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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9-03 03: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舒婷诗集的读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有深度、有见地且结构清晰:
1. "明确核心主题与中心思想:" "选择切入点:" 舒婷的诗集内容丰富,涉及爱情、理想、人生、自然、社会反思等多个方面。你需要先思考你最想表达什么?是对她诗歌中某个核心情感(如“爱”与“痛”的交织)、某种精神(如“朦胧诗”的特色、对真善美的追求)还是某部具体诗集(如《致橡树》、《双桅船》)有特别的感触? "确立中心论点:" 基于你的切入点,提炼出一个清晰、明确的中心思想或观点。例如:“舒婷诗歌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在时代变革中发出独特的女性声音,引发读者对爱与责任的深刻思考。” 这个中心论点将贯穿全文。
2. "深入理解诗歌内容与艺术特色:" "具体引用,而非泛泛而谈:" 不要只说“她的诗很有感情”或“她的诗很有哲理”。要选择你感受最深、最能支撑你观点的诗歌(或几句诗),进行具体的引用。例如:“在《致橡树》中,‘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并分析这句
日前,《女性五人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码字人书店联合在京主办了“女性·诗歌——从《女性五人诗》说开去”新书读者见面会。诗集精选了当代五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各异,立场相近,展现了当今女性立身当代的感受和思考。见面会上,《女性五人诗》作者翟永明、周瓒,诗歌评论家及诗人唐晓渡、西渡、张桃洲,青年作家、导演陈思安围绕《女性五人诗》对女性写作、女性文化及女性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敞开式探讨。
作为诗人,翟永明说她不太习惯用理论话语来阐释自己的想法,但是当谈到女性、女权这些话题,不能不先说到中国社会对女权二字的妖魔化。“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几篇文章。1984年,我写《黑夜的意识》,里面提到女性主义,没有提到女权主义,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女权主义理论,也没有女权主义的概念。我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谈性别问题。后来,我也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谈到对女权问题的看法。” 1994年,翟永明写了《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她说里面的确说过: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所以因此才谈到一种可能的“女性”的文学。翟永明强调,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谈到那一时期女性文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性别被区分成一种等级。在下文里,她说:“我却已倦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女人》之外,我的其余作品都失去了意义。”
上述文章里,包含了翟永明对性别认识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她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很难了解在80年代一个女诗人的写作会碰到多少问题:来自社会的、性别偏见的,包括来自男性话语权的各种各样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伊蕾当时写《独身女人的卧室》,现在一个女诗人写这样的题材,大家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就会觉得她是女流氓。基本上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待女诗人。那会儿批判女诗人,首先是从性方面来批判,说你是女流氓,作风不好。也许这种方式对女性的打击是最有效的。”
不过,从全世界范围看,翟永明认为中国女诗人的写作环境“还算不错”。翟永明曾和西班牙、日本、韩国女诗人讨论过女诗人、女性诗歌在本国的位置,得出的结论是,这跟女性在本国的整个文化地位、社会地位有关系。翟永明说:“欧美的女诗人,在性别平等方面地位比较高,所以她们的女性诗歌,位置比较高,生态也较丰富。说到日本诗歌,当时我的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翻译到日本,日本诗人朋友跟我讲:这首诗翻译成日语,不好对应,一个日本的女诗人,不太会写战争题材,整个社会也没有人认为她们应该写战争题材,战争是男性诗人去写的。跟韩国女诗人聊天,私下里她跟我讲:中国的女诗人发表和生存条件相对不错。在韩国,女诗人非常边缘化。”个中原因,翟永明认为,也许因为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古代就有很多女性诗人,虽然已经被遮蔽很严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古代女诗人的作品留存下来,所以中国有女性诗歌写作的传统;另外,中国社会“女性能顶半边天”的观念转变,虽然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但还是让中国的女性在思想方面有了一定自我意识的存在。
上世纪8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的不易,评论家唐晓渡也有很深的印象。据他回忆,1983年舒婷在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选中获奖,座谈会发言时,舒婷拿着话筒眼泪就下来了,她说,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么难?现在,女性诗歌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都已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现象级话题。在唐晓渡看来,女性诗歌是超越性别的,“难道男性没有受压抑的被边缘化的经验吗?所以我是说女性诗歌是超越性别的,之所以如此才能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同时女性诗歌又是带着女性特色的“革命”,一开始以个体方式发生,更以诗人的方式发生,“女性诗歌有一些很重要的特色,比如女性诗歌在崛起过程当中比较少有语言暴力,像朦胧诗,尤其是第三代诗歌,就伴随着大量的语言暴力”。
回到《女性五人诗》,作者之一周瓒说,她阅读这本诗集时也是一个普通读者,读其他四位诗人的作品,感觉她们的写作不但有延续性,还有自我突破,有阶段性,更重要的一点,她们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单纯的诗人,而是综合的,在写诗之外还进行其他门类的写作,比如小说、散文、传记文学、艺术评论,她自己也不单纯写诗,同时做文学评论。这些特点,让《女性五人诗》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选本。(金涛)
本报讯(记者 张恩杰)7月12日上午,由北京十月文学院、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主办的以“诗歌语言与时代精神生活”为主题的诗人评论家文学对谈活动上,自称有语言洁癖、以《致橡树》等知名的诗人舒婷,现场的文学创作者提问,谈到对口语诗的看法时称,“你只要写得好,你能打动你的读者,这就是好诗。口语诗看起来很日常,但是其实很有诗意,诗的意境在里面。”
当天上午,北京青年报记者在文学对谈活动现场看到,诗人舒婷外套着一件大红色的对襟针织衫、包裹着碎花连衣裙坐在讲台上,与于坚、陈仲义、树才、吕约等诗人、评论家一起围绕着“诗歌语言与时代精神生活”主题进行对谈。
如今诗歌普及到大众生活当中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语言方式来创作诗歌。“我认为诗歌可以是一个阳春白雪,但我也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诗歌非常有新意,也很有生活化,尤其是打工者写的诗歌也让我们非常感动。诗歌由此成为很多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间的一个桥梁和调色剂,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舒婷如此阐释说。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有一位文学创作者也表达了自己对语言的洁癖,对口语诗的反感。她还向舒婷提问,在诗歌创作中如何对待语言洁癖及对口语诗的看法。舒婷则回应称,她本人对语言的洁癖确实常常让她很痛苦。多年前有一位诗人叫刘祖慈,曾对她讲,“舒婷啊,你不要字字珠玑,这会累死你自己,也会累死读者。”这句话对舒婷的启示非常大,如果要求自己的作品字字珠玑,作品就没有张力了,诗的意象太紧密了。
舒婷还表示,这个也提醒她在后来写散文的时候,注意对语言的“松吐”,就跟人们种树松土一样,也要给语言松绑,更加地平实自然一些,才能打动人。
对于口语诗,在舒婷看来,这些年国内出现好多流派,打出好多旗帜,做了很多山头。撒娇派也好,口语诗也好,她认为无论什么诗,你只要写得好,你能打动你的读者,这就是好诗。“口语诗也是一种诗歌形式,看起来很日常,但是其实很有诗意,诗的意境在里面。”
摄影/本报记者 张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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