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楚辞摘录读书笔记》,（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9 22:14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楚辞》摘录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见解深刻：
1. "明确核心：聚焦摘录内容"
"选材精准：" 仔细选择你想要摘录和分析的《楚辞》篇目或诗句。确保所选内容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楚辞》的某个特定主题、艺术特色或思想情感（如浪漫主义、爱国情怀、对自然的描绘、哲学思辨等）。
"摘录清晰：" 将选定的原文摘录清晰、准确地呈现出来，可以使用引用格式（如加引号）。确保没有错漏。
2. "深入理解：把握内涵"
"背景知识：" 了解《楚辞》产生的时代背景（战国时期，特别是楚国）、作者屈原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情感、以及《楚辞》独特的文学风格（楚辞体，如运用香草美人、神话传说、长短句、楚地方言等）。
"逐句/逐篇解读：" 对摘录的内容进行仔细研读，理解字面意思，更要挖掘其深层含义、象征意义和情感色彩。思考作者想要通过这些词句表达什么？
3. "结构清晰：逻辑严谨"
"引人入胜的开头：" 可以从《楚辞》的整体魅力、你所选
穿越千年风云，《楚辞》的编订奇谭：一场诗魂的“炼金术”
一、引子：千年前的“诗人大战”——《楚辞》的神秘面纱
如果你以为古代文学只是枯燥的文字堆砌，那你就out了！《楚辞》这部作品，既是诗人们的“狂欢派对”，也是文化史上的“奇幻冒险”。它像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战国时期的文化天空，却也经历了无数次“洗牌”和“炼金术”。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部“诗魂宝典”的神秘面纱，聊聊它的编订过程——一场跨越千年的“编辑大作战”。
二、《楚辞》的起源：天马行空的诗意天地
先说说它的“血统”。《楚辞》并非一部单一的作品，而是由许多诗歌、传说、神话、杂记拼凑而成的“文化拼图”。传说中，最早的“楚辞”由屈原、宋玉、贺知章等人创作，但实际上，直到战国后期，这一“作品集”才逐渐成型。
在那个战火纷飞、诸侯争霸的年代，楚国的诗人们像一群“文化狂人”，把对国家、对生命、对天地的感悟都写进了诗里。于是，“楚辞”逐渐成为楚国文化的“代名词”。
三、编订的“幕后故事”：从零到一的奇幻之旅
那么，这些散落在各地的诗歌是怎么变成一本“正式的作品集”的呢？这就像一场跨越千年的“编辑奇谭”。
1. 早期的“草稿”——零散的诗歌碎片
最初，楚国的诗人们只是随手写写，诗歌像是流动的云，飘在民间和宫廷之间。这些诗歌大多散见于竹简、帛书、铭文，形式各异，内容丰富。有的诗歌还带有神话色彩，有的则直抒胸臆。
2. 传承与整理——“编辑者”的出现
到了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文化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些零散的诗歌如果不整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失。于是，他们扛起了“整理大旗”。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楚辞编辑者”其实就是一些“文化猎人”，他们在各地搜罗、摘录、整理这些诗歌。最著名的“编辑者”之一，或许就是后来被尊为“楚辞之父”的屈原。
3. 采集、筛选、润色——“炼金术”般的编辑过程
这些“编辑者”在整理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地把诗歌拼凑在一起，还进行了大量的润色、补充和改写。为了让作品更具“整体感”，他们可能还加入了神话故事、寓意解释，甚至“增添”了一些自己的创意。
这就像一场“炼金术”，把普通的诗歌碎片变成了璀璨的文化宝藏。
四、《楚辞》的成书与流传：一部“文化奇书”的诞生
经过一番“炼金术”般的编辑，《楚辞》逐渐成型。最早的版本大约在战国晚期出现，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祭祀、神话、爱情、政治等诸多主题。
随后，随着秦汉时期的“书籍整理运动”，《楚辞》被逐渐整理、校订，成为“楚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汉代的学者们对《楚辞》的研究更是深入，他们不仅保存了原有的作品，还不断添加注释、解读，让这部作品得以流传千年。
五、现代“再编辑”：从古籍到现代解读
到了今天，关于《楚辞》的“编订”已经不止于古人之手。现代学者们如同“文化炼金师”，不断对《楚辞》进行校勘、整理、注释。
《楚辞》的版本繁多，有《九歌》《远游》《九思》等经典，也有各种注释本、译本、研究集。每一次“再编辑”，都让这部古老的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六、趣味点缀：编订背后的“趣事”与“趣味”
你知道吗？在《楚辞》的编订过程中，也不乏一些“趣味事件”。
比如，有学者曾试图“还原”《九歌》的原貌，结果发现，很多“神话”故事在不同版本中竟然“互相打架”！有人调侃：“这就像古代的‘神话大乱斗’！”
还有一些“段子”流传：有人说，屈原在整理《楚辞》时，曾经因为“诗稿太多”，一度“心情郁闷”，甚至“差点”把自己写的诗稿“全扔了”。幸好，他的好友们及时“出手相救”，才让这部“诗魂宝典”得以留存。
七、结语：穿越千年的“诗魂”之旅
从零散的诗歌碎片，到战国的“炼金术”，再到今天的“版本大战”，《楚辞》的编订过程，宛如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奇谭”。它不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后人不断整理、解读、创新的结晶。
每当我们翻开《楚辞》，仿佛能听到那千年前楚地的风声，感受到诗人们那炽热的情感。它像一条穿越时空的“文化隧道”，带领我们领略那个充满神话、爱情、理想与悲怆的楚国世界。
后记：让我们为那些“炼金术师”们鼓掌！
正是他们的努力，让这部古老的作品得以流传千年，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未来，我们也许会用更现代的“编辑工具”去重新解读它，但那份“诗魂”永远不会变。
所以，下次翻开《楚辞》，别忘了，这不仅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炼金术”奇谭！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记得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这段“诗魂奇谭”！下次我们再聊古代那些“神奇的编订故事”，敬请期待！
伏俊琏 | 写本时期文献的摘录和附益
摘 要 ： 春秋之前的写本文献主要是“官府文献”，其功能是“典藏”，用于国家重要典礼或贵族的“六艺”教育。战国以来，用于士人交流的“非官府文献”开始流行。这类文献在文本形态上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流动性，而摘录和附益是流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摘录，就是对已有文献选择抄录和改写。附益，则是在原文献前面、后面或中间增加相关内容。写本时期由于使用情境的改变、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不同，文本的功能随之变化，从而引起文本形态和文体特征的改变。 关键词 ： 写本时期；文本形态；摘录和附益；文体变化 本文所说的“写本时期”，指北宋之前主要以抄写形式记录文化的历史阶段，可分为简帛写本时期（先秦到5世纪）和纸写本时期。“文本”，指某种载体（如简牍、绢帛、骨片、砖石等）上面刻画的文字、符号或图像；“文献”指有意义的文本、图像等；而狭义的“文献”则指自具首尾、意义大致完整的文字文本。 简帛写本时期，又可分为先秦时期和汉魏晋时期两个阶段。先秦时期，春秋之前的文献主要是“官府文献”，由于最早的文字是沟通人与神的符号，因而早期文献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由有特定身份的祝、巫、史掌管，他们或传示神的意旨给人，或把人的愿望上达神灵。现在所见最早的文献是甲骨卜辞，它只是早期官府档案的一部分。留存至今作为“书籍”的先秦官府文献是“五经”（《诗》《诗》《礼》《易》《乐》），它的主要功能是“典藏”，其使用限于国家重要典礼或贵族的“六艺”教育。 春秋中期以来，私学大兴，百家自由争鸣，文本的制作、文献的传承和交流也更为便利，私家著述渐次流行，“非官府文献”因此生成并广为流传。 “口传”是早期文献的主要流通方式，商末周初箕子佯狂而歌，用“唱诵”的方式把《洪范》传给周人，就是典型的例证。《诗经》中的部分诗，尤其是《雅》诗和《颂》诗，本是神圣祭祀仪式上的歌辞，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形态。《左传》《国语》明显带有瞽史讲诵的特征，二书的作者都传为左丘明，可见左丘明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以讲诵形式传承历史的“瞽史”左丘氏。文献由口传而“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是其形态的固定化，甚至脱离了它的现场语境，但书于载体可以使其超越时空，咫尺之内，获得流布千里、传之后世的效果。 早期文献载体的容量大都比较小，像甲骨卜辞，已知最长也就一百余字，如《甲骨文合集》137号所录武丁时期的一片卜辞，刻于龟甲的正背面，有三段文字，过去的研究都作为三则独立的卜辞，后经黄天树研究，认为三则验辞记录的文义前后相连，实为一篇卜辞，字数达154字，“是目前所见字数最长的一篇卜辞”。最长的钟鼎铭文是2003宝鸡出土的逨盘，记载单氏八代辅佐十一代周王的家族史，有铭文372字。其他如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291字，藏于陕西宝鸡周原博物馆的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284字。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少数为西周时期）王朝贵族用以占卜的记录，金文则主要是西周时期铸于青铜器上的铭辞，用于祭祀之用，具有纪念碑性质。据文献记载，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志》等典籍，这些典籍是用简册作为载体的，《尚书·多士》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和“典”就是以简牍为载体的书籍。甲骨文中有“册”“作册”，“作册”是书写的史官。相较于甲骨文和金文，简牍容量就大多了。至今尚未出土殷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简牍，无法直接了解当时简册的大小。但传世文献中这一时期文本大致可以证明，如《尚书》中“诰”“誓”类文献，字数都不多，以今传本统计，《胤征》约310字，《汤誓》约180字，《仲虺之诰》约410字，《汤诰》约310字，《伊训》约420字，《高宗肜日》约110字，《西伯戡黎》约160字，《微子》约290字，《牧誓》约320字，《酒诰》约850字，《梓材》约320字，《蔡仲之命》约310字，《君陈》约450字，《毕命》约560字，《康王之诰》约340字，《文侯之命》约270字，《费誓》约230字，《秦誓》约310字。长一点的像《太甲》不足800字，《说命》不足千字，《泰誓》千余字，都分为上中下三篇；《尧典》约1600字，后来分为两篇（《尧典》《舜典》），成书时间当在战国时期；《盘庚》约1600字，分为上中下三篇。《禹贡》约1550字，考虑到本篇内容是分别介绍九州的面积、水利、土质、赋税、进贡的物品和贡道路线等，本来是作为九篇，原始文本当成书于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有所增订。《洪范》约1340字，因为是陈述治国大法，所谓“洪范九畴”，所以也应当是九个部分。 今本《逸周书》各篇的字数也不长，列表如下（见表1）。 现存《逸周书》残字少句的情况比较多，以上的统计仅说明大概。各篇成书的时间不一样，而千字以下的短章大都是春秋早期之前成书的。千字以上的篇章多数是官府的“秘籍”：《世俘解》《时训解》《谥法解》《官人解》虽成书于西周时期，但都是“法令”类要籍。《史记解》据本书《后序》作于穆王时，为左史戎夫所作。《周祝解》“通篇悉为韵语，似铭、似箴，盖直开老氏《道德》之先，匪特作荀子《成相》之祖”。《武纪解》是兵书，清代学者认为是《太公》的逸篇。《王会解》铺排描写周王会合诸侯于明堂的盛大场景，清人认为是西周晚期“追想盛事”之作。这些都是官府的“宝训”。《太子晋解》作于周灵王时期（春秋中后期），是用“五称而三穷”（五打三胜制）问答比赛形式写成的一篇论辩体俗赋。因此，春秋之前的文章，每篇以数百字为多，这也是一件写本的容量；超过千字的文章，是国家的法令要籍，是典藏类文献。 战国时期，私学兴盛，私家著作大量涌现，文章的篇幅也加长。像《孟子》7篇，《梁惠王》有5100多字，《公孙丑》4800多字，《滕文公》近4800字，《离娄》4500多字，《万章》近4900字，《告子》近5000字，《尽心》近2400字。我们根据出土的战国简牍推测，流通领域（与“典藏”相对）的简牍写本，以编连40至60枚简的比较多。按一般一枚简抄写40—60字计算，一件写本长则可抄3000多字，短则千余字或数百字，而“牍”“方”上的文本更短。所以《孟子》7篇都要分为上下篇，也就是说，每篇抄在两件写本上。《老子》五千言，也抄在两件写本上，分为上下篇。《庄子》内篇，《逍遥游》约1300字，《齐物论》约2700字，《养生主》500多字，《人间世》2800多字，《德充符》1700多字，《大宗师》近2800字，《应帝王》1000字多一点。学术界一般认为，《庄子》内篇为庄周自著。庄周与孟轲是同时代的人，但庄周是一位自由独立的学者，且有隐士的风格，不像孟子有弟子随从，更没有万章那样的学生作为合作著述者，所以庄子文章较孟子短小。而最长的《齐物论》《德充符》，本不是原来的规模，是汉代以后增补上去的。如《齐物论》有“夫道未始有封”一章（今本存220字），《音义》引崔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班固时流传的《庄子》是52篇，此章不仅没有在《齐物论》中，而且不在《内篇》。可见《庄子》《孟子》的成书有较大差别。《荀子》《韩非子》中，有荀卿、韩非自著者，有后学的材料汇编。可以确定为荀子自著的《劝学》《修身》《不苟》《非相》等篇，都在1500百余字。《韩非子》中，他自著的《说难》1400多字，《孤愤》1600多字，是标准的战国文章长度。《五蠹》4700多字，是五部分的组合，每一部分抄在一件写本上。《说林》《储说》是“说”类材料的汇编。《说林》约6800字，分上下篇。《储说》篇幅多达36000多字，分为《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6篇，每篇约6000多字，篇中有诸多小标题，可见由很多小篇章组成，有一个渐次编集的过程。日本学者太田方说：“内外、左右、上下，非有他义例，以简编重多故耳。”到汉代司马迁著《史记》“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则每篇4000多字。简牍写本时期一件写本的规模，大致如此。因为当时文献以单篇形式流传，以若干“单篇”组成一部“成书”，事实上仍以“单篇”（一件写本）为流传的基本单位，“单篇”之间的次序最易紊乱，所以，孔子整理五经就是从讨论序次开始：《书》有序，《诗》有大小序，《易》有《序卦》。排序，讨论全书内部次序的合理性，是我国最早的学术研究范式。 摘录，就是对已有文献选择抄录，或根据自己的需要抄录。书籍由官府走向一般士人，主要由于全社会、尤其士人阶层的“书籍崇拜”。“书”是西周贵族教育的“六艺”之一，掌握了书，就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读书就成为他们重要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读书是为我所用，自己需要什么就抄什么。同样的书，一个人的抄本不同于另一个人的抄本，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抄录同一种书，也可能不一样。 我们用早期《老子》的流传写本进行说明。根据出土文献，《老子》是战国秦汉时期流传很广的书籍。近50年来，出土了六种《老子》的早期写本：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三件战国中期的竹书，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两件西汉早期帛书，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西汉中期的竹书。郭店楚简《老子》有三组，简本的字迹相同，当为同一佣书人所抄，所抄内容没有重复，也没有标题。第一组的重点是探讨道与修道，第二组的重点是修道和道在社会中的运用，第三组的重点是道在社会中的运用。在“修道”的意义方面，第一组和第二组关系密切，在“道的运用”意义方面，第二组与第三组关系密切。这三组《老子》与今本差异较大。 ▲郭店楚简《老子》（荆门市博物馆藏 ） 这三组《老子》出土后，学术界流行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就是认为从战国到西汉前期，是《老子》成书的几个重要阶段。楚简本是《老子》早期的形态，与《史记·老子列传》所载老聃相对应，是老聃口述的传本；帛书本和汉简本是《老子》定型之后的抄本，与《史记·老子列传》所载老莱子、太史儋有关系。这实际上是认为《老子》成书于西汉时期。李学勤认为，《老子》一书，在战国早期已经定型了，楚简《老子》的三个写本都是《老子》的摘抄本。我们读李先生的论证，再看其他学者的讨论和补充，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史实的。 《老子》是战国早期“养生”格言的汇录，因为春秋以来，战乱频仍，人的生命危如悬卵，《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人人都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内，“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敏感的士人自然会思考全身远祸的方法。而《老子》中“道”“德”正是这种方法的高度凝练。到了汉初，道家与黄老思想相结合，成为王朝倡导的意识形态。马王堆出土两种帛书《老子》，甲乙本都和相关文献抄录在一个写本上。甲本抄有《老子》《五行》《九主》《明君》《德圣》五篇作品，研究者认为“当抄写于汉初高祖之世”。乙本抄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老子》五篇作品，研究者认为“抄写年代可能在文帝时期”。由甲乙本所抄《老子》内容和同抄文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战国楚简《老子》的主旨是个人“生存之道”，则帛书《老子》的主旨已经转变为“君人南面之术”。 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书《王兵篇》，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一篇早已散佚的作品，但是在今本《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中可以找到《王兵篇》中的部分段落和大量内容。因此，可以认为，《王兵篇》是一篇较为完整的作品，《管子》各篇是摘录《王兵篇》而形成的新文本。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也很典型。《春秋事语》抄写在24×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字体为古隶书，处在由篆变隶之间，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当是秦末的写本。存文16章，每章都提行另起，前面有墨点分界。纪事的年代从鲁隐公到三家分晋，与《左传》相当。所记史事除两件外，其余都可以在《左传》《管子》《史记》《公羊》《谷梁》中找到线索，尤其与《左传》关系最为密切，帛书《春秋事语》16章中有15章的叙事见于《左传》。如帛书第十章《吴人会诸侯》一章，与《左传·哀公十二年》“鲁哀公会吴于橐皋”一章所叙事相同，《左传》200字，帛书110字。从叙事层次、情节详略、句式词语等行文要素看，帛书是从《左传》简化而来。这种体例的著作，裘锡圭、李学勤都认为可能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汉志》著录有《左氏微》2篇，《铎氏微》3篇，《张氏微》10篇，《虞氏微传》2篇。这个“微”字很有意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铎椒为楚威王太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微”就是删繁就简，“抄撮”成篇幅短小的书；“微”还有简体短小、持读容易的意思。所以裘锡圭说：“《春秋事语》显然也是这一类著作或其摘抄本。” 古人在摘录的过程中，可能要改写或增加一些成分。这也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方法，《史记》中《本纪》《世家》有诸多内容，都是摘录改编前代史书而成。随着书籍篇幅的增大，摘录删节的新书也越来越多。东汉初年，杨终曾“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把52万多字的《史记》删成十余万言，仅摘录了五分之一多。《后汉书·荀淑传附荀悦传》记载，“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荀悦的自序也说“缀叙旧书，以述《汉记》”。《汉书》有百篇之多，摘录改编成纪年体30篇，还不足原书三分之一，不仅大删削，体例也完全改变，成为另一文体。 六朝以后，摘录的书越来越多。《隋书·经籍志》就著录多种这类著作，史部“杂史”类有“钞撮旧史，自为一书”者，如张缅撰《晋书钞》、葛洪撰《汉书钞》等，子部“杂家”有无名氏《杂事钞》、庾仲容撰《杂书钞》、无名氏《子钞》等，集部“总集类”就更多了：无名氏《集林钞》、沈约撰《集钞》、无名氏《妇人集钞》、无名氏《赋集钞》、谢灵运撰《诗集钞》、无名氏《六代诗集钞》《乐府歌辞钞》《古歌录钞》等，所谓“钞”（抄），都是指摘录删改。 摘录实际上是一种改编，它体现了摘录者的选择取舍标准，比如荀悦《汉纪》对《汉书》有诸多改动，我们举一个与文学史相关者。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入朝，给武帝献上新近完成的《内篇》，武帝“爱秘之”，又“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文中的“离骚传”《汉纪》改作“离骚赋”。颜师古《汉书注》说：“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却认为《汉书》本来就作“傅（赋）”，“传”是“傅”字的形误。“使为《离骚赋》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若谓使解释《离骚》，若《毛诗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其实，《汉书》作《离骚传》是对的，《汉纪》改为《离骚赋》错了。这是后人对西汉人的“传体”误解的缘故。西汉的“传”就是“泛论大义”，相当于后世的主题说明，所以《周易》的《系辞》西汉人叫《易大传》。刘安的《离骚传》的主要部分保存至今，就是班固《离骚序》引用的“《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史记·屈原列传》也全文抄录下来。这明显是“传”体而不是“赋”体，因为赋体首先要押韵。《资治通鉴》对前代史书的摘录、改编，也是这样的，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就是讲他摘录改编的理由。所以，《通鉴》既是一部编年史，也是一部包含着研究和阐述史学发展的史学史。那些《赋集钞》《诗集钞》《六代诗集钞》《乐府歌辞钞》更是在选择中体现对文学的看法，对文学发展史的看法，在精选中体现选录者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情感，是古代特有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 ▲ 萧云从绘、门应兆补绘《离骚图·九章·惜往日》（清乾隆四十七年绘本） 附益，就是在原文献前面、后面或中间增加相关内容。附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文章作者的追寻。把作者的生平介绍和评论文字附益其上。古典时期，书籍富有神圣性和神秘性，不容易得到，所以读书是一种高级的奢望和享受。读其书，必先思其作者，士人如此，帝王也是如此。秦王政读《孤愤》《五蠹》之书，直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武帝读《子虚赋》感慨万端：“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正是《孟子》所说读其书，要知其人。余嘉锡《古书通例》曾说：“司马迁《史记》所作诸子列传，大抵为读其书有所感而发。”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卓见。《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管晏列传》重点是写管子佚事、管仲和晏婴之间的深厚情谊，概说管子书的重要思想，不像是有意为传记。《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很多学者认为“前后矛盾，首尾错乱”，尤其是中间情绪激动而发为感慨的一节，与人物传记的要求不相符。其实，这是太史公把刘安的《离骚传》附益其中，借以抒发抑郁的激愤感情。司马迁是一个感情容易激动的人，我们读《史记》，总能感受到他感情激越：面对历史上的圣贤英雄，他无限敬仰，读其书也是经常“废书而叹”。对于孔子，他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因此，读其书，记其事，书其感想，附益于原书之上，所谓附骥尾而不朽。 附益的第二种方式是读后感。读后感的方式多种多样，或对原书加以评论，或对原书内容进行总结。对原书评论，有的是引用前人时贤的话进行评论，有的是读书者直接进行评论。先秦书中记载某件事，结尾常用“君子曰”或“孔子曰”加以评论，正是这种方式。比如《左传·隐公元年》引用祭仲评论共叔段居京的事，《隐公三年》有“君子”论周郑交恶、宋宣公知人及石碏谏卫庄公的事情，《隐公四年》记有众仲论州吁、“君子”评石碏大义灭亲事，《隐公五年》有臧僖伯谏如棠观鱼事、“君子”论郑败燕师事，不胜枚举。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体例是先摘录《左传》等典籍的叙事，再在后面加以评论，评论的文字有时比原叙述史事的文字还要多。如第七章《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 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夫人荡舟，禁之，不可，怒而归之，未之绝，蔡人嫁之。士说曰：蔡其亡乎。夫女制不逆夫，天之道也。事大不报怒，小之利也……是故养之以□好，申之以子□，重以名势，三□□□礼。今蔡之女齐也，为□以为此，今听女辞而嫁之，以绝齐，是□怨以□也……桓公率师以侵蔡，蔡人遂溃。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从“士说”曰以下，都是评论。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说：“这十六章的文字，记事十分简略，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 读后感有时是对原书内容进行总结，这些总结文字可放在前面，类似于现代的编者按或内容提要。《公孙龙子·迹府》篇开头第一段：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如求白马于厩中，无有，而有骊色之马，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 《公孙龙子》为后人辑缀而成。《迹府》篇汇集公孙龙子事迹，当然不是公孙自著，弟子后学汇集其师言行于一篇，是战国诸子成书的常用形式。这一段文字，经谭戒甫考证，是东汉桓谭所作，附益在《公孙龙子与孔穿相问难》一篇前，同抄在一件写本上，构成一个整体。 以上两种附益的方式与原文融为一体，不容易判断。周秦诸子书中有一些内容是记载著者身后之事，这些都是后世读其书者的附益，但宋以后的学者，常借这类附益的材料判定原书是后世所作，甚至判为伪书，这是需要细致研究的。 附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一篇独立的文章附在后面，形成一题多篇的形态。《逸周书》中的《王会》篇，记成王盟会诸侯之盛典，是一篇典型的官府秘籍。此篇当为西周后期史官四散带到民间，而写本的制作者在抄录完此篇后，又把内容相类的《伊尹朝献》抄在其后，这件写本就包括了记载周朝盛典的《王会》和记载商朝盛典的《伊尹朝献》两篇。但读者很早就发现本非一篇，所以有标注：“《伊尹朝献》，《商书》，不［在］《周书》，录中以事类来附。” 今本《荀子》有《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隐”和一篇《佹诗》。这两组作品，作于不同时期，第一组“隐”作于齐宣王在位荀子初至齐稷下之时，第二组诗作于荀子初次到楚国任兰陵令，又离开楚暂至赵国期间。附“诗”于“隐”之后，是因为这两组作品都是韵诵体，符合“不歌而诵”的形式标准。《荀子·尧问篇》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表现治国理念，如选贤任能、明辨是非、赏罚分明、以身作则和重视教育等原则，但末尾有“为说者曰”一段，用四言韵语的对话体形式论辩“荀子不及孔子”，感情激动，愤世嫉俗，是荀子弟子为其师护法的“杂赋”附益于正文之后者。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2022年） 《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是韩非子到秦国后给秦王政上的书，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存韩》包括三篇文章：韩非子给秦王政的上书，李斯给秦王政的上书，李斯给韩王安的上书。李斯的两篇上书附在韩非《存韩》篇之后，要理解《存韩》，李斯的两篇上书至为重要。三封书是完整的一个整体，但题目是《存韩》篇，作者是韩非子，后面两篇是附益。 这种附益的篇章，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志，最易混淆。如《庄子》这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52篇，今传本是郭象校定的33篇。按篇数计算，汉代以来，《庄子》散佚了19篇。根据考证，一部分所谓散佚的篇章其实并没有散佚，而是后人调整改编时附益在其他各篇中。如其中有一篇《惠施》，《北齐书·杜弼传》记载，杜弼曾“注《庄子·惠施篇》”。今本《庄子》没有《惠施》篇，学者遂断定《惠施》篇散佚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老子与庄子》认为，《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或即北齐杜弼所注《惠施篇》”。《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专讲惠子的学说，故武内义雄以为就是杜弼所注的《惠施》，是后人附益到《天下篇》。汉代《庄子》52篇中有《子张篇》，今传本没有此篇，学者以为是散佚了。王叔岷《庄子校诠》发现今本《盗跖》包括《盗跖》和《子张》两篇，是晋人郭象把《子张》附益到《盗跖》篇，变成了一篇新文本。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本《盗跖》证实王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 ▲《汉书·艺文志》（“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递修本 ） 《楚辞》的成书，经过宋玉、刘安、刘向和王逸多位学者的编集，现代学者对此也有深入讨论。其中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往往和文本附益有关。《悲回风》一篇，在《九章》中字数最多，从王逸《楚辞章句》以来都认为是屈原所作，宋代学者开始怀疑屈原的创作权，近现代有学者认为是宋玉、唐勒悼念屈原的作品。但他们都把本篇作为完整的篇章理解。张树国认为本篇从开头到“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常愁”共48单句为屈原所作；自“孤子吟而抆泪兮”到结尾共62单句为西汉末扬雄所作的《畔牢愁》，是刘歆等整理《楚辞》时附益在《悲回风》之后。与之类似的还有《远游》，《远游》是《楚辞》中的名篇，被文学史家称为“游仙诗之祖”。这首长诗过去都认为是屈原所作，当代学者刘永济、游国恩、胡小石、赵逵夫等讨论了诗中多袭用《离骚》句子的情况，研究了诗中表现的神仙家思想与屈原的作品相抵触，而与秦汉方士飞升之意思相同，并考证诗中出现的仙人“韩众（终）”是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因而认为《远游》是汉武帝中期之前的作品。在此基础上，张树国考证《远游》的结构，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两篇的组合，从开头到“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50句，为淮南王刘安的作品；“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到诗的末尾共64句，为扬雄的《广骚》附益到刘安作品之后。虽然，张先生认为《悲回风》为屈原作品附益扬雄《畔牢愁》，《远游》为刘安作品附益扬雄《广骚》，这个结论还可以讨论，但他提出的“附益说”却很有启发意义。 《史记·屈原列传》有“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其中屈原与渔父问答一段，也是附益于史传中，且连接得天衣无缝，要不是《楚辞》中有《渔父》一篇保存至今，我们不会知道它是附益的。《史记·滑稽列传》是汉成帝时褚少孙增补的，其中东方朔“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议论”一段，见于《汉书·东方朔传》，是东方朔的作品《答客难》。若非《汉书》明确标注此文为东方朔所作，我们便无从得知——这其实是褚少孙将东方朔的作品增补于列传之后的附益之作。 出土简牍文献中这种附益的情况比较多，这与当时的写本形制有关。根据近数十年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写本，一件写本上抄录数篇文章者居多。前举郭店楚简中第三组《老子》与另一篇《太一生水》竹简的形制、书体均完全相同，整理者说“原来可能与《老子》丙合编一册”，就是说一件写本抄了两篇文章。但是研究者很少把这两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其实，《太一生水》是附益在《老子》后的文章，就文义讲，它是对《老子》“修道”主题的引伸与发挥，从天道说到人事，环环相扣，等于是《老子》读后感一类的东西。只有把抄在同一写本上的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才能发现这件写本表现的思维逻辑、贯穿全部的文脉线索、整体主题。 摘抄与附益，是写本时期文献生成的重要方式，它根植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和方法，表明对既有文化的继承，也包含着丰富的创造性在其中，它本质上是面对既有知识结构，适应社会变动和文化发展而调整的新文本形态。它既是中国文化连续性的基石，因而留下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年轮，埋下了真伪交织的复杂特质。今日重审这些文献，需要以动态眼光审视其层累过程，同时借助考古发现与跨学科方法，捕捉流动的文本中蕴含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 李零曾经这样描述写本时期的文本形态：战国秦汉好像气体，隋唐时期好像液体，宋以后则是固体。文本形态的最终呈现是不同的“文体”，所以写本时期文本形态的变化，是这一时期文体变化的重要标志。使用场合情境的改变、使用方式的不同、使用目的不同，其功能也随之变化，导致摘录、附益、改编等文本形态变化，从而引起文体的改变。 我们以“传”体为例进行说明。先秦时期“传”作为文体，与“经”相对，其功能是解经。战国以来，有经师之“传”，有瞽史之“传”。经师之“传”多讲述“经”的本真之义，流为文体，就是《尔雅》《毛传》这样的典雅训诂体。瞽史之传以讲述故事为主，流为文体，就是《左传》《韩氏外传》这样的故事体。孔子及后学解经时，还使用了一种“泛论大义”的“传”，流为文体，就是《周易系辞》这样的提要体。为了讲诵的音韵和谐、节奏分明，瞽史之传还有一种韵诵体形式，《尔雅》《易传》中还保留了一些。《周易》乾卦《象辞》：“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尔雅·释训》也记录了先秦的“韵语之传”，如：“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颙颙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嘤嘤，相切直也。蔼蔼萋萋，臣尽力也。噰噰喈喈，民协服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凄凄，怀报德也。”以上就是“传”之四体：故训体、故事体、提要体、韵诵体。 到了西汉中后期，经师把原有的“故训体”和“提要体”编为一体，以《毛诗故训传》为名，学者又简称“毛传”，“传”遂包括“故训”在内。西汉时期，为了标明句读段落，经师以符号划分经文的“章”和“句”，形成“章句”，见于出土的阜阳汉简、安大汉简及海昏侯汉简中的《诗经》简；后来在此章句形式基础上，逐渐增加训诂注释、史事引证和概括章旨，形成与“故训传”类似的“章句”。前述《汉书》称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王逸《离骚经叙》说刘安作的是《离骚经章句》，“传”与“章句”为同一体裁。西汉中后期的“章句”内容繁杂，《汉书·艺文志》说这种章句“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桓谭《新论》讲有一位名叫秦近君的经师，“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真是繁琐至极！这样大的篇幅，在那个以简牍为载体的时代，很难抄录在写本上，只能口头传授。到了东汉中后期，“章句体”逐渐变得简明，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 “传”之“四体”本来互有交错，所以“泛论大义”的“传”与集“故训”“传”为一体的“传”易于混淆，最典型的例证是前述王念孙混淆了西汉的“传”体与“训诂”体的不同，认为刘安所作的《离骚传》与“训诂”为同一种文体，断言刘安不可能一天之内完成《离骚传》，他完成的只能是“约其大旨”的《离骚赋》。这里又派生出了“赋”，就是前述之“韵诵之传”，以韵语释经的“传”。《离骚》在西汉受到普遍的喜爱和尊崇，称之为“经”，其解“经”之“传”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模仿其体裁，解释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模仿屈原的思想情感，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都是这一类；二是对词语的释读，释读的方式，采用的是以诗解诗法。如王逸《楚辞章句》把相关对词语的解释分别安置到对应的原句之下，我们把附益到《抽思》各句之下的句子集辑出来，就成为另一首诗：“哀愤结縎，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诘屈，如连环也。”可见，由附益“经”而衍生出来的“传”体，本身又成了一大文类，滋生出了诸多文体。 文体的频繁变化，是应对社会发展变化、知识迭代更替的结果，也是知识储存和传播方式变化的结果。简牍写本时期文体的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文本制作和流传的限制，小范围内师弟相传方式的限制。同时由于看重文体的实用功能，势必限制文体对美的追求。东汉以来，纸本的出现，书写载体和容量大为增加，交流也越发频繁，使文化越来越普及，掌握文字的团体越来越庞大，这就要求有共同遵守的规范，这种约定俗成加剧了文体的定型。对审美的追求，加之对受制于现场情境的实用功能的减弱，文体就趋向稳定。所以3—11世纪，不但有相对稳定的文体形式，而且有成熟的文体理论。但从敦煌写本反映的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化看，唐五代时期民间文体非常繁杂。就文学文体而言，除了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说唱文学，例如变文、讲经文、曲子词、俗赋、通俗诗外，还有大量的民俗应用文、宗教应用文，尤其是佛事应用文等。很多是我们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传统文体学著作中找不到的。这种应用型文体主要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俗活动和宗教活动的反映，蕴含着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这种新的文体，是我们认识中古时期民众的精神世界、知识结构、生活追求和审美趋向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中国文体学研究 ” 责任编辑：张慕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