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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搞定《巴金 电 读书笔记》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2 07:14

3招搞定《巴金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巴金《电》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你的笔记既有深度又不失条理:
1. "明确核心内容与主题:" "精读原著:" 首先,你需要认真阅读巴金的《电》。理解小说的时代背景(通常设定在辛亥革命前后)、主要人物(如李梅亭、张惠如、罗伯斯等)、情节发展、核心冲突以及巴金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确定焦点:" 《电》是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虽然常被视为独立作品,但与《家》、《春》联系紧密。思考你最想从《电》中探讨什么?是新旧思想的碰撞?爱情的悲剧与理想?革命的呼唤?人物的命运?还是巴金独特的叙事风格?明确你的核心观点或探讨方向。
2. "结构清晰,逻辑严谨:" "开头(引言):" 简要介绍巴金及其文学地位,以及《电》在“激流三部曲”或巴金整体创作中的位置。 点明你阅读《电》的主要感受或你打算探讨的核心问题/主题。 可以简要概述《电》的故事梗概(注意是概述,不是复述),引出你的分析。 "主体(分析):" "

读巴金《随想录》:他在割心上的肉,洗涤自己的灵魂

我珍藏的《随想录》

我有多种版本的《随想录》,其中大部分是巴老赠送的,也有一些是我自己买的,还有一套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日文版五卷本,是译者石上韶送给我的。

本文作者与巴金的合影

自从1980年随巴老访日,巴老就知道我爱看书,每次出新书,都想着我。他身体好时,亲自到邮局寄发,后来摔伤了腿,走不动了,我就去他家拿。每次陪外国作家到上海,我总要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一会儿,说说话,顺便拿几本新书。

巴老送我的《随想录》第一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没写日期。第一集收录了三十篇文章,其中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三篇,《谈〈望乡〉》、《再谈〈望乡〉》是为日本电影《望乡》辩护的,《中岛健藏先生》是怀念日本友人的。

这本书小而薄,封面设计也一般,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巴老是何时何地送给我的。而我向巴老要《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时的情景,印象一直很深刻。

1981年10月13日,巴老从欧洲访问归来,住在燕京饭店,我去看他。巴老问:“我的《随想录》第二集给你没有?”我答:“没有。”巴老起身找书。小林说:“他过几天到上海,叫他来家里拿吧。”我说:“好,自己去‘偷’。”巴老说:“你在文章中说到我家随便‘偷书’,去了又不多拿,只造舆论,没有行动。”小林说:“你叫他随便拿,他又不好意思多拿了。”巴老嘿嘿地笑起来。巴老所说的文章,是指上次见面时我送给他的《江城》杂志上有我写的《在巴金家里做客》一文,讲了在巴老家“偷书”的事儿。

那是1980年春天,中国作家代表团从长崎回到上海,去巴老家做客。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我喜出望外,随手从巴老的书柜里拿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哀思》,其中有巴老怀念何其芳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想必这是出版社赠送的样书,但我没问巴老这本书还用不用,就在扉页上写道:“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作为纪念。1980.4.19。”写完,我将这句话读给巴老听,对巴老说:“您得签名,证明此言不虚,否则别人会认为我是吹牛,或是顺手牵羊,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巴老笑着说“好的,好的”,拿起我的笔,写下“巴金”二字,表示完全同意。那两个字很大,是我的字的两倍,因为是站着写的,笔画细,还有点飘,但这是巴老准许我在他家随便“偷书”的特权证明,想必天下独此一份,是纪念,更是宝贝,急忙藏在怀里,秘不示人。

巴金签名以示“同意”的《往事与哀思》

《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4月出版的,书中的四张插图,有两张是巴老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长崎、广岛时拍摄的。在长崎的那张照片是摆拍的,照片说明为“作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长崎和平公园,一九八○年四月摄于长崎”。在广岛的那张照片是作家代表团参观完毕往外走时记者抢拍的,照片说明为“作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广岛和平公园慰灵碑前,一九八○年四月摄于广岛”。我不知道这照片说明出自何人之手,如果是编辑,显然不合适,因为巴老是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应该用“率”,而非“随”;如果是巴老出于谦逊自己写的,虽然可以理解,但团长随团访问,也有点别扭,不合逻辑。第二集里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四篇,其中《友谊》《访问广岛》《长崎的梦》三篇文章是访问记,附录《我与文学》是临时应邀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发表的讲话,在旅途中赶写的。

这本书是我到巴老家拿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陈喜儒同志 巴金 八一年十月”。巴老签名时,我递给巴老一个名单,上面有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十来个人的名字——他们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让我替他们要签名。巴老按照名单题签,花了不少时间,还叫我核对一下,看名字是否有误。

此后,不管是对外联络部新来的大学生想求巴老的签名,还是有人买了巴老的书想请巴老签名,他们都来找我。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巴老与读者之间的“联络员”,每次巴老都是和颜悦色,有求必应,我也认为这是助人为乐,乐此不疲!其实巴老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虽然发誓要出版十三本书,但力不从心,眼看自己制定的计划无法完成,十分焦急。本该让他静静地写作、思考、做事的,可我生来愚钝,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等我醒过味儿来,很是后悔,急忙向巴老“请罪”:“我太不懂事,让您费心费力费时间,而且没完没了,罪该万死。我保证,从今以后,不管何方神圣来求我,一律拒绝,再也不会给您老人家找事儿、添乱了。”我信誓旦旦地表白一番之后,又拐弯抹角地强调:“您的新书,可千万别忘了我……”巴老明白我的心思,笑了,说:“没关系的,年轻人喜欢读书,是好事,我支持。”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十二月卅日”,没写年份,我估计是1982年。第三集里有《随想录》日译本的序。

《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10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四年十二月”。书中插图有一张我为巴老当翻译的照片,照片说明为“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在家中接待日本作家水上勉”。

水上勉先生是巴老的老朋友,早在1963年,巴老就与严文井、马烽到水上勉家做客。水上勉年轻时读过巴老的《家》,他说从《家》可以了解到封建时代的中国。1983年,他率领日本中青年作家访华,特意到成都参观巴金故居,参观小说《家》的舞台,到上海后还代表日本笔会巴老去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大会。第四集里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两篇,一篇为《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抗议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把“侵略”改为“进入”;一篇为《附录 答井上靖先生》,是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与井上靖先生的通信。

《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是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12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没写日期。书中插图有一张照片,是巴老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时,我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横川健先生的相机拍摄的。

1984年5月9日,巴老应邀赴日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第二天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和佐藤纯子陪巴老到世田谷区豪德寺,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中岛健藏先生的夫人京子女士也从故乡福井赶来,在门口迎候。

豪德寺入口有几座木结构的建筑,后面是一大片墓地。巴老沿着砂石小路,由我和小林搀扶,吃力地移动左腿,默默向前走,脚步缓慢而沉重。中岛健藏先生的墓碑用灰青石雕成,约一米高,正面刻着中岛健藏和夫人的名字,但夫人的名字是红色的。白土吾夫指着墓碑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巴老点点头,说:“我们过去也这样。”

巴老亲手把鲜花插在墓碑两侧的花瓶里,随后退两步,向墓碑三鞠躬,并且按照日本的习俗,将清水洒在碑顶。巴老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77年,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他一边说一边流下眼泪。京子女士说:“以前您总是劝他少喝酒。”巴老说:“他喜欢喝酒,又有海量,虽然我常常劝他少喝些,但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用。那时形势不好,他心情郁闷,借酒浇愁。1965年元旦,我和田汉陪他去苏州,过得很愉快,但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了。”

即将离开墓地时,巴老又向墓碑鞠了一躬,同老友告别。他含泪对京子女士说:“看到中岛先生的墓,我安心了。他是多好的人啊,没有私心,为了人民的友谊,拿出了一切。”

第五集里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两篇,一篇为巴老在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上的发言稿《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收在附录里;一篇为散文《访日归来》。

巴老的《随想录》收录了一百六十一篇文章,其中与日本有关的文章共十二篇。巴老一生访日六次,日本朋友最多、感情最深,由此可见一斑。

《随想录》的上、下册合订本,是三联书店1987年9月出版的,巴老在扉页上写“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八年三月”。上卷的插图保留了巴老访日的两张照片,但照片说明改为“作者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长崎和平公园”“作者与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广岛和平公园慰灵碑前”,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下卷的插图中收录了我为巴老当翻译的照片,但照片说明改为“作者在家中接待日本作家水上勉(一九八三年九月)”;还有我借横川健先生的相机拍摄的照片,照片说明改为“中岛健藏先生墓前:京子夫人、小林、作者、白土吾夫(一九八四年五月)”。

我还有两种《随想录》的线装本。一种是五卷一函,华夏出版社1993年11月25日出版,函封由冰心老人题签,花绫面、繁体、竖排,名为《巴金随想录》,巴老在扉页上写“陈喜儒同志 巴金 九五年十二月”。一种是《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一函五册,蓝绫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那时巴老已久卧病榻,不能写字,上海作家协会的徐钤、陈贤迪就替巴老盖上了巴老的图章和签名章。图章是红色的,签名章是黑色的,但签名章盖歪了,又重盖一次,所以扉页上有一枚图章和两枚签名章。

另外,巴老还送我一套《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994年出版),共二十六卷,其中第十六卷(1991年出版)是《随想录》。如果这也算一套的话,那么巴老一共送给我五套《随想集》。

查阅《随想录》时,我舍不得用这些签名本,怕弄坏、弄脏,所以买了一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随想录》合订本。因为经常使用,书已散页,又买了一本备用。

《随想录》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英、法、日、德、俄五种译本,其中日译本的出版时间最早。译者石上韶生于191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在共同通讯社当新闻记者。1955年,他随日本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当时,中国蒸蒸日上,百废俱兴,他很兴奋,产生了解中国的强烈欲望,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1967年退休后,他重新拾起中断已久的中文学习,想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出版物来了解中国。

1980年4月4日,石上韶听了巴老在朝日讲堂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但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巴老正在写《随想录》,只是想练练听力。巴老的真诚打动了他,他想:这是一个多么正直的人啊!别人都在控诉,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喊冤叫屈,而他却在解剖自己,割心上的肉,洗涤自己的灵魂!

一天,他在书店看见了《随想录》,买了一本,很快就读完了。他想:“这样好的书,我一个人读完就完了,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日本人懂中文的不多,我应该把它译成日文,但我只是个普通读者,出版的可能性很小,不过,给周围的亲友们看看也好啊!于是开始了翻译。”

1981年,筑摩书房同意出版石上韶的译作,石上韶给巴老写信,请巴老为《随想录》日译本作序。巴老在序言中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石上韶说:“从听巴金先生的讲演,到翻译他的作品,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诚实值得信赖的人,我愿意把心中的一切秘密都告诉他。在我的晚年遇到巴金先生,读他的书,译他的书,是我人生的莫大幸福。”

(原标题:读巴金《随想录》:他在割心上的肉,洗涤自己的灵魂)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陈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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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写了什么?让彭德怀读后感到“有些害怕”?

原题:巴金旧作: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彭德怀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这篇文章把我写的太大了,我有些害怕。”

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巴金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采访


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很高大和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消逝了。

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下了。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象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

我只看见眼前的这一个人,他镇静、安详,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

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客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

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昏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

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

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他进来了,我们的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

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很高大和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消逝了。

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下了。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象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

他开头就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吃苦耐劳。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了几十年,现在又遇着象美帝国主义这样残暴的敌人。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从朝鲜人民他又谈到美国的侵略军,他说:"过去我们看惯了日本兵的暴行,美国军队的残忍凶狠只有超过日本兵。所以朝鲜人是那样普遍地仇恨美国侵略军。现在美国侵略者居然不顾一切用起细菌武器和毒瓦斯武器来了。苏联科学家说:我们科学家用种种方法要扑灭鼠疫,消灭害人的细菌;美国侵略者反而在各处散布病菌,这真是丧失了人性。我们的战士说: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会让这些蚊子、苍蝇吓倒!"

他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他有点激动了,揭下军帽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头上的一些很短的白发。这些白发使我们记起他的年纪,记起他过去那许多光辉的战绩。我们更注意地望着他,好象要把他的一切都吸收进我们的眼底。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记笔记了,美术组的同志也忘了使用他们的画笔,为的是不愿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他又抓起帽子戴在头上,拿右手摸了摸嘴,然后把手放在膝上继续谈起来。他用关切的口气,用具体的例子谈到抗美援朝对祖国的关系;谈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对美国侵略军作战的经验;谈到几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分析帝国主义阵营中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阶级中间的矛盾;然后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前途。

我们记牢了他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兵法家孙子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相反地敌人始终对我们摸不清楚。敌人愿意跟我们谈判,是因为我们把他们打痛了。在谈判中间他们还不甘心,又发动秋季攻势,结果还是吃了亏,伤亡十二万人,才又谈起来。现在敌人是进退两难:要打,他们得不到胜利,没有出路;要和,大资本家的暴利又没有了,经济危机也要来了。我们却不然,和本来我们愿意的,我们就是为了和平才来作战的;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是越打越强!"

听着他的浅明的详细的反复的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

他的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这一切越是明显;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被他的话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

我只看见眼前的这一个人,他镇静、安详,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的是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跟士兵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渺小的。"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他一直从容地谈下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他都谈到了,他就这样生动、深刻而具体地给我们谈了三个钟头。他最后一次把左手从椅背上拿下,挺起腰来,结束了他的谈话。到了这时,我们才吐了一口气,注意到时间过得太快了。

接着他听见副司令员跟我们的讲话中,最后讲到"欢迎"两字,他在旁边接下去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是欢迎的!"这一句话使我们的心激动胜过千言万语,我们能够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的激动的心情呢?

志愿军政治部甘主任(甘泗淇)在谈话中对我们说:"彭司令员这句话里含有很深的感情啊!"甘主任又说:"人都有感情,战士的心是更热烈和伟大的,有的战士背着炸药把自己生命跟敌人战车同归于尽。他们是不简单的,他们是有深厚的感情的。牺牲自己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样的感情我们不应该让它埋没,我们有责任把它表扬出来,让祖国人民知道。"

甘主任是个爱发笑的人,可是这时候他的声音抖得厉害,他很激动,他也有深厚的感情。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是有感情的人,接触到这样伟大的心灵以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够交出个人的一切吗?

晚上,我们走出洞来,雪落得更大了。汽车把我们送回到宿舍的山脚下,我们冒雪上山,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这时雪花满天,冷气扑面,我埋头看山下只有一片白雪,没有一个人家漏出灯光。

夜并不深,北京时间不过九点光景,在祖国的城市里该是万家灯火的时候,孩子安宁地睡在床上,母亲静静地在灯下工作,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都甜蜜地休息了。是谁在这遥远的寒冷的国土上保卫着他们的和平生活呢?祖国的孩子们是知道的,祖国的母亲们是知道的,全中国的人民都是知道的。

祖国的孩子们的梦中的微笑,母亲们脸上的满足的表情,全国人民的幸福的笑容,就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他们的指挥员彭德怀将军的感激的表示。

(此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52年4月9日)

(照片来自网路,版权属原作者所有)

附录:

1952年3月,著名作家巴金带领一个创作组来到朝鲜战场采访。3月22日,在接见巴金等17位文艺工作者的过程中,彭德怀以他朴实的气质、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以及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同志。于是,巴金在25日晚上“一挥而就”写下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这篇文章。

第二天,巴金又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举行的欢迎“细菌战调查团”大会。在这次会上,彭德怀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巴金细心观察了整个会议过程,尤其是认真聆听了彭德怀精彩的演讲。晚上,结合这一天的新收获,巴金对所写文章进行了修改补充。

次日,巴金把文章交给创作组成员传阅,征求意见。经再次修改后,便将文章交给了新华社准备发表。

就在交出文章的第二天,巴金收到了彭德怀写来的一封信。原来,彭德怀在看到新华社转交他审阅的巴金文章原稿之后,觉得文章把他“写得太大了”,并对其中一句话,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实,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接到彭德怀的这封信后,巴金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修改后,那句话成了:“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

彭德怀自视“渺小”并“有些害怕”,是因为他时刻牢记并忠实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此谦虚谨慎之举,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热爱。

摘自《党史纵览》作者孟红2010年10月12日14:4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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