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读书笔记红与黑350》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6 02:44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读书笔记《红与黑》350字作文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写一篇关于读书笔记《红与黑》的 350 字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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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的碰撞：苏德陆军的编成与实力对比

编成及兵力对比

德国陆军是纳粹闪电战的绝对主力。1939年波兰之战，德国投入了160万陆军兵力和2800辆坦克；1940年西线之战，德国投入了280万陆军兵力和2580辆战车（坦克与强击火炮）。现在，为了进攻苏联，希特勒集结起更庞大的陆军重兵集团，其规模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的。

二战爆发到苏德战争前夜德国陆军实力的增强

二战爆发以来，德国野战陆军的实力一直在不断增强。战争开始时，野战陆军员额是274万人；到1940年西线战役时，增加到365万人。同期德国陆军的损失较为轻微。截至1941年5月底，德国陆军和武装党卫军一共只死亡了93736人，失踪3400人。其中，在波兰战役中死亡16343人，失踪320人；在西线战局中死亡45000人，失踪630人。

综合联邦德国出版的德国陆军史权威著作《Das Heer（陆军）1933—1945》和《德意志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官方史料提供的数据，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前夜，德国野战陆军共编有204个野战师（师固有兵力加上配属部队，平均到每个师为18700人）。野战陆军的总兵力员额有380万人。

其中，有144个陆军野战师和大量加强部队，计320万6000人部署在东线战区，占野战陆军兵员总数的86%。《Das Heer》还明确指出，320万6000人这个数字不包括芬兰战区以及武装党卫军的对苏作战部队。

在针对苏联北极地区的所谓“芬兰战区”，德国野战陆军另外部署了4个师，兵员67000人。与东线战区合计为148个师，超过327万人。

武装党卫军全部的4个野战师（名义上是5个师）和1个师级战斗群等约15万人，也被用于对苏作战。具体构成为：

3个摩托化师（另有被视为旅的“希特勒”师）和1个步兵师使用在东线战区；“北方”师级战斗群用于芬兰战区。

1941年6月22日 武装党卫军主要战斗单位实力（人）

§党卫军第1师：10796

§党卫军第2师：19021

§党卫军第3师：18754

§党卫军第4师：17347

§党卫军第5师：19377

§党卫军北方战斗群：10573

注：“巴巴罗萨”开始时，武装党卫军名义上有5个师。但德国陆军的兵力计算，往往把党卫军第1师作为旅级单位（可能因为当时该师的兵力按陆军标准不够格）

综上所述，德国用于执行“巴巴罗萨”对苏作战任务的陆军部队兵员总计342万人。占其陆军作战部队总员额395万人的87%——而苏德战场以外，德国用于在西线、北非、中东南欧等地执行作战、警戒、占领任务的作战陆军，一共只有50多万人。

苏德前线地区这342万德国陆军部队的核心力量，是152个野战师。而这些野战师以外，为执行“巴巴罗萨”计划还集结了德军全部的4个独立摩托化部队（包括只有旅级兵力的希特勒师，大日耳曼团，第900教导旅，第500特种营）、5个独立坦克营、11个强击火炮营、5个强击火炮连。以及德国陆军全部127个独立炮兵营中的124个。

在152个对苏作战师中，有120个师被编入东线战区的中央、南方、北方3个集团军群，28个师编入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东线战区预备队，4个师编入芬兰战区的“挪威”集团军。

“走路的斯图卡”

在“巴巴罗萨”行动前，除了常规炮兵，德国野战陆军的5个火箭炮团另7个独立火箭炮营，也全部被派到东线。其中2个团另4个营分配给中央集团军群；1个团另2个营给北方集团军群；2个团另1个营给南方集团军群。芬兰战区有1个火箭炮连。1.每个团有54门火箭炮，每个独立营有18——24门火箭炮，1个连6——8门。2.这些火箭炮往往被用来为装甲部队提供火力支援。由于威力巨大且机动灵活，被德军称为“走路的斯图卡”（斯图卡是俯冲轰炸机的意思）。德军的火箭炮比苏军的类似装备“喀秋莎”更早投入使用。

除了野战陆军，德国陆军还拥有120万人的后备军。后备军的主要任务是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为前线补充兵力，供应轻武器、器材、物资等等。其构成包括军区司令部、行政、经济机关，本土警卫部队、预备队（基本兵）、入伍新兵、见习部队、军校人员，一级、二级后备兵，医院以及可归队的伤病员。1941年德国后备陆军的大致构成为：84万人属于补充单位和军区、15万伤病员、25万其他人员。

虽然后备军不直接参战，但每个对苏作战的陆军师在后备军中都有固定的补充兵营，为前线训练并输送兵员。在1941年6月22日，后备军的训练单位平均可以为每个野战师提供4630人，加上后方卫生人员（包括大部分可以恢复的伤员），平均1个德国野战师一共可以从后备军得到6107人。这样，对苏作战的152个德国野战师当时一共拥有100多万人的后备力量。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去除庞大的行政机关等等后，真正的后备兵员其实很有限。而且按德国陆军的设想，对苏战争的伤亡损失，靠现有的后备兵员就足够补充了。根本没打算在社会上进行更广泛的兵力动员。

除了德国陆军以外，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在战争前夕也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配合德国的侵苏战争，其总兵力达87万人，其中陆军兵力接近79万人。加上这部分军队，德国用来进攻苏联的陆军总兵力就有421万2000人。一些人认为这些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太弱，不应当列入兵力统计。但必须指出罗、匈、芬三国军队并非毫无战斗力的伪军，部队训练水平并不比大清洗后的苏军差，而芬兰军队的作战能力尤其突出。而且不管这些国家的军队在战争爆发当天是否参战，他们所集结的兵力在各自与苏联毗邻的国界线附近牵制了苏联西部各军区总计约70多万人、约3000多辆坦克的部队。因此在统计对苏作战兵力时，必须计入三国的军队。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红军一直在忙于部队的急速扩军和大规模改组。到1941年6月，苏联陆军共拥有178个步兵师，18个山地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40个坦克师，20个摩托化师。总共303个师，兵员455万3000人（包括防空、后备部队和训练机构）。其中步兵部队编成了62个步兵军（一个军3个师，兵力5万多人，516门火炮）。而在1939年1月，苏联陆军只有84个步兵师，14个山地步兵师，5个独立旅。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苏联陆军的规模扩大了将近一倍。

部署在西部国境5个军区内的苏联陆军有40个坦克师、20个摩化师、103个步兵师（包括山地步兵师）、7个骑兵师。总计170个师、2个旅（占全军303个师的56%）。陆军兵员243万人。另有约10万人的边防军和内卫部队。地面作战部队员额总计有253万人。不过，其中有超过30多万人是正在训练中的入伍新兵。包括：基辅军区的14万新兵、西部军区的7万、波罗的海军区的4.4万、列宁格勒军区的近5万人。也就是说，真正的野战部队只有220万人左右。

不仅如此。全部253万陆战兵员中，还有约70万人被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队的79万陆军所牵制，只有大约180多万陆军与约340多万人的德国陆军对峙，兵力仅相当于德军一半。而且苏军人数中还包括了防空高炮部队，以及前面提到的军区训练机构及后备部队。而在德军，这两种部队则分别隶属于空军和后备军，不计入陆军野战部队人数。

苏联陆军不仅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且在战备、机动、通讯等诸多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对手。西部5个军区的汽车总数只有14万9300辆，而德军仅仅东线战区的陆军就有60万辆汽车，对苏军居于绝对优势。在西部各军区无线电台数只及编制数的27%，而且质量不可靠，因而在平时各军区更多的是依靠邮电人民委员部的永备有线通信线路，大多数通信部队要到战时才能组建起来。

和德国及其盟军的陆军比较，红军在军人素质方面的差距更为显著。在当时的380万德国野战陆军中，300万以上在1940年以前入伍。他们不仅接受了16周严格的步兵基础训练或21周装甲兵基础训练，而且在波兰、西方和巴尔干的大规模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少量1940年入伍的新兵也接受了和过去同样严格的装甲兵训练或者8周的步兵训练。至于1941年入伍者则只能编入后备军。德国战前就非常优秀的士官和军官队伍在损失很小的战争中得到了充分锻炼。不夸张地说，1941年的德军是当时世界上素养最高的军队。

相形之下，苏军士兵却有将近一半是1941年刚刚入伍的新兵，而且只有少数人有实战经验。由于战前的清洗和部队的急速扩充，苏军的指挥和技术人员不仅素养远远不如德军，甚至连人数都无法凑够。在西部各军区，陆军指挥干部缺员17%——25%。而那些大都是越级提升的军官有75%在新职位上只干了几个月。

装备编成及数量对比

如前所述，装甲部队是德国陆军的核心突击力量。1940年西方战役前，德军共有3387辆战车（3381辆坦克与6辆强击火炮），其中2580辆战车投入作战。

到对苏战争前夜的1941年6月1日，德国装甲部队的实力更为强大，全军共有5639辆战车。其中，预定进攻苏联的德国装甲部队主力有19个装甲师，内有17个编入集团军群所属的4个装甲集群，另外2个装甲师编入东线战区预备队。

对于这些装甲师的装备数量，在西方资料中有着众多不一致的报道。而比较权威的有3种。德国炮兵监察长和总军务长6月20日的报告记录东线德军共有坦克3350辆。再加上强击火炮和临时增加的坦克，到6月22日，共有3648辆战车（3398辆坦克和250辆强击火炮）部署在东线（不包括预备队的2个装甲师）。而综合1996年美国出版的《Panzertruppen1933—1942》等资料的数字，东线德国装甲部队（包括19个装甲师和2个喷火坦克营）在1941年6月1日拥有部署在战场的德国坦克3430辆（不包括外国坦克9辆，也不包括强击火炮）。

德军战车数 1941年6月（辆）

德国全军 东线德军

Ⅰ号坦克 877 281

Ⅱ号坦克 1157 743

35T 187 157

38T 754 651

Ⅲ号坦克 1440 979

Ⅳ号坦克 517 444

指挥坦克 330 143

强击火炮 377 250

总计 5639 3648

上述数字并不完整。举例说，按照《Das Heer 1933—1945》的资料，预备队所辖的第2、5装甲师共有350辆坦克。但其中大部分并未部署在战场上。芬兰战区的2个坦克营（第211坦克营和第40特别坦克营）有坦克113辆（根据《Panzertruppen1933—1942》和德国装甲部队1941年2月1日编制命令综合），再加上11个强击火炮营，5个强击火炮连以及党卫军部队的3个强击火炮连的共计271门强击火炮，对苏作战的德国陆军共编有4150辆坦克、强击火炮，其中3823辆处于战备状态。这里尚不包括80辆I号47毫米自行反坦克炮，以及装甲师步兵炮连所属的36门150毫米重型自行步兵炮。

德国的盟友军队也有坦克装备。罗马尼亚的坦克部队主要是当时还未组建完成的第1装甲师。该师的第1坦克团装备126辆R-2（也就是LT 35）坦克，第2坦克团装备75辆R-35坦克（Renault R 35）。坦克第1团和第1装甲师的其他部队被配属给了德国的第11军。在苏联和西方史料中，这支部队被视为一个摩托化旅。坦克第2团则配属给了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

匈牙利第1、2摩托化旅各编制有2个轻型坦克连，1个坦克排和一个装甲车中队，共装备有匈牙利自制的“托尔蒂”坦克81辆，40毫米防空/反坦克炮60辆，装甲车48辆。

连同芬军投入的86辆坦克，德国的盟军共有坦克、自行火炮428辆。这样德国及其盟友共有坦克、强击火炮（自行火炮）4578辆。其他装甲战斗车辆500辆以上，装甲汽车900辆，大量的半履带装甲车。

综上所述，德国及其盟友在1941年6月22日为进攻苏联集结的陆军部队编成182个师，21个旅，421万2000人，44060门火炮迫击炮，坦克、强击火炮（自行火炮）4578辆（可以使用的4251辆）。

准备进攻苏联的德军作战部队员额和编制大致齐全。举例说，“巴巴罗萨”前夜，第12步兵师有14409人，第18装甲师有17174人。各师轻重武器的配备大都近乎齐装满员（参阅下表）。德军机动性也很强，配备了大量车辆。6月20日，仅东线陆军就有62.5万匹马和60万辆机动车。以“巴巴罗萨”前夕的第4装甲师为例，其运输工具就有35辆装甲汽车、43辆半履带装甲车、1992辆卡车、1001辆其他汽车、1586辆摩托车、185辆牵引车。

“巴巴罗萨”行动 德国步兵师武器数量实例

在1941年6月，苏联的29个机械化军中有20个部署在西部军区，共编有40个坦克师，20个摩托化师。其中没有1个师达到标准编制。但这些机械化军装备的坦克总数仍然高达10384辆，其中新式的T-34坦克、KV坦克1325辆，旧式T-35、T-28重、中型坦克471辆，BT快速坦克4113辆。连同其他部队，苏联各西部军区的坦克总数在6月1日达12782辆。再加上自行火炮和非战斗坦克，6月22日共有14011辆战车。毋庸置疑，红军在坦克总数上有绝对优势。

在质量上，虽然占苏军装备总数80%的BT、T-26等老式坦克不是德军主力装备的Ⅲ号、Ⅳ坦克的对手（配有42倍径50炮和24倍径75炮），但苏军所拥有的1325辆T-34、KV坦克单纯从装甲和火力来说，是当时所有德军坦克都无法匹敌的。这些基于西班牙内战经验造出来的坦克拥有和制式野战炮同样口径的高初速火炮，其装甲可以抵抗当时大部分德国反坦克炮的打击。从表面上看，苏军在坦克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绝对优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6月1日，西部苏军坦克总数虽然高达12782辆之多，但需要的修理有10625辆，可以使用的只有2157辆。6月22日，加上发动机即将报废、勉强可以开动的坦克，可用总数约在1万辆左右。以红军当时装备的T-28坦克为例，全部481辆该型坦克中需要中修的有292辆，需要大修的有100辆，翻修的89辆，而处于完好状态的则1辆都没有。

这些已破损不堪、连维修部件都停止生产的老式坦克之所以还留在部队中，只是为了在更多的新坦克配发到部队之前作为训练坦克，借以培养出数量庞大的坦克手。对它们的使用原则是用到报废为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时苏联各机械化军与边境的距离，平均超过100公里，最远达400公里。战斗一旦打响，大量老旧坦克未必能开到战场，更不用说作战了。因此，苏联坦克数量优势实际意义不大。

苏军T-34、KV新坦克的性能优势主要体现在装甲和火力上。但这些坦克的工艺较差，故障非常高（KV尤其明显），而且驾驶成员操作这些坦克的时间很短，甚至只有两三个小时，很难形成战斗力。包括新型坦克在内，苏联坦克的无线电、观瞄设备和车内通话系统都大大落后于德国。苏军坦克一般只有连长才有一部车载电台，这种电台通话距离较远，但是噪声非常大，而且容易损坏。因此坦克间的指挥联系主要得靠旗语来进行。而德军普遍准备的Fug-5型坦克车载电台却能在2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车际联络，实施战术协同。苏联坦克当时几乎没有车内通话系统，在战斗中，坦克手只能靠互相踢踹来传递信息。由于稳定装置欠佳，红军坦克的观瞄设备在遇到不平的路面或者敌方的炮火震动的情况下，效能低下。总的来说，苏联坦克在整体性能上是落后的。

当然，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绝不仅仅体现在坦克的数量和质量上。合理的编制、能够与坦克分队密切协同的摩托化步兵和炮兵部队、可以及时提供油料和其他补给物资的运输车辆，有时要比单纯的坦克重要得多。德国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苏联之所以废弃旧的坦克军，建立新的机械化军，目的也正是提高部队的协同战斗能力。但由于西部苏军的各个机械化军都是匆忙组建起来的，因而其车辆、火炮甚至枪支弹药都严重不足。

西部地区的20个机械化军，其兵员少的只有16000余人，多的有3万人。20个军总计51.7万人。平均下来每个军25000人，仅相当于编制的70%。

火力方面，20个军共有2000门火炮和2529门迫击炮。最弱的一个军没有一门火炮，次弱的军只有12门炮，最多的一个军有186门炮。平均每个军有100门炮和126门迫击炮，相当于编制的63%。举例说，苏军第43坦克师只有16门榴弹炮（4门152榴、12门122榴），第37坦克师只有10门榴弹炮（4门152榴、6门122榴）。相比之下，德国装甲师有36门摩托化牵引的榴弹炮。

20个机械化军的汽车实有数量总计39816辆，另有3111辆拖拉机。平均每个军不到2000辆汽车和160辆拖拉机。汽车只及编制的39%。拖拉机只及44%。如第43坦克师，按编制应该有1500辆卡车和特种车辆，实际只有571辆——这意味着这些机械化军和坦克师，无法将相当一部分重武器和装备送到战场。

在油料保障方面，开战前，苏军的油罐车和加油车只能为部队提供17.5%的油料保障。甚至苏军实力最强的机械化第4、8军都非常缺乏运输工具。其他各军的情况更糟。如机械化第11军和第14军坦克第30师，竟然根本就没有炮兵牵引车；而机械化第24军则1辆机动车也没有；机械化第15军的军属炮兵只有一个连能得到机械牵引；很多摩化师竟没有输送人员的汽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苏军步兵虽然缺乏汽车，但至少还有骡马拉车运送物资、牵引火炮，而新建的机械化军由于名义上是摩托化部队，所以连马也没有。结果在战斗中，机械化军的炮兵根本无法移动，步兵只能徒步行军，作战所必需的油料、弹药无法运输。

总的来说，苏联机械化军除了几千辆能用的坦克外（虽然其中有很多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几乎是一无所有，其整体装备大大落后于得到强大摩步、炮兵部队配合，战术后勤保障充分的德国装甲部队。

如前所述，西部苏军的步兵师的兵力和装备也不足额。以14483人的满额战时编制标准来比较，战争前夜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步兵师平均只有11985人；波罗的海军区平均每个师为8712人；西部军区平均有9327人；基辅军区平均8792人；敖德萨军区平均有8400人。基辅军区所辖步兵师，每个只有44——86门火炮，而按编制应该有132门。该军区的步兵师平均每个有226辆机动车，而按编制是558辆——也就是说，基辅军区的步兵师，火力和机动力不到编制的一半。

苏军西部军区火炮配备（门）

到1941年6月15日，苏军西部各军区有38026门火炮、迫击炮（不包括50毫米迫击炮）。其中高射炮5516门，反坦克炮7520门，榴弹炮，加农炮，山炮16057门，迫击炮8933门。

如前所述，德国也为进攻苏联集中了强大的炮兵部队。除了150多个师的火炮外（多数师每个师3—4个榴炮营），还投入了德国全军98%的独立炮兵（124个营）。总计有六百多个炮兵营（不含高炮营、反坦克炮营以及步兵营团装备的炮等）。

但我们也知道，德国人计算炮兵数量的标准和俄国人完全不同。按6月20日的统计，东线德军共有7146门火炮。其中包括4760门轻炮（一般指75—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加农炮、山野炮等）、2252门重炮（一般指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和加农炮）、30门超大威力炮、104门陆军所属的88毫米口径高炮。除此之外，几乎无法找到东线德军迫击炮、反坦克炮等的全面数字。因为德国人把这些当成“步兵重武器”看待，一般不会列入炮兵力量。

因此，笔者只能以部分统计数据为基准，结合德军的编制推算出如下数字：对苏作战的德国陆军装备野战炮7900门（105毫米口径以上7700门），步炮3500门、迫击炮7400门、反坦克炮10000门以上（不包括28毫米反坦克炮）、高射炮（含德国空军）约10000门，总计38800门。

比较一下，德军的野战炮和迫击炮数量略少于苏军，但加上其盟友装备的5026门火炮和迫击炮则大致相当。而德军的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则比敌手多一倍。

苏军炮兵在摩托化程度上与德国的差距更为显著。在战争前夜，苏联炮兵的牵引车数量只及编制的20.5%，而德军装甲部队的炮兵以及大部分的反坦克、高射火炮都实现了摩托化牵引，甚至普通步兵师的炮团也实现了重炮的机械化牵引。机动能力上的劣势令苏军的炮兵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更糟糕的是，在战争突然爆发时，红军的大量炮兵还在后方训练，无法发挥作用。

本土化改编戏剧：为经典注入中国韵味

光明日报记者吴潇怡牛梦笛

3月20日，经典音乐剧《我，堂吉诃德》中文版在北京二七剧场谢幕，剧场内掌声雷动。时间距离今年的世界戏剧日仅有一周，在返场谢幕时，剧中饰演桑丘的演员、中央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卞佳平动情地观众，和他一起合唱剧中的经典曲目《不会成真的梦》。这部已被引入中国十年的经典音乐剧，曾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被中外艺术家用30多种语言诠释，目前中文版累计演出已达到350多场，深受中国观众喜爱。

《我，堂吉诃德》的创作灵感脱胎于家喻户晓的世界经典，源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生平和代表作。而它在中国舞台上获得成功，得益于优秀的本土化改编。近年来，越来越多像《我，堂吉诃德》这样的中文戏剧涌现出来，经过优秀的本土化改编，为世界经典注入了中国韵味。

本土阳光的滋养让经典落地生根

戏剧文化源远流长，发展至今已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经典作品。在早期，西方戏剧作品大量流入中国，“舶来品”经典频出，也助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萌芽。然而，在大量接受戏剧“舶来品”的同时，中国观众能否对“舶来品”戏剧所传达的艺术情感与文化精神产生深刻共情，则难以一概而论。

对偶尔进一次剧场的观众来说，欣赏外国戏剧作品的门槛并不低，故事情节、语言音乐、服装道具等元素都可能构成屏障，把观众拦在戏外。有时候，明明花了几个小时欣赏，观感却如坠云里雾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观众种震宇表示：“外国的戏剧我一般只看比较有名的，比如音乐剧《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一般都是提前了解过剧情，或者冲着音乐好听去的。对于其他不熟悉的剧，不知道作品好不好，有些也不太看得懂。”

尽管在审美接受上存在一定的文化壁垒，经典的魅力仍旧吸引着中国的戏剧创作者、从业者和观众不断靠近、摸索，并沉浸其中。对于经典，中文音乐戏剧《庞氏骗局》监制、央华戏剧创始人、艺术总监王可然这样阐释自己的理解：“什么是经典？在表达上，经典经得起时代的印证；在呈现上，经典经得起时代随着技术、经济、人文学科往前推进发展而形成的变化。”

《庞氏骗局》是一部讽刺金融骗局的喜剧作品，讲述了金融诈骗案“庞氏骗局”发起者查尔斯·庞兹从发家致富到客死他乡的过程，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对剧中深刻的现实主题产生共鸣。王可然说：“《庞氏骗局》就是想让大家看到当下戏剧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在艺术表达、情感探索、技术手段上产生了怎样突飞猛进的改变。”

经典催生热爱，鼓励更多艺术家投身于经典引进、改编和再创作，也吸引更多有文化消费意愿的观众走进剧院。远有对莎士比亚、契诃夫等戏剧大师的剧本直接重新编排，近有对法国作家司汤达小说和日本作家太宰治生平重新创作诠释的中文戏剧《红与黑》、中文音乐剧《人间失格》——对经典的本土化再创作已经成为中文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在本土阳光、水分和养分的滋养下落地生根，经典便能发挥出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

本土化改编满足国人审美需求

受制于文化背景和国情的不同，对经典进行本土化改编的创作难度不小。创作背景、作品的文化基因、抽象的艺术表述……对观众而言都有可能会形成接受障碍。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不失经典本意的情况下，让国内观众对戏剧作品心领神会。“从制作人的角度来说，我比较在乎的是参与制作的戏剧有没有当下的意义、有没有可能引发当下观众共鸣。”话剧《威廉与我》的制作人汪鹏飞坦言。

这部作品已于2021年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了四场，此前还曾在位于北京的大麦·超剧场进行了首轮的两场演出，在国内观众中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得益于观众的评价，《威廉与我》在今年扩大了规模，已计划年内于九个城市展开巡回演出。谈到这部灵感来源于莎士比亚生平经历的原创中文戏剧，作品的编剧和导演、青年演员田晓威并不讳言，自己曾有过担忧：“虽然莎士比亚是世界戏剧巨匠，但这个形象本身在中国可能并不具备很强的商业性。不少观众一听他的名字，可能就会把作品想象得很枯燥，或者会觉得跟普通人的生活有距离感。”

田晓威告诉记者，基于以上的担忧，在题材选择这道重要关卡上，他考虑过重排莎士比亚的单个经典剧本，也考虑过国外曾经做过的多个戏剧片段拼接，“短打莎士比亚”“浓缩莎士比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些形式，选择了创作起来更艰难，但更能够引发共鸣的莎翁生平故事改编。“莎士比亚的生平经历中，很多是当下的中国戏剧创作者也在面对的，无论是疫情带来的冲击和迷茫，还是如何面对利益的诱惑。”田晓威说，长达一年的剧本创作和材料收集，让他更了解这位戏剧大师的一生，“实际上很接地气”，也更加确认——选择能被改编得更本土化的莎翁生平，才是打开中国观众心门的“钥匙”。

不难看出，在题材选择上，中国的创作者已不再迷信被西方的文化体系权威化的作品，而是开始追寻其中更能反映出世界优秀文化与中国文化共通之处的部分。王可然认为：“西方的审美观与东方的审美观虽然有差异，但也有共性。如何把其中的共性提炼出来，成为普遍的审美接受，是一个艺术判断力的问题。而这来源于对观众的认知、对时代的呼应，以及对时代文化的深刻领悟和融合。”基于这种认识，央华戏剧近年来挑选并重点引进了《犹太城》《庞氏骗局》两部经典，其中，围绕金融骗局展开的《庞氏骗局》更能够为中国观众所理解，并对当下有一定启示作用。

除了素材选择要让观众能够接受以外，在制作层面同样需要进行本土化创作和改编，充分考虑制作中表达、观赏、语言以及隐喻故事理解等多种习惯，以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我，堂吉诃德》的本土化改编中，程何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位职业音乐剧译配，在挖掘经典作品内核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汉语和英语的语音规律——变英文的头韵和浊音为中文的句内韵；以中文的音调平仄对应英文的轻重音——这才呈现出对中国观众来说“信、达、雅”且脍炙人口的中文剧本。而《犹太城》开场则以三分钟独白的形式替代以往西方戏剧演员踩着滑轮上场的处理，将故事背景直接向观众交代清楚，让中国观众在不失戏剧作品创作本意的情况下，能够快速理解并进入剧情。

引发共鸣也要留出思考空间

“疫情之下，中国观众关心什么？”王可然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下的观众就是这个时代的观众，他们代表的是这片艺术土壤和这个民族在今天的文化延续，他们承载的是当前社会环境在人们的灵魂和情感上的反映。”

经典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走近中国观众，正是因为作品通过戏剧手段表达出的深厚的情感关怀和人性价值，让每一个进入剧情的观众都能从中感知到丰富的、关乎自身的共鸣。“经典作品的艺术影响力是深远持久的，看懂、理解、产生共鸣是欣赏经典的第一步。”田晓威认为，本土化改编不仅需要让舞台和观众建立联系，还要从故事走入生活、照见当下，给观众留出思考的空间。

在《威廉与我》首轮演出时，田晓威本来的思路是在整部话剧的最后直接点明——作为创作者，莎翁人生的终极追求是什么。“但这样处理是不是反而陷入了一种已经固化的戏剧套路？对当下的中国观众来说，是不是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人们自己去思考更合适？”带着这样的考量，在第二轮演出时，《威廉与我》就调整为一种更开放的基调——探寻莎士比亚人生的终极目标，走入剧场后，每位观众看完剧都能形成自己的归纳思考，完成自己内心对经典人物的本土化“改编”。

戏剧为文化交流铺就了一条坚实且缤纷的道路。中国戏剧创作需要立足中国观众，同时也要汲取世界经典的精华。在改编外国经典时，中国创作者需要以认真扎实的创作水平与创作态度对待，在改编、表演、导演等各个环节精益求精，不断学习经典戏剧的宝贵经验，以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戏剧能够不断“出海”，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以戏剧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7日0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