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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我的老师初一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1 04:26

作文我的老师初一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我的老师”的初一作文，并附带了写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希望能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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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题目：我的老师"
在每个人的学生生涯中，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老师。他们或严厉，或和蔼，或博学，或风趣，但在我心中，有一位老师，她的身影格外清晰，她的教诲至今仍回响在耳畔。她就是我的初一班主任——王老师。
初入中学，一切都是新鲜又陌生的。面对全新的环境和学科，我感到有些迷茫和胆怯。是王老师，用她那温暖的笑容和鼓励的话语，为我点亮了前行的灯塔。她的课堂总是充满活力。不同于小学老师平铺直叙的教学方式，王老师常常运用各种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比如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将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有趣。她讲解课文时，声音富有感染力，仿佛能将我们带入文章所描绘的世界。记得有一次学习文言文，很多同学都感到头疼，句子读不通，意思也理解不了。王老师没有批评我们，而是耐心地逐字逐句地讲解，还结合历史背景和故事，让我们不仅理解了文意，更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在她的引导下，我逐渐爱上了语文，也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
王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关心我们，在生活上也像母亲一样照顾着我们。她总是细心地观察着班里的每一个同学，

小学生作文之73—我的老师

她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姓杨，我们都叫她杨老师。她个子高高的，有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白里透红的皮肤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每当她讲课到精彩处时，那双大眼睛就忽闪忽闪好像会说话一样，可是遇到同学上课不遵守纪律时，那双大眼睛又好像充满怒火似的。

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可她给我们上课却一点也不枯燥，还非常生动有趣。一次她在讲述《中华美食》时给我们看了许多地方特色美食的图片，有小鸡炖蘑菇、麻婆豆腐、豌豆炒茄子，还有我最爱吃的北京烤鸭，看得我直流口水。

她对我们写字要求非常高。记得第一次写字时，有些人写得非常漂亮，有的写得很丑。有一个同学把写好的本子交了上去，杨老师看了后大发雷霆，一下子把那个本子扔到了外面，大声说：“这么难看的字你还交上来，给我重写！”这场面太震撼了，大家都吓了一跳，因为杨老师平时都笑眯眯的，我们对这样的杨老师都感到有些陌生呢！

她还很关心我们。有一次电灯出现了故障，发出了耀眼的蓝光，我们都非常好奇，纷纷抬头往上看，杨老师马上制止了我们，因为这种蓝光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紧接着她就把我们带出了教室，又找来隔壁班的钱老师一起修理好了电灯。我非常感动，这件事又让我们对杨老师有了新的认识。

这就是我班大名鼎鼎的班主任——杨老师。

我的初中老师们文/崔金山

我的初中老师们

文/崔金山

1975年春，我终于上了初中。尽管没有出村，但总算走出了小学。

我们的初一，是与党家庄村的同学一起上的。党家庄是个大村，学生比我们村多多了，所以学生们就分为两个班：六一班和六二班。我分在六一班。

既然两个村的学生合在了一起，老师肯定也要合在一起。我们六一班的班主任是党家庄的，叫兰训子,教我们语文。数学老师也是党家庄的，叫王吉更。物理老师是我们村的，叫崔国秋。英语老师是北湖村的，叫周小娇。六二班的班主任是我们村的，叫崔新方，好像教我们政治。老师们都是交叉任课，共同培育着我们两个班大几十名学生。

班主任兰训子，听名字就感觉有点“训”人，人长得还真有点凶：高高瘦瘦的个子，黑黑的大背头下，长着一副长窄的下撮脸，特别是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一瞪特别瘆人，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对兰老师的印象，除了有点怕，就记得他讲过：六零年挨饿，我们班一个女同学的家人，因为吃杏仁而中毒身亡。兰老师教我们的时间不足一年，就弃教当了村干部。他辞教后，上边又给我们派了一位教语文的年轻女班主任。因为教我们时间太短，又不是我们本公社的人，我连这位女老师的姓名也没记住。

数学老师王吉更，个子比兰训子老师更高，长脸长鼻子，讲起课来看着和颜悦色，听着声嗓不高，但却极有威慑力。对于不听话的学生，他总是面无表情地、一套一套地给学生闹难看，让人听着脸上发热、心底发凉、不寒而栗。如果说学生们对兰训子老师是表面畏惧的话，那对王吉更老师就是从骨子里畏惧。王吉更老师教学水平很高，我的列方程就是跟着他融会贯通的。

千万别小看民办老师。民办老师是“文革”的衍生物。由于“文革”前期各师范院校几年没有招生，当时又是适龄儿童上学的高峰期，造成了全国普遍性缺乏中小学老师，从而诞生了“民办老师”这一挣着工分、教着学生的半农半师职业。这些民办老师，除了个别是大队干部子弟外，大部分都是学习比较好的初高中生，教学水平并不比国办老师差。1978年，灵寿中学招考第一届高二学生，我们在北洼社中上学的五个村的高一学生只考上了3个，而党家庄一个村的高一学生竟考上了5个。我们北洼社中的五位老师，除了政治老师外，其余都是“文革”前师范院校毕业的国办老师，而且还有两位老师后来去了灵寿中学教书。而党家庄的老师们，却都是王吉更、张宗芹（第一次上初一时教过我几天）那样的民办老师！王吉更老师一儿一女，更是在1978和1979年连续考上了大学，一个考入河北工学院（现河北工大），一个考入北京工学院（现北京理工）！

崔国秋是我们村土生土长的民办老师。中等个儿，长下巴，褐色眼仁儿，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很有特点。当时，他刚从教两年，但教学水平已经超越了我们村其他的民办老师。我数学方面的三角几何和物理方面的解析电路，就是跟他学的，至今难忘。

英语女老师周小娇长得很端庄，是我们公社北湖村的，嫁到了我们邻村南洼。据说，她是刚参加了县里的英语培训班后，就来教我们了。我们是本校第一届学英语的，课本还是借用的“广东本”，而其他课程都是“河北本”。那年我们并没有学音标，只是学了点“朗流柴门毛”“朗朗来福土柴门毛”等政治性语句。

那两年也真是风云变幻，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1974年的批林批孔还有着余温，张铁生的“交白卷”和黄帅的反潮流运动又接踵而来，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学习氛围又如云消散，学生们更无心学习，老师们也只得支应差事。

我们上一届有一个富农出身的东孙楼村李老师，教我师兄师姐们数学，每天上完课后照例给学生们留作业。第二天一上课，他就会先问学生们：“昨天留的作业完成了吗？”全体同学异口同声：“没有--”李老师也不生气，只说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抄抄也好。”于是就在黑板上写一遍答案，但学生们却无一人照抄一遍。

1976年春，我升入初二。学校还是我们村初中，只是教室往西挪了挪。同班同学也有很大变化，外村同学由党家庄的变成了南洼的。南洼是个小村，学生比我们村还少，所以初二不再分班。

那个时期，也不知是老师少的缘故，还是学生多的缘故，各村老师和学生经常被调来调去。初一时，南洼村的学生本来与北湖村和东孙楼的学生们一起，在北洼社中上学。但在升初二时，可能是社中的高中班太多盛不下初中了，就又把南洼、北湖和东孙楼村的学生下放到了其他村。南洼村的学生们来到了我们村，党家庄村的师生们只能回到本村。

我们初二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叫傅梅菊，北湖村的，教我们语文。物理老师还是崔国秋，数学老师变成了崔新房。初二又新增了化学课，老师是我们村的崔红林。南洼村也来了一个男老师，叫郑吉合，教我们政治。

1976年，更是个多事之秋。1月份周总理去世，开春又是反击右倾反案风，7月份朱委员长去世，8月份又是唐山大地震。地震后，学生们不敢在教室里上课，我们初二班就把课堂搬到了紧靠后岗的树荫下。每个学生从家里搬一大一小两个板凳，大板凳当课桌，小板凳就地坐。遇到下雨天，只能回家休息。9月份，毛主席去世，所有人都感觉像天塌了一样，学生们更无心学习。老师们可能有教学计划约束，反倒是该怎样还怎样。

傅梅菊是教我们的唯一国办老师，年岁与我父母差不多，戴着一副白框近视眼镜，留着一个最平常的刷刷头，讲起课来声嗓不高，却很有感染力。至今我还记得，在毛主席去世后，傅老师泣不成声地给我们讲主席一家6个英烈时的动人场景。傅老师对我一直很偏爱，记得有一次作文时，我编了个拙劣的顺口溜，却让傅老师在课堂上大加鼓励。

崔国秋老师多才多艺、很爱钻研。他教我们物理，自己也研究半导体，没事就在教研室里用电烙铁蘸着松香焊电路。每年冬季村里成立文艺宣传队，他是导演兼乐器伴奏者。那年秋天，崔国秋老师和崔书云老师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课后乐器培训班，但参加者只限于与他们家庭关系不错的学生。这也由此拉远了我与他们的距离。

崔红林老师是我五年级班主任崔常宝的弟弟。因为崔常宝当了大队副书记，村里就安排崔红林给我们代课。我们是崔红林教的第一个班，也是他初次讲化学。只记得他在讲化合价时，有个问题还是他与我共同研究后才弄明白的。崔红林老师也是多才多艺，我至今记得他把锣鼓简单架起来，摆成现代架子鼓阵式，反复练习架子鼓乐曲，并陶醉其中的模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锣鼓还可以一个人一起敲，既感到好听，又感觉好奇！

郑吉合老师看着眼睛不大，人却很聪明。政治课程本来很枯燥，但让他讲出来却很有意思。记得他讲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时，说黄金比重很大，沉得不得了，多么沉呀？他伸出双手，半伸开五指，好似掐着一个大铅球：“这么大一块金子，一个壮小伙子根本就搬不动。如果真搬起来了，千万不能撒手。为什么呢？”他眯眼一笑：“一撒手，就钻地里去了！”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

崔新芳老师是我本家的一个哥哥，个子高高的，很白很帅。印象中他肯定教过我，但初一时教什么课，初二时又教什么课，讲了些什么，我还真想不起来。只是根据推测，他应该是我们初一时的政治老师，初二时的数学老师。

初中毕业后，见得最多的就是崔新房老师。由于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即使我后来去了石家庄，回老家时还是会经常遇到他。十几年前有一次回去，却听说他去世了，真是感慨人生短暂。

我在县城工作时，与崔红林老师见面也不少。他应该是我们县师范的第一批毕业生，后来又当了多年的北关小学校长，在县城也算个知名人物。见得最少的是郑吉合老师。我在县城上班时，只偶尔碰到过他一两次。听说他早早转了正，还当过西关小学校长。

傅梅菊老师在教我们后不久就调到了县工商局，我在县城上班时，曾专门去她家里拜访过。后来我去了石家庄，就渐渐失去了联系。去年我父母出车祸后，我在县医院门诊楼前竟与傅老师夫妇相遇，而且还是她先看到了我，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去年腊月，我与另一个同学又专程看望了她。告别时，傅老师竟给我俩每人装了一大袋子保存如鲜的大红柿子。

对于崔国秋老师，由于我们两家离得较远，所以以往见面很少，只听说他早早转了正，还当过好几个中学的校长。我退休后，在家伺候母亲，时常去河滩里转悠，几次遇到他，心里的敬畏总是悠然而生。听父亲说，他们俩几乎每天见面，有时聚在一起唠一些家常，常常是见面打个招呼后，父亲在一旁听评书，崔国秋老师在一个角落拉二胡。

看起来，崔老师的退休日子可比我丰富多了！

本文作于2025年0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