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原创】重读《三里弯》


作者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出身贫苦家庭。1925年考入山西省长治市第四师范学校初级班。求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学影响，开始试写新诗和小说，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毕业后任过乡村小学教师，1929年被捕入狱，1930年春出狱。以后便在太原、太谷等地辗转求生，间或为一些报纸副刊撰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治、阳城等地的牺盟会工作。1939年至1940年间编过三个小报副刊。1943年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后到华北新华书店工作，任《新大众》主编。解放初期进北京，曾任《工人日报》记者、《说说唱唱》主编、《曲艺》主编、《人民文学》、编委。1953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1964年调到山西省文联。“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黑作家”，惨遭迫害致死。赵树理一生提倡大众文艺，并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优秀作品，在国内外广有影响。作品题材多反映中国北方农村生活，故事性强，语言朴实生动、幽默活泼、刚健峻拔，“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认真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针最有成绩的作家之一。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便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小说问世。解放以后，他又创作出不少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人民文学》1955年1—4月号)及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 “锻炼锻炼”》 (1958年)、《套不住的手》等10余篇。并有《赵树理小说选》 (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赵树理文集》 四卷 (工人出版社1980年) 问世。

《三里湾》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围绕三里湾农业社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工作，描写了三里湾旗杆院周围的王玉梅与马有翼一对中学毕业的新农民男女的爱情，写了王玉生与范灵芝的爱情，以及“糊涂涂”、“范登高”、“一阵风”、“能不够”几个旧式农民家庭的变化，借此揭示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这场变革在农村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同时在自然环境描写上突出了山西农村的特有风光，且对山西农民的吃住穿戴，起居往来，婚丧嫁娶等民俗人情都有着精致描绘。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一般分为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但就主题及文本形态而言，他的作品却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内在一致性。大致可分为几个序列：其一是《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等涉及家庭婚姻主题的小说，其一是《李有才板话》《地板》《邪不压正》《“锻炼锻炼”》《卖烟叶》等“问题小说”，其一是《孟祥英翻身》《福贵》《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人物传记，另一则是《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及未完成的《灵泉洞》等表现较长历史的长篇小说。这四个序列大致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四种类型和基本要素(“家长里短”、社会问题、人物传、历史叙述)。他在《三里湾》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的想象充满了激情，由此而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纯净的如诗如画的美丽场景：“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机正在锄草……”

　　意识到赵树理整个作品序列在主题与文类形态上的反复性，便应当意识到赵树理的创作并不可以用“赶任务”“图解政治”等一言以蔽之，而有着这一作家自身知识、经验、精神结构、文学观的内在稳定性。事实上，不止小说，赵树理的戏曲创作也有着相似的稳定性。赵树理称自己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他的一生都与上党梆子这一地方戏曲关系紧密。从反封建迷信到表现合作化运动，赵树理的戏曲创作常常与文学创作互为表里，相同的主题会同时在小说和戏曲中得到反映。考察赵树理文学，如果忽略了对其戏曲观和戏曲创作的考察，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这种文学形态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赵树理的戏曲与小说、小说与小说、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创作主题之间的这种反复性，及其呈现的整体结构性，提示给人们的并非仅仅是赵树理在作家论意义上的独特品性，同时也显现出了赵树理置身的当代中国历史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内涵。

　　在赵树理全部作品中，具有统摄性的也最为他看重的，可以说是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它涵盖了几乎所有赵树理创作的基本要素。

　　作为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当代长篇小说，《三里湾》的主题无疑可以纳入“问题小说”序列。赵树理称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为配合中国革命“新的历史任务”，即“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其主要内容被概括为写“农业生产”。而小说侧重表现的六位年轻人的离婚与结婚，王、马、范三个家庭的分化与重组，则无疑延续了《小二黑结婚》《登记》等的婚姻家庭叙事主题。正是后一层面，使得这部写“大事”的小说，充满了乡村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和喜怒哀乐。同时，这部以写“事”为主的小说，也不乏重要人物形象和呈现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人物类型。但是，这些人物，既不是经典现代小说中的个人化主体，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毋宁说更接近赵树理从孟祥英到陈秉正的笔记体人物序列。小说所赞赏的主要人物，其形象总是在事件发展、外在行动、人际交往、趣闻轶事、乡村闲话甚至插科打诨之间确立，而不存在一个基于人物内心活动以透视世界的叙事支点。与这些要素相关，“时间”在《三里湾》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小说叙事的起承转合和大的结构单位，都由明确标示的日常生活时间来确认。“转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种大历史想象，与乡村生活世界的具体时间融洽地统一在一起。这使得小说叙述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一个与大历史共振但却保有自身节奏的特定的想象空间。

　　《三里湾》的这种“集大成”性并非偶然。它在赵树理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是赵树理调集所有经验、知识、理论和文化储备而有意识地制作的一部“文学”巅峰之作，是他对自己的乡村经验、文学观念有着双重“自觉”的产物。《三里湾》中的人物设定主要有“中间人物”和“先进人物”两类，无论哪种类型的人物的塑造都充满乡土色彩。《三里湾》中的范登高、袁天成、“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都属于“中间人物”。赵树理热衷于为他笔下的“中间人物”取绰号，绰号的使用令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通过外号可以迅速判断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极具民间色彩。

村长范登高叫翻得高，这与他名字的谐音有关，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人家才叫他翻得高”，建立互助组时，范登高在斗争中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后来大组分小组，换得了两头骡子，于是开始雇工跑买卖，做小生意的时候，与他利益冲突的行为他会坚决反对。他反对扩社修渠，反对加入合作社，由从前的先进分子变为现在的落后分子，还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有时他又很圆滑，显示出老干部的精明。不想入社，便拿出了自愿原则。小说中“常有理”、 “惹不起”、“能不够”等落后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使小说内容丰富，饱满而富有张力。如小说“惹不起遇一阵风”这一部分，就生动地刻画出“惹不起”和“一阵风”的形象，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乡村场景图，语言通俗，特点突出，栩栩如生。
相交“中间人物”而言，小说中的先进人物却没有那么精彩。小说中先进人物有王金生、王玉生、王满喜、马有翼等。先进人物的代表当属王金生，小说把王金生放在正面人物的核心地位来塑造的，王金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显示了他一心为公的特点，小说中千头万绪的矛盾都直接、间接地和他发生联系，因此王金生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但作者在情感态度上缺乏对人物内在心灵的深入体验，造成这个人物缺乏性格化的表现。王金生并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是一个泛泛意义上的“先进人物”，也难怪有论者批评《三里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单调、苍白。而这不应该是作者的失误，而是有意弱化政治立场。王金生在三里湾有着多重身份：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他是“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一政策在三里湾的代言人；作为党支书，他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言人；作为村民，他又是土生土长的三里湾人，与三里湾的村民有着无法割裂的地缘亲情。王金生复杂身份的体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金生的政治身份使其成为三里湾改革的代表，但小说中却并没有描述金生大刀阔斧改革的场面，更多的是一种委婉劝导，这是地缘身份使然。作为土生土长的三里湾人，面对既是同乡又是长辈的范登高，金生在处理起来难免存在犹疑和避让，这更是人物乡土性的体现。　　在乡村经验自觉这一层面上，《三里湾》尽管也带有“问题小说”的特点，但它写的并不仅是那些已经有了确定政治方案的“群众工作”中的某个环节问题，而涉及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一整体性方案本身的现实可能性。传记提到：“关于合作化的争论，似乎左右着《三里湾》的创作构思。《三里湾》创作的准备始于1951年，赵树理到晋东南地区农村展开调查，那里正在试办农业合作社;1952年，他又主要到山西平顺县川底村、武乡县监漳村等，亲身参与当地的合作化试验。以这种经验为基础，完成了小说《三里湾》。以恋爱、婚姻来结构故事是赵树理一以贯之的叙事模式，这在《小二黑结婚》《登记》等小说中均有表现。然而，此前小说从未像《三里湾》一样把个人的情感归宿与时代的要求、人生道路的选择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致于很多熟悉赵树理的读者都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变化，也让夏志清、贝尔登等误读赵树理的西方学者有关“故事写得笨拙”“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等言论不攻自破。对于这个问题，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并未涉及，只是在“写法问题”一节中重申了自己创作的主观意图：“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但在具体谈及写作的粗细问题时，赵树理认为：“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或连接作用的不妨粗一点。”这也就从侧面揭示出情爱描写应该是《三里湾》情节结构的主线，也是文本思想主题得以呈现的重要载体，即所有影响到“开渠”“扩社”等生产关系调整的矛盾与斗争，都将通过情爱的归属问题得以搅动与平复。

问题是赵树理颇费思量的情爱描写在小说出版后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俞林认为：“用不够真实的大团圆的结局把斗争简单地做了解决。这不能不成为小说的最大的弱点。”更具挑战性的是署名“一丁”的一位作者，他在《三里湾》出版之后，写了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读〈三里湾〉有感》，请赵树理审阅。赵树理读后说：“有见地，代表了一些小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些人在这方面已经有评论了。不过你的还比较实在些。”在《论〈三里湾〉》一文中虽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作品中的情爱问题，但还是流露出对这种观点的某种认同，“虽然人们也指出了这是‘缺乏爱情’的恋爱表现——正寄托了他的热烈的理想，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合作化以后对文化、技术和知识的渴望”。对此，赵树理专门著文予以辩解：其一，对于“有爱情的爱情描写”，“这种写法，目前我还写不了。因为在咱们农村，尽管解放多年了，青年们都自由了，但在恋爱、婚姻上还不能像城市那样开放”。其二，“农村的青年人很忙，即便是自由恋爱，也没有时间去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硬要那么写，那就不是三里湾了，而是长治、太原、北京了”。其三，“文学创作，在技巧上要高于生活，但不能脱离实际……你让有翼和玉梅拉住手扭扭秧歌还可以，你让他两人去跳‘步步高’、‘快三步’就不行”。这里，赵树理对乡村恋爱、婚姻的解析是理性的，但赵树理可能误读了俞林和一丁的文意。按我的理解，俞林、一丁所言的“不真实”或“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显然不仅仅是指小说缺乏一些现代爱情场景的描写，更多侧重的是《三里湾》中爱情描写的某种失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