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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经济学 读后感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6 00:41

萨缪尔森经济学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萨缪尔森经济学(通常指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观点有深度:
1. "明确核心主题与范围:" "是整本书还是特定章节?"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内容庞杂,涵盖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你需要明确你的读后感是针对全书概览,还是聚焦于某个特定理论(如消费理论、市场失灵、经济增长)、某个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一般均衡)、或者某个核心概念(如效率与公平)。 "确定你想表达的中心思想。" 是赞美其体系的完整性?是探讨某个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分析其局限性?还是结合当下经济现象谈谈启发?
2. "深入理解内容,而非泛泛而谈:" "抓住关键概念和理论。" 回忆或重新阅读书中最重要的定义(如机会成本、边际效用、GDP、乘数效应、外部性等)和理论模型(如供需模型、IS-LM模型、索洛增长模型等)。 "理解其逻辑和贡献。" 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更要理解“为什么”和“怎么样”。萨缪尔森是如何继承前人(如凯恩斯、马歇尔)并做出创新的?他的理论有何巧妙之处?

「书评」为什么学经济的人都要了解保罗·萨缪尔森?

作者:【英】罗杰·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最近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压轴公布了。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17时许正式揭晓,由两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Wilson获得,获奖理由为“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发明了新拍卖形式”。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有85位,美国人是绝对的大户,加上今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65%的获奖者都是美国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经济学界的“神级人物”——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巨大影响力。

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从1948年诞生到现在,出到了第19版,累计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全球销量超过400万本,堪称是30年内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

萨缪尔森其实早在青年时期就与经济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可谓是与经济学“相爱、相知、相守”的一生。曾经他这样形容过自己与经济学的“前世姻缘”:

“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

萨缪尔森几乎见证了经济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所有重要进展和争议,并且在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探索开拓者和积极参与者。在他去世的那年,人们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称他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

但是,除了他出版的著作和他的声望外,人们对他的人生故事所知甚少。

而就在本月,萨缪尔森的详实类大部头个人传记《萨缪尔森(第一卷)》在国内首次公开发行,这是一本关于年轻人探寻自己道路的故事,一本关于经济学领域一位标志性人物的故事,同时还是一部经济学断代史。

萨缪尔森曾经说自己“出生了三次”,而这本书的出现,完整复刻了他前半生的人生故事,仿佛让这位伟大的现代经济学奠基人——萨缪尔森再次重生,萨老和那段重要的历史,将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和生活。

“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是一对犹太夫妇的儿子,父母双方的家庭均离开波兰来到美国中西部,主要收入来自一家药房和一家餐馆的合伙事业,因此家庭背景并不能给予他支持。幸运的是,他的天赋得到了认可,机会的大门也不断向他打开,先是让他到了芝大,接着使他进入哈佛,之后他又加入了哈佛研究员学会。

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许多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吸收了一位又一位老师的思想。有时,一位老师的思想会取代另一位老师的思想,例如,他和汉森的关系就改变了他对经济稳定的看法。有时,正如与哈伯勒和威尔逊的关系那样,他能够把从不同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融为一体,迸发出一些有别于任何一位老师教给他的东西。

通过他那个时代领先的两个经济学系,萨缪尔森从一个多少拜运气垂青的门外汉,成长为经济学领域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说,他自己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

萨缪尔森曾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

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二次重生:与经济学的“一见钟情”

1932 年 1 月2日,16岁的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上了第一堂课,这堂课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他多次将其形容为一次“新生”,因为是这次课让他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一位经济学天才少年重生了。

这一天正是芝加哥大学开学,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之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

这一切迅速占据了这个天才少年的心:“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传》中记载了萨缪尔森在当时的真实心情写照:“在寒冷的 1932 年 1 月 2 日早晨 8 点,我就像进入了天堂,一个属于我的天堂。我迈进芝加哥大学的一间教室,从此迎来了另一种人生。”

然后萨缪尔森居然直接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了1932年1月2日,地点就是芝加哥大学。

许多在大萧条时期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人(例如詹姆斯·托宾),都是出于想为失业问题做些什么的愿望。然而,尽管萨缪尔森在大萧条最严重时期进入芝大,他也确实在某个时候提到过这个原因,但他通常给出的是一个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他非常适合经济学。

他声称自己天生就是一个经济学家。

这种态度和他沉迷于奈特(曾经的怀疑论者和反传统主义者),以及称自己吸收了许多老师倡导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完全一致。

但是,在芝大的最后两年里,他开始认识到数学对经济理论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他对奈特所持立场的重大背离。他选修了重要的研究生理论课程,但不是由奈特教授的,而是由雅各布·瓦伊纳教授的。

他在课上发现并纠正了瓦伊纳的错误,这使他在一大批研究生中脱颖而出,而这些研究生中的许多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也都成了美国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三次重生:天赋的解放

1940年,25岁的萨缪尔森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与离开芝大的决定不同,1940 年 10 月离开哈佛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的决定并非萨缪尔森的被迫选择。他在哈佛接受了一个讲师职位,并确信这个职位可能会被续聘,但麻省理工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级别更高、薪水和条件也更好的职位。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系致力于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服务性教学,实力上显然比不上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但从地理位置看它距离哈佛只有两英里远,萨缪尔森可以与他的朋友和前同事们保持联系。他继续生活在离哈佛校园一步之遥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是,他的犹太血统很可能会成为哈佛甚嚣尘上的反犹太环境的一个障碍。由于熊彼特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加上许多其他教员对他的尊敬,萨缪尔森对此视而不见。他已经被接纳为研究员学会的一员,尽管一些人,比如系主任哈罗德·赫钦斯·伯班克,可能不太待见他,但萨缪尔森可以将他们明显的反感归因于政治分歧,或者是对比他们聪明的人的质疑,而不是反犹太主义。

另一方面,玛丽昂比萨缪尔森更清楚地看到,哈佛的反犹太主义终将成为一个问题,搬到麻省理工学院则会把他从中解放出来。她说服他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职位,加入哈佛教员队伍不到一个月,他就离开哈佛来到麻省理工学院。

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来说,聘用他是一次巨大成功,尽管他可能只是一名助理教授,但他得到了强大的支持。

开始他们可能是在从事服务性教学,但随着战争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成了一个因拥有共同目标而紧密联结的系。

萨缪尔森同拉尔夫·弗里曼和鲁珀特·麦克劳林相处融洽,和哈罗德·弗里曼也很亲近。在他加入后不久,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项目,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进行了多项任命,聘请了许多哈佛不愿接受的犹太背景的学者,这使该系显著壮大。他得到了迅速提拔,当有机会重返芝大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吸引力已经因离威斯康星州和他自己的家更近而变得非常强大了。

正如他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一样,玛丽昂最清楚地看到,留在他原来的地方(同他们日益壮大的家庭和郊区的一所房子一起)他会更快乐。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实力与芝大或哈佛相比可能仍然弱小,他们依旧是一所工程院校的经济学家,但随着战争时期大量研究实验室的发展(辐射实验室是其中之一),战后麻省理工学院作为美国“大”科学研究中心的显赫地位获得了巨大声望。

其他大学的经济学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理解这一点—他不断收到关于他是否对其他地方的某个职位感兴趣的询问,似乎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看法,即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定然希望在其他地方谋取职位。但是,对那些致力于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人来说,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自然的首选之地。

麻省理工学院靠近哈佛,这使其在课程设置和研究合作方面颇具优势。但这也导致激烈的竞争,结果是,当麻省理工学院招到一个明显优于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学者都是男性)在哈佛的竞争者的学者,比如诺伯特·维纳或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时,此人便会被誉为学术明星。

到 1948 年,在《经济分析基础》引发热烈反响和《经济学:入门分析》取得巨大成功后,萨缪尔森就处于这样的地位。

康普顿的接班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认为,萨缪尔森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成功的关键原因—他就像是吸引其他优秀经济学家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磁石。这显然是萨缪尔森当之无愧的角色。

萨缪尔森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时,年仅 32 岁。

尽管他尚处于一个极其高产的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但这个奖项和他的两本书的出版, 以及他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标志着他的经济学思想和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得以确立。这一阶段构成了《萨缪尔森传》这本书的重要主题,即从 1932 年开始(当时他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至 1948 年结束,在这 16 年间,经济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变化中最著名的便是“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它涉及一种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实施的、与国民核算中的一场革命密切相关的新的经济思维方式。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数理经济学和使用形式化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的经济数据分析,由少数经济学家关心转变为在经济学中居于稳固地位。美国经济学也从一门缺乏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框架,以及“制度主义者”(他们试图把自己的思考建立在可靠的数据上)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 认为抽象数学理论的作用更大)之间存在分歧的多元化学科,转变为一门“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在这些发展过程中,萨缪尔森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理解了他的学术发展脉络,也就理解了这个剧烈变革时期一些最重要的发展脉络。

因此,这是一个既和萨缪尔森有关,又是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经济学转变有关的精彩故事。

可能有人会好奇这本传记的厚度,仅仅是前三十年的人生故事,居然厚如辞海?

但我想说,因为是萨缪尔森,所以他值得。

【《萨缪尔森传》作者介绍:罗杰·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史和经济学教授,2014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他也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副主编、《经济思想史》杂志和《经济学方法论》杂志的资深编辑。

作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知名学者,巴克豪斯出版过《西方经济学史》《经济学的历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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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将经济学领入“窄门”为经济学家创造“天堂”




文|贾拥民


今天任何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其实都是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门徒”,因为他们学习时所用的教材,要么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或者是它的某种改编版。

说萨缪尔森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并不算太夸张。有人认为,是萨缪尔森给了经济学一次新的生命,因为他把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了数理方法的基础上,消除了它内在的矛盾和错误。虽然经济学的数理化自有其悠久传统,但是将经济学真正送进数理科学圣殿的人,却非他莫属。他还是经济学的“综合者”: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干预主义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分析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方法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自己也以经济学通才自称。在《金融理论回望》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也许我是经济学界‘最后的通才’——因为纯理论、文字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概率论、对外贸易和管理经济学,全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

因此,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史和经济学教授罗杰·巴克豪斯将他的两卷本萨缪尔森传的标题定为《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无疑是非常确当的。这本传记的第一卷《天才之路》,重现了萨缪尔森早年的思想演变的经历,同时也讲述了与萨缪尔森有交集的一系列经济学家的故事,“他们共同见证了经济学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

《天才之路》是中文版的标题,英文原版的标题“Becoming Samuelson”其实更加准确,因为天才也许有很多,而萨缪尔森却只有一个。“萨缪尔森如何成为萨缪尔森”,才是我们更关心的。巴克豪斯这本传记不仅告诉我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思想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正统’”,同时还警告我们,不可以将他日后的研究过多地代入早期的研究中进行解读。确实,萨缪尔森的早期经历,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影响,可能要比后来人们所想的大得多。


经济学的“选择转向”

熊彼特曾经说过,所有重要经济学家都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就对经济秩序有极高的洞察力,并且能够将这种洞察力带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永无止尽的共促互长之中。萨缪尔森无疑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后来也告诫年轻学者,“永远不要低估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萨缪尔森出生于1915年,很早就被称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名“神童”。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本科时,就已经声名鹊起。他也认为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经历非常重要,甚至将进入芝加哥大学称为一次“重生”。虽然后来美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所谓的“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之争,而且萨缪尔森被视为“咸水学派”的精神领袖,但是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对他的影响,一直未曾消失。

萨缪尔森虽然曾称自己天生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并且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自己很快就摆脱了弗兰克·奈特当年灌输给他的“演绎一定比归纳更加重要”的“错误观念”,并且批评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倡导的先验的经济学推理方法。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奈特和罗宾斯设定的框架下的选择。

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一直是围绕着真实世界中面临的紧迫问题或重大问题来建构理论框架的,因而经济学研究往往通过所涉及的主题来组织,如关于财富起源的研究,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等等。但是从奥地利学派开始,中间经马歇尔,再到罗宾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逐渐变得不再围绕具体主题来展开了(尽管不同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源流并不相同,立场也相异)。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从目的与用以满足目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稀缺手段本身是有多种可选用途的”。也就是说,经济学是对人类选择行为的研究。罗宾斯强调,经济学要研究的选择的抽象逻辑,可以从关于纯粹事实的形式演绎过程中辨识出来。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的“选择转向”。


经济学“神童”的选择

奈特是萨缪尔森本科求学期间芝加哥大学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不过与罗宾斯不同,奈特一辈子都陷入在一种深刻的分裂中不可自拔。奈特有极深厚的哲学、神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他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性:一方面,他认为经济学理论要反映的是纯粹的选择规律,其主旨是从一系列特定的先验判断中引出偏好和对行动的选择,这与现实世界、历史意义或规范性价值无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经济行为是受习惯、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的影响和制约的,经济学研究要总结历史和事实。换言之,奈特想要演绎推理和归纳综合兼而得之,这两种倾向在他那里从来没有真正调和起来,不过在事实上支配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是第一种倾向。

我们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萨缪尔森这个经济学“神童”的选择。他采用了一种比罗宾斯更“松散”的实证主义立场,来调和奈特面临的冲突,以得到一种折衷意义的经济学“真理”。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美国实用主义影响下,实证主义的基本观念变得更发散、更开放。萨缪尔森虽然批评罗宾斯的实证主义,但是他本人也属于不严格的、而且不断变得越来越松散的实证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理论建构中对作为最高目标的公理化系统的绝对服从;第二,从公理中推导出可度量的实证结果以确保理论随时可接受检验。因此,萨缪尔森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实证主义立场的实证主义者。

例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开篇语就是:“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核心特点之间的相似性,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普遍理论,它是各种特殊理论的基础,而且根据那些核心特点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这就是他建构理论的目标。萨缪尔森认为,其实有很多经济学家(他说的这些经济学家中应该包括奈特)早就意识到用来描述生产、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经济周期和收入的各种方程当中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形式上的相似性”,而他自己的新见解只不过是断言“这些领域中都存在着形式上相同的有意义的定理,而且每个定理都是用本质上类似的方法推导出来的”。当然,他所说的“有意义的”,就是指“可操作的、经验上可验证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目标就是要阐明这种方法,并且在逻辑上统一这些定理。后来,萨缪尔森的实证主义立场进一步弱化了,他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把事实组织成有用且有意义的形式,组织成不如数据本身那么繁杂、又能为这些数据提供经济学描述的式样,同时这种描述可以允许进行足够精确的外推与插补。

当经济学的上述“选择”转向逐渐成熟时,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也基本完善并开始向社会科学渗透。当时看到这个趋势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萨缪尔森可能是最年轻、准备最充分、行动最坚决的一个,当然,他的“转换”成本可能也是最低的。作为对比,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时的老师熊彼特虽然早就在大力倡导经济学研究数理化,但是却仍然一直在纠结:如果必须在精通数学和统计学还是精通经济史之间做出选择,他将不得不选择精通经济史。

现在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那个时代,前一个时期“多元化”的经济学研究已经种下了许多果树,拥有极佳的经济学洞察力的萨缪尔森,在熟练掌握了微积分这门“上帝的语言”之后,如同拿机关枪打桃子一样,在各个经济学领域攻城略地,无不得心应手。


将经济学引入“窄门”之后

萨缪尔森之后的经济学研究,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应该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引入了一扇“窄门”。也许正因为如此,巴克豪斯认为萨缪尔森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元化的经济学与二战后出现的更狭隘的、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性人物”。

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萨缪尔森。对于数学和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争论颇多,我们不必多加讨论,但是至少有一点应该是确信无疑的:数学在经济学的大量应用,提高了研究经济学的门槛,同时也吸引了大量高智商人才加入。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璀璨的明珠”,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的地位的确立,都与此有关。因此,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引入了“窄门”,更为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天堂”。

萨缪尔森一生以“折衷”和“走中间道路”自豪。这种折衷的好处是,可以在价值中立的面纱下,对“最左”和“最右”的观点加以合理化,这样一来,也就为经济学研究打开了很大的新空间,例如,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处理,就是如此。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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