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搞定《郁达夫青烟读书笔记》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2 09:1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郁达夫《青烟》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分析到位且具有个人思考：
1. "深入理解《青烟》的内容与主旨：" "通读全文：" 这是基础。要完整、仔细地阅读《青烟》，把握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场景描写和整体氛围。 "抓住核心：" 思考《青烟》主要讲述了什么？它描绘了怎样的生活图景？核心情感是什么？（例如，是怀旧、是感伤、是对逝去时光的追忆、是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的感叹，还是对某种纯粹情感的向往？） "理解象征意义：" “青烟”本身可能就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什么？是迷茫、是希望、是回忆的缥缈、是难以捉摸的情感，还是某种理想的消散？需要结合文本进行解读。
2. "关注郁达夫的写作风格与特点：" "“郁达夫体”：" 注意文中是否体现了郁达夫标志性的抒情性、感伤性、直白坦率的自我暴露、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浓烈的江南地域色彩。 "语言特色：" 分析他的语言是朴素直白还是华丽优美？描写是细腻入微还是粗犷写意？如何通过语言来营造

这一生路过人间终要告别，不妨就此体验漂泊的滋味

文|李晓

旅馆，是我对某种生活状态的冥想，旅馆里曾经短暂寄托过我随身带的包裹，却长长漂浮着我在异乡风尘仆仆的微温气息。

白云游动中衬托得乳色般的天幕下，有一间旅馆安卧在林徽因住过的北总布三号院的四合院里，来看看它的模样，“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细瘦，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还有郁达夫住过的旅馆，在北方一座老城的巷子里，青砖灰楼，那楼是老木板，走在上面微晃颤动，恍若有时光的粉尘簌簌而落，在小旅馆的窗前有几枝峭立枝头的梅花在引颈张望，仿佛是在含羞偷看小旅馆里住的客人，那一夜，北方小城一直没停下的雨水把小旅馆的老墙浸泡得温润柔软，凌晨时分，郁达夫写完了《青烟》，地上散着兴奋过后的疲惫烟蒂。还有沈从文描写的湘西山脚旅馆，那些山夫力子一倒床就鼾声四起，与月光下银绸般延伸的山溪水声呼应着。

这些在时空中显影的旅馆，成为我对旧日时光里的牵挂与念想。我住在一个城市里，偶尔有灵魂出窍的陌生与疏离。七年前，我在这个城市养成了一个习惯，一个月里，我要选择同城的一家旅馆去住上几宿，我随身带的，就是一把剃须刀。因为每天早晨我就要刮胡子，说是胡子生长旺盛的男人，也是欲望重重的人。

我寄生的这个城市，我陪伴着它，已二十多年。我不能说我熟悉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街一巷，洞穿了它每一扇窗户下的秘密，但我在黑夜里几乎可以闭着眼睛穿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有很多亲切的大树，生长成我亲人的模样，我时常都要拥抱一下它们。有很多老馆子，成为我的个人食堂。当然也有消逝的老澡堂，冲洗过我一去不再的忧伤与污浊之身。

我有时觉得，这城市就是为我这一生量身定做。不过，这种想法也往往随气候和情绪而改变。比如有时在小城雾天里行走，望着雾中影影绰绰的人影，感觉自己是一个突然闯进来的异乡人。等大雾散去，我才梦游一般回到了城市。我对这个城市的感受，亲热而隔膜，热情而寡淡。

身在家中，我有时感觉也是住在旅馆的微微恍惚。有几次，我在马路上努力回想一些亲人的样子，却模糊了，他们似乎都在我的记忆里模糊的老胶卷一样不能清晰显影。我想把自己与家隔一条河流来重新打量。

这一生，路过人间，我也是打了几瓶酱油最终要告别的人，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就让我漂泊的感受再强烈一点。

自我养成了每月在同城旅馆居住几晚上的习惯后，我的一些生活方式回到了从前。比如住在旅馆里，我看电视连续剧会入迷，要是在家里，我会带着轻蔑的表情。我按时刷牙、洗澡，呼呼大睡。有时，我也在孤灯下，用手去摩挲着墙壁，无非是想留下我的印记与气息。有次我半夜起来，看见床头柜上居然有一行模糊小字：卢小妹儿、张三娃在此一住。是一对私奔的恋人、情侣，还是一对乡下进城卖了鸡鸭蔬菜不能赶回去的夫妻？

我住的那些旅馆，大多是寻常人家开的私人小旅店，这让我有一种身在古代的感觉：灯光昏暗，蒸笼里的肉包子冒着热气，一条狗吐出舌头……一旦在外居住，我提前就关了手机，免得受到吆喝，人为什么要在一起聚众吃吃喝喝？对自己清净的胃也太不尊重了。当我住在旅馆想家时，我会在半夜趿拉着拖鞋跌跌撞撞回家，我那时感到特幸福，我不是一个流浪的人，我是有家的。在家中，哪怕黑灯瞎火，我依然能找到牙膏牙刷、泡菜坛子、酱油、味精、老陈醋还有赵四送来的山胡椒面。

在那些旅馆里，我还结交了不少乡下人、小生意人、自称流浪艺术家的人、催款逃债的人……有一回，我居然碰到了一个每天坚持写一首诗的流浪诗人，他为我在小旅馆里朗诵了一首新鲜出炉的诗，喝着啤酒，啃着卤鸭肉，我们都热泪盈眶了。我早晨起来想同他道一声别，他却还在鼾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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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网络作家写党史25丨郁达夫：以笔作枪铸风骨 命陨南洋为救国

文/陈效平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是党执政兴国的根基与血脉。党史中有故事、有情怀、有事业、有品格、有信仰。在当前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中，我们更加需要从党史中汲取营养、打牢根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新时代如何讲好党史故事？在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杭州，党史研究部门携手网络作家共同参与红色故事传播，杭州党史故事惊艳了朋友圈。

陈效平，浙江宁波人，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浙江省民间文艺最高奖“映山红奖”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效平故事集《地球隧道》入选"中国百年百部故事经典"。

郁达夫故居

在杭州富阳区的富春路与市心路交汇处，有一所白墙黑瓦的小院，院中矗立着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小楼坐北朝南，显得古朴而又庄重。这便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郁达夫故居。

在故居的客堂，迎面有一幅郁达夫的画像。画像中的作家清瘦、儒雅，萧然独立，他那湿湿的眸子里满含着忧郁和感伤。这种忧郁、这种感伤，虽有作家自身的性格因素，但更多的是环境使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在弥漫的硝烟里，在兵戈抢攘中，敏感的郁达夫怎能不为之伤心、为之哀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曾这样评价：与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者相比，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诚如李欧梵所言，从外貌到气质，郁达夫都酷似歌德笔下的维特。

距郁达夫画像不远的陈列窗里，摆放着两张红彤彤的烈士证书，一张是1952年由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另一张是1983年由民政部颁发。两张烈士证书，是郁达夫放下悲观、摒弃颓唐，从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一步步走向抗日救亡运动，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光辉写照。

郁达夫故居场景

1、在内忧外患中哀叹

1922年秋，在茫茫的东海洋面上，一艘由横滨驶往上海的客轮正在风浪中颠簸前行。客轮的船舷旁站着个风姿秀朗神情忧郁的男青年，他凭栏远眺，目光始终凝望着大海彼岸。这个归心似箭的青年，就是阔别祖国九载，一直在日本求学的郁达夫。

和九年前那个默默无闻的青涩少年相比，此时的郁达夫已因发表小说集《沉沦》而声名鹊起。但是，在过去的九年里，他心心念念牵挂着的祖国依旧贫困落后、动荡不安。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本留学。和许多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少年郁达夫东渡扶桑，也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拯救落后的中国。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6年，他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1917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留学期间，郁达夫阅读了大量外国小说，尤以俄、德小说居多。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中）、成仿吾

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

1921年10月15日，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轰动国内文坛。一时洛阳纸贵，有人甚至从无锡、苏州连夜赶火车专程到上海来买这册薄薄的畅销书，还有人跟风定制了书中主人公所穿的香港布洋服。

然而，郁达夫并未陶醉于《沉沦》所带来的赫赫声名中，因为，他来日本求学的目的是通过学习振兴中华。

《沉沦》封面

留日期间，郁达夫时刻关心国内局势，他曾给长兄郁华去信：“欲整理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后来，他又在日记中慷慨立志：“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

郁达夫性情耿直，气节坚贞。有一回，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千人大会，当时日本赫赫有名的“宪政之神”尾崎行雄妄自尊大，在演讲中流露出讽刺中国的言辞。郁达夫听后突然起身，用流利的日语驳斥尾崎行雄的谬论，他态度磊落措辞得体，不仅博得全场掌声，更迫使尾崎行雄当场道歉。

从日本回国后，郁达夫看到的祖国仍然满目疮痍。他一边辗转各地教书，一边继续文学创作，用自己的小说表达心中的压抑与愤懑。

1922年至1923年，郁达夫创作了《血泪》《茑萝行》《青烟》《离散之前》等多部富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描写现代知识青年谋生的艰难。小说中，他总以落魄悲哀的“零余者”形象出现，一张贫血的脸，一颗敏感的心，“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的在寒风灰土里冷颤。”

1923年冬，迫于生计，郁达夫离沪赴京，前往北大教授统计学。他寄居长兄家，教学苦闷，工资微薄，加之与妻儿分居，心中备感孤寂。在小说《春风沉醉的夜晚》中，他第一次将情感视野伸向社会底层烟厂女工的艰苦生活，此后，又在小说《薄祭》中讲述了一位人力车夫的悲惨遭遇。

在北京任教时，见多了腐败黑暗，郁达夫只想逃离，1925年2月他动身去了武昌师范大学，但那里派系纷争严重，几个湖北学棍贿买学生，把学校当作升官发财的钱庄，他只觉“同这一种禽兽在一笼同事下去，一定会把我的人性也染成了兽色”。在一次会议上，郁达夫将那几人训斥了一顿，还写了篇通信把内幕给揭穿了。这么一来，郁达夫在武昌也呆不下去，只好继续漂泊，先后辗转于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从1922年到“九一八事变”，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郁达夫的叹息多于振奋，他像维特一样忧郁，为多灾多难的同胞和祖国深深感伤。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时期他结交了两位以思想进步著称的文坛巨匠——郭沫若和鲁迅。

早在1914年，郭沫若就与郁达夫相识、相交，两人在日本曾是同班同学，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

郁达夫牺牲后，郭沫若写过许多文字纪念这位挚友，对其写作为人给予高度评价：郁达夫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1923年2月17日，周作人设宴款待几位朋友，郁达夫在周氏兄弟寓所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5岁的鲁迅。一番交谈后，郁达夫觉得鲁迅很亲切，柔和的绍兴口音、爽朗的笑声，笑时眼角漾起几条细细的皱纹，十分可爱。此后，两人因讨论中国古代小说而熟悉起来。1928年，郁达夫和鲁迅合编《奔流》，从此开始亲密合作。

1930年代，鲁、郁两家在沪来往频繁，鲁迅那首著名的《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因着“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可见两人交谊甚笃。郁达夫对鲁迅推崇备至，曾题诗《赠鲁迅》：“醉眼蒙眬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五天后，郁达夫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怀鲁迅》一文。

郭沫若和鲁迅对郁达夫影响深刻，他最终脱离彷徨走向革命，这两位好友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2、在硝烟弥漫中奋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郁达夫的人生道路和创作轨迹同时发生了重大转折，深重的民族灾难像当头棒喝，驱散了“维特”略带颓废的忧郁和感伤。从那时起，郁达夫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写了许多义正辞严的文章，强烈谴责日本侵华。他用自己的文字做宣传，广泛发动群众，促进全民族抗战。

不久，郁达夫与鲁迅、茅盾等43位作家发表了《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作家支援中国抗日。

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他被公推为理事长。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会上周恩来和郭沫若相继发表演说，郁达夫被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期间，他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批准的美驻华武官史迪威。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答应史迪威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一份军事杂志上发表，引起美国政府和军方强烈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这次前线考察极大地鼓舞了郁达夫，回到武汉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1938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天，郁达夫连基本生活都没安排好就迫不及待地写下了《估敌》一文，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文章振奋人心，引发了强烈反响。

此时的郁达夫，身上再也没有往日颓废文人的摇摆不定，成了真正的抗日战士。1940年，国内文艺界同仁给他寄去四人联句诗，对其海外工作表示支持。“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孙师毅)。”

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郁达夫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文艺杂论，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支援抗日救国。这些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郁达夫的鼓动下，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还回国参加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

郁达夫很早就知道胡愈之是共产党员，对他十分信任。胡愈之他们关门开会时，郁达夫就在外面放哨。碰到棘手的大事或难题，他经常找胡愈之商量。

3、在热血飞溅中永生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乘坐一艘摩托舢板，流亡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他们在内地华侨的辅佐下，创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

由于郁达夫精通中文和日语，又学会了印尼语，日本人很快就盯上了他。不久，在鬼子的威逼下，郁达夫被迫充当日军翻译。

郁达夫当日本翻译期间，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华语，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机智地居间周旋，暗中救助并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曾见过陈嘉庚的筹服会委员到巴雅公务镇，气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听了这话，宪兵队长勃然大怒，将汉奸和两名筹服会委员痛骂一顿后拂袖而去。那三人莫名其妙，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知太君发的是哪门子脾气。这时，郁达夫用中国话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不要助纣为虐！”

还有一回，据叛徒告密，日本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结果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日本宪兵看不懂印尼文，就把名单交给郁达夫审查。郁达夫接过名单看了看，机智地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账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扬长而去。那“农民”以惊诧、感激的目光送走了这位不知姓名的日本翻译。

后来，郁达夫的种种“阳奉阴违”引起了日军警觉，开始对他进行监视。这时，郁达夫明白自己危在旦夕，随时可能丧生，所以在遗嘱上写道：“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郁达夫让当时在印尼逃难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张楚垠、王任叔、邵宗汉、高云揽等人赶快离开印尼。大家劝他一道走，他却明确表示：“我已被监视，逃不了了，索性不动声色，看时机再说，但是你们必须快走！”郁达夫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大家非常感动，正如郭沫若赞誉郁达夫的那样：“不惜自我卑践，以身喂虎！”

郁达夫曾这样给文人下定义：“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中共国外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因为汉奸告密，日军在投降前夕得知郁达夫并非旅居日本的侨商，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印尼的日本占领军惴惴不安，他们害怕郁达夫用他作家的生花妙笔向国际法庭控诉日军在印尼滥杀无辜、残暴作恶的罪行，并为审讯日本战犯作出有力的佐证，因此在仓皇溃退之际，日军用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将郁达夫秘密绑架并杀害。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坐在客厅与几位朋友聊天。八点左右，一个印尼青年匆匆走进郁家，把郁达夫叫走了。离开前，郁达夫对朋友们说有点事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当时他还穿着睡衣、木屐。谁知这一去，便从此“失踪”了。

后来，郁达夫的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荒野中，也有人说是被推下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这位伟大的作家年仅49岁。

在那个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黑暗的社会底色中，郁达夫是一个像维特一般感伤、苦闷的文艺青年。“九一八”的枪声和卢沟桥的烽火，让这个“中国的维特”彻底觉醒，他从呻吟中奋起，勇敢地走向了保家卫国的抗战。

胡愈之曾这样评价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烈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