的奥义浑然一体，出身武士世家的黑泽明也自然明白，这也是贯穿黑泽明30多部电影的唯一关键词。事实上，忏悔精神自他的处女作《姿三四郎》开始就已经含苞盛放，影片中姿三四郎的正义感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于是试图逃离眼前的伪命题，而专注于凝视一个真实的命题（参悟与恕道）的解决之道。

这种忏悔因为二战而具备了某种文化地基，黑泽明的战后生涯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史诗路线，而是带着明显的新现实主义遗风。从《我对青春无悔》到《美好的星期天》，黑泽明的主题接近德西卡，尤其后者的喜剧类型是黑泽明一生创作中的特例。但从人物来看，知识女性下乡务农和复原士兵的穷困潦倒都暗示着某种赎罪的概念，生活即可被视为忏悔本身。

从1948年的《泥醉天使》开始，黑泽明所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又带有某种典型的黑色风格。在其中既有《野良犬》和《丑闻》这样的纯类型探索，也有《静静的决斗》《生之欲》这样人道主义先行的情节剧。此时的黑泽明无疑受到了美国黑色电影的影响，战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酗酒、肺结核、梅毒，也都成为战后创伤性罪恶的无限能指。由此，我们便可知道黑泽明为何如此执着于那些奇特的医患关系，如《泥醉天使》和《静夜之决斗》中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态度，都证明了黑泽明试图以电影为医术的妙手仁心。

黑泽明借现代剧忏悔自我，也抨击现实，他的潜台词直指人民的穷困和施政的不力。不止一次以医者的眼光，黑泽明指出了此种症结：病患十之八九源自贫困。因此电影里反复出现的废墟、穷街陋巷和底层民众倒映着社会良心。就此黑泽明并非是高高在上的电影天皇，而是一位洞察社会细节的仁心医者，而他电影中的角色仿佛是某种执行者——就像《生之欲》的市民科长，无论前情如何，都能幡然悔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造福社会。

人们也许会说，黑泽明的现代剧成色远不如武士时代剧，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从数量上看，黑泽明真正的武士电影大概只有《罗生门》《七武士》《蜘蛛巢城》《战国英豪》《用心棒》《椿三十郎》《影子武士》《乱》等八部，仅占其职业生涯作品的四分之一。它们名扬海外更多是因为民族风貌和文化差异的结果。

在《七武士》和《椿三十郎》中，是这个真实的命题将武士们联系起来。《蜘蛛巢城》《影子武士》和《乱》则以莎翁戏剧的蓝本追索本属于武士道的问题。至于《罗生门》《战国英豪》和《用心棒》虽然是影响世界、反哺西方的文本，但在忏悔主题的层面却不及其他作品。当然，这几部影片更具娱乐性以及视听语言的特色，能在电影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对过去电影的彩绘重写

黑白片时代的黑泽明已经是绝对意义的大师，但《天国与地狱》通篇黑白中呈现的紫红色烟雾却让人看到黑泽明继续突破自身的可能。事实上黑泽明涉足彩色电影是极其晚近的事情，也就是1970年的《电车狂》，这时候他已经60岁了。随后又遭遇了好莱坞经历的不顺以及票房不利，导致翌年的自杀——这可以被视为某种武士切腹的行为，即忏悔的最激进形式。切腹的形式也只有《忧国》（1966）的导演三岛由纪夫亲自实践过，但那一次更多是作为激进政治宣言。

然而黑泽明继续选择以电影为忏悔的媒介，在彩色片时代，他的电影更像是对过去电影的一次彩绘重写。就像《电车狂》是对《低下层》的重写，《八月狂想曲》是对《活人的记录》的重写，《袅袅夕阳情》则似乎是对《我对青春无悔》的重写，《梦》则是对过往电影的综合式重写。这些重写，证明黑泽明对过往电影中所忏悔的社会问题、核爆伤痛以及政体腐烂仍然牵肠挂肚，但使用了某种隐喻潇洒的笔触，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记忆的灼痛，这种举重若轻证明黑泽明一直保持在巅峰水准，未曾懈怠。

黑泽明的电影生涯，停格于他为《大海作证》（2002）绘制的无数场景草图，然而他的忏悔，停留在《袅袅夕阳情》那位教授内田百闲身上，头发花白的老人会看着孩子们说：“请你们找到真正喜欢的、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找到之后，请为这个重要的东西好好地努力。”不用说，这是黑泽明的化身和自况，人活一辈子，忏悔不悲，已能如清泉般流淌。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影人 | 勇者，黑泽明

视域 | 资本肆虐，“寒潮”来袭，电影生产更需美学品格制衡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因为人生至乐唯读书。

与书相遇，纯属偶然。10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休学。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百无聊赖，我翻出家中一些书，《夜幕下的哈尔滨》《李自成》《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随手拿一本看。许多字不认识，但并不影响我读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半年下来，几本书“读”完了。再次复学，竟然从“学渣”变为“学霸”。

从此，书伴随了我整个学生生涯。

初一时，我得到一本《封神演义》，英语课也按捺不住偷偷地看，看得正酣时，英语老师一个箭步跨来收走了书。我终究没能要回那本书，但我喜爱读书的事被老师们所了解。

那时，能弄到的书极少，需要运气、缘分。琼瑶、三毛、金庸的书，都是邂逅，或站或坐，随读随还。一次在同学家玩，看到一本《西游记》，一看怎么也放不下，读到鸡鸣之时，可谓读书不觉已天明；香港武侠片流行时，偶得一套《天龙八部》，硬是拼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囫囵看完。后来，再跟学生谈读书时，我一再告诫不要让影视破坏了你的读书兴趣，走进文字的世界，天地更广阔。

进入大学，整个人被书香浸染着。到处是看书的人，书像长了翅膀似地飞到手边。我读的第一本非文学类书籍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没想到一看入了迷，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这本书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并学会管理自己，也让我对人的普遍心理有了进一步认识。紧接着，我看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这本书带来的思考与体验更多，我常拿作者对梦境的分析来解析自己，检验其理论的真伪；偶听别人说自己的梦，也要“弗洛伊德”一番。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直接奠定了我做教师的行为观念，明确了一名教师对学生“爱”的起点与终点在哪里，与其他“爱”的区别在哪里，如何让“爱”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一本能增长教育智慧的书。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步入工作岗位后，为了上好语文课，阅读成为日常。专业杂志常读，闲书也爱读。

那时，学校图书室有几个“常客”，《大家》《收获》《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书屋》之类被竞相借阅，几个人在一起讨论苏童、莫言、余华、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读书于我，是工作需要，我教语文；于他们，则是乐趣，他们教理科。我们几个人把图书室当成沙龙，凑一起时总要聊书。时常，我们因为一本书或一个作家争论不休，谁也说不服谁。

一次，生物老师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比莫言的《丰乳肥臀》写得好，因为更真实；物理老师不同意，认为后者比前者好，因为后者像一个传奇，更好看。双方唇枪舌剑，我也说喜欢前者，因为读起来苍凉悲壮。物理老师不服道：“你不觉得莫言的写法很特别？”此语一出，我默然，觉得他说的有理，他又接着说：“莫言会拿大奖的！”

那时，我还没看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借过一本，因为是盗版，所以没法读。后来，读到正版的《百年孤独》，才知道莫言向马尔克斯学习了魔幻现实主义写法。

那位早有“预见”的物理老师，连上课风格都不一样。他上实验课，先让学生自己动手做，记下实验结果。之后，他让学生把实验结果分组呈现，让学生找出规律并进行总结。教室一片沸腾，学生七嘴八舌，多种表述。他带领学生对照数据，咬文嚼字，找到一个最准确、简洁的表述。他兴奋地说：“哎呀，你们太伟大了，竟然发现了这个规律，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学生十分激动，他又用一种极惋惜的语气说：“只可惜你们的发现晚了200多年！200多年前，英国一个叫牛顿的科学家，通过实验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学生略显失望，他接着说：“恨不发现未知时！但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第一个发现奥秘的人，相信自己，你们也有牛顿的天赋。”

我喜欢和他聊课。听他解说物理课为什么也要培养学生“咬文嚼字”的习惯，听他解说怎样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听他讲述居里夫人如何给中学生上物理课。每次都能得到许多启迪。

那位生物老师也十分了得，他上课基本不用书，讲起课来口若悬河。这两位老师的读书经历，让我深刻地领悟到杜甫的话：“汝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教书亦然。

后来，我也开始扩大自己的读书范围，先后读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王天兵与芦苇的谈话录《电影编剧的秘密》。尤其是最后一本，印象颇深。这本谈话录主要记录了《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谈剧本的准备及创作过程，兼“听”他和王天兵聊一些经典电影的得失，对世界优秀电影的评论，他们从哲学、历史、电影类型、文学流派、东西方文化差异、电影教育等角度谈电影，时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在这本书里，我认识了黑泽明、大卫·里恩、科波拉、昆汀·塔伦蒂诺、塞尔吉奥·莱昂内、斯皮尔伯格这些电影大师，那些被他们认为伟大的作品，自然都找来看了一遍，终于把自己“炼”成了一个电影发烧友。

从此，我的语文课也多了一种教学资源——电影。

还有一些书，是在学生的影响下看的。遇到过一个智商极高的学生，偶听他谈数学，见解新奇。于是，赶紧恶补了一本数学专著《费马大定理》。这本书介绍了中西方数学的本质区别，讲述了历史上为数学而献身的人的故事，生动描述了300多年来数学家对费马大定理孜孜以求的身影……读完这本书，我对数学产生了无上的敬意，再也不敢信口说数学不重要的妄言。看到一个埋头做数学题的学生时，就让我想起那些在沙滩上研究数学的大家们，敬意油然而生。呵护每一个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学科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对于教育者来说多么重要。

我想，如果年少时读到此书，会不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所有老师都了解一点数学的趣史，会不会激发更多孩子理解数学、爱上数学？从此，这本书成为我常备的一本书。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为师者最大的幸福，是给予学生的东西都能给他们带来重大的影响或者美好的改变。所以，读到一本好书，怎能不与学生分享？课堂上讲过的习题，分析过的课文，灌过的鸡汤，学生都可能转眼皆忘，然而推荐给他们看一本好书，得到的改变，受到的影响，还有那些牵肠挂肚、浮想联翩、惊心动魄的感觉与体验，将永生难忘。

我一直记得，一个从不读课外书的孩子，因为一本《草房子》，从此爱上了阅读；一个对学习毫无兴趣的学生，与我讨论《巴黎圣母院》时，泛起红晕的脸和发着光的眼睛；一个吊儿郎当的男生，读起侦探小说的专注，分析案件时的逻辑清晰；一个颇有些厌世的女孩，读完《安妮日记》后对生命的重新认识……没有比让学生爱上一本好书更值得的事了。

为师无所有，只爱推荐书，常备适合学生看的书。《费马大定理》是首选，曹文轩、杨红樱、狄更斯、王国维、席慕蓉、凡尔纳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一年四季必备，《哈利·波特》《三体》系列齐全，更有《苏菲的世界》《杀死一只知更鸟》《青鸟》《麦田守望者》《窗边的小豆豆》等适合初中生看的外国名著。

每带一班新生时，我首先就强调要多读书。开辟专门的时间，提供适合的书目，开展读书展示会、交流会、推介会，营造读书氛围；随课说书、现身说书，激发读书兴趣；一有机会就向家长传授让孩子爱上阅读的“秘籍”。

于是，便有新生到我家来“视察”。与他们拉拉家常，说话之后免不了要向他们荐书，领着他们到书柜前，只要觉得适合他们看的，一股脑儿拿出来。所有这些书中，我隆重推荐曹文轩的《草房子》，这本书最受学生欢迎。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买，当时买来5本推荐给学生看，看着看着书都没影了。下一届学生，又继续买来推荐给他们看，一届又一届，这本书从没有缺席过。

嗜好荐书，到了“反常”的地步。

一次旅行，连续两个早晨在一家早餐店吃饭，店主夫妇带着10岁大小的孩子，孩子每天起很早来帮忙，我很感慨孩子的懂事，店主说：“把他留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只能看电视。”

“为什么不给孩子买些书，让他在家里看看书呢？”我疑惑地问。“我们不知道该给他买什么书看啊！”夫妻俩迷茫地说。

我便自告奋勇地说：“要不，我带他去书店买书吧？”夫妻俩高兴地连连点头。

奚童悄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

只有随心所欲买书，方可因人而异荐书。

刚步入讲台，工资甚少，可是觉得书比衣服便宜，每月花在书上的钱从不算账，没觉得这笔钱是可以省下的。即使典却春衣又买书，也是值得的。

后来，工资渐涨，买书也渐渐成瘾。从前喜欢买各种杂志，自己从邮局直接订一些，也在书店买一些。至今，从2006年起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和《语文教学通讯》，从2002年至2012年的《名作欣赏》，从2006年至2008年的大部分《百家讲坛》，从2012年至2015年《教师博览》文摘版和部分原创版，我都收藏着。后来杂志占据太多地方，就只订阅了两本专业杂志。

买书成了新常态。凡是听到别人提到的好书、奇书，我都要买来一看。

我买书，常按图索骥。

起先，收看凤凰卫视由梁文道、何亮亮主持的《开卷八分钟》，后来是看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只要他们说到一本我感兴趣的书，就会毫不犹豫地买来。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蒋勋的《孤独六讲》、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及《哥伦比亚的倒影》、王小波系列、金宇澄的《繁花》等，都是看了节目买来的。

在买来的这些书中，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是我最喜爱的两本。木心的经历与高尔泰相似，少年聪慧，极爱读书，擅长书画，进过监狱。前者我用了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它是一本散文集，写自己前半生的人生际遇，也写他人，兼谈艺术观点、艺术追求。无论写人记事，经画家的手法写来，画面感很强，文字的表现力自然也是常人不及，而发表艺术见解，更令人耳目一新。

木心不同于高尔泰。他不写自己的回忆录，他讲《文学回忆录》。虽说是文学，又不仅仅止于文学，兼论哲学、其他艺术、音乐、绘画等，一路从希腊罗马神话讲到20世纪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了5年的“文学远征”。

木心讲的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文学史，史实极为简略，选择重点作家作品，只用简短的语言拣取故事。他更多的是木心式评说，智慧、学识、思想与阅历一样不缺。全然是主观感受，三言两语或只言片语，无关权威，有时还拿权威戏谑一番。他有一双犀利深邃的眼睛，从文字里找到作者的思想源头，从画面里看到艺术家的学养，于是谆谆地告诫，一个作家要有些什么，一个画家应该准备些什么。

木心讲文学，是立体的。通常，我们看纯粹的文学、哲学、绘画、音乐、宗教，而木心先生却打通这些壁垒，把它们糅在一块，或从文学入手，兼以其他，把文学引进一个广阔的天地。通过木心打开的文学之窗，能看到一个新奇、丰盛、相通的艺术世界。

木心讲文学，是灵动的，陈丹青称之为“神聊”。木心说：“有的母亲讲故事给小孩听，讲得特别好的，是把自己放进去。”木心先生讲文学也属于此类。无论评说艺术家还是艺术形象，没有学究气。他将历史人物、艺术形象、艺术家、他人甚至自己，相互观照；时而惊叹，时而惋惜，时而睥睨，时而匍匐。流转之间，不禁要寻思，何以这么说？哪部作品可以印证？我赞同他的看法吗？大脑一刻也不得消停，就这样被他牵引，被他“迷惑”而苦苦追寻。他的话明白时，如芝麻开门；深刻时，一剑封喉；暧昧时，秋波流转……木心说：“文学外的功夫，要纷纷落到文字上去。”于我而言，读书外的功夫，要落到教书上去。

我买书，又是连根拔起式的。

因为《文学回忆录》，我爱上了木心，几乎买来他所有的书。木心的文章很多不是一遍可以读懂，就反复读，常读常新；连他推崇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伍尔夫、尼采的书也买来一些。《文学回忆录》式的“听课笔记”，顾随的《中国古典诗词感发》也毫不犹豫买来，拜读一番。

家里的书柜，喜欢的作家从不让他们孤独，总是一窝儿地买来。张爱玲、汪曾祺、村上春树、余华、王小波、冯唐、叶嘉莹、马尔克斯、托尔斯泰、奥威尔、狄更斯等，大家凑一起，即使我很久没翻过它们，也不至于寂寞。而为学生准备的书，只要几个月没到我手中，就会再购一本。

学生看见我满屋的书问：“老师，这得花多少钱？”我说，不多，比起一件衣服来，书便宜多了。

书柜已经装满，书桌上、凳子上、床头柜上还摆着一堆堆，新买的书已经上路，我把它们放哪里？

（都启林，湖北省南漳县实验中学语文教师，从教近30年，非名师，无头衔。暇时读闲书，弄笔墨，自娱。有文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语文教学通讯》《教师博览》《教师月刊》《语文报》等报刊。）

《爱的艺术》

〔美〕艾·弗洛姆著

李健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月亮和六便士》

〔英〕毛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