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关于风读书笔记》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1 23:29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写读书笔记作文时应注意的事项的作文：
"精读深思，笔尖生花——谈读书笔记作文的写作要点"
阅读，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而读书笔记，则是记录思考、沉淀感悟、深化理解的阶梯。将读书笔记整理成文，不仅是对阅读过程的回顾与梳理，更是对个人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锻炼。然而，如何将零散的笔记转化为一篇内容充实、见解独到、结构清晰的优秀作文呢？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事项。
"一、 精准立意，明确核心观点"
读书笔记作文，并非简单罗列书中内容或摘抄精彩词句。首要任务在于提炼出你阅读后的核心感悟或最深切的体会。这需要你深入挖掘笔记，找到那些让你反复思考、深受触动的点。是书中人物的命运让你唏嘘？是作者独特的观点让你豁然开朗？还是某段情节引发了你对人生的深刻反思？明确的核心观点，如同文章的“灵魂”，将指引你选择材料、组织结构，确保文章言之有物，而非泛泛而谈。立意要力求深刻、新颖，避免流于表面或人云亦云。
"二、 选取典型，详略得当"
一篇好的读书笔记作文，离不开具体的文本支撑。在笔记中记录了哪些内容？哪些人物、情节、观点、细节最能体现你的核心观点？你需要从中筛选出

读书笔记：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风”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蒙古风”对中原王朝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元朝与诸蒙古汗国

以衣冠服饰为例，很多人“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

不过，与清朝强制推广“剃发易服”不同，“蒙古风”的流行，有着更多“顺理成章”的味道。毕竟，元朝政府似乎从未颁发过有关汉服、蓄发的禁令。

在元朝，可以看到“各种面孔”

在明朝的民间，还有哪些“蒙古风”的遗存？我整理了一些资料，大家可以一起看看。

服饰

明朝服饰中的“蒙古风”，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左衽”的习以为常。

实际上，服饰“左衽”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到金与南宋的对峙时期。我们都知道，孔子老先生对“被发左衽”可是深恶痛疾的。

不过，根据南宋文学家岳珂（岳飞的孙子）的记载，涟水（今隶属于江苏淮安）孔庙中的孔子塑像，居然是“左衽”。

始建于北宋的大成殿，属于孔庙的大殿，1971年被拆除

到了元朝，服饰上的“左衽”逐渐得到了大众的认同。因此即便到了明朝，以妇女服饰为代表的服饰，无不以“左衽”为尚。据朝鲜官员崔溥的记载，明朝北方的妇女：

• 自沧州以北，妇女衣服之衽“或左或右”，并未统一为“右衽”；
• 到了通州以后，才“皆右衽”；
• 而江南的妇女，所穿衣服“皆左衽”。

反倒是江南地区的妇女，似乎对“蒙古风”更为偏爱有加，不得不说“非常有趣”。

元朝女子服饰

除了“左衽”，“蒙古风”穿搭的另一“特色”，便是“帽子系腰”。

首先是帽子。在元朝，无论官民，“无不戴帽”，帽子制式“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基本属于兜鍪（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的遗制。

到了明朝，每到冬天，北京的男子多喜欢用貂狐的皮，制成高顶卷檐的帽子，即“胡帽”；北京的妇女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称为“昭君帽”。北直隶各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也有这样的“穿搭风”。

元朝的镶宝石钹笠

与帽子相对应的，自然是“发型”。其特点就是将头发编成辫子，或者将头发打成纱罗椎，而庶民一概不用椎髻。

所谓“系腰”，即“袄则线其腰”，上衣在腰间加一腰线。元朝的“高档服装”，要么用浑金线制成“纳失失（加金的丝织物，又称“织金锦）”，或者在腰线上绣通神襕（上下衣相连的服装）。

元朝服饰

根据明朝文学家田艺蘅（浙江人）的记载，明朝人戴的帽子以及穿的袄袍，遗存着很多的“蒙古风”，即“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

• “帽则金其顶”，即江南小孩所戴的“双耳金线帽”；
• “袄则线其腰”，即明朝人穿的袄袍，在腰部有一道（蒙古风的）线。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度主张恢复“汉唐衣冠”。不过， “蒙古风”似乎“从未真正离开”。譬如弘治以后，北方尤其是北京居民，在服饰上极为崇尚“蒙古风”。可以说，“蒙古风”的审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在明朝，最受欢迎的“蒙古风”服饰样式，有“比甲”与“只孙”两种。

“比甲”由元世祖时察必皇后所创制，其式样是“前有裳无衽，后面之长倍于前面，也无衣领与衣袖，仅用两襻相缀”。在明朝，北方妇女普遍喜欢比甲，将它当成日用的常服，而且稍有改进，织金刺绣，套在衫袄之外。

明孝靖皇后无袖方领升龙纹、寿字纹刺绣比甲

“只孙”在《元史》又称”质孙”，同样起源于元代，也可以翻译为“一色服”。在元朝，凡是贵臣奉皇帝之诏，就穿只孙进宫，以示隆重。“只孙”在明朝仍被穿用，但多用于军士常服。在明朝圣旨中，经常出现制造“只孙”件数的记载。

元朝“质孙”服

在明朝中原的服饰称谓上，有些也受到了蒙古人习俗的影响。

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在元朝，蒙古人一般将蒙古妇女的礼服称为“袍”，汉人（北方人）妇女的礼服称为“团衫”，南人（南方人）妇女则称“大衣”。到了明朝，从北京一直到地方，一概称妇人的礼衣为“袍”。

波斯人绘制的蒙古贵族

明末学者陈子龙的记载显示，在京城乃至北方地区，无论是贵人、士人，还是庶人、妇人，服饰均呈有着比较浓郁的“蒙古风”，且被引为时尚。

• 京城贵人，喜欢穿窄袖短衣，或者以纱縠竹箨为带；
• 北方的士人，大多喜好胡服；
• 庶人所制之帻，“低侧其檐，自掩眉目”，称为“不认亲”；
• 妇人的辫发，大多“缀以貂鼲之尾”。

语言称谓

蒙古人的入主中原，让蒙古语对传统汉语产生不小的影响。譬如在明朝广泛流行的“皇上”、“老爷”、“猫儿头”等称呼，多为“元朝遗俗”。

以皇帝为例，西汉臣子称皇帝为“县官”，东汉称皇帝为“国家”，唐朝称“圣人”，亦称“大家”、“天家”，宋朝称“官家”，至元朝时才称“皇上”。可见，明朝大臣称皇帝为“皇上”，也是“蒙古风”的残存。

忽必烈：我才是第一个“皇上”（？）

在明朝民间，多称地方官为“老爷”。这一称谓，同样源自元朝。《元史·董抟霄传》记载，董抟霄在南皮安营，毛贵兵猝至，问抟霄：“汝为谁？”抟霄答道：“我董老爷也。”说完，随之被杀。

在明朝，一般称人“干事不干净”为“猫儿头”，或称“猫儿头生活”，此称亦源自元朝。相传，元朝贫穷的新官出京，通常有人替他们应付盘缠，并随同新官一同到任，还替新官管事，一般称这类人为“猫儿头”。后来，民间又骂达官（蒙古/色目官员）的家人为“猫头”。

节日

明朝的节日生活丰富多彩，但在诸多节日生活中，有些实际是“蒙古（女真）遗俗”，尤以元宵、端午两节最为明显。

在元朝，每年正月十六日，流行一种“放偷”习俗。每当这一天时，各家各户对小偷严加防范，遇到偷窃行为，则“笑而遣之”，即使是妻女、车马、宝货为人所窃，也全不“加罪”。这种习俗，在明朝扬州尚有遗存。

《元朝灯戏图》 ，描绘杭州元宵庙会的场景

明朝端午节时，无论宫廷，还是民间，无不盛行“射柳”、“走解”之俗，同样沿用于元朝旧俗。

譬如永乐年间，宫中流行着溯源于女真、蒙古人的“翦（射）柳”游戏。将鹁鸽藏在葫芦中，再将葫芦悬挂在柳树上，然后向葫芦射箭，射中葫芦，鹁鸽就冲天飞去，以鹁鸽飞之高下来定胜负。

端午“射柳”，有着悠久的历史，元朝也是继承者

另外，宫中的“射柳”之戏，还拓展到了明朝的边镇。在端午这一天，各边镇无不“射柳较胜”，若是士卒命中，将帅就会次第加以赏赉。

饮食

以饮食生活习惯来说，明朝民间设酒“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汤食“非五则七”等种种风俗，都是从元朝流传下来的。

（疑似）蒙古贵族的宴会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蒙古风”的饮食习俗——“挈设”。所谓“挈设”，原是蒙古语，相当于汉人礼仪中的“荐体”与“荐”，属于一种酒席茶饭中的待客礼仪。

• 元朝的蒙古人招待上宾，必用羊背皮、马背皮之类；
• 若是其余宾客，则用羊、牛的前腿、后腿招待；
• 假如用鹅招待宾客，则必用鹅的前胸招待上宾，其余宾客，则多寡随分而定。

入明之后，这种待客礼仪仍广泛存在于北方人的饮食习俗中。一般按照汉人的习俗，招待上宾，以鹅头为敬；但在北方还是以鹅胸为敬，显然受到了蒙古饮食习俗的影响。

社交礼仪

明朝民间妇女的“拜礼”，大抵也是对元朝风俗的沿袭。

自古中国的妇女，大多流行立拜之礼，与“男子之拜”有着很大的区别。

如宋天圣年间，明肃太后临朝，想代行郊天祭祀之礼，宰相薛简肃认为不可，劝谏道: “果尔，太后将作男子拜乎？抑女子拜乎？”太后听言，此事作罢。

唐寅（唐伯虎）笔下的明朝女子形象

到了明朝，按照制度，三品以上的命妇，遇到太后、中宫的大庆，或者是元会、令节，照例需要入宫朝贺。命妇朝贺，所行拜礼，与朝士有别。

• 朝士拜礼，除朔望升殿外，即使常朝，必须行五拜三叩头之礼；
• 命妇则不然，仅仅行四拜之礼，而且只是在下手立拜。只有在致贺受赉的时候，命妇才一跪叩头而已。

不过，明朝民间士民之家的妇女，所行拜礼，已是“伏地顿首”，与男子无异。这无疑是沿用了“元朝之风”。

音乐

元朝建立后，所谓的古乐荡然无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俗乐的盛兴，淫词艳曲，更唱迭和；
• 二是队舞的兴起，甚至在祭祀古先帝王神祇的祀典上，亦“饰为舞队，谐戏殿廷”；
• 三是“胡乐”的渗透，所谓的俗乐，实则大多为胡乐，声音宏大雄厉，甚至“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

元朝戏剧人

朱元璋命建立明朝后，命尚书詹同、陶凯及协律郎冷谦重新制作《燕享九奏乐章》，以使乐章不但协和音律，而且有平和广大之意，并于洪武四年( 1371 年) 七月最终制作完成。

这一乐章制成后，“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悉屏去之”，号称是古乐的复兴。不过，蒙古风的音乐早已渗透到民间的俗乐之中，一时很难去除干净。

即使在崇祯年间，地方官府在阅武仪式中所使用的乐器，依然能看到众多“蒙古乐器”的影子。崇祯四年( 1631 年) 三月，张岱路过山东兖州，亲身观看了巡按御史主持的阅武仪式。

表演时不仅都是在马上奏乐，所用乐器，分别有“三弦”、“胡拨”、“琥珀词”、“四上儿”、“密失”、“叉儿机”，“僸佅兜离”，不少皆为“蒙古乐器”。

宗教

明朝的宗教风俗，尤其是佛教风俗，大多沿袭“蒙古风”。譬如明朝皇宫中存在的“欢喜佛”，就是对元代佛教习俗的因袭。

所谓欢喜佛，其实就是一尊“男女淫亵之像”。据传，这种佛像得以存在，其目的是深怕太子长于深宫之中，不知人事，也就是为了对太子进行性教育。

“欢喜佛”造型

按照元朝的制度，皇帝必须先受佛戒九次，方可登基称帝。进入明朝，这一制度就演变为“替僧”制度。即皇太子与诸王子诞生以后，一般就要剃度幼童一人，替皇子出家为僧，号称“替僧”，又称“代替出家”。在明朝人看来，此制虽非“雅俗”，但在宫中习以为常。

（疑似）十六天魔舞

拓展阅读：一文概览：藏传佛教是如何“玩死”元朝的？

元朝的佛教风俗，对明朝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僧人的世俗化，便是典型。“郡境村落约三百计，皆有梵寺数楹，最小者亦斗室供香火，僧无精行，贫民为僧佣作者，挈妻傍居，流娼僦居僧舍，荡子谐狎，藉资衣食者，更从臾之，深可扼腕。”

明朝官方虽立志“恢复汉唐”，但纵观明朝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着相当多的“蒙古风”遗存，这无疑是文化交流的一个进步体现。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个民族渊源、文化虽然是多样性的，但却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

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华民族”，应该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中华文化”，更应该是兼容并包的、善于“取长补短”的、不断自我迭代的文化。

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中文的浪漫我悟了！

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中文的浪漫我悟了！

#世间书写# #人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