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挑选《《春尽江南》读后感》相关文章文案。（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0 21: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春尽江南》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有深度、有逻辑且能打动读者：
1. "明确核心主题与个人感悟 (Clarify the Core Theme and Personal Insights):" "阅读理解:" 首先要深入理解《春尽江南》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主题思想、情感基调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它主要写了什么？是关于江南的风景、人物的经历、历史的变迁，还是某种哲思？ "提炼感悟:" 思考这本书带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是江南春色的美好与短暂，是书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是对某种生活方式或价值观的思考，还是引发了你哪些人生感悟？明确你的核心观点和最想表达的感受。
2.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 (Choose an Appropriate Angle):" 《春尽江南》可能包含很多方面，不要试图面面俱到。选择一个你感受最深、最有话可说的点作为切入点。例如： 可以聚焦于江南的春景描写，分析其意境美和象征意义。 可以围绕某个核心人物，分析其性格、命运以及作者对他的情感。 可以探讨书中展现的特定主题，如时间流逝、世事变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经历或思考，谈谈这本书对你的启发。

《春尽江南》：在都市社会中的末世狂欢，无法避免的苍凉和哀伤

前言：

《春尽江南》是格非沉潜求索、呕心沥血十七年“江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主要人物虽然衔接前两部《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聚焦点却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状。

学者张清华曾指出，“格非在哲学上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所谓‘真实性’都抱着深深的怀疑，对人性和存在都抱着深深的绝望。在残酷性方面，他和余华有相似之处，关注着‘存在——死亡’的主题，困惑于宿命的力量。另有着一种‘玄学’的不可知论者和神秘的宿命论者的倾向。”

《春尽江南》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洞察后所创作的。它以市场经济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为社会背景，小说的主体故事虽跨度只有一年，叙述覆盖却是长达二十年。

小说围绕了诗人谭端午和庞家玉这一对中年夫妻及周边一群人的人生际遇，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中，人们或多或少陷入了精神困境，出现了异化的倾向。在物欲横流中沉沦，一步步走向堕落，沦为丧失精神追求的“行尸走肉”。作者用犀利的文笔将精神困境衍生的社会问题进行鞭挞，直切社会现实，“深度切中了这个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一、社会影像：自然环境的退化和社会环境的畸变

• 1、自然环境的退化

格非曾说：“对我而言，‘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另外，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都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它是我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

江南的春天本应是草长莺飞、秀丽明媚。可“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传统诗境早已不见，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给鹤浦这座江南小城带来的是“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

“汀州采白萍，日落江南春”的意境再也感受不到，烟尘和雾霾成了江南咄咄逼人的风光；“想象中的渔火”是运送垃圾车辆的车灯；“期待着鲜美螃蟹的渔场”却是“垃圾填埋场”；点食的菜肴“长江三鲜”之一的鲥鱼嚼起来却如同“嚼着一块塑料”！

以致你不得不对生存环境怀着深深的危机感，只因“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磺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B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相对空气污染，抽烟还算是安全。”

宁静诗意栖居的村庄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商铺和楼盘如不详的孢子般肆虐生长，星罗棋布的工厂和企业从四面八方将鹤浦团团围住。

沦陷的不止是富有江南独特的优美风景，还有人们内心的善良和思想上的理性。自然环境的退化带来的是社会环境的畸变。在以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导致人们信仰缺失、精神匮乏，早已分裂异化为唯利是图、利己主义的“怪胎”。

• 2、社会环境的畸变：尘世伦理道德已崩塌

美国学者迪克斯坦曾说：“艺术存在于种种联系的社会意义之中。”

社会的畸变渗入到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尘世伦理道德已崩塌，理性主义的光辉也不复存在，奢靡浮躁是社会环境的主旋律，蛮横粗暴是社会风气的潮流。这“缭乱邪恶”的社会现象和“离奇古怪”的社会事件随处可见，具体体现在“花家舍”事件和“唐宁湾新房”的葫芦案。

• A、“花家舍”事件：隐喻理想主义之地的阵亡

鹤浦的边 缘之地“花家舍”不再是《人面桃花》里王观澄创立的匪帮式“武陵桃源”，更不是《山河入梦》里谭功达一直追寻“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它摇身一变成为了《春尽江南》里纸醉金迷、肉欲横流的都市城市的“销金窟”。

张有德创办的“花家舍”是一所高级色情场所。用徐吉士的话说：“你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干，甚至可以做皇帝。”在堕落至极的狂欢之地，花家舍提供了无所不能的服务。

墙上勾勒着“有点像傣族的风情画，又像日本浮世绘，有点不伦不类”；上演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故事却又强行加入“比尔盖茨和周杰伦”这些人名，看起来让英雄故事沦为饭后的笑点，荒谬至极。

“游人止步”的月亮门内是实行会员制的“私人禁地”；戏台上的演员下台摇身一变穿着“空姐制服”或“六十年代红卫兵的服装”的服务员，无论是潮流风格还是怀旧主题，都让你觉得是身处“人间的天堂”。

以徐吉士为首，高喊着自由和理想、启蒙与救世的诗人们，在物欲横流中，异化成为“花家舍”肉欲消费的常客。为了得到张有德“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五千元的出场费” 的，而交易筹码是报社给张有德外甥女提供一个不上夜班的职位，并不定期报道花家舍的事务新闻。

在金钱面前，利欲熏心的诗人早已丢弃了人性的廉耻和诗人的清高，俯首哈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诗歌 研讨会”就这样安排在奢靡颓唐的“销金窟”花家舍，所谓诗歌的研讨也不过是一场“肉欲释放”的人性堕落深渊里的狂欢。

在曾是理想萌发的渊源之地的“花家舍”充斥着丑陋的 利欲、情欲、物欲，所谓的审时度势，迎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不过是被利益至上、泛滥的欲望、扭曲的人性裹挟而上，成为了都市社会堕落的狂欢之地。这直接隐喻理想之地的阵亡：理想已丧失，道德已滑坡，乌托邦已湮没！

• B、“唐宁湾新房”葫芦案——道德伦理大厦的坍塌

唯天下至诚，方能尽其性。（摘自《中庸》第二十二章）

孔子也曾提过：“信则入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

从以上的语句可看出诚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立足之本，诚信的缺失会导致行为的失范。可在市场经济的大热潮中，人们降低了道德化的价值标准，不再崇尚诚信的理念。蛮狠无理成为了行走的规则，法律制度形同虚设。

庞家玉买了一处房产——唐宁湾的新房。因暂时不需要居住想出租，结果中介公司卷走了丈夫谭端午粗心大意落下的房产证，还凭空消失。

身为律师的庞家玉与租户李丽霞进行私下的交涉，却被反唇相讥，“屈死不诉讼”，步步紧逼。斥诸工商部门不仅不受理，还把责任推脱给派出所。部门办事员私下建议，“协商不成，直接半夜’把防盗门从外面焊死’”的无赖行径，被讥讽“怕死才成不了事”。这建议竟然与阴鸷、狠毒的乡村野妇的婆婆的想法不谋而合。

法律在身为精英律师的庞家玉身上，竟然连合理维护自身利益的功能都丧失了，成为保护蛮横不讲理租客、坑蒙拐骗被吊销执照的中介公司的安身盾牌。这无疑构成精彩的反讽效果！无奈之下，新房成了庞家玉无法诉说的一块心病。她只好动用黑白两道的势力，最后在黑势力“国舅”的野蛮介入之下，才成功收了房。

在这起唐宁湾新房的“葫芦案”事件中，可看出蛮横无理的世风成为常态，冷漠荒凉的世道成为了常理。社会诚信已经消失，理性主义已经缺席，道德伦理已经崩塌。在荒诞的世界唯有以荒诞的手段才能制服荒诞的闹剧。法律已沦为一纸空文，流氓才是捍卫合法权益唯一无二的手段。

二、人物群像：都市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

戴维·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说：“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总体特征各不相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个体遭遇的痛苦及其救赎的方式造成了不同的艺术形式。”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物质日趋丰富的时代中，人们的精神却日渐迷失。在社会环境的畸变中，人们或是挣扎或是沉沦或是堕落，各个人物的内心都不同程度出现异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困境：孤独、抑郁和扭曲，对人性的怀疑，从而对人生产生了幻灭的倾向。

1、 王元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殉道者

王元庆曾写道，“月亮下的金钱，从未使忙碌的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王元庆虽不是谭功达的亲儿子，却继承了谭功达追寻乌托邦理想的疯狂因子。他也走上谭功达的创建乌托邦的理想之路。他曾想建一个“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花家舍公社，可却与合伙人张有德的想法背道而驰，张有德是想把建成一个高级的风月场所，成为赚钱的“聚宝盆”。

当利益发生了冲突时，王元庆遭到合伙人的打击和变相的报复。先是莫名其妙遭到不明人物的毒打，被警察逮捕并关进监狱。当他向张有德妥协时，张有德奉劝他说：“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这句话直接道出时代的黑暗与疼痛的症结。

王元庆后来无计可施，重新找了一块地，把它建造成一个精神病院。他自诩为这个世界唯一“正常的人”，可精神病院落成之后却是第一个住进去的人。

他是建造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追随者。当现实与理想相碰撞时，他毫不犹豫想凭一己之力去改造这个物欲横流、利己主义盛行的畸形社会，却只能被丧心病狂的大众、黑暗社会围攻狙击，当理想主义破灭后他只能自我放逐。他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也揭示了商业社会对像王元庆一样的反抗者的有形戕害。

• 2、以徐吉士、陈守仁为首的堕落者：都市社会里分裂异化的人

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徐吉士和陈守仁都是端午的诗友。徐吉士当年是“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如今却沉浸在肉欲当中，恨不得全天下的美女都供他享乐。

陈守仁在湖畔建立起自己的庄园“呼啸山庄”，聊着养生之道，追求雅致的生活。可背地里却是对见面还不到24小时的远方侄女绿珠“摇尾求欢”，就在厕所里堵着她并宣称“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人销魂”。

曾经诗社社长宋惠莲从一个崇拜诗歌的单纯天真少女摇身一变成为衣锦归乡的“海龟”。大贬国门，却又挂着国门的行头在国外谋生。她变成一个精明市侩的商人。

被功利社会分裂异化的还有许多人：警察唐燕升坦言刑警的本质等同于收尸队；特需病房的主任李丽霞自称是“死神的使者”；大流氓国舅冷小秋却成了主持正义的“房子拆迁能手”。

在利益至上的市场化经济中，《春尽江南》当下的都市社会不止是整体的乱象横生，甚至曾经的知识分子都放弃了道德操守，在世俗功利时代中追名逐利、狼狈为奸。屈服和妥协成为了常态，无论是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的追求都失去了自我，或迷失或沉沦，或堕落或毁灭。

• 3、庞家玉：既是时代的追随者，又是生死，焦虑的回归者

如果说李秀蓉是对诗人充满崇拜的浪漫理想主义少女，希冀着过诗情画意的生活。那么从将名字改成庞家玉，也意味着“改掉一个时代”。庞家玉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追随者，因为“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她原本学的专业是船舶制造，可她从未想过从事跟专业相关的工作。她摆过地毯，倒卖衣服，也拒绝谭端午安排编辑的工作。

因为她已在高人的指点下，自学法律专业知识，审时度势地成为一个律所的合伙人。她事事要强，人生信条是：“一步也不能落下”。在她不断的努力之下，贫穷的家庭慢慢步入了小康家庭。

她不断努力，害怕被时代抛弃，可却又不得不沉沦在这世俗的肮脏之中。她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既厌恶扭曲的人性及失序的道德规范，却又在唯利是图的社会中蝇营狗苟，虚以委蛇。她为了金钱而违心为不法之徒辩护，可又对弱势群体报以同情。

心中仅存的正直与善良又不断撕扯着她敏感的神经。她只得通过沉浸在肉欲的快感中来获得暂时安宁，出轨陶建新，来释放紧绷的神经，来获得心灵暂时的平静。可她过后她又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为了儿子能上重点学校，且进入所谓的“龙班”，她甚至给教育局局长送钱，从事不可告人的权色交易。为了儿子得到特殊的·待遇，她费尽心思给老师送礼物。为了让儿子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出类拔萃，以后能出人头地，不要成为像丈夫那样“烂掉的人”，她不断逼迫已经有自闭倾向的儿子。在“成绩高于一切”的班主任的建议下，更是放走了陪伴儿子七八年、视为命根的鹦鹉，害得儿子差点精神崩溃。

她失败的教育理念，错误的价值理念。只能通过伤害的手段，强迫儿子进入她所谓的“顺应时代”的庸俗的现实轨道。

庞家玉注定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俗之徒。她生的焦虑烧灼着她，让她变得敏感又易怒。她虽是时代的追随者，可却在人性的“堕落”中挣扎，不愿就此沉沦。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当中写道“前意识系统与潜意识系统是彼此冲突的，症状是使冲突暂时告一结束的妥协产物······如果来自前意识的精力倾注一旦停止，潜意识兴奋所能释放的一种情感（作为已经发生的压抑的结果）就会有一种危险，即只能体验为像焦虑那样的痛苦的情感。”

庞家玉正是被这种焦虑的痛苦所击中，她经常出现歇斯底里的咆哮和无法抑制地失控。她可以因为一只虎皮鹦鹉，可以是一个PSP游戏机，也可以是一把脱落了手柄的铲子，为此她可以对儿子恶语相向，事后又无比懊悔！

死亡是净化灵魂的最好方式。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时，她终于跟自己和解，又变成了那个怀抱理想的李秀蓉。儿子的成绩、丈夫的颓废、与生俱来的屈辱在死亡面前变得不再重要。生的焦虑、死亡的通知书让她无须再去紧紧跟住利益熏心的时代的脚步了，她跑到曾经的对立面——20年前招隐寺穿着敏感“隐身衣”的李秀蓉，再也不用做“铜墙铁壁、无所不能”的庞家玉。

她踏上一直想去的梦想之地——西藏，那个净化灵魂的诗意栖息之地。虽然她最终因为病情发作而未到达，可是在前去的途中，她做了一个又一个断断续续的梦。梦中她变成了陆秀米，又进入了姚佩佩的境遇。她生命的最后惊奇地又宿命般走向乌托邦梦想之地，生命回环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圆环，从而揭示一个道理：生命不息，理想不止。

• 4、谭端午：置身于风暴中心的失败者，同时又是处于风暴之外的多余者

如果说 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摘自《春尽江南》）

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个硕士，是小有名气并深受女人追捧的诗人。在招隐寺跟未改名为庞家玉的李秀荣有过一段露水情愿。一年零六个月后宿命般地相遇、结婚。可在结婚的当天他就想着离婚。

谭端午同样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用庞家玉的话，他是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他所有的努力，就是努力活成一个“失败者”。当年意气风发的诗人在跟硕导闹翻之后，就流落到了“鹤浦矿山机械厂”。后又受不了最终托关系去了“鹤浦地方志办公室”。

他一方面拿着只够抽烟的“两千元”的薪水，窝在地方办公志浑水摸鱼，聊此余生。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在世俗的生活中沉沦下去，所以他沉浸在音乐和写诗的世界。他喜欢古尔德的钢琴曲，喜欢巴赫的平均律，他始终愿意在莫扎特和海顿中“堕落”，活成“烂掉的人”，他喜欢一切失败者。

他观察着并注视着周遭的一切。曾经崇拜着自己的妻子如今事业有成，上进心强，早已将他远远甩在身后；曾经的诗友陈守仁已经是一名富商，在“呼啸山庄”坐地为王，来来往往都是非富则贵；另一个诗友徐吉士已是鹤浦晚报的副主编，后又为去人大还是政协而烦恼。毫无疑问，谭端午是这个追名逐利的社会中一个失败者。

对于儿子，他没有像妻子庞家玉一样把成绩及名次看成衡量一个优秀生的标准！对于地方志一无所知的“关系户”的同事，他淡 然处之。对于妻子的出轨和 徐吉士的糜烂生活，他既不鄙视也无批判。他只是冷漠地对待，如同局外人一般。他业余的爱好和追求是研读《新五代史》，并坚持写已没落的诗歌。

80年代，“诗人”不仅仅 是一种身份和荣耀，但荣光消失之后，他不屑于钻空子、走邪门歪道，也不懂得抓住时代的脉搏“乘风破浪”，更不会顺应时代积极入世成为“弄潮儿”。只因他不愿做鲍老师口中“蒙着眼睛”的驴去拉磨。他固守着内心的净土和知识分子的理性。

在繁琐世俗中，他学会片刻抽身；在奢靡浮躁的风气中，他依然淡泊从容；在物质横流中，他独守个人净土！他虽处畸形的社会环境，他依然保有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栖居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冷眼旁观世态人情。

三、回归——呼吁时代精神的昂扬奋进

格非说，今天这个时代，老成、狡诈，我们不可能轻易驾驭它，对个体而讲，今天是个强大得多的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端午要面对的挑战肯定比秀米和谭功达更孤绝。正因为如此，他的坚持才更有价值。

因此格非给《春尽江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谭端午戒了烟，也读完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开始写小说，故事的开始是普济的小农村。并将20年前留给李秀蓉的诗《祭台上的月亮》续写成了长诗《睡莲》。

这表明了诗人不再只沉浸在个人的净土，他将完成自我身份的回归和责任担当，不再躲避，不再成为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只要知识分子的高举理性的旗子，将人文情怀延续下去，乌托邦的精神就永远不会消失。

就如学者洪治纲说，就《春尽江南》而言，格非并不是想高举乌托邦的大旗，与失序的现实进行唐吉诃德的战斗，而是要通过一些令人敬畏的人物，质疑我们日趋荒漠的内心生活，并传达梦想对于我们的重要。

绿珠也从云南龙孜到了鹤浦，准备在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当老师，过一种踏实而又朴素的生活。精神病院被拆迁了，王元庆也回家生活了。

都市社会的乱象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乌托邦”的理想终将开始下一个轮回，知识分子的追寻永远都在路上。“江南无春”的时代困境这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重新高举理性科学的昂扬的时代精神，“春风”终将又会“绿江南”。

浅谈《春尽江南》的女性形象：欲望、现实、净土

前言：

格非曾说过：“物质意义或者物理意义上的社会变化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当然是精神史，或者说心灵的反应史。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都会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阴翳。在改革开放的30年来，我一度悲哀地发现，似乎很难透视物质层面去观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不管我们的反应是多么麻木而迟钝，也不管这种反应是多么的微弱，我认为它是存在的。”

对于格非来说，历史与现实、乌托邦的意义、人的生存意义及精神困境一直是他思考的命题。在《春尽江南》中，他更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实。

自《欲望的旗帜》转型后，他笔下创作的女性形象更丰满动人，又明晰具体。而在《春尽江南》的女性形象更加出彩，将都市社会之下的女性面临新的难题揭露出来。不同女性的形象也是整个精神史书写及分析中重要的一环，代表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

笔者将通过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所提出“本我、自我、超我”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春尽江南》中的女性形象。

一、人格分析理论的阐释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心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当人的某些本能欲望与社会规范产生激烈的冲突，那些被压抑与心灵深处的欲望和动机就构成了人类的潜意识，它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

基于这些意识层次理论，弗洛伊德又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这个结构模型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

本我，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是人最为原始的、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反映人的生物本能，遵循享乐原则，是“原始的人”。

自我，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是人格的心理面。此时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在世界的思想。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遵循“理想原则”，是“道德的人”。

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是处于一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得到解释。

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下的女性群像

1、从“本我”的人格来分析：以“欲望的化身”为代表的女性

察·高吉迪曾说:“人一旦成为欲念的奴隶，就永远也解脱不了。”

正因为今天的牺牲都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春尽江南》

格非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类型多样，她们并非天生面目可憎，有的天真可爱，有的明艳动人，有的富有才情。可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却无力自持并深陷其中，最终因为自身的局限被迫屈服，被物化、被工具化，走向“堕落”的人生。

• A、在物欲中不可自拔的“本我”：小史

谭端午在地方志办公室的同事小史在文中是一个“本我”的状态存在的。她最大的梦想是在鹤浦开一家饭店。她对端午颇有好感，明知端午已是有妇之夫，还多次暗示并引诱他。小史曾赌咒发誓，如果有人肯出钱给她开一家饭店，她一定要嫁给他。

明知上级冯老头对她起了非分之想，她也吊着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让她“梦想成真”的可能机会。

恰如基辛格曾说，“权势是最好的春药”。而对小史来说，“财力”“开饭店”就是最好的春药。当她在庞家玉的答谢宴上就勾搭上财大气粗酒楼秃头老板裴大椿，全然不顾对方已婚，且在初次见面就“将自己交了出去”，只因裴大椿允诺给她在窦庄开一家饭店。她深信对方会为了她而离婚，明知自己只是裴大椿“收藏赝品之一”，还是不顾道德伦理而深陷其中。

正如谭端午所想：“尽管女人没有赝品一说，但贬值的速度也许比赝品还快。”对于小史的结局，小说没有呈现出来，可似乎预见她终将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为了满足自身的物欲——开一家饭店，她放弃了女性个体尊严，将自己物化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丧失了健全的人格。泛滥的欲望、滑坡的道德、扭曲的价值观，终将让她走入悲惨的境地。

B、在权势中深陷沉沦的“本我”：李丽霞

"欲望的化身"的典型代表还有医生李丽霞，虽是知识分子却是在紧跟时代的步伐，行走在欲望的深渊里腐烂了的女性。

李丽霞，她是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特需病房护理部的主任。虽然从事神圣的事 业，却自称是“死亡的使者”，当她霸占了庞家玉唐宁湾的新房，面对庞家玉私下协商却置若罔闻，并反唇讥讽，“屈死不诉讼”。

法律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在这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她无所畏惧。只因鹤浦有权势的人都要在她那儿看病，而她似乎掌管他们的生杀大权。她在权力的顶端为所欲为而肆无忌惮。

法律没让她妥协，良知没让她醒悟，暴力与野蛮却让她退缩且妥协，她迫不得已交出房子。为此她诅咒家玉终将死在她的手上，当家玉确诊为末期肺癌时，她如同中了大奖了一样，对将死之人庞家玉百般凌辱，以泄兽性私愤。

同情心及同理心已然荡然无存。她事后向家玉祈求原谅，只是害怕家玉死后冤魂纠缠，自私胆小的她“无力承担作恶的后果”。

在都市社会中，女性不再拘囿于庭院，她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可却更加容易陷入欲望和贪婪的深渊。理性缺席失范、道德滑坡堕落，充斥着现实的生活，侵蚀着人们的灵魂。

身为公务员的小史不提升专业能力却为了“成为饭店的老板”甘心沦为小三、情人。救死扶伤的医生李丽霞利用职务的便利，自称“死亡的使者”，玩弄权力。曾经是诗人社长宋蕙莲成了衣锦还乡的“海龟”却活成了“捞钱”的小贴士。身为教师的鲍老师却试图将学生培养成“功利主义”且“蒙着眼”的驴的接班人。

现代女性不再是被愚昧、无知所扼杀。可在以世俗功利为能事经济化的社会中，受社会观念转变的催化，奋不顾身地跌向欲望的沟壑。她们早已抛弃了理想主义的道德信条，成了腐烂在伦理上体系上的蛆虫，以维护自己尚未被窒息的最后一点点原始的生命力。这揭示了当下都市社会中当下女性的精神状态：信仰缺乏和理想的缺失。

• 2、从融合与重构的“自我”的人格来分析：以“现实的归宿”为代表的女性

斯贝尔斯曾说：“追求世俗成功的人之所以追求，是为了发展她的生活的种种的条件。”

王元庆曾写道，“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春尽江南》

• A、“超我”的李秀蓉：短暂的理想主义者

庞家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母亲在她五岁时去世，从此成了她钱包里一张停留在29岁的小小的照片里。父亲嗜酒如命，母亲去世后，第二年就搬到了邻村一个年轻的寡妇家里，通过人工受孕生了一个儿子。家玉在幼年就深受冷眼与呵斥，遭遇被抛弃的痛苦。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自打我出生起，耻辱就一直缠着我不放，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曾说：“出生是焦虑情感的起源和原型”。

庞家玉一直想摆脱生存焦虑与被抛弃的命运。

她崇拜理想，崇拜诗人，也崇拜着身为诗人的谭端午。当她在招隐寺准备追随崇拜者谭端午时，可她现实的归宿却只是诗人的一夜露水情缘，成了诗人的祭品，惨遭抛弃，成了理想主义的献祭。

为了改变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抛弃”的命运，不再被父亲抛弃，不再被情人抛弃，更不想被时代抛弃。她毅然将原名“李秀蓉”改成“庞家玉”，这种改变意味着她“改掉了一个时代”。

“李秀蓉”的她是“超我”的状态，是理想主义者，活在少女的怀想和奉献的怀抱中，愿意为追随理想献身献心，成为牺牲者。

• B、融合后“自我”的庞家玉：时代的追随者

更名为庞家玉后，她是“自我”的状态，是现实的人。她努力去适应社会，并去迎合社会，成为时代的追随者。她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资本与权力”的运作体系，成为一名精英律师。她拒绝谭端午给她在《鹤浦文艺》谋得的差事，“她已经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为了在时代里“乘风破浪”，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她不得不附和功利至上时代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她不得不为一个丧心病狂的富家子辩护，只为父母不惜倾尽家产来救儿子的命，而她能得到丰厚的辩护费。那位富家子视人命如草芥，只因怀疑妻子与其上司有染，却在风雨之夜凶残地连杀7人。

她却对上当受骗签了劳务终结合同、过后只给少得可怜的赔偿补助金的老大爷的案子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为聪明人都知道这浑水趟不得。

为了夺回被抢占的房子，她专业的法律知识却只能成为谋生的工具，毫无用武之地，最终只能借助大混混的势力非法夺回房子。为了让儿子进入“龙班”，她只能从事权色交易。为了配合老师的要求，她不得不放走陪伴儿子七八年的鹦鹉，亲手毁掉儿子的童年。

丈夫的颓废、儿子的成绩、婆婆的阴鸷、生活的焦虑、时代的步伐这都烧灼着她敏感的神经。哪怕她深谙这个社会的定律是“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

她遵从“自我”，衡量社会的规则及自己的需要，不断衡量不断调适自己去适应社会的步伐。可却又与她的道德感相违背，跟她与生俱来又尚未泯灭的“敏感”格格不入。

又想从“本我”享乐主义原则来寻找突破，追逐一切并努力得到想要的一切。从服装到化妆品，从房子到车子，让落后贫穷的家庭步入小康家庭。她甚至强迫儿子走近庸俗的现实的轨道，渴望儿子以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成功”，决不能让儿子重蹈丈夫“失败”之辙。

她上发条式的努力和拼搏只为想让自己成为世俗眼中的成功者。可她只是时代的追随者，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俗无耻之徒。

无意识的冲动被压抑，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狭路相逢，自我认知被排斥被否定的痛苦，让她出现间隙式地崩溃跟无法抑制地嘶吼，并只能在肉欲的高潮中宣泄内心的渴望。

可在出轨陶建新时，“她甚至觉得端午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沉浸在一种既疯狂又悲哀的快意中”。可过后却只能迎接更深的痛苦，让她逃避不了的痛苦却始终如影随形，噬骨痛心，让她痛不欲生。

在畸形病态的社会里实现个人奋斗史而不被异化、被扭曲，那是不可能；而与之拒绝或反抗，都只能走向失落或癫狂的结局。而这时她得了肺癌，她肉体虽消亡可灵魂却被拯救了。

死亡是她最好的归宿，也是净化她的灵魂最好的方式。

• C、重构后“自我”的庞家玉：生死焦虑的回归者

博尔赫斯在《永生》这样写道：“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他们为自己朝露般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张脸庞都会像梦中所见那样模糊消失。”

人类的生命正因为有“挽歌式”的意味，才足够庄重严肃。死亡的通知书让庞家玉正视自己“耻辱的一生”，让她卸掉“无所不能”的金刚装备。这其实是“自我”的成长， 让她尚未完全丧失道德的庞家玉又变回那个有“少女怀想”的李秀蓉。

“西藏之梦”的朝圣之路是庞家玉走上“人性”的回归之路，她又变回了敏感纤细的李秀蓉。正如文本中徐景阳这样评价庞家玉：“家玉情感太纤细太脆弱了”、“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会掉眼泪”。她的禀性一直没变过。

她是这个功利时代的祭品，以孱弱的身躯检视并承纳了现实的污浊，用神圣之爱及“回归人性”的死亡唤醒了谭端午属于知识分子那另一半的灵魂。端午开始书写小说，小说的故事就是“普济”这个“乌托邦”的起源之地，他笔下的文字都带有“家玉式”的慈悲。

由此得知，庞家玉身上具有双重属性，她在“本我”和“超我”的不断冲突中挣扎，并在融合和重构中的“自我”中成长起来。她既不愿在物欲横流中彻底放逐欲望，被异化、被物质化，又恐怀抱超脱时代的梦想被遗忘、被抛弃。她在走向死亡的朝圣之路，其实是在走向“人性”的回归之路。

• 3、从“超我”的人格来分析：“精神的净土”为代表的女性

朱元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提到，“忧郁”本身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是伴之以痛苦的情调。

绿珠是以“超我”的状态存在的，她是作者理想人物的化身。她才华出众，博闻强识，包里装着《史蒂文斯诗集》，随口就能背诵翟永明的诗。她的身上有当代知识分子悲哀的气质。

她为人慵赖，看破人生。她对这个功利的社会与畸形腐烂的人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原文这样描述：

“她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着携带的悲哀。她说，自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透了。”

她曾想出家，以此来逃脱知识分子的困境。清醒的认知让她异常的痛苦，她必须随身携带着抗忧郁的药片。她拒绝一切体制的束缚，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更不向任何诱惑屈服。面对“姨夫老弟”的乱伦行为，她敢采用“大声呼喊并报警”的方法来反击。

她同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从一而贯彻到底。前期她离家出走，浪迹寺庙。中期她不但醉心于动物权益的保障，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而且投身于“香格里拉的乌托邦”，致力于生态保护、农民教育以及乡村重建。

这不但是绿珠试图建造一个诗意的栖息地，还是她给自己开一剂自救的“世外桃源”的文化偏方。

当然，在物欲横流的末世中，乌托邦式的白日梦是无法实现。当她意识到“诗意栖居地”无法问世，她决定从现实中找回自我，回到人的精神深处，回归自我。

正如梅兰所言，“个人如何从名利、欲望、梦想等一一解脱剥离出来，剩下生命朴素平淡的面貌和存在。”

绿珠决定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在鹤浦的一家幼儿园当一名教师。

在畸形的商业社会中，绿珠是在对大自然关怀中自我拯救的。除了恪守内心的净土，她也始终坚守着乌托邦的理想，寻觅着并建造一方人间净土。但当这一理想与金钱至上的社会碰撞碎裂后，她还依然保持这理性和清醒，不绝望不妥协，依然恪守内心的道德底线。虽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抛弃，但在抛弃的地方，她开始和自由相遇。

正如学者张清华说道：“精神层面的荒芜和毁灭，的确是一个事实，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反省，不光是社会、历史，还有自身的生活和意义。”

没错，我们除了在物质丰盈的时代高举理想和理性的旗帜，对于“自身的生活和意义”确实得开始反思。

三、时代的更迭，现实的反思

波德莱尔曾高喊：“透过粉饰，我会掘一个地狱。

格非对于当代的女性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新的悲剧，并没有作任何粉饰，而是直接进行披露。他用一种独特而又冷静的目光审视社会历史的变迁及女性精神生活的演变过程，并对当代女性精神困境进行反思。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都市社会中各类女性的精神困境。看到像小史、李丽霞一类的女性在欲望中自我放逐、人格扭曲、道德沦落，并自甘堕落。看到像庞家玉式的女性在生活中被重塑，身不由己又无可奈何，沉沦中求生，挣扎中“人性”回归。也看到像绿珠式的女性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恪守内心的道德底线，保持理性和清醒，坚守“乌托邦”式的理想阵地。

格非曾说过，“写作使我加深了对世界或存在本身的了解，只有在写作中，世界的混乱不堪的图景才会暂时变得清晰起来。”

格非对当下社会女性的精神困境有独到的认识和透析。在物质丰盈的时代，相比以前，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可女性又遇到新的难题，特别是女性的精神世界。如何在时代的桎梏中紧跟现实的步伐，让女性身上的闪光点一代代更好地传递下去，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素养的提高等等问题都给读者有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作为绿珠式的高洁坚守和乌托邦式的人生理想还是太过单薄、片面性，彻底扭转社会坏境畸变的惨淡现实，进行精神重建，让人们重新沐浴在理性主义的光辉才是根治之法，才能让当代的女性拥有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