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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8-21 10: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可能性》(这里假设你指的是特定的一本书,如果指的是抽象概念,写作思路会稍有不同,但核心原则相似)的读后感,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感受真挚:
"1. 明确核心主题与个人感受 (Identify the Core Theme and Personal Feelings):"
"深入理解书籍:" 首先要彻底读懂《可能性》这本书。理解它的主要情节、人物、核心观点或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它探讨了哪些关于可能性、选择、命运、希望、勇气等主题? "提炼关键点:" 找出书中让你印象最深刻、触动最大的部分。这可能是一个情节转折、一个人物的命运、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一个让你产生共鸣的观点等。 "联系自身:" 思考这本书的内容如何与你的生活经验、想法或情感产生连接?它是否改变了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是否给了你启发或力量?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感动、惊讶、思考、怀疑、启发等)?"读后感的核心在于“感”,即真情实感。"
"2. 结构清晰,逻辑合理 (Clear Structure and Logical Flow):"
"标准结构:" "引言 (Introduction):" 简要介绍《可能性》这本书(作者、大概内容,无需剧透关键情节)。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马克斯·范梅南在《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重新定义儿童:“何谓儿童?看待儿童其实就是看待可能性,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
儿童就是“包含可能性的实体”。儿童是一粒包含着丰富可能性的种子。儿童的成长过程,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过程,即受教育的过程。教育的使命就是发现、培育和实现儿童的可能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其实,这句话是说儿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可塑性,即具有可教性。可能性是教育的基础。正是因为相信儿童的生命具有丰富的可能性,相信这种丰富的可能性需要通过教育来转变成现实,教育才具有必要性。
我非常认同沈祖芸老师的说法:“可能性是教育者的信仰。”这是她在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我读后为之一振,这个观点与我不谋而合。教育的全部假设都是建立在儿童的可能性和可教性的基石之上,教育者如果没有这个最基本的信仰,教育就无从谈起了。雅斯贝尔斯也认为:“接受教育的勇气是建立在对潜在能力的信任之上的。”
儿童应拥有更长的可能性的孕育期
从生物学上来说,相较于其他动物,人类的婴幼儿显得更加脆弱和无能。大部分哺乳动物的幼崽生下来不久就可以站立,甚至能够主动觅食,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成年动物的基本技能,迅速长大。但是也仅此而已,下一代具备的技能和上一代相比,几乎没有多少进步。
但是人类完全不是这样。人类的婴幼儿特别脆弱,刚出生时,如果没有母亲的悉心照料,几乎不能存活。《人类简史》这本书推测,人类的婴幼儿都是早产,因为人直立行走后骨盆变小,为了降低分娩危险,人类在进化中自然选择早产。但也正是人类漫长的儿童期,孕育和涵养着儿童无限的可能性。小鸟很快就会飞,小鸭几乎生下来就会游泳,但它们生命的可能性迅速实现并且见顶,而儿童的可能性却不可限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期越长,蕴含的未来可能性就越丰富。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过早地对儿童进行成人化的教育,甚至有人提出延长人类儿童期的主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谈到教育即生长时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需要一个较长的婴幼期,以便获得所需要的力量;这种依赖的延长就是可塑性的延长,或者就是要获得可变的和新奇的控制模式的力量。因此,这种延长能进一步地促进社会进步。”
如果将儿童期看作孕育和涵养可能性的过程,那么我们有理由支持这样的主张;如果将人的成长过程看作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人的成长过程也是可能性不断减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支持儿童拥有更长的可能性的孕育期。
但是,在这个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人们似乎已等不及一朵花的自然开放,更等不及一个人的缓慢成长。儿童期被人为地压缩,儿童该有的欢乐与幸福也被人为地剥夺。儿童过早地背上竞争的包袱,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群体性焦虑中,过早地结束了真正的童年。
这是成长的悖论。越是期望过早地起跑和加速,越是难以在后半程领先。儿童的可能性过早地丧失在教育的功利、短视和浮躁之中,欲速则不达。
将童年还给儿童
儿童是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人,而不是小大人。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儿童是未成年人,处于未成熟的状态,“未成熟状态就是指一种积极的势力或能力——向前生长的力量”。未成熟之“未”有着积极的意义,即拥有生长的可能性,并不是指缺乏什么。儿童期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这种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可能性。
但是,发达的现代媒体和信息技术,使成人的信息过早地充斥在儿童的生活空间中。过去对儿童而言,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秘密,现在却成为儿童的日常话题。儿童与成人的边界日渐模糊。“童年时代,作为人生发展的阶段,也在逐渐消失。” 尼尔·波兹曼专门写过一本书《童年的消逝》,感叹童年期的缩短甚至是消失。
马克斯·范梅南警告说:“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让留给孩子们自己去探索的秘密寥寥无几。然而,这种早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看护者们一样脆弱。” 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充斥着成人化、早熟的文化产品,在文学、艺术、游戏等领域,适合儿童和少年的优秀的文化作品极度缺乏。在教育中,成人化的空洞的教育与规训,也使儿童过早地社会性成熟。
现代社会的速度、压力,以及家长的期望和功利的言行,也在改变着儿童。成人希望孩子快速成长,这无异于拔苗助长,对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儿童来说,是一种善意的摧残。儿童的好奇心、天真与浪漫、创造性与可能性,在过早的成人化过程中被抑制或湮灭。
将童年还给儿童,既是社会的话题,也是教育的命题。
教育的最终责任是将人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教育的责任就是发现、保护、培育和实现儿童的可能性。“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被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 拔苗助长和盲目贴标签都是对儿童可能性的摧残。教育是生长,是教化,是存养;教育是农业,是慢的事业,是静等花开。静下心来,倾听花开的声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时代,人们甚至已不愿等待一棵树长大,更不愿等待一个人成长。
尊重儿童的可能性就是按照儿童自己的样子来培育,让他长成他自己的样子。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一个儿童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来将不一样的儿童培养成同样的人。可能性的价值,正在于多样性。
教育是培育,教育是生长。种子蕴含的是可能性,教育就是让种子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我们需要培育它,让它自然地生长。
生长期长的农作物营养和口味都更加上乘,早熟的庄稼则相形见绌。教育也是一样,应该尽可能地涵养儿童的可能性,而不是过早、过快地兑现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内生的,是由内而外地生长,而不是靠外部的塑造。
教育的责任是实现可能性,而不是消灭可能性。“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使人的发展,教育不能改变人生而具有的本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天分中沉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正是生命的潜能。教育的最终责任是将人潜在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让他成为他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教育的全部使命,“正是在这种自我发展的可能性问题里教育学找到了它的真正含义”。教育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大抵如此。
《教育从何处出发》
汪正贵 著
源创图书 策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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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中的陶勇 资料图片
2020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遇恶性伤医事件。经历生活激变与生命顿挫的他,在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时,与好友李润共同推出随笔集《目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讨论人生、重审生命,从而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作者心向光明,通过思索生命意义、人性价值、职业信仰、生活信念的文字,为人生“赋义”,以真诚而有深度的生命沉思,化解突发性事件带来的心灵冲击,从职业使命感、责任感出发,将自我与社会相连,捧出心灵,呼唤良知与爱,召唤每个人寻回对生活的初心、对光明的憧憬、对信念的持守。
《目光》字里行间显豁出一个光明的心灵世界。作品带着生命的体温,展现良知的道德光芒,提供了有价值的“反伤痕”书写,反衬出面对世界“撒娇”的“疼痛文学”的狭隘与肤浅。曾经的“伤痕文学”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反思历史,呼应社会、文化转型中的重要命题,以理性的姿态省察个人命运,蕴含着深广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心理内容。而今天所谓拥抱“后现代”、去深度化的浅俗性流行写作当中的“新伤痕”书写,则是“娇惯的心灵”以精神后撤的姿态,在大时代里营构无限放大自我的“小时代”,顾影自怜,渲染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反复咀嚼“精神剩余物”,呼疼喊痛。书写者将个人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脱嵌”,把“意义”流放到生命的废墟,放弃对“精神高地”的攀登和对生命韧性的磨炼,用空洞的抒情、虚无的腔调来为个人犬儒主义的生活姿态张目。《目光》与这样的写作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仅是文笔上的,更是写作者自身的精神高度、生活态度上的。
自始至终陶勇没有沉溺于创伤性事件之中,而是诚恳地对生命中关键性节点、启示性片段进行回溯,重新探究其中的意义。正如哲人所言,“苦难是美德的机会”。特殊经历给了美德现身的契机,也彰显出将自我从生命的意外中超拔出来寻求超越之道的个体心灵质量,以及这种心灵境界与时代的进取精神相匹配的高度。
作者超越一时之遭际的进取姿态,在于面对生活的重击不退缩,不因暂时性的生命处境、偶发性状况而否定职业选择的意义、恒久的人生价值,而是从生死场上走一遭的经历当中,正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明确“向死而生”的意义。他坚信要从有限和短暂当中寻求无限和永恒,不是在人生终点处悬想一个最完满的结果作为人生展开的前提,而是要把目的论化为“过程论”,珍惜生命,把人生意义的寻得和确证放在过程展开的每一个时刻去实现——“人在这世上走一遭,过程远远重于结果,而这个过程的意义就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陶勇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正是在于对“意义”的追寻,对于“价值”的成就。实际上,古往今来的无数贤哲已经证明,探求“意义”的冲动是推动人生发展的强大的内驱性力量,而作者愿意以这样的驱动力发动人生引擎,将自己的生命之河引向宽阔的境地。陶勇深信问道、闻道、求道、守道,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盈、宽厚。他在书中反复申明对于哲学的兴趣:“站到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之符咒。”超越具体和有限,超越现象的碎片,在更高处去理解生命、看待医学。
尽管作者未必在形而上之思的层面达到了最强的穿透力,然而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并且也确实提升了生命的境界,这从《目光》的生命之思与抒情之诗中都能体会到这一点。随笔集中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简练、明晓的小诗,或呼应或强化正文内容,一同涂抹出斑斓、缤纷的心灵色彩,以抒情的笔调向世人表露出一个点亮心灯前行的人与世界遭遇时灵魂的回声。从这回声里可以再一次听到陶勇的自白——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生命与道的深刻关联——生命不是在人与人的对立中显示出独特,而是因理解而兼容。“背着行囊/也要看遍乌云散尽后的美丽……生命是一场旅行/一路寻找价值和意义”。这意义就是从医者认清“医生所能带给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一种期待”,他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时间和生命力量去托举这种期待;这意义就是以“苍生大医”为最高的自我期许;这意义就是不放弃——“他们没有放弃我,我焉能放弃他们”。作者坚定地在书中“明志”:“我的‘道’就是我的事业,我热爱它,它也能带给我愉悦和价值感。”他将人生的意义、医学与自我的生命贯通起来,三者形成彼此支撑的三维坐标,从而奠定人的存在之基。
由于作者把生命的逻辑重音放在“意义”上,他就彻底地把那种将生命工具化,以物质的占有、享乐的获得、巨利的牟取为生命尺度的价值观驱逐到人生的“原野”之外。作者的目光如何注视,或者说他怎么去看,用什么依据、标尺去看,显示出《目光》的价值。作者的目光并不在物质世界的声色上流连,人,尤其是等待救治以重新拥抱生活的病人以及精神生活、精神形式的发展,才是他深深凝眸的所在。比起因物质而发起的有限游戏,他倾心于因精神而发起的无限游戏。无限游戏不是为了终结而开始的,恰恰是为了延续而展开的,它“持续带给人一种使命感”。在陶勇看来,医学正是这样一场无限游戏。实际上,为医学而奉献的人生也是无限游戏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在其中获得无限延长的可能性,而人的精神也在对“无限”的投入中得到真正的扩充和发展,由此不断接近“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高远。作者的“目光”所蕴含的价值评判,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思维钳制和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束缚,体现出开放的心灵对于价值的估量以及正念的力量。作者不以财富追求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将金钱与幸福画上等号,发自内心地肯定从利他当中感受到的真切幸福——为病人捐款捐物令人有幸福感,为病人解除病苦亦是如此。他用个人的经历和感悟昭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他在《目光》里提供的启示不是由“空洞的理念”派生,他也无意于向读者说教,他的“信”皆来自他的生活实感和生命经验。因此,作者的评判和“所信”对于读者来说就格外具有说服力。
《目光》所彰显的进取的生命姿态,还在于作者“用心”看见,因而心生光明。作品用温润的情感浸润理性平和的叙述,娓娓道来,情理皆入人心;文章不诉诸激切的倾诉呼喊,却富有心理深度。《目光》里的目光实是多向度的“看见”。个体既见自我,也见众生、见天地。作为医生,陶勇以仁医之爱看见病人的病苦,看见他们生的坚强和热爱生命的勇气。他专攻专业难度高的葡萄膜炎领域,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为那1%的世界带去光明,他恪守与医学所定之约,一约既定,万山难阻。他对小岳岳这样病情复杂的病人不抛弃、不放弃,精心治疗,为了1%的可能性竭尽全力。他为从小罹患眼部肿瘤的天赐及其父亲同病魔搏斗的韧劲与达观的生命态度所动容,他喜爱因白血病而导致严重眼病的小病人薇薇的阳光可爱。他为病人付出,也从病人那里收获爱,更从他们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生命启迪。当陶勇一度成为病人的时候,他看见的那些人和他们的生命热力化为他自身重建心灵的精神资源。于是,“看见”成为双向的照见,目光点亮了人与我的心灵之光。注视他人与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之中”,陶勇见病人、见众生的目光建构了正向的对人我关系、医患关系的认知。首先是信任,以人对人的生命“同情”建立信任。其次是将他人的生命存在、他们面对病症的生活反应作为认识自我和反省自我的参照。或者说,因为“看见”,更着力省察自身,获得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培养对于生活和生命的定力,以换位思考的方式理解大医精诚的境界——如果医生在治疗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关爱患者的心灵病苦的话,那么希望和爱就会离我们更近。
《目光》如同这样一种目光,清澈、坚定。作者理性而不乏温情地审视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把无穷的远方等待光明希望的人们视为自我的使命,他深沉地反视自己的生命来路与命运,从生活的考验里更加确定信仰与爱对于生命的意义,决定更加勇敢地面对世界写下“活着”这首属于医者的生命之诗。(作者:叶李,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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